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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响的幻觉性也很大。那天晚上，火堆里埋了三颗手榴弹，刘书记的意思是要烧得它们爆炸，但火堆快要把最后一点红烬消失掉时它们还不炸。如果不是幻觉，那么，我们就慢慢地围上去了，每个人都小心翼翼，一边小步前进一边准备随时卧倒，其实，它们真想爆炸，我们根本来不及卧倒。
“黄头”很有些军事常识，他说手榴弹放到火里烧都不炸是不正常的，它们迟早会爆炸，我们每前进一步，就离着爆炸近一步。一般地说三颗手榴弹会同时爆炸，同时爆炸就会产生一声巨响。弹片有杀伤力，更大的杀伤力来自爆炸时产生的热气浪。它能隔着肚皮把你的肠子撕成香蕉那样长的一段一段又一段。
8我们坚信我们的真诚会使你感动，你会敞开你的门，放我们进去，让我们安慰你，我们决不会主动问你为什么要割掉自己的下体，鸡吃石头子儿自有鸡的道理，你自有你的道理。你必定是感到非割掉它不可了时才把它割掉的，我们打听到一个办法，可以让它再生出来。也不是我们打听到了什么办法，是失踪的“大金牙”不知从什么地方寄给我们一封信，他说吾惊悉“骡子”自己毁了自己，吾想他一定是一时激动，这太简单了，就像猫儿爬上树也必然能从树上爬下来一样。吾想只要“骡子”肯把他唱歌挣来的五十万块钱借给吾五万块，吾就还他一个男人身子，五万元买个金刚钻儿，不贵吧？说到这里还得补充几句：不是说“大金牙”发出去一批药吗，那批药被京都里一些人吃了，男人女人都吃，吃了后都想自杀，于是一级一级查下来，听说公安局夜里摸进村庄来逮捕“大金牙”，没逮着。他的药太峻烈了。我们真担心“骡子”花了五万元买来一根可怕的……
你皱着眉头对我们说：“滚！全都滚！”
“骡子”，我们好心好意来看你，没有一丁点儿恶意，为什么要我们滚呢？你走红运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去找你，你现在正倒霉，倒霉的人需要友谊是不是？
“你们根本理解不了我！”你满面红光地说，“我好得很！”
“就算你好得很，也该把你的烟拿出来，让老同学们过过瘾，那四层眼皮的女记者还把她的美国烟卷扔在炕上，让我们随便抽来着。”
你的脸阴沉起来。好，我们不提那女记者啦，她要是再敢到我们村里来刺探你的情报，我们就劁了她的蛋子儿。她说你跳到护城河里救上了一个小孩真有这事吗？
你摆摆手，把烟散给我们抽。
这恐怕又是幻觉的继续。
他说：你们不理解我，你们只理解肚子和牙。
他在门里，我们在门外，我们听到他的声音，如同一条小溪里的流水声：
……市精神病医院你们去过吗？你们去看过“小蟹子”吗？没有，我们没有时间去。她在县百货公司站柜台卖彩气球时“大金牙”见过她一面，“大金牙”说她胖得很厉害，一张大脸白白的，眼睛比她少年时小了许多，“大金牙”说她可能是浮肿。对对对，她原先是卖过磁带什么的，后来“大金牙”说她又去卖气球了。她一手攥着一把气球的线儿，头上飘着两大簇，五颜六色，嘭嘭地响。市精神病医院门前有一棵大槐树，槐树上有窝老鸹，见人到树下它们就呱呱地叫。你们猜不到我为什么要去看她。医生不让我进去，说她很狂躁，打人咬人什么的。后来我拿出了我的名片给医生，医生说：你就是那个唱歌的呀，你非要见她？那你赶快到街上去买两把气球儿，必须彩色的……
你的行为使我们恐惧（16）
我举着两把气球儿，像举着两把鲜花，走进了她的病房，她坐在椅子上，手捂着脸，正在那儿叽里咕噜的骂人。医生喊了一声，她把手从脸上拿下来，两眼凶光，好像要跟人拼命。但是她的眼立即柔和了，她看见了气球。她喃喃地，像个小孩子一样偎上来。给我……给我吧……我给了她，她举着气球跳起来……
现在，你们可以走了吧？
滚，都滚，不要惹我发火！
“耗子”神秘地对我们说，那天你们走了以后，我又回去了。我站在他的门外只敲了一下门，他就把门打开了。他一团和气，穿得整整齐齐，先让我喝了盅满口都香的茶，又让我抽美国烟。我仔细（当然是偷偷地）打量了一下他的那地方，鼓鼓臃臃的，并不像少点儿什么，那事儿怕又是造他的谣言。他对我说这次回来是体验生活，搜集民歌民谣，找了我们几次都找不到，他还说你们有意疏远他。他说你回去跟“黄头”他们说：“骡子”永远变不成马，唱歌的事儿本没有什么了不起，是个人就能。他说在外边混饭吃不能太老实，太老实了就要受欺负，他说回乡后可得老老实实，一就是一二就是二，骗子就怕老乡亲嘛！他问了好多好多事，他说压根儿就没见过“大金牙”，“大金牙”去京城那些日子，他正在日本国演出呢。他说他很想去看看“小蟹子”，只是不知道精神病医院在什么地方。他还说“鹭鸶”这家伙太过分了，怎么可以打老婆呢？“小蟹子”大概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女人了，可现在竟被他折腾疯了。
“耗子”说，我还问了他一些早年的事，譬如说摸“小蟹子”的胸脯的事儿，夜里捞羊的事儿。他有些伤感情地说：光阴似箭，转眼就是二十年啦。他说那纯粹是小孩子胡闹，根本算不上恋爱的，“鹭鸶”如果连这都不能原谅，那可实在太糟糕了。我是摸了她一下，她跑了，我可吓得没了脉，棍子一样戳在河堤上，只想跳河自杀。第二天上学时，我生怕她告诉了“狼”，“狼”要是知道了我敢摸女生的胸脯，非把我打死不可，她没有告诉“狼”，我心里感谢她，感谢极了。从此之后我再也不赶着羊追她了，也没有羊好赶啦，那只母羊掉到河里淹死了，那只公羊累瘫了。说到这里他和我都哈哈大笑起来。
“耗子”还说，他说他摸“小蟹子”时肯定被“鹭鸶”看到了，当时他就恍惚看到一个瘦长的影子在高粱地里晃动。他说他呆立在河堤上，不知过去了多少时间。爹娘的声音伴随着一盏红灯愈来愈近，一直逼到他的眼前。他不动，准备豁出皮肉挨揍了，奇怪的是那晚上爹和娘都变成了菩萨心肠，不打他也不骂他，只是轻轻地问他那只母羊哪里去了。他说母羊滚到河里去了。于是，爹和娘便脱外边的长衣服下河去捞羊，爹高举着红灯笼，生怕被水浸湿了，河水哗啦哗啦响着，爹和娘的身体被灯笼火照得朦朦胧胧，显得很大很大。突然听到娘说：摸到了摸到了！爹举着灯笼凑上去。突然又听到爹和娘的怪叫声———拖很长，灯笼掉在河里，随水漂去，爹和娘挣命般扑腾着爬着上岸来，浑身滚着水。黑暗中看不到他们的眼睛，但能感觉到他们在颤抖。爹扛起瘫在地上的公羊，娘拖着我，飞快地往回跑，直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直跑得爹与羊一样摔倒在地，才停止喘息。娘说：我的亲娘，吓煞我啦！我还以为是咱们的羊呢？谁知道竟是———爹低声说：“少说话，‘路边说话，草窠里有人’！”娘不敢吱声啦。
“耗子”说得满嘴白沫，我们也听累了。你别说了，既然他不嫌弃我们庄户人，咱们明儿个一块去看他吧。好！明儿去看他。
9“骡子”，“骡子”，开门吧，我们拍打着你的门板，我们呼唤着你的名字，你不开门也不回答，昨天“耗子”不是骗我们就是他产生了幻觉。我们很失望地往回走，太阳高升，空气清新，你应该出来走一走，现在田里的活儿不忙，我们愿意与你一起散步，看看我们的墨水河，看看我们的劳改农场新建成的飞碟式大楼。一群剃着光头、穿着蓝帆布工作服的囚犯们在大豆地里喷洒农药，风里有不难闻的马拉硫磷味道。劳改犯里藏龙卧虎，你还记得我们村那栋红色大粮仓吗？那是一个六十年代的老囚犯设计的。那时候我们经常跑到劳改农场的大片土地里去割牛草，一边割草一边看那些老老小小的犯人。警卫战士抱着马步枪骑在膘肥体壮的战马上，沿着田间小径来回巡逻。马上的战士很悠闲，马儿也很悠闲。战士嘬着嘴唇吹着响亮的口哨，马儿伸出嘴巴去啃小径上的草梢。我们最喜欢看女犯人。她们也都穿着一色的劳动布工作服，或锄地或割草或摘棉花。有一个女犯人特别好看，嗓子也好听。她们摘棉花时总要唱歌儿。碧蓝的天上游走着大团的白云，好多鸟儿尖声啼叫。也有战士骑着马在小径上巡逻，但他不吹口哨，他的马步枪大背着，他手里握着一根树条儿，无聊地抽打着棉花的被霜打红了的叶子，犯人们很欢乐，一边摘棉花一边唱歌。她们的歌声至今还在我们耳边上嗡嗡着，你在收音机里唱过她们唱过的歌。我们无论如何也要把你请出来，让你跟我们一起去看犯人干活去，犯人们在劳动时都高唱着你的歌曲。
从前有一个姑娘
在墨水河边徜徉
骑红马的战士爱上她
从脖子上摘下了马步枪
失踪好久的“大金牙”突然出现在我们的粉坊里。电灯的光芒把粉坊变得比汽灯时代更白亮。在电灯的光辉下，我们才明白那个四层眼皮记者所说的“汽灯比电灯还要亮”的话是骗我们玩的。“大金牙”好像从来就没逃跑过，他穿得更阔了，京腔更浓了，脚上的塑料雨靴换成了高腰牛皮靴。一进粉坊他就说：
“伙计们，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你的行为使我们恐惧（17）
然后他分给我们每人一张名片，每人一支香烟。他再也不脱鞋搓脚丫子泥了，他连坐都不坐，嫌脏啊，小子。他说：真正的好汉是打不倒的，打倒了他也要爬起来。谁是真正的好汉呢，“骡子’算一条！吾算一条！
他说他筹到一笔巨款，准备兴建一个比上次那个大十倍的工厂。这家新工厂除了继续生产特效避孕药之外，还要生产一种强种强国的新药。这种药要使男人像男人女人像女人。除了生产这种药之外，还要生产一种更加宝贵的药品，这种药虽说不能使人万寿无疆，但起码可使人活到三百五十岁左右。
当我们询问他是否见到“骡子”时，他说：见过，太见过了，在京城我们俩经常去酒馆喝酒。
我们一齐摇头。“大金牙”你过分啦，“骡子”回家乡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已经好久啦，你不是还写过一封信向他借钱吗？
“大金牙”脸上的惊愕无法伪装出来，他瞪着眼说：“你们说什么胡话？发烧烧出幻觉了吧？”
他逐个地摸着我们的额头，更加惊讶地说：“脑门儿凉森森的，你们谁也没有发烧呀！”
“老婆”说：“你摸摸自己发没发烧！”
“大金牙”说：“让我发烧比登天还难！”
该介绍一下“老婆”的由来了。“老婆”本名张可碧，现年三十八岁，男性，十五年前娶一女人为妻，生了一男一女，为计划生育，其妻于一九八四年去镇医院切除了子宫和卵巢。本来女性绝育手术只须结扎输卵管，但“老婆”的老婆的子宫和卵巢都生了瘤子，只得全部切除。为什么我们要把“老婆”这外号送给张可碧呢？只因张可碧父母生了六个女儿后才得到这个宝贝儿子，为了好养，所以可碧从小就穿花衣服，抹胭脂。父母不把他当男孩，他就跟着姐姐们学女孩的说话腔调，学女孩的表情、动作。等他长到和我们同学时，他的父母不准他穿花衣服了，但他的那套女人腔、女人步、女人屁股扭却无法改变了，所以我们就叫他“老婆”。
他的老婆切除了子宫卵巢后，嘴上长出了一些不黄不黑的胡子，嗓子变得不粗不细，走路大踏步，干活一溜风，三分像女七分像男。在这样的女人面前，“老婆”真成了他老婆的“老婆”了。
“大金牙”说：“骡子”富贵不忘乡亲，是个好样的，当然吾也不是一般人物，吾名气没他大，但脑袋里的化学知识比他多。我们被他给打懵了，听着他胡说，想着我们是不是真的去敲过“骡子”的门？“骡子”是不是真的回到家乡？
“大金牙”说：京城里有一家全世界最高级的红星大饭店，吾和“骡子”在那里边住屯三个月。一天多少房钱？不说也罢，说出来吓你们一跳两跳连三跳。
骡子“活得比我们要艰难得多！是啊，像他这样的人怎么会艰难呢？又有名，又有利，吃香的喝辣的，漂亮女人三五成群地跟着。吾原先也这么说。可是“骡子”说：“大金牙”老哥，你光看到狼吃肉没看狼受罪！名啊名，利啊利，女人啊女人！都是好东西也都是坏东西。就说名吧，成了名，名就压你，追你，听众就要求你一天唱一支新歌，不但要新而且要好。不新不好他们就哄你、骂你，对着你吹口哨，往你脸上扔臭袜子。还有那些同行们，他们恨不得你出门就被车撞死。还有那些音乐评论家们，他们要说你好能把你说得一身都是花，他们要说你坏能把你糊得全身都是屎……他说：我真想回家跟你们一起做粉条儿……
他真能回来吗？我们用眼睛问“大金牙”。
“大金牙”说：吾劝他千万别回来，宁在天子脚下吃谷糠，也不到荒村僻乡守米仓。他咕咚灌下去一盅酒，眼圈子通红，咬牙切齿地说：我不会回去的！我当年就是为了争口气才来这儿的。如果不成功，回去也无用。吾对他说：“‘骡子’，你已经够份了，何必那么好胜，能唱就唱，不能唱就干别的。”他又喝了一杯酒，狠狠地说：不！那天晚上他喝醉了，吐了我一身，你们看我这套纯羊毛西服上的污迹就是他吐的。我像拖死狗一样把他拖进房间，他躺在地板上打滚，一边打滚一边唱歌，那歌儿不好听，像驴叫一样。后来总算把他抚弄睡了，他在梦里还叨咕：金牙大哥……我还有一个绝招……等我……那些狗杂种瞧瞧……
他要干什么？我用眼睛问“大金牙”。
“大金牙”说：他千不该万不该得罪那个女记者。
女记者怎么啦？
“大金牙”说：他的票卖不出去了。他的磁带也卖不出去啦。现在走红的是一些比他古怪的人，嗓子越哑、越破、越走红……
这些都与我们没关系，我们只是想知道，他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割掉？我们用眼睛问“大金牙”。
“大金牙”说：你们别幻觉啦。
“老婆”说：俺是听俺老婆说他回来了。他那旧房子不是早由村里给他翻修好了吗？俺老婆说那天黑夜里起码有一排的人往他家搬东西，一箱箱的肉，一坛坛的酒，一袋袋的面，好像他要在里边往一辈子似的。过了几天，俺老婆说：你那个同学把那玩意儿自己割掉了。俺问她是怎么知道的，她说是听街上人说的。你们说这事可能是真的吗？
“大金牙”又跑到粉坊里来了。他说吾刚从“骡子”那里回来。“骡子”拿出最好的酒让吾喝，他说他这次回来之所以不见人，是为了训练一种新的发声方法。一旦这种发声方法成功了，中国的音乐就会翻开新的一页。他充满了信心。他还说呆些日子要亲自来粉坊看望大家。
他还对你说了些什么？我们用眼睛问“大金牙”。
你的行为使我们恐惧（18）
“大金牙”说：他还对吾说了汽车尾灯光芒的事。他说有一天夜晚，他独自在马路上徘徊，大雨哗啦啦，像天河漏了底儿。街上的水有膝盖那么深。所有的路灯都变成了黄黄的一点，公共汽车全停了，等车的人缩在车站的遮阳棚下颤抖。起初还有几个人撑着伞在雨中疾跑，后来连撑伞的人也没有了。他说他半闭着眼，漫无目的地在宽阔的马路中央走着，忽而左倾忽而右倾的雨的鞭子猛烈地抽打着他的身体，他说我的心脏在全身仅存的那拳头大小的温暖区域里疲乏地跳动，除此之外都凉透了，我亲切地感觉到眼球的冰凉，一点冷的感觉也没有，本来应该是震耳欲聋的雨打地上万物的轰鸣，变得又轻柔又遥远，像抚摸灵魂的音乐———什么叫“抚摸灵魂的音乐”呢？你这家伙———吾怎么能知道什么叫“抚摸灵魂的音乐”呢！吾要是知道了什么叫“抚摸灵魂的音乐”吾不也成了音乐家了吗！“大金牙”的叙述被我们打断，他显得有些心烦意乱。你们都是俗人，怎么能理解得了他的感情！吾只能理解他的感情的一半。他说他在雨中就那样走啊走啊，不知走了几个小时，突然，一辆乌黑的小轿车鬼鬼祟祟地迎面而来，它时走时停，像在收获后的红薯地里寻找食物的猪。它的鼻子伸得很长很长，嗅着大雨中的味道。他说他有点胆怯，便站在一棵粗大的梧桐树边不动。它身上迸溅着四散的水花，从他的面前驰过去，就是这时候，他看到汽车尾灯的光芒，它像一条红绸飘带在雨中飘啊飘啊，一直飘到他脸上。后来，他恍恍惚惚地感觉到那辆狡猾动物般的小轿车又驰了回来，在瓢泼大雨中它要寻找什么呢？雨中飞舞着红绸般的汽车尾灯的光芒，他说他如醉如痴。汽车在行进过程中，车门突然打开了，有一个通红的人影子在雨中一闪。汽车飞快地跑走了。他看到雨中卧着一个人。他犹豫了一阵，走上前弯腰察看，原来是长发凌乱的女人。他问她：你怎么了？她不回答。他再问：你病了吗？她不回答。他再问：你病了吗？她不回答。他伸手去拉她时，她却突然跃起来，用十个尖利的指爪，把他裤裆里那个“把柄”紧紧地抓住了。你们知道不知道被抓住了“把柄”的滋味？那可是难忍难熬。他说他昏过去了。等他醒来时，发现自己已被人剥得赤身裸体。如红绸飘带般的汽车尾灯的光芒在雨中继续飘动。只有雨，街上一个活物也没有，他说他光着屁股跑回家。站在门口他哆嗦着，衣服已被剥光，钥匙自然丢了，没等他想更多，眼前的门轻轻地开了，开门的人竟有点像那个在雨中梦一般出现又梦一般消失的女人。
10把六个淀粉团子做完后，夜已经很深了。作坊里的所有支架上都晾上了在电灯下呈现蛋青色的粉丝。我们感到非常累。“耗子”心情很好，从炕头柜里摸出了一包好茶叶，用暖壶里的水泡了，倒到两只大碗里大家轮流喝。村子里时有狗叫，声音黏黏糊糊的，催人犯困。“耗子”拨弄着他那个破收音机，收音机里沙沙响。“老婆”说：别拨弄了，城里人早就睡了。“耗子”说：你简直是个呆瓜，城里人睡得晚，果然收音机里有一阵阵的掌声和嗷嗷的喊叫声。有一个女人在收音机里说：亲爱的听众们，在今天的晚间节目里，我们将为您播放著名现代流行歌曲演唱家吕乐之音乐晚会的实况录音片断……
我们高高地竖起了我们的耳朵，听那女人说：吕乐之早在数年前就以他那充满乡土气息的民歌博得了广大听众的热烈欢迎，近年来，他发愤努力，艰苦训练，成功地将民歌演唱法和西洋花腔女高音唱法天衣无缝地融合在一起，创造出一种世界上从来没出现过的新唱法……他的演唱使近年来走红的流行歌手们相形见绌，他用自己的艰苦劳动和得天独厚的喉咙重新赢得了广大音乐爱好者的爱戴。世界著名的声乐大师帕瓦罗蒂听了吕乐之的演唱后，眼含着热泪对记者们说：这是人类世界里从没出现过的声音，这是抚摸灵魂的音乐……
在一阵阵的疯狂叫嚣中，他唱了起来。他的声音让我们头皮阵阵发麻，眼前出现幻影。他的声音不男不女，不阴不阳，跟“老婆”的切除了子宫和卵巢的老婆骂“老婆”的声音一模一样。
劳改农场那边又响起了也许是枪毙罪犯的枪声。我们是不是站在你家门前敲过门板呢？也许真是幻觉，即便在真幻觉里，我们也感到恐惧。
我的写作还能成长（1）
文无第一？摇武无第二
新京报：如果让你在获得“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时候，说一句最想说的话，感谢一个最想感谢的人，你会说什么呢？
莫言：最想说的就是“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这也是我父亲曾经对我说过好多遍的话。与这句话意义有关的就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这也是我父亲反复教导过我的。
在我的文学道路上，帮助过我、扶植过我、对我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人很多，我不好从中选出一个来。但我在心里，一直在念叨他们，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恩情和友谊，是支持我写作的重要力量。
新京报：你这些年来获得的大大小小的奖项，作为一个记者我已经无从统计了，获奖和你的写作之间形成一种什么关系？
莫言：尽管说了实话会显得很不近人情，但我还是要说，得奖和写作，真的没有什么关系。我的意思是说，一个作家，第一，不会也不应该把得奖当作自己写作的动力，第二，得奖并不会使他的小说变得好起来。已经写出来的小说不管得奖与否，是好是坏，已经无法改变。还没写出来的小说，甚至必须与得奖小说大唱反调，才会有价值。
黑色老树？摇抽出绿枝
新京报：这次的获奖作品《四十一炮》是你的第九部长篇，你说过在过去的作品里，了解你必须要读的是《丰乳肥臀》，《酒国》在形式的实验上做得比较成功，而《红树林》是没有找到感觉的作品，对2003年的这部《四十一炮》你自己是如何评价的？
莫言：让作者评价自己的作品，是一个残酷的问题。但我也不忍心不回答你。博尔赫斯说，写出来的作品，一旦发表了，就尽量把它忘记。我没有博尔赫斯那样彻底，所以对《四十一炮》还是有点印象。《四十一炮》是一部成长小说，这有两层含义，一层是说，这部小说写了一个“炮孩子”叙述自己的成长并在叙述中成长，第二层意思是说，这是我的写作成长过程中的一部作品。
这样说立即就面临着被讽刺挖苦的危险，一个写了二十多年的人，他的写作还可能成长吗？一个年近五十的人还可能成长吗？这是多么荒诞和无知啊！我也看到过一个年轻人写的文章，题目叫做“莫言老树抽新枝”。他的文章是在讽刺我老不知趣，但我看了这个题目大为感动。我马上联想到了意象派诗人庞德那首著名的《地铁车站》：“人群中出现的那些脸庞：潮湿黝黑树枝上的花瓣”。可以模仿着写一首《莫言新作》：“嘈杂吵嚷的《四十一炮》：黑色老树上抽出的绿枝。”———这个评价可是够高的了，自己夸奖自己，有时候也很必要。
新京报：你认为自己的写作一直在成长，而且再成长的可能性还非常大。
莫言：我给你讲一个真实的事件。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我们村子里一户人家，儿子被炮打死了，儿媳也因病去世，撇下一个男婴。姥姥把这个男婴抱去抚养，最后，这个老妇人的乳房竟然又神奇地恢复了分泌乳汁的功能。山东籍作家冯德英的小说《苦菜花》里有这样的情节，马尔克斯也讲过类似的故事。本来我在写《丰乳肥臀》时要使用这个情节，因为别人用过了，只好放弃。可见，这种违反事物发展规律的情形，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存在的。所以，我说我的写作还有可能成长，就不完全是在说梦话。
肉是象征？摇又是食物
新京报：“四十一炮”是这部小说章节的划分方法，在小说的结尾主人公罗小通又用四十一颗炮弹炸死了老兰，四十一这个数字的用意何在？“炮”的意思是什么？
莫言：《四十一炮》的章节划分，现在看来，有人为的痕迹，这里边有巧合，也有削足适履。小说中过分精巧的结构，其实有技巧至上的塑料气味弥漫其间。司马迁说“大盗不动干戈”，巴金说“文学的最高技巧是没有技巧”，这是值得我检讨和反思的。
至于“炮”，可以简单地解释为“吹”，或者是“侃”，“少年侃”，大概有三分之一的小说可以归类到“少年侃”里，样板是那部《麦田守望者》。我唯一可以沾沾自喜的是《四十一炮》的叙事是在虚与实两个层面上穿梭游弋，而《麦田守望者》始终固守在现实的层面上。
新京报：在《四十一炮》里，你通篇描写了主人公罗小通对肉的迷恋，我想在这部小说里肉不仅仅是肉，那么“肉”是什么呢？
莫言：肉是肉，也不是肉。肉和灵，是互相依存又相互排斥的对立统一。肉又是欲望，是人的本能，但精神的升华总是建立在本能和欲望的基础上。肉是象征，又是食物。我在写的时候，只是感到这个“肉”是一个丰富的意象，至于其中的内涵，那就不需要我来解释，我的解释，实际上是为自己画地为牢的愚蠢举动。
我的写作还能成长（2）
新京报：在这部作品里你选择了罗小通这样一个孩子的视角来讲故事，你小说好像经常从孩子的视角来讲故事，为什么选用这样的叙事方法？
莫言：说句投机取巧的话：不是我选择了这个视角，而是这个视角选择了我。
“煞有介事”区别时尚
新京报：以前说到《檀香刑》的语言选用了可以朗诵的口语的方式，而在谈到《四十一炮》这部小说的语言的时候，你使用了“煞有介事”，是什么意思？
莫言：涉及小说的声音，这问题很复杂，我曾经想过书面语和口语的关系，也曾经看到过上海一个评论家探讨这个问题的文章，但最终是触到语言、意识、思维、思维材料等许多非常专业的概念的墙壁上而懵头转向。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曾经听过一部在广播电台连播的小说，感到非常好，但把这部小说买来阅读时，感觉非常差。也就是说，播音员的声音，可以给一部平庸小说增添许多光彩。但有些在文本上看很好的小说，未必适合朗诵。我写《檀香刑》时使用了大量的口语和韵文，其意是想和当下时尚的那种翻译小说腔调区别开来，是想用自己的腔调说话，并不是要让电台去连播。
至于《四十一炮》中叙事主人公的腔调，那就是一种炮腔炮调。其实，故事的讲述者，都是“煞有介事”。你不“煞有介事”，如何打动读者？
《丰乳肥臀》？摇清算人生
新京报：在你的作品里最有争议的恐怕是《丰乳肥臀》了，但是你多次谈到它是你最重要的作品，为什么这么看重这部作品？
莫言：这部小说，我之所以看重，主要是因为，我的小说，大概可以分为两条路线，一是《十三步》《酒国》这条路线，技术至上，超现实的成分很多，将社会性的内容深藏其中。另外一条路线，就是《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这样的小说，注重地域、环境、历史、家族、命运等比较传统的小说因素。
《丰乳肥臀》是沿着《红高粱家族》路线发展下来的那种小说的一个总结，这里边有比较多的我的人生体验和故乡、家族等原始素材，是对自己进行清算的一种写作方式。
新京报：《丰乳肥臀》出版以后，遭到很多强烈的批评，可能是因为很多人没有看懂你要表达的东西？据说，最近又新出了增订本，你作了哪些修订？
莫言：至于别人是否看懂，那是别人的原因。写作过程，其实就是《诗经》上说的“嘤其鸣兮，求其友声”的过程。《红楼梦》比《丰乳肥臀》好九千九百九十九倍多，但我十几岁时，根本看不进去。比起《三国演义》《水浒传》《封神演义》，对于一个野孩子来说，《红楼梦》那是太不好看了。
《丰乳肥臀》修订本，主要是把过分累赘的地方作了删改，语言上作了加工，章节上重新划分。
残酷作家？摇温柔欲死
新京报：很多人评论你的小说写得过于残酷，像《檀香刑》我确实只翻了几页，就不敢看了。
莫言：我知道你根本就没看过《檀香刑》，你是人云亦云。因为，《檀香刑》中被人认为是“残酷”的那些描写，是到了书的二百多页之后才出现的。“记者从来不看书”，你们看不过来，这可以理解。而不看书又要评书论书，这是你们的职业需要，也可以理解。
这是半开玩笑的话，你不要认真。但你发表时不要删去这段，因为这很好玩，是我作为被采访者的一次温柔的反抗。我们这些作家，被你们这些记者，像橡皮泥一样，捏了几十年，好不容易鼓起勇气，说几句反驳的话，希望你们也有点雅量，不要删改。
新京报：我是当代小说忠实的读者，你的小说我当时确实翻了，但我确实没有看下去，就是觉得语言很嘈杂，还有就是觉得太残酷，看了会很长时间心里不舒服。
莫言：那让你来采访我，真是难为你了。
接着说，我们家乡有句老话，叫做“猫头鹰报喜—————坏了名头”，意思是说，即便猫头鹰报告的是喜事，人们还是不喜欢它。也有人说，“一次为盗，终身是贼”。我写了几个残酷情节，就成了残酷作家，你没看到我小说中那些温柔得要死的情节吗？
从人性的角度讲，每个人，其实都是受刑者、观刑者、施刑者三位一体。我相信当年在菜市口处决戊戌六君子时，那观刑的人山人海中，大多是可以用善良来定义的百姓。但那些刽子手之所以要那样夸张地表演，就是为了满足这些善良的看客的需要。而那些受刑人，之所以能够那样慷慨悲歌，视死如归，其中也有为了看客而表演的成分。这样，受刑者、观刑者、施刑者，就是一种合谋的关系。
我这样写，是希望人能认识自己。回家问问你爸爸，让他给你讲讲“文化大革命”时，有多少善良的百姓，变成了残酷的帮凶。当然，在受刑者、观刑者、施刑者背后，还站着一个集团，这些人，是受刑者、观刑者、施刑者共同的主人。
我的写作还能成长（3）
新京报：有一位作家说，我们总是书写人性，认为存在就是合理的，但是我们的小说里是不是应该有人性的理想，对这个观点你怎么看？
莫言：我的小说中，当然也写了理想和希望，《檀香刑》中，所有的人都死了，但我让那个身怀六甲的孙眉娘活了下来，这难道还不是理想和希望吗？我曾经在小说结尾处写上过“让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这样的理想之歌，可惜让编辑删去了。真是遗憾，他们的武断，毁了我理想主义作家的名声。
城市局限？摇怕谈思想
新京报：你所有的作品几乎都涉及了你的故乡山东高密，你觉得在你的写作中故乡是什么？对于你的写作这个资源是无限的吗？
莫言：现实中的山东高密，和我小说中的山东高密，基本上不是一个地方了。至于写作中的故乡，实际上是关于故乡的记忆，而不断地回忆自己的记忆的过程，就是创造故乡的过程。
至于所谓资源，好有一比：假如故乡是一片树林，而树上的鸟是资源，那么，总会有鸟飞来飞去。今天飞来西伯利亚的天鹅，明天也许飞来马来半岛的金丝燕，当然也允许东京的乌鸦前来筑巢。
新京报：你是否想过题材上的突破，比如你已经来北京这么多年，你是否能够关注城市人的焦虑和困境？
莫言：我生活在北京，从户籍管理的角度来看，也算北京市民。但我内心里不敢把自己当成北京人。城市人的焦虑和困境，我大概地知道一些，但我并没有去研究，这是我的局限。
新京报：你谈到过自己很怕谈思想，思想很可怕，你觉得一个作家可以不靠思想来写作吗？
莫言：看起来今后我应该改变说话的方式，不应该使用这种反讽的腔调。一个作家，不可能没有思想。连智力障碍者也有自己的思想，连大猩猩都有自己的思想。我怕谈思想，一是怕那种向组织汇报的所谓“思想”，二是怕在小说中说教，或者在文章中冒充思想者把许多简单问题复杂化。
真正有用的思想其实都是从生活中抽象出来的大实话。孔夫子算不算有思想的？但一部《论语》，里边全是大实话，根本没有故弄玄虚。我看了某些所谓的“思想者”的文章，感到他们实在是欺负读者，他们不喜欢说通俗的话，他们从来不把狗屎说成是狗屎，非要说成是“狗，也就是dog的排泄物”，这很优雅，但多么麻烦。
另外，我不喜欢看那些摆出一副“思想者”姿态的人，一摆姿态，立刻露馅。“思想者”是罗丹的著名雕塑，安放在一个露天的公园里，背对着马路。从前面看这件雕塑，那是“思想”的姿态，但从后边看，那就是一副“刚刚完成了一个排泄排泄物的过程而寻找揩拭物”的姿态。———这是一个在法国开旅游公司的中国小导游说的，尽管我们给予了他很猛烈的文化抵抗，但回头一看，也只好无奈地承认，那姿态也真是挺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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