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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儿童救济会来人看我。他也找不到什么除了“再看看吧”之外的话说，但他至少告诉了我戴特莱夫在什么地方。我马上给他写了一封长信。刚把这封扔进了邮筒，我又写开了第二封。把心里话都倒出来是件令人高兴的事，当然也不是全部：我知道这些信是要被人拆开的，很可能在“美丽牧场”一付邮就会被拆，而到了监狱就肯定无疑地被打开了。所以我不得不说谎：比如说，我告诉他我再也不想吸毒了。
不久，我就得到了戴特莱夫的消息：同时收到了一叠信。他写道他偷盗欧洲银行支票是办了一件大蠢事，但当时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到巴黎去戒毒；他想让我大吃一惊，因为我们还没一起到那里去过。戴特莱夫还说他很快就会获释，然后就去治疗。我呢，告诉他我的治疗马上也要开始。我们互相约定，治疗之后，我们要在我们的家里共同生活。我们又重新开始——这回是通过鱼雁往返——在西班牙建设我们的城堡了。不过，当我不给戴特莱夫写信的时候，我总觉得自己被判处终身监禁在“美丽牧场”里了。
我的机会来了：我的真菌病又复发了。我唠唠叨叨地对女医生说我难受得要命，必须马上把我送到医院去。一天早晨，在一队人的护送下，我被送到了鲁道夫·维尔苏医院。院方立即留我住院，因为我的病确实相当严重。通过“吸毒者之声”的广播，我已经知道该怎么样从医院逃脱。我弄到了一张“花园通行证”，也就是说，允许我到医院的花园里去。很明显，这种通行证是不轻易发给吸毒者的，但我知道该怎么办：我去找一个女护士——一个漂亮的眼睛已经有了鱼尾纹的可爱的姑娘，向她解释说，我很愿意帮助那些瘫在轮椅上的老太太们，能不能允许我偶尔地推她们到花园里散步？那个护士丝毫也没有怀疑，夸我有副好心肠。
我找了一个老太太，提出要给她帮忙。她称我“是个非常可爱的小姑娘”，我把她的轮椅在园中小径上推了几步，对她说：“老奶奶，等我一分钟，我马上回来。”而半分钟后，我已经在大街上了。
我钻进了地铁，朝着动物园车站奔走。我从来没有这样一种“自由”的感觉。我推开技术大学咖啡厅的门，转了一圈之后，坐在了一条长凳上，那上面已经坐着三个扎吗啡的年轻人。我告诉他们我刚从“美丽牧场”逃了出来，他们惊讶得嘴都闭不上了。
我想来一针想得要命。一个当二道贩子的男孩同意赊给我，条件是我给他引来别的买主。好吧，我马上跑到食堂的厕所里给自己注射。
我只注射了他给我的一半。这玩意儿的质量不怎么样，但我感到舒服，头脑清楚。再说，我还得为那个小伙子搭一把手。这是个非常年轻的男孩子，16岁左右，我曾在哈森海德公园里见过他一回，他是和那些吸大麻的人在一起的。当二道贩子他还是个新手，不然。他不会马上就把海洛因给我的：我得先为他干点什么来挣这份药。
猛地，我发现这块地方布满了便衣警察。那小子可什么都没看到，他连我的警报手势都看不明白。我得凑到他身边去，在他耳朵根上说一声“雷子”他才有反应。然后，我悄悄地朝动物园走，他紧跟在我身后。一个吸毒的家伙靠近我，我冲他说：“别动了，老朋友。食堂那边正在搜捕。不过，我能帮你弄到地道的海洛因。”这时，那个二道贩子已经在我身边，并且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大包药。怎么能这么干呢！300米以外就在搜捕，而这个傻小子却从口袋里掏出这么一大包海洛因！
两个正在这个角落溜达的便衣朝我们走来。跑是没有用了，他们马上就会抓着我们。那个二道贩子把那些小药包向上空扔去——真是一团淡紫色铝铂纸的旋风啊，他一定认为这样就可以把这一切栽到我和那个“老瘾”身上。
他们让我们举起双手，靠着一辆伏尔克车站好，搜查我们的身上——因为有时这伙人是带有武器的。可是，我们中间最大的还没有16岁。那个混蛋的“雷子”竟乘机揉我的奶！但我显得十分得意。药我用过了，而经过了“美丽牧场”之后，什么也不能使我害怕了。我又重新扮起受过很好教育的小姑娘的角色。在收缴了我的身份证后，便衣们马上变得客气起来。一个便衣说：“老天爷，你还不到15岁，在这里干什么？”我回答：“我逛逛。”我把一支烟塞进嘴里，这可让他火了：“扔了它！这是毒药！这么年轻！”我把烟扔了。
他们把我们带到了艾尔恩斯特广场的警察局，关在一间拘留室里。那个刚下海的二道贩子慌了手脚，不住声地嚷嚷：“让我出去！让我出去！”而我，脱掉上衣，把它卷成一个枕头，躺在床架上，打起盹来。拘留，这吓不倒我。他们肯定还不知道我是从“美丽牧场”逃出来的呢！
果然，两小时后，他们把我放了。我又转回技术大学。路上，我的良心在折磨我：就这样，我又一次在碰到第一个机会时就又陷进去了。热泪从我脸上流下来，现在可怎么办呢？我总不能去找妈妈吧？就这样瞳孔缩得像针眼，娇滴滴地，噘着嘴，对她说：“亲爱的妈妈，我回来了，我逃出来了，美美地给我准备顿饭吃吧！”
我到了技术大学的“反毒品中心”，它就设在原来的食堂那里。在那里工作的人也很有“能耐”，他们使我有了足够的理智来决定给我母亲打电话。她得知我在技术大学，稍稍放下心来。一到家，我就睡在床上了：发烧40度。妈妈叫来了急诊医生。医生要给我打针。我怕得要死：在胳膊上一天注射2、3次算不了什么，可是要在臀部注射，就把我吓坏了。
体温马上降了下来，可这时我已经瘫软成一团了——“美丽牧场”从精神到肉体都使我完蛋了。我在床上躺了3天。等我一能起床，我马上就跑到了反毒品中心。要到那里去，“午餐和咖啡厅”是必经之路，我是跑着经过这段路的，绝没左顾右盼。
整整一个星期，我每天都到那里去。我终于找到一个肯听我说话的人。让我讲话，这是第一次。到目前为止，所有的人，妈妈，爸爸，戒毒所的人总是对我长篇大套地说。而这里，他们让我讲讲在我身上发生的事，让我自己试着总结一下。我还跑到传染病医院去，因为这时候我的脸黄得像柠檬了。那天早晨，我在咖啡厅前碰到了几个伙伴，他们全都跑开了，还一边向我喊：“快走开，你没看见自己得了黄疸病了吗？”
是的，我不想看到。真是古怪，每当我怀着最近“脱钩”的希望，停止使用一段时间的毒品之后，就会得注射毒品的人的通病。当我的腹疼已经无法忍受的时候，我就要妈妈陪我到斯特格里菲诊所去（我之所以选中了这家诊所，是因为那里的伙食还可以）。我们在候诊室里等了2个小时，肚子疼得使我在椅子上扭来扭去。随便哪个护士都可以给我下诊断，因为这从我黄黄的脸上就可以看出来。但是谁也不动弹。屋子里满是人，还有一些孩子，如果我的黄疸是传染性的——我已经得过传染性黄疸了——那可真有传染给所有的人的危险。
两个小时之后，我觉得太过份了。我扶着墙朝走廊走去——我太虚弱，又疼得像个受炼狱之苦的罪人。我寻找传染科。一个医生从我面前经过，我对他说：“给我一张床位吧，我可不愿意传染那些人。我有黄疸，也许您已经看出来了吧？”那家伙表示了歉意，他无能为力，我还得回到候诊室去。
最后终于有个医生接待我了。我宁愿马上告诉他我是个吸毒者，扔给我的是冷冰冰的答案：“很遗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没有能力。”
一说到吸毒者，所有的人都没有能力。又上了出租汽车。因为这些医生不愿意为我诊治，我妈妈非常气愤。第二天早晨，妈妈又把我送到鲁道夫·维尔苏医院。因为我最早就是从他们那里逃出来的，这回可把小鞋穿上了。
一个年轻的实习大夫要给我抽血化验。我一上来就告诉他：“这根血管不行，它硬得像木头。你得在下面另找一根。而且进针也不能直着，而应该斜着刺。要不然就扎不进去。”那家伙无言以对，但这并不能阻止他去刺一根硬化的血管。他徒劳地抽针筒：一滴血都吸不出来。最后，由于针管里形成的真空，针头整个从我手臂上脱了出来。这之后，他才问我该扎什么地方。
我整整睡了两天。我的黄疸不是传染性的。到了第四天，我的肝指标差不多令人满意了，小便不那么红了，面色也逐渐恢复了它的白色。
我如约每天给反毒品中心打电话，希望他们很快地给我找到一张治疗床位。而一个星期天，在探视时间内，让我吃了一惊：我妈妈陪着戴特莱夫来了，他刚刚获释。
海誓山盟，拥抱接吻，抚爱与祝贺。我们想单独在一起，就到医院的花园里去转一圈，就像我们从来没有分手一样。而忽然间，我们就进了地铁，朝着动物园站奔走。我们的运气不错，头一个碰上的就是个熟人：基雍姆，他是个走运的小子。他和一个有相公癖的人住在一起，那是个医生，作家，非常有名气。基雍姆的袋子不单单塞满了票子，他还在一所私立中学读书。
基雍姆送了我们一针，然后我在吃晚饭的时候回到医院。第二天，戴特莱夫又来了，这回我们设法弄“老海”，回到医院已经是10点半了。我错过了见到父亲的机会，他是在飞往泰国之前来和我道别的。
戴特莱夫再来的时候，妈妈又露出满脸的失望表情。这是厉害的一手！再加上毒品情报所的人来看我，并且把我看成是个不可救药的人。我向他发誓，我有真诚的脱钩愿望，我向自己和其他人发誓。戴特莱夫说这都是他的错。他哭了。然后，轮到他去找反毒品中心的人了。再一个星期日，他告诉我他们已经为他找到一张治疗床位，第二天他就入院。
我祝贺他：“现在，一切都好。我也会有床位的，咱们再也不干蠢事了。”
我们到花园里去散步。我提议：“咱们快去快回地到动物园地铁站去一趟怎么样？我想买一本《从死神头颅星球上归来》的第三卷（这是一本我正在读的恐怖小说），我妈妈没有买到。”
戴特莱夫说：“好极了，老伙计。你真的非得到动物园——只到动物园——去买你的恐怖小说？你不如干脆告诉我你想来一针呢！”
戴特莱夫的这副高傲面孔，这种道貌岸然的样子真让我恼火，再说，我确实没有什么其它的念头，只想把《从死神头颅星球上归来》看完。我回答他：“你少胡扯。再说，你也不必非陪我去不可！”
当然，他还是陪我去了。在地铁里，我又玩起我常玩的小把戏来了：逗弄那些老太婆。这一直使戴特莱夫讨厌。他躲到车厢的另一头去了。我呢，和过去一样，冲他嚷嚷：“哎，老伙计，犯不上装着不认识我，你也比我强不了多少，所有的人都知道。”这时，我又开始流鼻血了。一个星期几天，只要我一在地铁里落脚，鼻子就流血。这真烦人，而我就老得把血从脸上擦掉。
所幸的是，我马上买到了那本书。心情一好，我就建议戴特莱夫该去溜达溜达：“无论如何，这是你自由自在的最后一天了。”我们的两腿自动地就把我们领到了塞纳区。施特拉在那里，两个蒂娜也在那里。施特拉看到我高兴得要命，但两个蒂娜正难受异常：她们的毒瘾发作了。她们刚从选帝侯街赛马场回来，两手空空，一无所获。她们忘了这天是星期日，而星期日，嫖客们正和他们的夫人及男女公子在过周未。
我很高兴自己已经从这个泥塘里拔了出来。我不再怕犯瘾，我用不着再去拉客。几个星期以来，我有一种优越感，感到兴高采烈。这真是妙极了：我在塞纳区里逛，却不想扎一针。
我们走到了库尔夫斯登达姆地铁站附近的公共汽车站。我们旁边，有两个外国佬。他们一直在向我打手势。虽然我有黄疸，但因为我戒毒时间相当长了，所以在四个姑娘中我显得气色最好。还有，我没有穿吸毒者们的“制服”，我穿的是向妹妹借来的衣服——纯粹是“姑娘”式的——正为的是区别于那些瘾君子。在医院里，我甚至请人剪了发，剪得相当短。
两个外国佬不停地向我使眼色。我向两个蒂娜说：“要不要我给你们搭上？哪怕他们只给40马克，你们也能两人分一份药了。”不管怎样，处于当时的境地，她们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我很轻松地朝那两个外国佬走去：“你们想要两个姑娘吗？我替你们问。50马克，怎么样？”我指着两个蒂娜说。
他们俩傻笑着：“不，要你。你，睡觉，你，旅馆。”
我很轻松，不愿为几个铜子而气势汹汹。我回答他们：“好，没问题，不过，这些姑娘，棒极了。14岁，只要50马克。”那个小蒂娜确实只有14岁。
两个外国佬不为我的话所动。我知道他们的心思，两个蒂娜正在缺毒犯瘾，确实吊不起胃口来。我走回到她们身边，告诉她们事情吹了。后来，不知怎么鬼使神差，我把施特拉拉到一旁：“看蒂娜这副样子，她们是没法找到客人的。咱们两个去，把他们的火勾起来，后面让蒂娜来干。反正她们要跟客人睡的。和他们要上100克我们可以买半克药。”
施特拉不等劝就同意了。虽然，对她对我这都是最差劲的。不过，至少我们彼此从来没有向对方说过我们和外国佬有过什么交往。
我转回来找那两个土耳其人，我的建议马上使他们兴奋起来了。戴特莱夫满面沮丧他说：“行了，你又开始拉客了。”我说：“少胡扯，我什么也不会干的，你没有看见我们是4个姑娘吗？”我觉得我这样做纯粹是出于对两个蒂娜的怜悯，可能真的有一点。但是，不知不觉地，我无疑正在寻找一条迂回通往毒品的路。
我向其它的几个人解释我们得到努尔马旅馆去，外国佬们在那里有大房间。其它的地方是不会让6个人到一间房子里去的。那好，上路吧。突然，又一个外国佬凑了过来。那两个声明：“他，朋友，旅馆也去。”
这个时候，我们什么也不说，我们高兴的是拿到100马克。施特拉和一个家伙去买海洛因了，她认识一个卖主，卖的半克份额的药分量足，是这块地方最棒的。等施特拉回来之后，8个人继续赶路：4个女孩子和戴特莱夫在前，手臂扣着手臂，把人行道的整个路面都切断了；3个外国佬跟在后面。
但是，气氛有点紧张。两个蒂娜想马上使用海洛因。施特拉不答应，当然是怕她们把我们蒙了。除此之外，还得想个主意摆脱第3个外国佬，因为我们这笔生意里没包括他。
施特拉转过身，用手指着他，十分干脆地说：“要是这个鬼子也去，我们可什么都不干！”她真有胆量这样对待这个上耳其佬。
可是这3个家伙手拉手走着，什么也不想听进去。施特拉建议我们干脆把他们甩了。我的第一个反应是“好主意”。我穿的是平跟鞋——这是差不多3年以来的头一回——我是能跑的。可是，想了一想，觉得这办法也不很巧妙：“他们迟早会找到我们的，那么到哪一天，我们能有什么办法呢？”我完全忘了，总的说来，我已经不常到“舞厅”去了，我也不再拉客了。
施特拉不高兴了，她落在了后面，又和那些外国佬们争了起来。到了“欧洲中心”地下通道的时候，我们再也听不到身后的声音了。我转过身子，施特拉不见了，她从地面上消失了，带走了全部的海洛因。那几个外国佬也发现她不在了，显得十分不安。
这一切都怨施特拉！我愤怒极了。依我看，她只能在欧洲中心里。我向那里冲去，戴特莱夫紧跟我。两蒂娜停在那里不能动，外国佬抓住了她们。我像疯子一样在商业中心里跑了一圈。戴特莱夫从左路找，我从右路。没有施特拉的影子。再加上那两个蒂娜，搅得我心绪纷乱。我看见那几个土耳其人把她们拖进了一家旅馆，我们等着她们干完那件下贱的活儿后出来，等了好几个小时。现在，她们真配得上那一针了！我知道在哪里能找到施特拉。两个姑娘和我走到了库尔夫尔大街地铁站。这里几乎空无一人，因为我们是为找施特拉而来，便直奔地铁站的公共厕所。一走进门，我就听到施特拉的声音，听到她正在行动，正向谁喊着什么。厕所中有很多厕间，可我一下子就找到了施特拉的那间。我一边用双拳猛力敲打阁子门，一边喊：“施特拉，马上开门，不然有你的好看！”
门开了，施特拉探出头，小蒂娜脆脆地给了她一记耳光。施特拉正处于刚刚用完毒品的兴奋中，她声明：“看，这一整袋老海都留给你们，我并不想要它。”然后，她就走了。
很明显，这是个弥天大谎，她用了这半克的一半还多，说来说去就是不愿意和我们均分。两个蒂娜和我把这袋里剩下的加上我们刚才买的那包放在一起，平均分成了三份。
对于我这么一个很久没有使用毒品的人来说，这份比我所需要的量要大得多。我的两腿发软，步履蹒跚。我们走到了特莱保斯，施特拉在那里。她正在跟一个商人拉买卖，我们走到她的面前：“嗨，别忘了，你还欠我们四分之一克呢！”她没扯皮，看来她还有点良心。
我对她喊：“你是一个臭婊子，我再也不和你说话了。”然后，我就跑开去注射施特拉还给我们那份海洛因中我的那部分，又买了一瓶可口可乐。我孤零零一个人坐在一个角落里，这是过午以来刚有的几分钟平静。有那么一会儿，我希望戴特莱夫能来。后来，我就开始思索了。
开头还算好。我归结了一下：先是我最要好的男朋友扔下我不管了；接着是我最好的女朋友把我戏弄了一番。你得记住：吸毒者之间是没有友谊。你绝对是孤身一人，永远如此，其它一切都是废话。下午的这场恶梦为的不过是一针“老海”！可是，这也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恶梦不是天天在做吗？
有几回，我也有意识清醒的时候，可都是在吸毒之后的兴奋之际。没有毒品，我什么都干得出来，身不由己，鬼使神差。今天的事，就更加证明了这一点。
我深深地陷入了沉思之中。我很平静——因为血液中有足量的海洛因。我不能再回医院了，再说，已经是深夜十一点多了。
总之，他们会把我赶出来的。再不会有任何医院愿意收留我了。医生早就警告过我妈妈：我的肝脏已经到了硬变的边缘。如果我这样继续下去，最多活不了两年。至于毒品咨询处，也毫无希望了。甚至没有必要给他们打电话：他们和医院保持着联系，再说，他们也不愿意要我了，他们是有道理的：在柏林，有这么多的吸毒的人愿意接受治疗，却没有几张床位。他们当然要把床位留给那些还有勇气戒毒。有希望从毒品中解脱出来的人。而我，很明显，我不属于这类人。可能我开始戒毒有点太早，没有运气从中脱身。
我头脑清醒。一边呷着可口可乐，一边把问题归拢在一起，同时也没忘记实际问题。
他们定会把我关在门外，或者说，她用不着这么着急，完全可以等到明天早晨去找警察送我到管教所去。要是在她的位置上，我也会这么干的。我的父亲在泰国。施特拉？不可能。戴特莱夫？我甚至不知道他去哪里熬过这一夜。如果他真的决心脱钩，他应该在他父亲那里，无论如何，明天早晨他就走了，不论是今夜，还是以后，我连一张床都找不到。
我最后一次清醒地估量我的处境，得出的结论是：我面前只有两条路：或者彻底地脱钩，或者再猛猛地来一针，要命的一针。不幸的是，今晚这第一条路已经堵死了。五、六次戒毒都没有成功，够了，反正比起其他的吸毒者来，我既不比他们强，也不比他们差，干嘛我非留在他们已经离开了的这条窄胡同里呢？
我走到了库夫尔斯特拉街，我还从来没有在夜里在这里拉过客。到了夜里，吸毒者就让位给那些靠卖淫吃饭的老手了。可是我不怕。我很快地拉了两个客，然后回到特莱保斯。口袋里装着100马克，于是我买了半克药。
我不愿意去库夫尔斯特拉街的厕所，也不愿意去特莱保斯那边的公厕。因为人大多。那上哪儿？我又买了一筒可口可乐，思索着。我决定到邦代斯广场那边的厕所去。一到夜里，那里空无一人。
我步行到邦代斯广场，心绪平静。夜晚，公共厕所空荡荡的，给人一种奇特的窒息感。而我却感到莫名其妙的安全，厕所清洁，明亮。这是柏林最棒的公厕，而今只属于我一个人。厕间很大（有一次，我们在一个厕间里挤进了6个人），门一直挡到地面，隔墙上也没有洞。很多吸毒者都选择这类厕所自杀：因为它太棒了。
没有拉客的老太婆，没有偷看女人的下流汉，没有警察，我不慌不忙地支配我的时间。我洗脸，梳头。然后，仔细地冲洗蒂娜借给我的注射器。半克药足够了。肯定无疑。在我最后几次戒毒之后，四分之一克的药就足以击倒我了，而今天，我不但有四分之一，甚至更多。而且，黄疸使我十分虚弱。我当然希望能够有整整一克药，可是我觉得自己没法再拉客了。
我平静地选择最干净的厕间，我感到十分冷静。真的，我一点也不害怕。我从没料到自杀会连一点悲伤的气味都没有。我即不想过去的，也不想我的妈妈和戴特莱夫。我只想要给自己注射的这一针。
照老习惯。我把衣物散乱地扔在马桶的周围，把药倒在也是从蒂娜那里借来的勺子里。我忽然想到我也在欺弄蒂娜了，因为她还在等着注射器和勺子。后来，我发现忘记了柠檬。可是，海洛因的质量不错，没有柠檬也会溶解的。
我在自己的左臂上寻找静脉。实际上，这一次注射和以往的一样，惟一的区别是，这是我最后的一针了。真真正正的最后一针。第二次刺入时扎入了静脉，注射器里马上有了回血。我把半克药一下子注射进去。我没时间干第二回了：我感到心脏被撕裂，颅骨从头上被掀开了。
我醒来的时候，天已经亮了。外面的汽车发出强烈的噪声。我倒在马桶边上。我从手臂上抽下了注射器，试着站起来。我发现自己的右腿好像瘫了一样。我能略微动一动，但付出的代价是关节要命的疼痛，特别是大腿关节。我也不知道怎么会把厕所的门打开的。我向外爬了几步，然后站起身来。我靠着墙，用一条腿跳着向前走。在厕所的入口，有两个15岁左右的穿着紧身牛仔裤和绸衫的男孩——两个小兔子——盯着这个用单脚跳的魔鬼。在我就要摔倒的时候，他们恰好扶住了我。他们马上就什么都明白了，其中的一个对我说：“嘿嘿，这可真是回事啊！”我不认识他们，但他们在动物园地铁站见过我。他们把我放在一条长凳上。这是个10月的早晨，天冷得要命。一个男孩子递给我一支万宝路。我想：“真怪，为什么这些相公都爱抽骆驼和万宝路呢？”说真的，我很高兴自己没有死去。
我给他们讲了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施特拉怎么骗了我，我又怎样给自己注射了半克海洛因。这两个小家伙非常乖：如果我想到哪里去，他们可以送我。这个问题激怒了我，我想也没想，便对他们说，把我一个人留在这条凳子上就行了，可是，我冷得发抖，根本走不了路，他们建议把我送到医院去。
我不愿意要什么医生。他们说他们认识一个非常热心的家伙，一个相公，一个喜欢鸡奸的医生，这使我放下心来：在我当时所处的境地，这倒更让人信赖。他们招来了一辆出租汽车把我送到了他们的伙伴那里。那家伙果真非常热情。他把我安置在他自己的床上，然后开始给我检查。他想让我谈谈毒品，讲述这一切。我可没有这个兴致，对任何人都没有。我向他要安眠药，他给了我一片，还给了其它的药。
我又开始发烧和流鼻血。我几乎是一刻未醒地睡了两天，第三天，当我的大脑几乎可以正常干活的时候，我坚持不了了。我不想思索，强迫自己不去思索。两个念头在我脑海里反复出现：一是善良的上帝不希望这回要了你的小命；二是下回你得注射整整一克药。
我想出去。到大舞台去，去注射毒品，去获取那注射后的快感——特别是不要再思索了——直到注射的极限。此刻我走路还很困难。喜爱鸡奸的医生对我十分关切，弄来了拐杖，我架着拐杖走了，可又在半路上把它们扔了：我可不愿意拄着双拐在人前露面。只要咬紧牙关，离开拐杖也是可以走路的。
我一瘸一拐地走到动物园地铁站的广场上。我接了几个客人，其中甚至有个外国佬，他不是土耳其人，而是个希腊人。老实说，我不反对外国人，但我不和外国佬打任何交道，这定约可真有点古怪。不论如何，现在对我来说都是一样，反正不过如此了。
可能我还抱着一线希望，希望妈妈来找我。她如果寻找我，就一定会到动物园地铁站来的，所以我才没到库尔夫斯特拉街那边去。但是我也深深地感到不再会有人找我了，这已经不是妈妈焦虑地等我回家的时代了。
我买了一份药，给自己打了一针，然后又干起营生。我需要钱，准备着万一找不到过夜的客人时使用，那时我就得住旅馆。
突然，我碰上了沃尔弗，他是戴特莱夫的老主顾，最近，戴特莱夫不曾到他家去过夜。不过他不再是一位主顾，他对海洛因上了瘾，所以现在跑到生意线的这边来了。可能他拉客人很难，因为他都26岁了。我问他有没有关于戴特莱夫的消息。他的热泪夺眶而出。不错，戴特莱夫是在治疗所，没有他，生活就彻底完蛋了，活着没有一点意思，他想脱钩，他爱戴特莱夫，他想自杀。总之，他向我唠叨了一大堆吸毒者们常说的废话。关于戴特莱夫的那些昏话弄得我糊里糊涂。我真不能理解，这个可怜的小相公，竟然自作多情地以为他在戴特莱夫身上有着某种权力。戴特莱夫应该离开治疗所回到他身边，仅此而已。他甚至把一把公寓的钥匙留给了戴特莱夫。听到这句话，我不禁脱口说道：“你真是一个混蛋，一个蠢货！你把你家的钥匙留给戴特莱夫，这样，他就知道，万一治疗所把他赶出来，他就会有落脚之处。要是你真的爱他，你就该想方设法让他脱钧。但是，你不过是个下流的鸡奸犯而已！”
沃尔弗正当瘾发之际，我不费吹灰之力就把他弄得灰溜溜的。忽然，一个念头闪过我的脑海；如果我到他家去过夜又如何？我平静了下来并向他提出了这个建议。为了酬答他的好客之意，我马上接个客人，给他买上一份药。他特别高兴我能到他家去睡，因为除了戴特莱夫和我之外，他再也不认识别的人了。
我们一起睡在他的那张大床上，由于戴特莱夫不在，我还能够和他相处。他让我讨厌，但还能忍受，这个可怜的小相公。
于是，戴特莱夫的两个爱人就睡在一张双人床上了。每天晚上，几乎都是老一套：沃尔弗没完没了地重复他多么爱戴，大哭一场然后入梦。这使我的神经焦燥不安，但我还是忍住不发火，因为我需要这张床位。甚至有一天他向我宣称，在戴特莱夫戒毒之后他们俩将在一所漂亮的公寓里同居，我都没有发怒。再说，左右对我来说都是一样。此外，我想，戴特莱夫和我对他还该有点爱怜之意：如果当初他不是结交了我们，他不过是一个孤独的小相公，偶尔地，到酒馆里买个醉醺醺以忘掉他的不幸，仅此而已。
我们就这样打发了一周的时光，注射毒品，地铁站，地铁站，注射毒品，晚上是沃尔弗无止无休的哀叹。
一天早晨，我醒了，因为我听到有人打开了公寓的门，在走廊里弄着什么东西。可能是沃尔弗。我喊着：“别吵了，我要睡觉！”走进来的是戴特莱夫。
我们拥抱。我们接吻。重逢的快乐。突然我明白了：“你溜出来了！”
他向我解释。像所有新到医疗所的吸毒者一样，人们要他担任三周司晨员。要一个扎吗啡的人遵守时刻，这几乎比要他登天还难。戴特莱夫必须每天在同一时刻醒来，然后叫醒其他的人。这对他来说是一场极为可怕的考验。所方之所以制定这种制度，对接受医疗的病员进行选择，是希望把他们掌握得太少的床位保留给那些还有些意志的人。戴特莱夫没能经得住这种考验，有三次他没能按时醒来，所方把他开除了。
戴特莱夫告诉我戒毒医疗所是个不坏的地方。不错，挺苦的，但他下回一定能够成功地坚持下来。目前，他打算不动毒品——而且，他马上着手到戒毒医疗所去找一张床位。他告诉我，在那里他遇到了好几个我们过去的老朋友，比如说佛朗克，在他的朋友安哥死后想试着脱钩。安哥死的时候14岁，和巴普西一样。
我问戴特莱夫今天他打算干什么。先来一针再说。我要他给我带回兴奋剂来。两个小时之后，他回来了，还跟着一个叫比科的人，那是他过去的客人。比科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塑料袋，放在桌子上。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满满的一袋海洛因！足足10克。我还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海洛因。等我醒过神来，马上向戴特莱夫喊道：“你疯了？怎么能往家里带10克海洛因？”
“从今天开始，我当毒贩子了。”
“你有没有想过警察？如果他们抓住你，那你就会再进班房，而且会是几年！”
戴特莱夫不高兴了：“我没功夫想警察，别再给我泼凉水好不好！”
他马上干了起来。用小刀把它分成若干小份，放在小方块铝铂纸上，我觉得纸裁得大小了，并让他注意到这一点：“老伙计，你要注意。它的大小最要紧。货的量不变，可包要大些。记得洗衣粉吗？那么大的盒子，可里面只装了四分之三”。
“你开始跟上我了。我的药量一定要足。人们马上就可以发现，我这里的服务是最好的。”
这时我才想到要问一问这些毒品属于谁。自然是属于比科。这个小流氓！当初，他干的是溜门撬锁盗窃写字间的勾当。刚刚出狱，还处于监管期间，就想利用戴特莱夫这个傻瓜干活来摆脱他自己的困境。他用二道贩子的价格从他在狱中结识的波茨但街的老鸨子千里买了货，他自己不去卖——他也不会卖，他只是个酒鬼——却让戴特莱夫给他干活。
等戴特莱夫把包包好，我开始数共有多少包。其中有一克一包的，半克一包的和四分之一克一包的。我的数学从来学得不好。可是我马上就算出只有8克：他把分量给得太大了。如果不核实一遍的话，我们就得掏自己的口袋来付那两克海洛因的钱了。
好办，我们重新干起。因为纸上总会沾着些粉未，我就把它们收集起来留为自用。
戴特莱夫决定把包包得更大一些，并且同时赠送一瓶啤酒，这样可以显得他货源充足。这回他决定只包四分之一克的，最后，共有24包。
我们马上先注射了两包：当然应该品尝一下自己的货物。这可真是质量极佳的海洛因。
晚上，我们把货物带到了特莱保斯。我们把大部分货埋到了大楼后面的垃圾桶旁边，身上所带的决不超过3包。这样，当突然搜查时，我们就不会被划为毒品贩子。买卖开头还不错，头天晚上就脱手了5克，很快人们就知道我们手里有质好量足的海洛因了。只有一个人埋怨我们的货色不好，当然是施特拉。就是这样，也不妨碍她提出当我们的代销客，而我，这个可怜的傻瓜，居然接受了：她每代我们售出5包，便可以得到四分之一克。而结果是：我们自己什么也嫌不到了。我们和比科约定的是，每销出10克，我们可以提成1克半。而我们支付了代销者的服务之后，剩给我们这些二道贩子的仅仅是能够满足每天需要的海洛因了。
比科每天早晨来结帐。每天晚上，我们的钱箱一般能有2千马克——这就意味着比科能拿到1千马克的纯利；而我们，只有1克半的海洛因。比科基本上不冒任何风险，除非我们揭发他。
他是很谨慎的。他早就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被捕，如果我们把他出卖给警方，最好是事先准备好棺材。他的波茨坦街的伙伴会承担这项工作。就是在监狱里也逃脱不了，到处都有他们的伙汁。他还威胁我们，如果察觉我们伪造账目，他也会让这些伙计们来干预的。我们真的相信他的威胁。
戴特莱夫不愿意承认比科在诈骗我们：“你还想干什么？首先，这可以使你不必去街上拉客。我可不愿意你再去卖淫了，我呢，也不想再去干。那么，我们只好走现在这条路了。”
大部分的小二道贩子的处境和我们相同。我们从没有足够的钱直接向中间人购进十克海洛因。再者，我们也不了解毒品的分配网。我们又怎么能够与波茨坦街的保护毒品的地痞们接上头呢。街上的毒品小贩——他们自己就是吸毒者———般都需要用现金买进毒品，也正是这些可怜的上瘾的家伙最后进了班房。而像比科这样的人，基本上在警察的打击范围之外，而且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找到替换的代销小贩，为了每天能注射两针，每个吸毒者都愿意干这个买卖。
几天之后，我们感到在特莱保斯附近不安全了。到处都充斥着便衣警察，这对我们是个极大的压力。我们重新组织了销售方式：由我在特莱保斯担任推销员，而戴特莱夫拿着货在稍远的地方等候，由我把买主打发到他那里去。
大约又过了一个星期，戴特莱夫毫不在意地在特莱保斯附近晃来晃去，口袋里装满了药包。一辆汽车停在他的旁边，司机问他去动物园地铁站该走哪条路。戴特莱夫慌了手脚，拔腿飞跑，把货扔进了他碰到的第一个荆棘丛中。
他向我解释说那家伙肯定是个警察，因为不会有人不知道动物园地铁站在什么地方。
这下糟了，我们看着每个朝着库丹姆开车的或散步的人都像是警察。我们也不敢去取回扔掉的货：要是警察在那里等着我们可怎么得了？
我们真是陷进了泥淖。第二天早晨，我们没法和比科清帐。跟他实话实说？他不会相信。我想了个主意：就告诉比科我们被外国佬抢了，他们拿走了一切，连钱带毒品。反正事情闹大了，干脆把手里有的这几个钱也花掉！这个混蛋真卑鄙！他每天从我们身上赚1千马克，而我们却一个子儿都没有。我得买几件衣服了。我没有暖和衣服，我总不能一冬天总穿着我从医院里溜出来时所穿的衣服在街上逛。
戴特莱夫终于明白了给比科200马克和一文不给没有多大区别。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便去了旧货市场，看到什么顺眼的东西，戴特莱夫先试，然后我试。我们仅买那些他能穿我也能穿的衣服。我决定买一件黑兔皮上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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