ㄐ拚富贡匦氲玫矫拦?0个州中四分之三的州即38个州的批准，才能最终成为宪法的一部分。但是到1978年为止，这项修正案只得到35个州的批准，为此，国会不得不将批准的限期从原来的1979年延长到1982年，但到1982年6月30日为止，支持此修正案的州仍然只有35个，因此这项修正案只得被废弃。尽管如此，美国女性争取平等权利的运动从未止息。在美国总统竞选期间，两党的候选人都曾对此项修正案发表看法。虽然通过“平等权利修正案”阻力很大，女界还会继续斗争下去。 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所关注的焦点问题还有：将性别定义为一个基本问题；精英管理与女性的理性能力；平等教育权；同等经济权；平等公民权和政治权；生育权；堕胎；社会服务：危机咨询，庇护所，乱伦救助，强奸咨询等。 2、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代表人物 早期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沃尔斯通克拉夫特（mary ill）。 沃斯通克拉夫特是早期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最主要的代表人物。她的代表作是《为女权辩护》。在这部名著中，她批判了卢梭的女性观。卢梭的女性观认为：男女两性的特质和能力是不同的，这种生理上的差别决定了两性在社会中扮演不同的角色——男人成为公民；女人成为妻子和母亲。卢梭曾武断地说，女孩不喜欢学习读书和写字，但却喜欢学习缝纫，所以应当训练男孩有理性的公民意识，同时训练女孩如何取悦男性，为他们生儿育女。沃斯通克拉夫特激烈地批判了这种性别观念，她的主要观点是：首先，否认女性在理性和理智方面的能力低于男性；其次，提倡男女两性受同等的理性教育；再次，她认为，男女两性的道德水准是相同的，都可以对品德做出自由的理性的选择；最后，她明确提出，两性的价值平等必然会导致两性的权利平等。她认为，理性是公民资格的基础，理性包含着克服或控制爱情与热情的能力。虽然她承认女性的性存在，但却坚决认为，同爱情一样，女性的性欲也必须服从于理性，因此，女性的结婚和生育必须建立在理性的选择之上。 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是穆勒。穆勒在其名著《女性的屈从地位》中全面地阐述了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观点。在19世纪中叶，穆勒是唯一一位讨论过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原则的主要政治哲学家。他的名著《女性的屈从地位》在1869年出版时，曾引起许多人的敌意和嘲笑，他的出版商为此蒙受了巨大损失，但是这部著作还是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他在这部著作中阐述了这样一个观点：应当将启蒙主义用于女性，这种启蒙主义认为，一种体制唯一的存在理由在于符合理性。女性的屈从地位是早期历史野蛮时代的产物，是一群人强迫另一群人的结果，远非一种自然的秩序，只是因为人们对此早已习以为常，它才被当作了自然的秩序。他当时提出的一个著名论断是，“一个性别从属于另一性别是错误的。”（转引自kourany； 261） 他认为，女性的能力看上去确实低于男性，但这是长期的社会压迫和错误教育的结果，是压抑一方激励另一方的结果。 当代的女性主义者对穆勒的功绩不能忘怀，但对他的一些观点也并非全盘接受。比如他有一个相当本质主义的观点，认为女人的思维模式更倾向于直觉，更现实，而男人的思维模式则更宽阔宏大。尽管他说女人的直觉现实的思维模式对男性会有助益，他这种概括本身还是受到了抨击。此外，穆勒虽然主张男女两性在政治、教育和就业上的平等，当仍坚持认为男女在社会上应有不同的角色，这种社会角色的区分与公私两大领域划分的观点十分接近。批评穆勒的人一方面认为他没有遵循自由主义原则，在所有的问题上得到符合这一原则的逻辑结论；另一方面，他们认为自由主义原则本身也有局限性。 早期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在美国的代表人物是斯坦顿 （cady stanton），她当时提出的主要要求是，将自由共和主义的原则适用于女性。她有意模仿独立宣言的“人生而平等”的句式指出，所有的男人和女人都是生而平等的，反对在道德上的男女双重标准。但是，她忽视阶级与种族问题，甚至发表过“白种女人比前奴隶更有选举资格”这样的言论。斯坦顿还流露过女性比男性优越的思想，但她的观点基本上还保留在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范畴之内。 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在女性运动第二波中的代表是波伏瓦。波伏瓦在《第二性》中指出：男性将他自己定义为“自我”，将女性定义为“他者”。女性不仅与男人不同，而且低于男性。虽然压迫是结构性的（如经济歧视），但是反抗是个人性的。女性无法逃避“女人性”以及在男权社会中女性的地位。波伏瓦提出了“三步策略”：第一步：一定要工作，即使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作是受剥削受压迫；第二步：一定要有知识，包括思想，观察和定义；第三步：争取社会的社会主义变革，这一变革将对主体与客体、自我与他者的冲突有所帮助。（ollenburger； et al。； 25）
一、自由主义女性主义（3）
1963年，弗里丹在其代表作《女性的神话》中提出那个“无名的问题”，即中产阶级女性在家庭主妇的“幸福”生活中所共同感受到的那个烦恼的问题。她是美国全国女性组织的创建人和主要领导人，该组织的主要成员都是中产阶级女性。她们的观点大都属于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流派。 多年之后，在《非常女人》一书中，弗里丹又提出“第二阶段”的问题。她提出这一问题的出发点在于：女性在走出家庭之后虽然社会地位提高了，有事业可做了，但是她们又面临新的问题：在选择是否要孩子时，在追求事业的成功时，她们感觉到冲突、恐惧和无奈，以及与此有关的具体问题。（弗里丹，2000年，第29页） 弗里丹提出的两阶段论是指：第一阶段：走出家庭；第二阶段：在男女真正平等的基础上重塑我们的制度，以使我们能够生活在对生活和爱的新的肯定之中，能够选择要孩子。（弗里丹，2000年，第37页） 弗里丹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女性运动不愿意着手处理家庭问题。美国早期女性主义者大多是反对婚姻和家庭的单身女性，有的虽然结了婚，却没有要孩子。现代女性主义者的大众化形象，要么是一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地攻击男人的事业型“女强人”，要么是一个年轻的“解放女士”，反对婚姻，反对生孩子做母亲，反对家庭，反对男女私谊，抨击过去女人取悦男人、吸引男人的所有特性。她们推崇反对男人的亚马逊女战士形象，例如一个题名为“摧毁男人协会”的女性组织公然宣称“所有的已婚女性都是妓女”。她们宣称，除非彻底消除家庭，除非女性抛弃为母之道，不与男人性交，否则女性永远不能得到解放。让婴儿在试管中孕育，把男人与女人间的所有关系以及男人与国家的军事和经济掠夺间的关系，简丹地概括为“强奸”二字。弗里丹认为，“个人问题就是政治问题”这一口号指的是：不要刮你的腿毛和腋毛，拒不上美容院或用化妆品，不让男人为你付餐馆的帐单或为你开门，不给他做早餐或晚餐，不洗他的袜子。弗里丹是不赞成这样过激的主张的，她明确地说：“反对男人、反对家庭、焚烧胸罩的‘女性解放论者’……可那不是我的意思，根本不是。”（弗里丹，2000年，第38…44页） 弗里丹批评激进女性主义者在女人反对男人的情绪中犯了一个错误：过于生搬硬套阶级斗争、种族压迫那一套。把早期针对“白鬼”或“老板工贼”的怨恨转向针对男人，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发起一场新的革命事业，捣毁作为所有压迫的根源的“男权制的核心家庭”。（弗里丹，2000年，第47页） 在选美问题上，弗里丹一开始是反对选美的，现在，在她所宣称已经到来的“第二阶段”，她的观点已经改变。她说，女性运动开始时宣布反对美国小姐选美赛，是因为它象征着一种对女性普遍意义上的蔑视，把她们不当作人看，仿佛她们只不过是三围的尺寸——36…24…36（英寸）。但现在，既然女性已经能够觉得自己是个人，并能像人一样进入社会，被当作人来看待和对待，那么她们就可以选择喜欢变得更加美丽。（弗里丹，2000年，第61页） 总之，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在许多问题上属于温和派，稳健派，远不如激进女性主义那么极端激烈。 3、对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批评 对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批评集中在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不承认非性别形式的其他种类的压迫，尤其不承认阶级压迫的存在。因此有人批评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女性主义的基本要求是争得与资产阶级男性的平等权利，虽然她也批评过等级制度和导致贫困的财产继承制度。此外，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平等理论忽略了黑人、少数民族和其他边缘的无权群体的状况。 第二，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未能在工作和政治领域争得两性平等，甚至在法律方面的平等也没有完全争得。 第三，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只是一般自由主义原则的简单扩张，没有对它做什么修正；而自由主义原则本身就有问题，对女性主义是不适用的。自由主义原则的最根本错误在于它对国家作用的理解是错误的，以为所谓多元政治真是所有利益集团都有同等机会接近政治权力的一种机制，其实不然。 第四，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两性平等要求忽略了性别社会角色的差异，忽略了两性的生理区别。例如在子女抚养权方面就不能仅仅要求与男性平等，还要考虑到儿童的需要与女性的福利。 第五，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坚持忽视性别式的 （sex blind） 立法，而这种立法忽视了男女两性的生理差别，对这个性别社会的社会现实视而不见。 第六，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人性观视个人基本上是理性的、独立的、竞争的和自治的存在，忽视了人类社会的抚育、合作和相互支持的性质。而如果对人性的理解不完整，就不能理解人们的动机和行为，就不可能有恰当可行的政治策略。 第七，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仍旧以男性的规范为标准，要求女人变得和男人一样，忽略了女性品质所特有的价值。虽然女人可以通过其他的角色来实现自我，但是不可以忽视生殖与家内需要的重要性。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没有解答公领域与私领域两分的问题。
一、自由主义女性主义（4）
第八，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认为女性解放要靠每个人的个人努力，忽略了女性群体所处的不利地位，忽略了集体行动的必要性。 第九，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向权力的分工挑战，但未向权力的性别概念挑战；客观上维护了既存的权力机制。 第十，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理性观念仍然是男性观念，所谓客观性和普遍性只是有限的男性实践的结果。而由于这种理性观念和客观性观念忽略了人类中另一半人的实践，知识就是不完整的。理性的观念绝不是一个性别中立的观念，因为理性的定义就是克服了自然情感和特殊性之后所得到的判断，而自然情感和特殊性一向被定义为女性的特征。按照这一逻辑，所谓理性判断就是克服了女性的偏差之后所得到的判断，这是女性主义绝对不能接受的。
二、激进女性主义（1）
1、激进女性主义关于男权制的理论 激进女性主义于1960年代出现，它来自新左派，又脱离了新左派。由于新左派中的女性成员不满新左派社会主义者和民权团体对她们的态度，发起成立了强烈认同当代女性运动的一个派别。她们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并不是男权制的唯一源头，在所有的经济制度下，女性地位都是低下的，站
二、激进女性主义（2）
激进女性主义将其理论重心放在男性针对女性的暴力行为以及男性对女性在性和生育领域的控制上；它视男性群体为压迫女性的群体，要在一个男性中心的社会争取女性的中心地位。这一理论的极端形式是攻击异性恋、性暴力和淫秽色情品的制造与销售。它认为，女性受压迫的基本根源是男性对女性身体的统治，这种统治是通过两种途径来实现的，一是通过意识形态途径，其中包括淫秽色情品的制售，贬低女性的思维定式，性别主义的幽默玩笑等；二是通过实践的途径，其中包括男性中心的婚姻和财产法，剥夺女性的生育权利，性暴力等。 基于上述观点，激进女性主义致力于下列工作：为被强奸女性设立救助中心；为受暴女性提供庇护所。她们最活跃的方面在和平、生态、生育权利、反对淫秽色情品以及同性恋权利运动等。她们为运动所制定的目标是：摧毁男性对女性的统治机制，代之以赋权机制 （systems of empowerment）。 对于激进女性主义所提出的男权制这一理论，女性主义者当中有许多不同的看法，虽然有人认为用这一理论来分析压迫女性的机制是有效的，但也有人认为它太过宽泛，太过概括，还有人认为它太受特殊社会条件的限制，不如用“性…性别体系”（sex…gender system） 这一概念来取代它。有的批评指出：这一理论是描述性的，而不是分析性的，它不能解释男权的起源，因此难以提供结束男权统治的策略；它建立在“男人是敌人”这一错误的判断之上，所以只能在女同性恋分离主义者当中引起共鸣，不能吸引到广大女性的认同；这一理论是非历史的，建立在错误的普遍适用假设之上，它只反映了白人中产阶级女性的经验，没有考虑到工人阶级女性、黑人女性和第三世界女性的情况；按照这一理论的逻辑，在男人数世纪的错误统治之下，女人所扮演的只是被动受害者的角色，而不是历史和未来的共同创造者。对激进女性主义的另一种批评来自后现代女性主义，认为它把男女两性的两分状态固定化了，把男权制的压迫和禁制当作一个静态的概念来看待。 哈特曼 （heidi hartmann） 的著名文章《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的不幸结合》曾在70年代广为流传。她既批评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性别盲点，也批评了激进女性主义的阶级盲点，从男性在家庭内外控制女性劳动力的角度重新定义了男权制这一范畴。她把资本主义和男权制看作相互依赖、相互强化的两个制度，并认为，女性解放就是要把这两种制度都消灭。（贾格尔等，1989年） 2、激进女性主义对女性作为一个阶级的强调 激进女性主义的主张是：女性是一个阶级，男性是另一个阶级。她们激烈而鲜明地反对男权制社会，通过宣传示威活动，建立女性空间和女性文化。她们的基本观点是：个人问题就是政治问题，即个人经济上的不平等地位不是个人原因，是社会不公；以男权制为根源的阶级压迫；对男权制的心理学、生理学解释；男女有本质不同；社会必须彻底改变；等级制必须消灭。 激进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是被压迫阶级，并称现行的社会体制是性阶级体制 （sex class system）；男女不平等是由性别所造成的，消除不平等的方式就是要破坏性别角色的分工。一些激进女性主义者甚至将女性的低下地位归咎于生理结构，认为女性的身体是自然界的畸形创造，这一生理结构导致女性以为自己应当去做那些屈从于男性统治的事情，诸如生育、带孩子、性交等；既然并不仅仅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女性才受压迫，而是在任何经济制度中都可能发生压迫女性的现象，那么女性受压迫的原因就不是由阶级原因，而是由生理原因导致的，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女性的生育；只有通过诸如避孕技术、试管婴儿、人工授精及无性繁殖这类科学技术的进步把女性从生育这一压迫她们的生理功能下解放出来，女性的处境才会有实质性的改善；只要两性的区分在生理上和社会上还继续存在，女性的处境就不会有实质性的改善。她们认为，要想铲除这一性阶级体制，必须首先铲除其生理基础；只有想办法消除使女性处于屈从地位的生理差异，使男女之间的生理差异不再有意义，才能进而消除男女之间的不平等和性别歧视。 费尔斯通 （shulamith firestone） 是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她的代表作《性的辩证法》被誉为对女性受压迫进行系统分析并解释其根源的最早尝试之一。她在这部著作中表达的一种观点十分引人注目：通常，女性主义者总是否定女性的依从地位有其生物学的基础，可费尔斯通却认为，女性依从地位的根源在于人类生物学的某些永存的事实，那就是：婴儿的成熟期很长，这便决定了婴儿要有很长一段时间依赖于成人，特别是要依赖母奶才能生存；与此同时，生育使女性的体质变弱，使她们要依靠男人才能生存。由这一逻辑推衍下去，费尔斯通得到了如下的结论：女性解放要靠“生物革命”和与此有关的一系列技术进步，这一革命不仅要使婴儿的养育脱离人奶，而且要使生育过程脱离子宫，这样才能真正消除女性对男人的体力的依赖，而这一依赖恰恰是女性依从地位的生理基础。（贾格尔等，1989年） 人类学研究发现，在澳大利亚的土著居民、非洲游牧民族和爱斯基摩人以及其他狩猎民族中，造成男性统治的原因不能仅仅用与外界的阶级社会接触来解释，而要由其自身发展的过程及致使女性地位低下的生理原因来解释。除了前述费尔斯通的解释，即男权制产生的原因是原始人的后代对母亲的依附，以及母亲依附于在她生产和哺乳时供养她的男人这一基本事实之外，更普遍的一种看法是，男性统治既非来自男性的好战，也不是由于女性的依附性，而是起源于男性的狩猎活动。由于女性要哺育孩子，不能去狩猎，男人就利用她的无能为力而控制了肉类的交换。随着肉类在不同狩猎集团饮食中处于日渐重要的地位，就逐渐形成了男性的统治。
二、激进女性主义（3）
在70年代，激进女性主义开始改变其观点，从把女性的地位低下归因于女性的生理状态，转变为谴责男性的生理状态，从而走向另一极端，鼓吹排斥男性，把男性侵犯女性的倾向看作是与生俱来的，把男人当作敌人。一种典型的激进女性主义言论是这样的：有人说，女性运动是有始以来第一场没有敌人的战争，而我们认为敌人就是社会和男人。（pearsall； 137） 在第四次世界女性大会上，有一位老年女性发言说，记得在60年代、70年代那时，在女性的###上经常会出现这样的场面：一位女性高声问与会女性：谁是我们的敌人？大家齐声回答：男人！ 不仅是激进女性主义这样看，就连萨特都认为女性运动是一场所有女人针对所有男人的斗争，他曾说过：“迄今为止，阶级斗争是由一部分男人针对另一部分男人而展开的。它本质上是男人之间的一种关系，一种与权力或经济相联系的关系。而男人与女人的关系却是非常不同的。……我认为，女性斗争不是从阶级斗争中引伸出来的……我甚至可以这样说，大多数女性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即这是一场所有女人针对所有男人的斗争，而每一个女性只要通过加入这场运动，使它成为规模更大的斗争，她们就能从中获得益处。”（转引自波伏瓦，牧原编，第80…83页） 激进女性主义也承认是资本主义制度导致了女性对男人的从属地位，但她们认为，女人主要的敌人是男人而不是体制。根据她们的考证，早在公元前四世纪，希腊文化中即有厌女症的表现，而这一文化正是西方政治哲学的发祥地。在所有已知社会中，性别关系都是以权力为基础的，因而是一种政治的关系；这一权力的形式是男性在生活的一切方面统治女性；性别统治是那么普遍，那么无所不在，又是那么彻底，以致被视为一种“自然的秩序”而被广大的人群视而不见；它在各种文化中都是最为普及、渗透力最强的意识形态，它为权力这一概念提供了最基本的形式。 激进女性主义认为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走得不够远。如果拿激进女性主义与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比较，平等和性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对于前者来说要大大超过后者。激进女性主义认为，男权制压制女性，是一个以权力、统治、等级和竞争为特征的体系。这一体系不可改造，只能将其根脉根除、消灭。不仅要推翻男权制的法律、政治和经济结构，还要推翻其社会、文化制度，尤其是家庭、教会和学院。激进女性主义长时间以来一直拒绝学院传统，视白种西方男人精英政治是有问题的，是维护统治结构和等级的。 激进女性主义认为，性别主义与资本主义现代社会结构是并生关系。它既不能容忍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融入资本主义社会的策略，也不同意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推翻资本主义社会的主张，而是主张从资本主义社会中分离出去。因此，这种观念立场有时又被称为分离主义。 性和身体的领域是激进女性主义极为关注的领域。激进女性主义代表人物麦金农的名言是：“性对于女性主义就是工作之于马克思主义：既属于自己，又被剥夺。”（meyers； 65）为女性争取堕胎权是激进女性主义活跃的主要舞台。 对激进女性主义的主要批评是：它没有能够解释生理性别是如何变成社会性别的。如果将男性压迫女性的原因归结为生理上有问题，是生理原因使他们变得残忍，那么就很难认为这种压迫关系是能够改变的。此外，激进女性主义被批评为具有种族中心主义的缺点。
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1）
1、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观点 从19世纪到1960年代，女性运动中活跃着另一个大流派，那就是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它认为，女性问题在工人运动、社会民主运动和马克思主义运动中将得到根本的解决。女性解放最主要的途径是通过进入社会主义劳动市场。“阶级统治将永远消亡，而男性对女性的统治也将随之告终。”（倍倍尔，第472页）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理论基础是历史唯物论，其基本论点是：物质生活塑造人的意识。经济制度决定上层建筑。它强调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阶级压迫，看重物质和经济力量。关注男女不平等的经济原因和资本主义问题。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认为，必须改变整个社会结构，真正的性别平等才有可能。 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是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常常引用的经典著作。它认为，女性受压迫的根源是私有财产制度这一经济秩序的社会组织。女性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劳动后备军。它主张女性主义与阶级斗争相结合。由于女性在男权制下受到的压迫和剥削来自私有财产制，改变资本主义和男权制体系这两个制度的一方，就会导致另一方的改变。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认为，把“阶级”仅用来区分与生产资料有关的不同社会群体过于狭窄，女性也是一个阶级；它试图用“异化”的概念来解释女性受压迫的现实，并认为使女性摆脱压迫的道路就是克服女性的异化和消除劳动的性别分工；它的最终目标是使社会上男女阶级的划分归于消失；它解放女性的战略是性别特性的变革和生育的变革。因此，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从根本上说是反对强调男女两性区别的。它主张不应当有一个独立于全体政治之外的女性主义政治，并认为独立的女性主义政治必定是一种错误的普遍概括 （false universalising）。它更反对女同性恋的分离主义 （lesbian separationism），认为这种分离主义的基础是男女两性的生理区别。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在平等与公正的争论中是站在平等一边的，它认为女性在生活的一切方面系统地处于不利地位，这不是个人能力的原因造成的，而是历史和社会的原因造成的；因此，要改变女性的不利地位也不能仅仅靠个人的努力和所谓“公平竞争”，而是要为女性争取特别的保护性立法，以及各种救助弱势群体的特殊措施，以此争得同男子平等的地位。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一个主要现实斗争要求就是男女同工同酬。 在许多欧洲国家，19世纪末的女性主义主流思潮同社会主义思潮有巨大的区别；前者只是在现存的体制中要求两性平等的政治法律权利；后者则主张阶级斗争和革命。但是，在英美两国，女性主义与社会主义往往结合在一起，她们将女性主义建立在社会公平的要求上面，而不是单纯建立在对男权社会的分析之上。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主张将女性主义的斗争融入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其主要理论依据是：当今世界上男人控制女人的状况，加强了资本主义对社会的控制力量；如果抛开女性主义，对资本主义和男权的斗争都不可能成功。总之，她们非常强调同阶级压迫展开斗争。 在美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男女同志原本是协调一致的，从30年代开始，一些党内高层领导中的女性提出应当重视女性问题，她们的提法是：要反对阶级统治秩序之下的男性统治。她们批评党内的一些男性成员是性别主义的，歧视女性的，总认为女性问题是琐碎的，提不上议事日程的。她们的观点使党内的男性成员开始重新检讨自己思想中的性别主义偏差。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四种结构——生产、生殖、性和儿童教化——在家庭中结合在一起，相互依存，是女性受压迫的物质基础。只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并且将男权制的心理加以转变，才能使女性得到真正的解放。米歇尔 （juliet mitchell） 是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1966年，她发表的《女性，最漫长的革命》成为女性运动的一部纲领性文献。她在书中提出，女性的被剥削被压迫是通过四个领域来进行的，那就是生产、生殖、性和儿童的社会教化；她的思想受到阿尔都塞的影响，认为这四大压迫结构既是相对独立又是相互依存的；她还主张分析和汲取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理论的有益成分，为女性主义所用。 1969年，加拿大女性主义理论家本斯通 （m。 benston） 和莫顿 （） 发表了一个重要观点。她们是从揭示资本主义社会中女性处于从属地位的根源这一问题出发提出她们的观点的。她们认为，这种根源具有“经济”或“物质”性质，可以归因于女性无偿的家务劳动。女性的经济活动包括缝补浆洗、做饭育儿，可这些劳动的产品和劳务被直接消费掉了，从未进入过市场，因此这些产品和劳务只有使用价值，没有交换价值。（沃格尔，1987年） 前苏联的经济学家算过一笔账：若以其他方式取代母亲和家庭女性，全社会要付出的代价约相当于每年雇佣1亿名拿工资的工人，其报酬为一年1500亿卢布 （当时约合人民币5000亿元）。中国经济学家也做了类似的测算，若把家务劳动转化为固定工资支付，每年为420亿元人民币。按照本斯通和莫顿的观点，每个家庭在本质上都是一个前资本主义、前工业的实体，因为女性无偿的家务劳动在技术上是原始的，并处于货币经济之外。这种无偿的家务劳动构成女性受压迫的物质基础。解决这一问题的战略是把家务劳动变成公共生产，也就是必须朝着家务劳动社会化的方向发展，并以此为女性解放的先决条件。
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2）
按照这一逻辑，女性的作用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和资本主义社会之中是有区别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女性的劳动直接是社会生产的一部分；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女性的劳动在家庭中成为个体化的，所以处在社会生产之外。因此，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就是反对家务劳动，反对家务劳动也就是反对资本主义。对这一观点的批判意见指出：这种分析把由性别差别而导致的劳动分工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忽视了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仍有女性受压迫的问题。（巴雷特，1983年）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认为，像激进女性主义者那样作性别的分类是不恰当的。虽然她们赞同激进女性主义将私人与公众领域的划分、生殖与生产领域的划分都看作是男权制的结构；但是她们的结论不是像激进女性主义者那样去重新评价私人和生殖领域，为其赋予较高的价值，而是强调公众和私人这两大领域之间的不可分割性。她们的政治要求是：第一，工业的结构应当向生产和生殖的劳动者倾斜；二，要满足大多数人的基本需求，而不是去满足少数人的奢侈欲望。 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对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有一定的影响。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曾经提出，宗教、婚姻和私人财产是一个世俗的三位一体，这三样邪恶的东西是相辅相成的。因此，要反对私有财产，就必须消灭家庭，因为家庭是个人主义的主要根源；要反对私有财产，还应反对把家庭维系在一起的宗教。但是他也认为，最困难的是反对婚姻，即使在他建立的公社里生活的人们，还是自然地形成了男女一对一对居住的格局。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最关注的问题有：女性参加社会劳动的问题；家内劳动不被当作工作的问题；女性的劳动报酬低于男性的问题。并且认为要想解决这些问题，达到男女平等，都要通过推翻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才能实现。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大本营主要是在英国，在那里，脱离了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而被单独提出的女性问题被视为非问题，或者是从阶级斗争的有害偏离。 对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主要批评意见是：它将男性的主要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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