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我是妓女吸毒者
作者：＇德＇ 凯·赫尔曼 霍斯特·里克
内容简介：
这本书在德国刚一出版就成为一本畅销书。无论是青少年还是成年人，个个都争相传阅。
这本书本来可以不存在。因为起初只是两位记者——凯·赫尔曼和霍斯特·里克为了研究德国青年问题而打算广泛进行采访。一般地讲，这类采访往往是感人而有趣的。然而，当他们去采访克丽斯蒂娜的时候，谈话刚进行了几分钟，两位记者就被这位姑娘那流畅、生动的叙述所震惊了。他们当机立断，毅然放弃原先的计划，整整花了两个月的时间，专心致志倾听克丽斯蒂娜和她母亲，以及他们周围有关人的叙述。
这位年轻姑娘感人肺腑、坦诚细腻的诉说生动描述了她如何抽第一支“白面烟”开始，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就开始在放学后被迫外出卖淫，以图赚钱支付她那每天所需的两针海洛因，这当中还穿插着姑娘妈妈悲痛的忏悔，从而使得本书成了一本独树一格的写实作品。读者从中可以了解到许多有关吸毒、绝望及至今天世界之腐败的活生生的。令人触目惊心的事实。
正如霍斯特——埃贝哈德·里希特教授在他为本书所作的序言中写道：“这本令人肠断心碎的书为我们所描述的部分青年的不幸和苦恼，远远胜过几十篇由社会学家写出来的分析报告。”
正文
调查附记
我们初次和克丽斯蒂娜见面的时候是在柏林法庭上的一次审判会上。当时她只有十五岁，被法院传讯出庭作证。我们邀请她接受我们的采访，以便对德国的青年问题进行一系列的调查。谈话的时间预定为两个小时。可是后来，我们的采访却持续了两个月，而我们这两位调查者竟成了她入迷的听众。她的经历和口才的确令人感动不已！本书就是据克丽斯蒂娜本人的谈话录音整理出来的。她的经历使我们了解到当前德国一大部分青年的精神状况。依我们看来，她的经历胜过一份内容十分充足的调查报告。克丽斯蒂娜非常希望这本书能够出版问世，因为如同所有的吸毒者一样，她希望她的呐喊，能够打破当前对青少年吸毒问题所表现出的这种棘手的沉默。克丽斯蒂娜原先所在的团伙里的幸存者以及他们的家长支持我们这个计划，并且同意我们公开发表他们的名字和照片，以突出本书文献的特点。但考虑到为了避免对她们的家庭产生某些不良的影响，我们在本书中只写他们的名字，而省略他们的姓氏。除了克丽斯蒂娜本人的自述之外，我们还附上她的母亲及其他有关人士的谈话记录和文章，以便从另外的角度来补充对这一社会问题的分析。
序言
本书给我们讲述了为我们的社会所竭力掩盖、抑制的某种苦恼。依我看来，书中所披露的内容远比一大堆由社会学家所作的分析，或由专家们所写的长篇理论更为重要。这份独一无二的资料终将会使广大的群众——至少这是我们所抱的希望——了解到：今天日益严重的青少年吸毒和酗酒问题，以及年轻人热衷秘密结伙的现象，全都不是什么“舶来品”，而是我们的社会本身所酿成的悲剧。这些到现在还被人们普遍认为是外来的疾病，竟然产生于我们的家庭、学校及唱片俱乐部里，而这些地方却正是任何人都可以接近的。年轻的克丽斯蒂娜（在凯·赫尔曼和霍斯特·里克的帮助下）在她所提供的这份资料中还告诉了我们许多别的事情：在通往吸毒的道路上，并非仅仅拥挤着一班素有怪癖而完全超脱社会的青少年，而是和整个社会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不合人情的住宅条件、远不充分的娱乐场所，父母之间关系的破裂。学生与学校和家庭格格不入以及普遍的孤独情绪等等都是促使他们走上犯罪道路的社会因素。当读者看完她的叙述而合上这本书的时候，一定会提出这样一个合情合理的问题：纵然不幸的克丽斯蒂娜是个吸毒者，是一名少年犯，但是，如果把她同她周围那些构成这个所谓“正常的”社会的人们相比，究竟谁是更富有“人性”。更为“体面”的人呢？
自从年轻人造反的风波日渐平息以来，我们之中的大部分人就以为一切都已纳入正常轨道，可以高枕无忧了。他们认为，除了一小撮恐怖分子和他们的匹敌者之外，今天的青年人都已和整个社会融为一体而毫无冲突。产生这种思想的根源是因为我们常常对某些社会现实加以掩盖和压制。另一方面也是由于青年人对社会强烈不满的情绪以及他们那些几乎是天天的、令人难以忍受的挑衅行为到了七十年代已经销声匿迹。因此，人们往往小看、甚至是忽视了这种抵制的新形式——因为这种形式不像往日那样大喊大叫，那样耸人耳目。须知当今年轻一代的相当大一部分人所采取的正是这种新的反抗形式。
诚然，当我们受到家庭里。中学里和大学里那种整体上的冲突业已平息的时候，当我们看到大街小巷已经从那些没完没了的游行示威中挣脱出来的时候，我们会感到由衷的高兴，我们当然也不愿意看到，就在这个升平世界的外表下面，在为数日益增长的年轻人身上，开始出现另一些令人担忧的征兆：一种奇怪的麻木不仁的状态，一种自我反省的倾向。大多数已经立足于社会的成年人都采取一种基本上是防守的，逆来顺受的态度：“搞你们的‘反文化’去吧，过你们的稀奇古怪的生活方式去吧，只要你们不干扰我们这个小小的世界就行了。可到头来你们终将明白，要想在我们这个有高度组织而且是无情的社会中生活下去，那你就不得不下山还俗，重新做个平民！”对青少年漠不关心，甚至对他们表现出不屑一顾的态度，我们可以用这两句话来形容他们的用意：“让我们安静！”和“我们井水不犯河水！”其实，这种见解只不过是成年人主观的愿望，也是一种盲目的愿望。因为事实上克丽斯蒂娜和其他千千万万的青少年都是由于感到失望而脱离了我们的世界，因为大人并不懂得给这些孩子们展现出一个人类大家庭的形象，本来这个大家庭也有他们的一份，而且他们也将乐意参加，并且会在这个大家庭得到理解，感到安全和温暖。克丽斯蒂娜和她那帮吸毒者，卖淫的伙伴一样，都有满腹苦衷的父母，他们的父母往往无意之中把自己的失望和孤独——物质上的和精神上的——以及他们自身的痛苦和怨恨转嫁给他们的孩子。
往往正是像克丽斯蒂娜这样的孩子特别敏感，他们的感情十分脆弱，可同时却又充满着自尊。他们从父母一代的失败中得到教训，因而想逃避这个与他们格格不入的所谓“正常的”社会。看到这些脆弱的未成熟的孩子为了适应一个不现实的。但却能满足他们内心深处的欲望而结成团伙时，实在可悲之至。而他们的这些企图是注定要失败的。克丽斯蒂娜究竟想从她的团伙中寻求些什么呢？无非是要求得到一点点真正的友爱和远离噪闹尘世的安宁。她寻求自己能为他人所接受，以逃脱种种有形无形的压迫。“我不敢肯定，到底在那些不吸毒的青年人当中能否存在像我们团伙中的这种友谊？”对她来说，团伙还是一个逃学避难所。本来，从理论上讲，学校应该是他们所向往的地方，可她却用一种失望的口气讥讽学校：“什么叫‘环境保护’？环境保护不就是首先教导人们懂得和别人一起生活。这才是这所讨厌的学校应该教我们的课题。应该教我们懂得彼此相互关心。而不应该让每个人说大话，总想出人头地，为了捞个好分数而整天挖空心思不择手段。”
也许有的读者为了自我宽慰而认为本书所披露的现象只不过与几个大城市有关而已，充其量也只不过是一种社会边缘的视象罢了。对这种读者，我们可以直言相告：少年吸毒。少年酗酒，以及由此产生的副作用——少女卖淫和与吸毒直接相连的少年犯罪等早已成为一种遍地蔓延的疾病。可是，为什么人们对这些祸害没有足够的认识呢？克丽斯蒂娜的忏悔为我们提供了一些解释：在那些了解内情的部门当中——其中有一部分是官方机构（诸如警察局、社会保健机构、医疗所）——很少有人对这个问题刨根问底，拉起警报。这些总是悄悄地过去，仿佛其中存在着某种默契似的，不管什么部门，都只能按例行公事的老一套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人们总是满足于观察、登记，最多也只能是把他们关押起来了事。因此，对于这些失足青年的痛苦、绝望以及他们的生活方式，人们都视而不见，置若罔闻，而且竭力把吸毒这个问题说成只是走私。贩卖毒品者的罪行，因而所进行的斗争只不过是一种消毒的问题。有关部门如果能及时在政治上得到更多的支持，那么他们完全可以在治疗和预防方面做出更多的工作。可惜这种政治上的支持迄今仍然有虚无实。而政治行动本身也受到普遍主张克制的公众舆论的压力。这种倾向是由某些政治势力精心策划出来的，因为他们担心任何微小的形影都可能会给已经建立起来的秩序带来损失，所以把一切都归咎于不适应的人或者是外国腐化者的失败。
这里不仅是一个改进有关吸毒者的信息问题，而更重要的是改变成年人对吸毒问题的态度：我们应该有足够的勇气来正视这个不幸的社会问题，因为我们本身对此负有主要责任，无法开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吸毒问题只不过是反映我们这些成年人——我这里只当是一种笼统的说法——无能的一种，明显的症状，说明我们没有办法去说服年轻人的一代相信这一点：在我们给他们所提供的这个社会里，他们完全有机会去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寻找到真正人间的温暖。事实上许多青少年之所以投身到吸毒或秘密结社的行列，这完全不是他们生来一蹴而就的天性，而是那些做父母的拒绝给他们提供必要的帮助——当然这并非是做父母者本来的心愿，而是不知不觉地在同别人相处中形成的足够的条件，导致他们只好走上歧途，另找出路。听听孩子们的心声，了解他们的切身问题，几乎没有人能做到这一点。而恰恰相反，许多做父母的都常常把他们自己之间的冲突所造成的负担转嫁给孩子们，把他们当成了替罪羊或者让他们卷入冲突之中，更有甚者——这种情况也并不罕见——让孩子们替他们解决他们的矛盾和冲突。克丽斯蒂娜的例子充分说明了这种心理机制：人们完全可以准确地分析出这个孩子面对着自己的父母之间的怨恨和他们那远来得到满足的欲望所采取的态度，可是对她来说，由于任务过重，力不从心，因而注定要失败，只不过其失败的方式不同于她的父母罢了。
无论如何，如果把孩子们走上脱离社会的道路看成是他们产生那种无可救药的孤独感的，那将是大错特错，因为这种孤独感早已存在。因此我们不能把这种现象归咎于孩子们一意孤行而拒绝同别人的交往。而事情恰恰相反，他们这种孤独感的产生正是由于他们同那些负有给他们带来关心和支持使命的人缺乏可靠而牢固的联系。
不过，倘若就事论事，把这个问题简单说成是某个当爸爸或某个当妈妈的过错，那未免又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因为实际上还有许多其它因素导致家长给孩子们带来有害的影响。克丽斯蒂娜在这本书中用一种罕见的尖锐口吻，一针见血地指出某种城市规划的弊病，正是这些弊病阻碍了人们之问的正常交往。我们许多所谓“清洁地带”的现代建筑群实际上把人们关闭在一个完全是人为的，冷漠的。机械的环境之中，这样的环境只能大大加剧人们之间的冲突——对于大多数家庭来说，当他们搬到这里来安家时，在他们的行李里本来就已经藏着许多矛盾。我们所居住的这个“格罗比小区”只不过是其中一个例子：这种大建造群比比皆是，可是在设计的时候往往只从管理和技术上考虑，而忽略了人们情感方面的需要，结果造成一个小区实际上就是一块文化大杂烩的地方，这些地方往往成了少年酗酒和吸毒的“热点”。虽然事出有因，并非偶然。此外，学校也和一些大工场一样，那里也往往充满一种相互陌生、精神孤独的气氛，同样也充满看激烈和残酷的竞争。在这种条件下，当充满生机活力的孩子无法随波逐流，屈服于这种千篇一律的严酷现实时，他们就会在暗地里逃避到另外一个平行的世界中去——一个被他们的幻想所美化了的世界，而只是从表面上去应付家庭或学校里的规矩。这种现象往往难以为人们所觉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克丽斯蒂娜瞒着她周围的人，在那么长的时间内过着一种两重性的生活，用其“合群”的假象来欺骗那些可以给她伸出援助的手的人。这些人本来可以给她以勇气，让她悬崖勒马，以免自身堕入那无边的苦海。
这就是这份个人心碎的资料为我们所提供的第一个教训：一个人的堕落往往是要经历一个长期而缓慢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做为家长和学校教师，完全可以通过许多征兆察觉出来，从而及时采取措施，为身遭祸害的孩子提供必要的帮助。无论如何，如果你觉得一个孩子开始显得“心不在焉”，并且似乎只是从表面上本能地参加家庭生活的时候，那你就必须刨根问底，睁大眼睛。如果你觉得你的孩子在家里的人眼里已慢慢变成一个局外人，甚至对那些他往日所信任的人也慢慢疏远起来的话，那你就应该想方设法去了解到底这个孩子出了什么事情。然后该怎么办呢？当然，一切都取决于家长、教师的愿望：从孩子的自我反省中认识到一个危险的信号，或者更应该从中看到孩子从他那些不良的恶习中解脱出来的好处。
第二个教训：应该拥有进行早期治疗的条件，而这种治疗越早越好，越迅速越彻底越好。如果能够采取联合行动，取得家长的合作，甚至有可能的话取得老师的合作，在专家的指导下，开展“家庭治疗”，这方法只要进行及时，效果必然很佳，成功的希望也很大。当然，如果一个年轻人毒瘤已经成性，那就更应该给予治疗，只不过到这种时候再来治疗就不那么容易了。那些对增加治疗手段以及增设新的治疗中心漠不关心或不屑给予支持的人，着实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满足于把吸毒者监禁起来——这是一种为某些政治倾向的人所主张的目前广为流行的做法——这实际上就是对这些年轻人彻底撒手不管，让其自生自灭的做法，是一种大儒主义的做法。不管对吸毒者的治疗会碰到什么样的困难，做为一个想成为“人道主义”的社会就必须动员整个社会的力量来参与这一工作。我们并不缺乏治疗的经验，我们完全可以让这些失足者从堕落的深渊重新爬上来。当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种治疗的过程往往要比失足者堕落的过程还长得多。治疗这种恶习的花费也是浩大的，在这个充满着自私和冷漠的世界里，要想实现这项工作更非一件容易事。例如在这个世界里，有人就想利用这些年纪轻轻的受害者，让他们被迫落到小女卖淫的地步，以便从中渔利。
由此可见，这个问题的解决并不只是通过增加治疗中心的数目，或者提高治疗补助费用所能奏效的。只要克丽斯蒂娜的这种遭遇仍然受到普遍的容忍时，那么对吸毒分子的治疗工作的开展就会违背某些人的利益，这些人打着自由的旗号，大言不惭地声明他们有权对这些年轻的吸毒者进行“性消费”。其实像克丽斯蒂娜那样失足的孩子同样是我们的同胞，只不过她是处在那些自认为和社会“融洽无缝”的公民的另一边。后者有时出自于“人道主义”，愿意为他们提供治疗，而有时又想利用他们，甚至把他们贬为“商品”。这种矛盾本身就是我们的社会文明的一个普遍的特征。年轻的克丽斯蒂娜向我们描述了她堕落的真实缘由，她的叙述要比那些著名的研究所所举行的冷冷清清的研讨会更有意思，更能使我们了解到这个被人天天吹捧为“健康的”社会腐败到了何等的地步。也许正是由于这个缘故，这本不寻常的书对他们来说是，而且必须是——几乎难以容忍的。
霍斯特一埃贝哈德·里希特教授注：本序言作者里希特教授是德国一位著名的医学、哲学博士。生于1923年。他在1952～1962年期间担任柏林“儿童精神病防治中心”主任医生。从1962年以来任西德基森市大学精神病院院长。主要著作有《家庭、家长、孩子和神经官能症的心理分析》、〈类型〉等。
——原注。
克丽斯蒂娜自述
这种情景真叫人感到惊讶。近几天，妈妈整天没完没了地收拾行李，把大大小小的箱子都塞满了衣物。我一看就明白：我们即将开始一种新的生活。
我刚满6岁，等搬家以后我就该正式上小学念书了。当妈妈正忙着收拾行李并且变得越来越激动的时候，我几乎整天呆在农民沃尔凯尔家里。我等着那些奶牛回到牛棚里挤奶，我给猪和鸡喂食，我还和小伙伴一起在草垛上打滚，有时就抱着小猫到外面散散步。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夏天，像是我完全能记得清楚的第一个夏天。
我知道我们很快就要出远门了，要到一个名字叫柏林的大城市居住。妈妈比我们早动身，以便去料理我们住房的问题。妹妹、爸爸和我，我们三个得过几个星期以后才上柏林去找妈妈。我们将乘飞机到柏林去，对我们这些孩子来说，这是平生头一次空中旅行，这该多有意思。
爸爸妈妈早就给我们讲了许多美好的故事，说我们将要住上一套有六大间房子的公寓，说他们将会挣到很多很多的钱，妈妈还说我和妹妹将单独有一间大房子，家里还将购置许多大型的家具。妈妈还有眉有眼地向我们描述了我们房间的摆设。这一切我都记得很清楚，因为当我还小的时候，我一直在幻想着这些东西。随着岁月的消逝，我的想象就变得更加美。
我也没有忘记，当我们到了那里的时候，我看到了我们房子的样子，当时这套房子真的使我产生了一种恐惧的心理。这套房子又大又空旷，我真怕在里面转不出来。当你说话大声一点，就会产生一种令人不安的回响。
只有三间房子用来居住，草草地摆上家具。两张床、一个旧的厨房用的碗柜，妈妈在柜子里摆着我们的玩具。这就是我和妹妹的房间。第二间摆着爸爸妈妈的床。第三间，也是最大的一间，摆着一个旧沙发和几把椅子。这就是我们在柏林——克罗伊茨贝尔克的房子的模样。
几天后，我骑着我的自行车上街逛。我看到街上有许多比我大一点的小孩在玩耍。要是在我的家乡，村里头的大孩子总是和小的一起玩，并且会照顾他们。这些柏林的小孩却大声嚷着：“这个”丫头来干什么？“说着便把我的自行车抢走。当我要回来的时候，一只轮胎跑了气，一块挡泥板也撞得凹凸不平。
由于我的车被弄坏了，我挨了爸爸一记耳光。从那以后，我只能骑着车在我们的六间房屋之间转着玩。
这些房子中间有三间本来是打算用来做办公室的，因为爸爸妈妈想在这里开设一家婚姻介绍所。可是爸爸妈妈说过的什么办公室呀，什么扶手椅呀，始终连影子也没有。而那个厨房的旧碗柜倒是一直摆在我们的房间里。
一天，家里的沙发，床铺和柜橱都被装上一辆卡车，然后拉到克罗比小区的一幢塔楼里。我们搬进了11层的一套只有两间半的房间里。那半间当然就是我和妹妹的屋子。没有妈妈给我们说过的那些好的东西，一件也没有。
克罗比小区的塔楼群里一共住着45000人。楼房之间有一些绿草地和商业中心。从远处看，这片楼房的样子倒是相当新式和讲究，可当你走进里面去，在楼房之间就会闻到一股屎尿的臭味，因为住在小区里的小孩和狗随地屙屎撒尿，要是走进楼梯间里，那就更是臭气熏天。
我的父母十分恼火，他们说这都是那帮工人的孩子干的缺德事，是他们把楼梯给弄脏的。其实这并不是那些工人子弟的过错，因为我有一次在外头玩耍的时候，突然想上厕所，这回我自己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就在我等电梯上11层楼的时候，我终于憋不住而尿在裤裆里。后来爸爸把我揍了一顿，在经历过三四次同样的经验——没有及时上楼而遭到的一顿痛打以后，我也学会了跟其他孩子一样：找个隐蔽的地方蹲下就地解决。可是，由于楼房居高临下，不管你蹲在什么地方都可能被人看见，所以最安全的地方还是楼梯下面拐角的地方。
小区里的孩子们把我看成是一个土里土气的乡下佬，因为我没有和他们一样的玩具，甚至连一把射水枪也没有，就连我的穿着和口音也都和他们不一样，还有，我根本不懂得他们的游戏。其实我看他们同样也不顺眼。要是在我们村里，大家经常骑着自己的自行车到森林中去，一直骑到一条上面架着小桥的小溪旁边。大家在河边修筑小水坝，或堆沙堡。有时大家一起玩，有时各玩各的。要是想把我们的建筑物摧毁掉，那必须得到大家的同意，我们就是这样在一起，玩得很痛快。另外，在村里，谁也别想发号施令，每个人都可以建议玩这个或玩那个，然后大家一起商量。有时年纪大的总是让着年纪小的，这样谁也不会有意见，那才是真正的儿童民主呢！
可是，在克罗比小区里，我们就得有一个头。他就是那个力气最大的男孩，他还有一把最漂亮的水枪。我们常常做强盗的游戏。自然是那个男孩做强盗的头目。而游戏的基本法则就是盲目地服从他的命令。
在多数时间里，我们并不是真正地在一起玩耍，而是一帮人和另外一帮人对垒。这实际上就是戏弄别人。例如，出其不意抢走对方的新玩具，然后把它捣碎。整个游戏无非就是如何搞坏别人的玩具，同时使自己能占便宜，或者如何夺取权力并施展他的权力。
那些最软弱的人当然就要吃最多的亏，我的小妹妹不很强壮，她总是有点胆怯。他们常常叫她吃各种各样的苦头，而我还不能出面相助。
到了开学的时候了。对我来说，上学可是一件大喜事。爸爸妈妈告诉我永远做个乖孩子，听老师的话，我觉得这完全是理所当然的事。在村子里，孩子们对大人总是尊敬的。所以我心里想，一到学校，其他人也都得听老师的话。可是，事情恰恰相反。开学没过几天，孩子们就到处闲逛，并且在课堂上打起架来，弄得那位女老师不知所措。她不断地嚷着：“坐下！”她的命令不仅没有人服从，反倒引起一伙人嘲笑，而另一伙人起哄得更加厉害。
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喜欢动物。在我们家里，人人都喜欢动物。那可是一种真正的爱好。我对此感到特别骄傲，因为就我所知，没有任何一个家庭能像我们一样喜欢动物。我真可怜那些家长不让在家里养动物的小孩。我们家的这两间屋子慢慢地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动物园。我有四只小老鼠，两只大花猫，两只小白兔，一只金丝雀，此外，还有那条我们从乡下带来的棕毛狗“阿萨斯”。
阿萨斯总是在我的床边睡觉。我也总是喜欢睡觉的时候把一只胳膊露在被子外面和它逗着玩。
我认识那些家里也养着狗的小孩。跟他们在一起，我觉得更好相处。我发现在距离小区不远的鲁道夫那里有一小块真正的天然地方。从此以后，我们常常把自己的狗带到那里去玩。那里有一片覆盖着泥土的废弃的垃圾场，这就是我们的游戏场。我们的狗总是和我们一起玩耍。我们最喜欢的游戏是“猎犬游戏”：我们当中有几个人藏起来，而他的狗由别人牵着。当这个人藏好以后，把狗松开，让它去找出自己的主人。总是我的阿萨斯嗅觉最灵敏。
至于我那些小动物，有时我也把它们带到沙滩上，甚至带到学校里去。老师还把它们当成生物课的观察教具。有时候，学校的老师甚至允许把阿萨斯拴在教室里陪我听课，它从不捣乱，乖乖地躺在我的脚上，一动不动地直等到打下课铃的时候。
多亏了我的这些小动物，我的日子才算过得有意思。爸爸和我们的关系可是越来越糟了。妈妈天天上班，爸爸却老呆在家里。他们那个婚姻介绍所的计划早就成了泡影。爸爸发椅上打发日子，耐心等待。而他那火药桶似的脾气越来越变得严重了，动辄就大发雷霆。
晚上，妈妈下班回来就常帮我做功课。我好长时间总是分不清字母h和字母k。妈妈总是用一种天使般的耐心给我解释。可我几乎听不进去，因为我已经看出爸爸开始冒火了。我一看就知道有何后果：他终于到厨房去找来一把扫帚，然后就劈头盖脸地打下来。挨完打之后，我还得向他说出h和k的区别。当然，我仍然是糊里糊涂地闹不清楚，结果只好屁股再挨一顿打，然后让你上床睡觉了事。
这就是爸爸帮我做功课的方式。他希望我做个好学生，将来好成为一个“人物”。不管怎么说，爷爷倒是一个很有钱的人，他从前甚至有一个印刷厂和一家报纸，当然还有其它许多财产。可战后，他的财产全部被民主德国征用了，他当时居住在东德，所以至今每当爸爸认为我在学校的学习不行就会大发雷霆。
今天我还很清楚地记得当时某些夜晚的细节。有一次，有一道作业题要求我们在算术本上画出六座房子：宽6格，高4格。我已经画好了一座，并且完全知道该怎么画下去。突然间，爸爸坐到我的身边，他问我下一幢房子应该从哪画到哪，我因为害怕而没有数好格，只好随便回答。当我一弄错，他就立即给我一记耳光。当时，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流出来，我再也说不出任何答案来。这时，他气得站了起来，朝着帆布雨衣那边走过去。我知道他想干什么。他拿起那根支撑雨衣的竹棍，嗨，一股脑儿就朝我的屁股打过来，一直打到我的屁股露出来才罢休。
每当一上桌吃饭，我就害怕起来：只要我弄脏了什么地方，那就是一场哭啦，我要是碰倒什么东西，那就得小心自己的屁股。我连碰一下我的奶杯都感到害怕。我几乎每顿饭都提心吊胆，生怕闯出什么祸来。
每天晚上，我总是很客气地问爸爸是否出去。他经常晚上出去，而留下我们母女三人，这可算是最痛快的时刻，因为我们可以过上一个安宁的夜晚。可当他一回来，事情就常常不好了。他常常是喝完酒才回家的。只要一点点借口——比如说我们的玩具或者衣服没有摆整齐——他就会小题大作，火冒三丈。爸爸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过日子最要紧的是井井有条！”有时候他要是半夜回来，一看我们的东西摆得乱七八糟，他就会把我从床上揪起来打耳光，然后就会轮到我的妹妹。接着他就会把我们的东西全扔在地上，限我们在五分钟之内把全部东西整理得整整齐齐。我们常常无法办到，于是，他就要重新对我俩乱打一通。
妈妈常常站在门槛上，忍气吞声地看着我们挨打。她很少敢于替我们辩护，因为爸爸也打她。只有我那条狗阿萨斯，倒是常常上来居间调停。它用一种诉苦般的声音呻吟，两眼充满无限的忧伤。还是它最懂得使爸爸恢复理智，因为爸爸和我们一样也非常喜欢狗。有时候爸爸也会叱责它，不过，他从来也不打它。
尽管如此，我还是尊敬和喜欢我的爸爸。我觉得他和别人相比还是强得多。我虽然怕他，但我觉得他的举止仍然是正常的。克罗比小区的其他孩子并不比我更好受。他们有时候眼睛都被打肿，连他们的妈妈也不能幸免。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一些小孩的爸爸喝得酩酊大醉，像一堆烂泥似地躺在大街上或游戏场上。而我自己的爸爸也没有喝醉到这个样子。我们有时还看到一些家具从窗口飞出来，摔碎在街上，妻子大喊救命，甚至把警察叫来。在我们的家里，情况还不至于如此严重。
爸爸经常责备妈妈花钱太多，其实是妈妈挣钱养活我们全家。有时妈妈也和他顶嘴，她说是爸爸的那些狐朋狗友的酒会。他的那些女人，还有他那辆汽车，才是填不完的无底洞。这么一来，他们俩就得动起手来。
爸爸的那辆“波尔什”牌汽车可以说是他在世界上最心爱的东西。他天天把他那辆车擦得光亮如镜。在克罗比小区里爸爸的这辆“波尔什”肯定是独一无二的。反正我还没见过哪个失业的人会开着一辆“波尔什”。
当然，在这个时候，我还不懂得爸爸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干吗三天两头的发脾气？只是到了后来，当我和妈妈说话多了一点的时候，我才琢磨出一点点道理来。原来只是爸爸能力够不上。他曾经有过雄心壮志，可是连连失策，一事无成。正是因为这个，爷爷才一直瞧不起他。在妈妈和爸爸结婚之前，爷爷就提醒过妈妈。他把他的儿子说成是无赖货。原来爷爷还把希望寄托在爸爸身上，希望他有朝一日能把家境恢复到被征用以前的那种显赫的光彩。
要是爸爸没有遇上妈妈的话，也许他早已当上一个什么财产保管行政官——当他们认识的时候，爸爸正在做考试的准备——并且将会有一个养狗场。可惜当时妈妈怀上了我，他也就只好中断学业而娶了妈妈。从那以后，他肯定认为妈妈和我是导致他失败的丧门星。如今，在那些他最向往的东西中，只剩下他那辆“波尔什”和几个能说会道而无所事事的朋友。
他不仅憎恨他的家庭，而且根本就把我们撇在一边。他竟能使他所有的朋友都不知道他是个结了婚的。有家有眷的人。每当我们遇上他的朋友，或是他们上家来找他，我们都得叫他“理查叔叔”。我不知挨了多少耳光才终于牢牢地记住：当着外人的面，他就得变成我的叔叔。
对妈妈来说也是如此。他禁止她向他的朋友透露她是他的妻子，尤其是不能表现出他们的夫妻关系，我记得他把她说成是他的妹妹。
爸爸的那些朋友都比他年轻，他们还有自己的前途，至少他们相信自己会有时来运转的时候，爸爸也想和他们一样无牵无挂，而不想着自己已经是一个有家的男人，却连养活自己的本事都没有。
当然，在这个时期——从我6岁到8岁的时候——所有这些事我一点也察觉不出来。爸爸的行为在我眼里看来只不过是肯定了我在街上或学校里学到的那个生活规则：要不打人，要不挨打。由于妈妈在他的生活中也同样挨够了揍，所以她也终于明白了这个道理。她总是不厌其烦地对我说：“永远也别先动手，但是要是人家打了你的话，你就还手，并且狠狠地打，想打多久就打多久。”可她，她已经再也不能还手了。
慢慢地，我终于学会了这一手。在学校里，开始我只攻击那个最软弱的老师。我一上他的课就故意做些滑稽的动作，逗得全班同学哈哈大笑。后来当最厉害的老师上课我也敢捣乱的时候，同学们无不对我敬佩三分。
这些初步的胜利激励我去试试我的筋骨。其实我还是个柔弱的姑娘，可我的狂热使我勇气倍增。很快我就敢于和那些比我强壮的人比个高低而毫不手软。要是有人敢来冒犯我并且让我在校门口碰上的话，那我倒是有几分高兴。不过，在多数情况下我也不着急动手，因为其他的孩子都尊重我。
现在我8岁了。我的最大愿望就是快点长大，变成大人，变成像爸爸那样的大人，到那个时候，我就可以对别人行使我的权力了。可眼下，我只能取得我手中的这点权力。
爸爸终于找到了工作，可这份工作还不能令他满意，不过挣点钱去维持他那辆“波尔什”和他那些青年人的爱好还是可以的。这一来，放学后回到家里就只剩下我和妹妹两个人了（妹妹比我小1岁）。我有一个比我大两岁的女朋友，我对此感到非常骄傲。跟她在一起，我就觉得自己更加强壮。
我们几乎天天和小妹妹一起玩耍。无论是在学校里还是在家里，我们到处从烟灰缸里或纸篓里拾烟头，然后在手背上磨光就抽起来，当妹妹要求让她也抽一口的时候，我们就用手指弹她。我们对她发号施令：洗碗去，把抹布拿过来。总之，就是让她干那些家长让我们干的家务活。完事以后，我们就抱着我们的囡囡到外面散步去，把小丫头一个人关在屋里。只等她把全部工作做完之后才能让她自由。
就在这个时候——也就是我8岁的时候——在小区附近的鲁道夫街开着一家跑马俱乐部。起初，当我们看到郊区最后一个自然的小岛也被铁丝网围起来的时候，我们感到非常生气。可很快，我和那里的工作人员就熟悉起来，我常常替他们干点活，比如帮助他们用草擦马或打扫马厩。而他们每周允许我免费骑一刻钟的马。我觉得这种玩艺很有意思。
我真喜欢马，我觉得我对俱乐部那头小毛驴特别感兴趣。不过，最使我高兴的还是骑马。对我来说，骑马是显示我的力量和权力的最好的机会。你看这匹马比我强壮得多，可它得服从我的指挥，当我摔下来的时候，我立即又重新骑上去，直到马听我的话为止。
可惜有一天我被“解雇”了。从那以后，我要想骑马就得先付钱。家里并不经常给我零用钱，那么我就开始做些不正当的手脚：我偷偷拿合作社的息票去换钱，或者把家里的啤酒瓶拿出去退掉。
在我10岁左右的时候，我就开始干点小偷小摸的事。我常常到超级市场偷一些家里没有的东西，尤其是糖果一类的小吃。这些东西差不多别的孩子都有权享受，可我们就吃不到。爸爸说吃糖果对牙齿没有好处。
在克罗比小区里，人们在学习如何违反种种禁令方面真可谓是无师自通。因为在这里几乎什么东西都被禁止，尤其是那些你觉得好玩的游戏。整个小区禁牌林立。那些把楼房隔开的所谓“花园”竟成了真正的牌子森林。而且几乎所有的这些牌子上面总有几条针对儿童的禁令（几年之后，我还曾经在我的日记本上模仿出“禁止”这两个字的字样）。
第一个牌子就竖立在我们这幢楼的门口。实际上，这里的小孩无论是在楼梯上，还是在楼房周围走动，全都得踮起脚尖。什么禁止玩耍。禁止奔跑。禁止骑车。禁止滑旱冰……。只要哪里有一块小小的绿草地，那就会有一些牌子：禁止践踏草地。我们甚至连袍着囡囡在上面坐一坐都不行。在一个极为普通的蔷薇坛旁边也得装饰着一块牌子：“绿地保护区”，上面还特意为那些想走近花坛的人标明各种各样的威胁。
我们也就只好全部被赶到游戏场地去。所谓游戏场地，每个楼群中间都有一个，实际上只有一堆发出尿臭。堆有粪便的沙上。不须说，这里也会有一块大牌子。这块牌子特意用坚固的铁栏杆保护起来，以防被我们毁掉。这是一块“游戏场规则”的牌子，上面写着“供儿童们使用”，为了“他们的快乐和休息”。不过，当你想来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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