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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跑进一个电话亭给警察打电话。我解释说我的一个朋友正在“音响舞厅”里面挨打。警察很高兴得到这个消息，终于有理由关闭“音响舞厅”了。他们像蓖头发一样仔细搜了一遍屋子，没有发现戴特莱夫。我于是打电话给沃尔弗。戴特莱夫早已回去睡觉了。
警察警告我不准再开类似的玩笑。我回到家里，相信毒品大概正在使我发疯。
被抓过几次之后——这是他们带给我的惟一的收获——我又被召到罪犯管教所，歌德街314号办公室。我没有忘记这个门牌号码，我常进这里……
我放学后，回到家里。打算在去见警察之前，先美美地注射一针毒品：如果我神情恍惚，就不在乎他们了。可是我没有柠檬，因为可卡因看上去不太干净。当时，可卡因掺假越来越厉害：因为它已经被倒过好几道手，批发商、中介人、零售商，为了赚钱，每人都往里掺假。
怎么溶解掉这些含脏物的可卡因呢？很简单，我拿来醋。它是酸性。我立刻把醋倒进装有可卡因粉未的勺子里。我倒得大多了，因为我舍不得扔掉可卡因，我把溶液全都注射了。
它的劲儿太大了。我整整一个小时之后才醒过来，针头还插在我的膀子上。我的头剧痛，根本站不起来。这回可好，我要死了。我躺在地上哭。我害怕。我不愿意就这么一个人死去。我爬到电话机前。我至少用了10分钟来拨我妈办公室的电话。我对她说：“妈妈，我请你快来，我要死了。”
妈妈回来了。我终于站了起来。我总感到脑袋要炸似的。但我咬紧牙关。我对我妈说：“我还没有断气。”
她明白我又注射毒品了。她显出一副可怕的绝望的神情。她什么也没说，只是看着我。我忍受不了这种悲哀。绝望的目光。它使我的头更疼。
过了一会儿，她问我想要什么。我说：“要草莓。”于是她出去，拿回来满满一篮子草莓。
那次我真的以为我彻底完了。那并不是由于过量，而是醋的缘故。我全身都动弹不了，四肢不听使唤。这些感受都跟那些死去的人所经过的一样。他们注射毒品后，也曾多次晕倒过。就这样，他们有一天就再也没有醒过来。我不知为什么非常怕死。害怕孤独地死去。吸毒者常常孤独地死掉。经常是死在肮脏的厕所里。可我又很想死去。实际上，我什么也不期待。我不明白我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上。以前我也不明白。一个吸毒者，干嘛活着？
难道仅仅是为了自我毁灭，同时也毁坏别人吗？我想那天下午我真应该死掉，这全是出于对我母亲的爱。总之，我不清楚我是否还活着。
第二天早上，我好多了，反正我又可以坚持一会儿了。我必须去见警察，否则他们就该来找我了。但是我没有力气一个人走去。我四处打电话找施特拉，后来在一个顾客家里找到了她。她同意陪我去。她母亲刚刚提醒过她，如果上警察局，就出不来了。但是施特拉什么也不怕，什么也不在乎。
我俩坐在一个长走廊里的木凳上，乖乖地等着叫我进314号办公室。我像个规矩的小女孩似的走进办公室。我又行了个屈膝礼。一位女警察向我伸出手，非常和蔼可亲，对我说她有个女儿比我稍稍大一点儿，她女儿15岁。但她女儿不吸毒。哟，女警察在扮演慈母的角色。她问我的身体，又递给我一杯咖啡、一些糕点和苹果。
这位警察太太总是一副慈母的样子，对我谈论其他吸毒者，并向我打听他们的消息。她让我看一些吸毒者和贩毒者的照片；我只是对她说：“我见过他们。”她说吸毒圈里的一些人曾对她说了我的许多坏话。她想用这一手来让我招供。我意识到我被这个女坏蛋骗了，但我还是招了，我说了许多，讲完后，又在证词上签了名。那上面许多事多少都是被她诱供出来的。
后来，另一个警察来问我有关“音响舞厅”的事。关于这个我完全照直说了，我说出了我所认识的被“音响舞厅”引诱而吸毒的人，以及经营“音响舞厅”的那帮人的残暴。应我的请求，施特拉被带了进来，她证实了我所说的一切，并发誓敢于去任何一个法庭作证。警察太太不停地翻动着施特拉的档案，很快弄明白了施特拉的身份，狠狠斥责了她一顿。施特拉也回敬了她一番，我心想：“施特拉这样会被关进监狱的。”幸好警察大太该下班了。她要第二天再传讯施特拉。施特拉当然不会去。
警察太太休息时对我说：“看来我们不久还会见面。”她很有把握地对我这么说，但声音还和往常一样温和。她说得这么直截了当，看来我没有希望了。
我被这个女警察骗了，被她的咖啡。糕点和她的微笑蒙蔽了。我痛哭起来。
我接了两个客，又去买了可卡因，然后回到家里。我的小猫躺在厨房里，它站不起来。它已经病了好几天。它看上去很凄惨，它发出的叫声真让人可怜，我想它大概也快死了。
就像不再为猫担心那样，我对自己也不再担心了。兽医给了我一些牛血提取物，但是可怜的小动物不吃：碟子里仍然是满满的。
我决定立刻给自己注射毒品。我准备器具时，忽然产生了一个想法。我放了一点儿牛血在针管里，用它打进小猫的嘴里。小猫也不反抗。喂完小猫，我清洗了好一阵子针管。
我注射了毒品，但效果不佳。我想死，可每次打针前，又怕得要命。也许是小猫的目光感动了我。人尚未充分生活就死去，太可惜了。
我又看不见出路。自从我妈得知我又吸毒后，与我再也没有一句交流感情的话，我萎靡不振，她失望地看着我。警察也在监视我。我签过名的那纸证词足以把我提交少年法庭，我已经够判刑的了。再说，我可以感觉到，我被抛弃，我妈会很高兴。她明白她对我已经无能为力了。她不停地四处打电话，一会儿是社会服务机构，一会儿又是反吸毒中心。她越来越失望，因为她发现没有人能够也没有人愿意帮助她和我。她惟一的办法，就是威胁着要把我送到外婆家去，远离柏林。
1977年5月的一天，我那简单的头脑终于意识到我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是短期内用过量的毒品，要么是彻底戒毒。我必须作出选择。我不能再依靠戴特莱夫，再说我尤其不愿让他来左右我的决定。
我来到克罗比小区。找到“团伙之家”，这是由一个牧师领导的年轻人活动中心，我吸毒就是从那儿开始的。俱乐部已经关闭：它因为吸毒泛滥而应付不下去，不得不改为反吸毒中心。反吸毒中心仅仅是为克罗比小区服务的，吸毒现象在这个小城才出现两年，海洛因就把该城毁得不像样子了。他们给我讲述我早已知道的事：我只希望得到一种好的治疗法。他们给了我吸毒调查处和“西那依”这两个机构的地址，因为只有那里反吸毒的工作开展得比较成功。
我不大相信。据说那些治疗法非常痛苦。头几个月比在监狱里还难受。在“西那依”，他们先给你剃头。照他们看来，这是开始新生活的第一步。把我剃成一个光头，我才不于呢。我最珍惜我的头发。我可以用头发遮住脸部。如果剃掉我的头发，简直就等于杀了我。
再说，向我提供地址的那个妇女说，我还可能进不去吸毒调查处或“西那依”，因为没有床位。而且他们接收条件又很苛刻：申请者必须身体状况好，并且要自觉自愿地保证有决心戒毒。
那个妇女还说，我这个年龄——刚刚14岁，还是个孩子——很难做到他们所要求的，实际上，还没有对吸毒少年进行治疗的方法。
我想去“那科隆”。这是一个宗教界办的科学治疗中心。我认识几个吸毒者，他们去过那儿，据他们说还不错。只要你先交钱，就可以进去。接受治疗者可以自己打针，可以把唱片，甚至小动物带进去。
那位妇女劝我再好好考虑一下，为什么那么多吸毒者都说“那科隆”的治疗法轻松呢，因为他们同时又可以随意注射毒品。总之，她没看见一例被“那科隆”治疗法治好的吸毒者。
但是怎么办呢？我不可能被其它机构接收。她只好给了我戒毒所的地址。
我回到家里，又拿针管给小猫灌了一点牛血提取物。我妈下班回来时，我告诉她：“我要彻底戒毒。去戒毒所，大约需要一年或几个月时间，我就会成为一个改邪归正的人。”
我妈似乎连一个字都没信。但是她还是去打了电话，了解戒毒所的情况。
我彻底投入到治疗中心去。我觉得自己好像是再生了。那天下午，没有顾客，因此，我没有钱买毒品。我想在进戒毒所之前自己先戒毒。我不想重新尝试毒瘾发作的滋味。我想先戒掉毒，以便比其他新人戒毒所的人先走一步。我希望立即向他们表明我是坚决要戒毒的。
我早早就睡了。猫病得越来越厉害。我把它放在我的枕头旁。我为自己感到很得意。我独自一人就能戒毒，而且是自觉自愿的。其他哪个吸毒者能做到这点？我把决心告诉我妈时，她只是怀疑地笑了笑。我戒毒时她来看我，已经几乎成了家常便饭，她再也不相信了。我完全是孤立的。
第二天早上，毒瘾发作了。可以说比前几次更糟糕。但是我确信我能够顶住。当我难受得要炸了似的，我自言自语：“这只不过是毒品在冒出你的体外。你可以活下去，因为你从此再不吸毒了。”我昏睡过去时，没有做噩梦，我梦想着我治愈后的生活该是美好的。
第三天，痛苦难忍，然而未来的图景却越来越具体：我在准备我的中学毕业会考，我有一套房子和一辆敞篷车，我几乎随时开着它。
我的屋子位于一块绿草如茵的地方，在一幢老式房子里。但不是资产阶级住的那种屋顶“高耸入云”，到处是灰墁的房子。不要那种带有宽大门厅的客厅、楼梯铺有红地毯、大理石、穿衣镜。刻有你名字的烫金字门牌的房子。我不愿意住带豪华气的房子。因为财富在我看来是欺诈。吵闹和压抑的同义语。
我的房子是工人居住的老房子中的一套。它包括二到三间屋子，不太大，屋顶矮矮的，窗户小小的。楼梯是稍有磨损的木阶梯，很窄，两人穿行时都要碰着，屋里总是飘荡着做饭的味道。邻居们常来问长问短。人人都辛勤劳动，大家都很幸福：彼此不嫉妒，人人和睦相处，谁也不贪婪。总之，与富人不一样，与克罗比小区的工人也不一样。我的屋子是一所宁静的屋子。
在我的屋里，最大的一间是寝室。我的床很宽，靠着右墙放，床上铺着深色床单。床两边是床头柜——有一个是戴特莱夫的——和棕榈木罐。另外，屋里摆满了花木。墙上贴着张画：一片沙漠，巨大的沙丘，以及一片沙漠绿洲。棕搁树下，穿着白衣服的贝督因人围坐在一起喝茶，很轻松。多么宁静。左边，窗户角下有一个窝，是我的一隅。我像印度人或阿拉伯人那样坐着，矮圆桌旁放满了坐垫。我就在那儿过夜，安静极了。远离一切嘈杂，无忧无虑。
我的客厅与寝室相仿。有花草，有地毯。中间放着的一张大木桌，上面有草毒，周围是藤椅。邀请朋友们聚餐时，我做饭。壁橱里放着书本。是一些很好的书，由一些得到安宁的人写的，他们很了解自然与动物。这些书架是我自己做的，其它大部分家具也是我做的。我不喜欢花里胡哨的东西，家具的主要作用是实用。我的房间里没有门，只有帘子——门会嘎嘎作响，发出声音。
我有一条狗，两只猫。我把我汽车的后座垫取下来让狗睡着舒服。
晚上，我做晚餐，我时间很充裕，不像我妈匆匆忙忙地做饭。门闩响了，戴特莱夫进来。狗扑到他脖子上。两只小猫在他腿上来回蹭。戴特莱夫抱吻我，然后坐在桌边准备吃午饭。
我在做梦。但是我不知道我在做梦。以上图景对我似乎是近在眼前的现实。治愈吸毒后的现实。我想象不出会是另一番情景。以至于我戒毒的第三天夜晚，我竟对我妈说，等我治疗结束了，要搬回自己的房子里去。
第四天，我感觉好多了，可以起床。我的牛仔裤兜里还有20马克，它使我心烦。20马克40马克的二分之一，如果我再有20马克，就够买一针毒品——进“那科隆”前的最后一针。
我与小猫“谈话”。我对它说，它要单独呆上一、二个小时，没关系的，我又用针管给它灌了一点葡萄糖和洋甘菊剂——它吃不进别的食物——安慰它：“你也不会死的。”
我很想在库丹姆大喊大叫并且逛个够。因为我一进了戒毒所就不可能再随便出来，尤其不可单独出来。我想最后注射一次毒品，如果在库丹姆没有海洛因，那就名不符实了。剩下的问题是那另外20马克。我必须拉一个客。但是我又不想去地铁动物园站。我不知道该怎样对戴特莱夫说：“你知道，我戒毒成功了。可是我还得去找一个顾客，因为我想买一针毒品还差20马克。”戴特莱夫肯定不明白，他又会挖苦我：“怎么样，你还是个吸毒者。”
我坐在地铁里忽然想到一个主意：我可以去勾引一个汽车司机。我这么想完全是为了那20马克，那样做是合算的。施特拉和巴普西经常这么干，但是我一向讨厌那么做。因为你不可能仔细观察朝你开过来的驾车人，只能随便上一辆车。
最糟糕的是，有时落到拉皮条的人手里。他们常常装扮成顾客。一旦上了车，你就毫无办法。并非他们愿意拉女吸毒者，他们对此不感兴趣，女吸毒者花在毒品上的钱太多了。他们是想把她们驱逐出选帝候街，因为她们把整个毒品市场的价格抬得太高了。
巴普西有一次就上了一个靠卖淫为生的人的汽车，那人把她关了三天。他玩弄够了以后，又把她转给其他男人，外国佬、醉汉，什么人都有。在这期间，巴普西当然毒瘾发作了。她那三天简直就跟在地狱里一样。但是她最终还是回到了选帝侯街。因为她是那儿的皇后，她有漂亮的脸蛋，平线条，没有胸，也没有臀部。
职业妓女几乎与靠卖淫业为生的老板一样危险。波茨坦街，一般是下层妓女的聚集区，距离吸毒女子拉客的选帝侯街只有200米。她们时常驱赶吸毒的女子。如果抓住一个吸毒女子，她们就打她耳光，甚至用开水毁容。
我走出选帝侯街地铁站。我怕得要命。我想起巴普西和施特拉的建议：“避开那些开赛车或庞大美国车的年轻人——这号人说不定就是靠妓女为生的人”那些上了年纪的人，打着领带稍有点发福的，就可以，尤其是如果他们戴着一顶帽子就更好。然而最理想的，是那些车后座上带着儿童坐椅的人：家庭里的模范父亲，出来正是寻找一点新鲜玩意儿，只是他们比我们更害怕。
我走在通向“音响舞厅”方向的路上，没有沿人行道走，而是贴着墙边走，避免显出拉客的样子。但是，有个家伙立刻向我招手。我发觉他很奇怪，一副挑衅的样子。这大概是由于他的胡子的缘故。我不理睬他，继续往前走。
他看不见别的女子。因为还不到中午。我知道——巴普西和施特拉曾告诉过我——这会使他们急得发疯，这些家伙只有半小时的空闲，可又找不到女人。有时候，在选帝侯街上，顾客比妓女还多。已经有好几辆车在我身边停下，我装着没看见。
我盯着家俱店的橱窗看。我又幻想了：我梦想有自己的房子。但是我对自己说：“克丽斯蒂娜，你一定要镇定。20马克，必须赶快弄到手。快，全力以赴。”这个时候，我必须要精力集中，不能胡思乱想。
一辆白色轿车停在我身旁。后座上没有儿童坐椅，但是那家伙看上去不像邪门歪道的人。我没有多考虑，就上了车。我们讲好价，35马克。
我们去阿斯尼广场，那儿有一个改作它用的老车站。很快就到了。那家伙很客气，我甚至忘了这是一个顾客。他说他很想再见到我，但是他三天后就要与他的妻子和两个儿子去挪威度假，我问他是否能把我捎到科技大学——在那儿，早上可以找到可卡因。他欣然同意。
1975年5月18日，天气晴朗。这个日子我记得很清楚：我15岁生日的前两天。我一边闲逛，与两、三个小伙子聊天，一边逗一只狗。真不错，我居然不着急注射毒品，我可以等到真想打针时再打。因为我还未达到身体上必须依赖毒品的程度。
不一会儿，走过来一个家伙问我们要不要毒品。我说要，我用40马克向他购买。我在东路透大街的女厕所里打针——那里比较干净。我只把一半的毒品倒进针管里，因为开始戒毒后，量就不应该用的太大。我带着庄严的神情注射毒品，心里默默地说，这是最后一针了。
我两小时后才醒来，后半身还坐在马桶上，针头插在膀子上。我的东西撒了一地。但是我感到还可以保持住平衡。如此看来，我选择戒毒正是时候，还来得及。我在库丹姆游荡的日子结束了。我在餐厅花二块五马克吃了些土豆泥和大葱，但是几分钟后我全吐了。我拖着身子走到地铁动物园站去向戴特莱夫告别，但没有找到他。我必须回家了，我的小猫需要我。
可怜的小东西没有动弹，依然睡在我枕头边上。我清洗针管，又给它灌了一点儿葡萄糖和洋甘菊剂。这并不是我想象中的我的吸毒史的最后一天。假如我又去吸一天毒呢？
正在这时，我妈回来了，问我下午在哪儿呆着。我说：“在库丹姆大街。”她不高兴：“你说过你要去戒毒所接受治疗。
我勃然大怒，吼叫道：“让我安静会儿！我没有时间了。你懂吗？”她也大叫道：“捆上你的东西，立刻滚到戒毒所去！你自由了，没人管你了。”
我刚做好了一盘排骨和土豆泥。我端着盘子到卫生间，把门关上在里面吃。这就是我与我妈呆在一起的最后一夜。我与她吵架，因为我烦。于是她明白我又注射毒品了。
我往我的大皮箱里塞了些衣服。我把注射器。勺子和剩下的可卡因藏在我的三角裤里。我们到了戒毒所。那里的人什么也没有问我。果真他们什么人都接收。他们那儿甚至有掮客——在吸毒圈里溜达的人。
但是，他们问了我妈一些问题。接收我之前，他们想把付钱的事先讲清楚：第一个月先付1500马克。我妈自然拿不出这笔钱。她答应第二天早上凑足了这笔钱交来，她只有向银行借——肯定能借到。她请求他们先收下我。
我要求上厕所。他们答应了，这里他们不搜查你。不像别的地方，假如从你身上搜出吸毒的工具，就不要你了。我很快给自己注射了一针毒品。我回来时。他们看出我神情恍惚，但是没有说什么。我把注射器和剩下的一点毒品交给他们。那人先是一愣，立刻向我表示鼓励。
他们把我领到一间隔离室。里面有三个人。其中一人第二天一早就走了。
他们发给我关于教堂的科学治疗法的理论书。这是个怪诞的教派。关于它的理论，你可信可不信。可我此时此刻的确需要信点什么。
两天之后，我被允许离开隔离室。我与克里斯塔同住一屋。她挨了一顿痛打，他们不再给她治疗，因为她不停地讽刺治疗法和负责治疗的人。她不住地翻地板缝，说是可能有人把可卡因藏在里面。她领我到了顶楼：“只要在这儿放几块垫子，就可以变成安乐窝，再有点儿酒。大麻，等等。”这个女人让我感到厌倦。我到戒毒所来是为了摆脱困境，是为了戒毒，可是她却不停地谈论吸毒，毁坏戒毒所的名声。
第二天，我妈打来电话。她告诉我小猫死了。说完这个，她紧接着向我祝贺我的生日。这些对她来说很平常。我却趴在床上哭了一上午。
那些家伙见我这个样子，说我需要来一场治疗。他们把我与一个家伙关在一个房间里——一个曾经吸过毒的人——他命令我做各种离奇古怪的动作。我不得不照着去做。
他对我说：“看这面墙。靠近墙，摸这面墙。”然后又重复这个动作，一连好几个钟头。我触摸四周的墙。不一会儿，我就烦了：“瞧，这该有多么蠢。你疯了怎么的？让我安静一会儿，够了，受够了。”他不停地笑，劝我继续坚持。后来他又让我摸其它的东西。直到我精疲力尽，我扑在地上大哭。
他笑了。当我稍稍平静一点几时，他又让我从头开始。我变得麻木了。甚至在下达口令之前，我就机械地去摸墙。我惟一的念头就是：“这一切赶快结束吧。”
五小时之后，他说：“行了，今天就到这为止。”我感觉很好。他把我带进另一间屋子，里面有一个奇怪的仪器，是手工做的。一个用白铁做的吊在两个盒子之间的挂钟。那家伙命令我把手放在那儿，又问我：“你感到好受吗？”
“是的。现在我能感觉到我周围的一切。”
那家伙看了看挂钟：“它没有动。这么说你没有说谎，一切正常。”
原来那个奇怪的东西是测谎器。它是这个教派最崇拜的一件物品。总之，我很高兴挂钟没有晃动。对于我来说，这表明我感觉很好。为了摆脱海洛因，我准备好了什么都做，什么都信。
那里尽是些意想不到的事。例如，同一天晚上，克里斯塔发烧了：他们让她摸蜡烛，问她那是热的还是凉的。一小时之后，她的烧就退了。
这一切使我非常震惊，以至第二天早上，我跑到办公室要求再次进行训练。整整一个星期，我完全陷入了该教派的幻觉中。我确实相信了这种治疗法。全天都安排满了：练习、做杂事。做饭。这些事使我们一直忙到夜晚十点钟。没有一分钟思考的时间。
惟一使我紧张的事，就是饮食。我并不太挑剔，但是我很难咽下那里的饭莱。按我们付给的钱，伙食是能够搞好一点儿的。因为他们没有别的支出。指挥训练的人几乎都是从前的吸毒者，对于他们来说，这项工作也是他们治疗的一部分；他们可以得到一点零用钱。戒毒所的老板们在另一处吃饭。一大，我看见他们正在吃饭：他们正在“消灭”一桌丰盛的酒宴！
终于，一个星期日，我有空闲认真思考一下。我首先想到戴特莱夫，这使我很难过。我问自己：“治疗后该怎么办呢？那些训练真对我有帮助吗？”我有许许多多的问题，但得不到解答。我很想与某人多谈一下，但却没有对话者：这里，禁止相互间关系密切，这是该机构的主要规定之一。假如你想与戒毒所的同伴谈谈自己的问题，他们马上让你接受训练。自从我进了这里，我就没有真正与人交谈过。
星期一，我冲着办公室啐了一口唾沫。首先抗议饭不好。再有就是他们几乎把我的三角裤偷光了。我无法钻进水房去，因为管钥匙的那个女人还在城里消磨时间，以便注射毒品。再说并不是她一人这样。这类家伙我很讨厌。我被强迫训练和干杂活儿弄得精疲力尽，我的觉也睡不够。我对他们说：“你们的治疗法倒不错，但是它们不解决我的问题。这一切，说穿了，只是训练。你们试图训练我们。但是我需要一个能向他诉说我的问题的人。我需要时间来同我的问题作斗争。”
他们听我说，什么话也没有回答，总是一副笑嘻嘻的样子。在这之后，我得到了补充训练的机会。训练持续一天，一直到晚上六点。训练结束之后，我又变得麻木不仁。管他呢，反正他们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就行了。我妈有一次来看我时说，社会保险公司把我进戒毒所的那笔费用偿付了。有国家负担这类费用，这就行了。
戒毒所里的其他寄住者比我的问题还多。例如，嘉比，她爱上了这里的一个家伙，非常想与他睡觉。她傻乎乎地去告诉老板们。结果呢：加上了补充训练。她与那人接过吻，这事被发觉后，两人被当众奚落了一顿。嘉比当晚就逃走了，再也没有回来。她的恋人是一个指挥训练的人，据说戒毒已经好多年了，他几天后也走了。他又重新成了一个吸毒者。
实际上，戒毒所的老板们并不担心吸毒者们接吻，而主要是想阻止我们互相结交。但是嘉比的情人在他们中间工作已经一年多了——他怎么能忍受与情人长期分离呢？
晚上很晚时，我们有片刻的娱乐时间。我总是利用这点时间与最年轻的寄宿者在一起。我是其中最年轻的，但是在我们所形成的这个圈子里，没有谁到17岁。这是年轻的吸毒者们的第一次浪潮的产物：我们开始吸毒时，都还是孩子。可是两、三年后，我们成了一副鬼样子，因为在发育阶段，毒品对身体的损害比成年期还厉害。我们之所以聚集到这里来了，因为大家的理由都一样：别的治疗机构没有床位。
大多数人与我一样很快得出结论，训练不起多大作用。然而这里把两个年轻人安排在一起住，彼此变得很爱开玩笑，打趣：两人可以吵闹。可以互相对望时，怎么可能在2个小时中保持严肃呢。他们不再让我们接受测谎器的检查。何必呢，因为我们都说训练不起作用。大伙儿捧腹大笑一阵儿，就结束训练。指挥我们训练的人越来越不知所措。
不久，我们谈话的主题就只剩下了一个：海洛因。有时候，人少时，我就讲逃跑的办法。
在戒毒所呆了15天以后，我有了一个计划。两个小伙子和我，我们化装成“大扫除小队”，多亏了我们的工具。印章、扫帚。刷子和拖把，我们顺利地穿过了所有的大门。我们三人高兴坏了。我们急不可耐地想注射毒品，以至如果不大“醉”一番，太不划算了。我们在地铁人口处分了手。我朝动物园方向坐地铁。我去找戴特莱夫。
他不在那儿，施特拉在那儿。她朝我点点头。她对我说，近来没有看见戴特莱夫。我担心他进监狱了。顾客也不多，稀稀拉拉几个散在角落里。我们去选帝侯大街。那里同样什么也没有。后来一辆卧车停下来。我们认识这辆车和开车的人，一个已经跟踪了我们多次的家伙。我们一直把他当成便衣警察。原来只是一个业余的小吸毒者。
他只对我感兴趣，但是也让施特拉上了车。
我对他说：“一次35马克。其它的我什么都不干。”
“我给你100马克。”
我不知所措。类似的事我还从未碰到过。那些在梅斯代斯大街溜达的家伙总是为了5马克斤斤计较。这个家伙开着辆旧车，却出口给我100。他告诉我他是情报员。好嘛，一个狂妄的家伙。但是这些往往是最理想的顾客；他们不计较钱：这也是一个自吹自擂的机会。
他最后真给了我100马克。施特拉立刻去买可卡因，我们就在汽车里注射。接着我们到旅馆去了。我与那个家伙呆在一起（施特拉在大厅里等我），他很宽宏大量，因为我完全处于迷醉状态——两个星期来我没有沾过毒品。我甚至不愿离开旅馆普通房间的这张窄床。
我与那家伙聊了一会儿。他有点怪。他不停地给我讲他家有半克海洛因，如果三小时后我们到选帝侯大街找他，他就把海洛因给我们。我又向他要了30马克，告诉他我们得好好地吃一顿。这点钱对他们这样有钱的人算不了什么，我知道他之所以乘坐这么辆破车，是为了蒙蔽敌人，不让人看出他是间谍，等等。但他还是被逮住了，他给了我钱。
施特拉和我又来到地铁动物园站。我并没有放弃找到戴特莱夫的希望。突然，一只黑白相间、绒毛散乱的小狗朝我猛跑过来，一下子跳进我的怀抱，它大概把我当成什么人了。这只狗真棒，真像一只雪撬狗。一个穿得破破烂烂的家伙走了过来，问我是否想买这只狗。当然了。他要价70马克，我跟他讨价还价，最后他同意40马克。简直太好了：我吸毒时又有一只狗了。施特拉给狗取名叫珍妮女士，我管它叫吉妮。
我们在选帝侯大街的一家饭馆吃了午饭，吉妮跟我平分一块排骨。“间谍”到了约会时间就来了，他真给我带来了半克海洛因。真奇怪，这些值100马克呀。
我们又去地铁动物园站，还是没找到戴特莱夫，但我们碰到了巴普西。我挺高兴，尽管我们经常吵架，但她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们三个人来到露天咖啡厅。巴普西的脸色很不好，两条腿像火柴棍，前胸扁扁的，她的体重只有31公斤，可她的脸蛋还是那么漂亮。我向她讲了戒毒所，说那里面真不错。施特拉不想听我讲。她说：她生下来就是吸毒的，死也死在吸毒上。但是巴普西发火了，她以为大伙儿要一块戒毒。她父母和奶奶白白费劲在治疗吸毒的机构给她找了个床位，可她又溜走了，虽然她也想戒毒。她的状况很糟糕。
我们聊了好一会儿，随后，大伙儿分了手。我牵着小狗吉妮，去一家很昂贵的商店买东西，因为只有它晚上还开门：我为狗买了两袋食品，为我自己买了一大堆快餐甜食。买完东西，我给戒毒所打了一个电话。他们命令我回去。我告诉他们我要带一个朋友去，没有讲明是一条狗。
我对此没有过多的思考，可我心里明白，我会回到戒毒所去的。我能到哪儿去呢？回家吗？我能想象得出我妈看见我半路偷跑口来时的脸色。我妹妹回来了，她不愿意在我父亲那儿住，所以她占了我的房间和床。流浪吗？我很少那样做。去顾客家里住吗？这意味着我完全得受人支配——像个机器人似地亲吻。我还没有在一个顾客家里过过夜。因为我总是在决心戒毒。我走上了返回戒毒所的路，因我别无选择。
回到家——我们总是把戒毒所叫作“家”——他们对我很冷淡，但也没有说长道短。他们甚至对吉妮也没说什么。这里已经有12只猫了。
我去地下室找来旧被子，在我的床边给吉妮搭了一个床。第二天早上，吉妮到处拉屎尿。它从不爱干净。这个小动物有颗痣，我也有颗痣。我喜欢吉妮，所以我打扫它的屎尿也不在乎。
我立刻被加上补充训练。这个我也不在乎。我像一个木头人似地执行他们的命令。惟一使我烦恼的就是训练时要与吉妮分开。由其他的人照看它使我感到很不好受，因为这是我一个人的狗。所有的人都跟它玩，它也跟什么人都玩——可以说，它是一个小妓女。人人都喂它，它眼看着长胖。但是，我是惟一与它谈话的人。现在，我总算有个可以说话的东西了。
我又逃跑过两次。最后一次持续四天。我在施特拉家睡觉——她妈妈为了戒酒住在私人诊所。糟糕的生活又重新开始了：拉客。注射毒品。在这期间，我才得知戴特莱夫和贝尔恩德到巴黎去了。
听到这个消息，我不知所措。怎么？那个可以说是我丈夫的家伙就这么溜走了，甚至连个招呼都没跟我打！我俩早就向往去巴黎。我们曾希望在蒙马特租一个小房间，在那里戒毒。我们从未听说过巴黎的吸毒者，还以为巴黎没有这些。我们想象巴黎只有艺术家、高雅的人，人们经常喝咖啡、饮酒。
戴特莱夫和贝尔恩德就这么去了巴黎。我没有朋友，我在世界上独自一人。我与巴普西和施特拉在一起，又开始那套把戏，为一点儿小事争吵不休。我只剩下吉妮了。
我给戒毒所打电话。他们说我妈去那儿把我的行李拿走了。她也不管我了，我气极了：我要让他们看看。让所有的人都看看，我自己来救自己。
我回到戒毒所，他们又收下了我。我全力投入治疗中，就像着了魔似的。我照着他们所说的一切去做。我真成了一个模范学生；我又得到了测谎器证实的荣耀，当我说到训练对我大有益处时，测谎器的挂钟从未晃动过。我对自己说：“行了，现在你快成功了。”我没有给我妈打电话。我借了一些衣服。我穿着小伙子的衬裤，这我不在乎。我不愿意求我妈给我拿东西来。
一天，我爸打来电话。“你好，克丽斯蒂娜，喂，你躲到什么地方去了？我刚刚得知你的地址，还是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
“我很惊讶，你第一次对我感兴趣。”
“告诉我，你还想呆在那帮家伙那儿吗？”
“当然。”
我爸气得说不出话来。好一会儿，他才喘过气来。他又问我愿不愿意与他和他的一个朋友一块儿吃顿饭。我同意了。
半小时后，我被叫进办公室。谁在那儿？我亲爱的父亲，好几个月来我第一次看见他。他跟我来到我与另外四个姑娘同住的房间。他的第一句话是：“这是怎么口事，乱七八糟的？”他总是喜欢整齐。而我们的宿舍，同那里其他的宿舍一样，真是个又脏又乱的地方，床铺未叠，到处扔的是衣服。
我们正准备去吃午饭，一个负责人对我父亲说：“你应该签一张单子——领走克丽斯蒂娜的契约。”
我爸气极了，大声嚷道：他是父亲，只有他才有权决定他女儿应该呆在哪里。他女儿再也不到这儿来了。
我退出来想到治疗室去，同时央求我爸：“爸爸，我愿意呆在这儿，我不愿意死。爸爸，我求求你，让我呆在这里。”
戒毒所的人听见我们的叫声都跑来看，他们全部支持我。我父亲一边往外走一边大喊：“我要叫警察。”
我知道他会这么干的。我爬上屋顶。那上面有一个专为通烟囱的工人留的类似平台的地方。我蹲在那里，冷得直发抖。
真有两辆囚车开来了。警察和我父亲在屋里上上下下搜了一遍。戒毒所的人很担心，都在喊我。但没有一个人爬到屋顶上来。警察和我父亲走了。
第二天早上，我打电话到我母亲的办公室。我哭着向她诉说所发生的一切。
她用冷冰冰的口气说：“我对你碰到的一切事情完全不感兴趣。”
“但是你是我的监护人。你不能就这么不管我。我不愿意让爸爸把我带走。我想呆在这儿，我再也不逃跑了，我向你发誓。我求求你，帮帮忙吧。妈妈，我应该留在这儿，否则，我就要死了。应该相信我，妈妈。”
我妈用不耐烦的声音说：“不。我无能为力。”“咔哒”一声，她把电话挂了。
我完全泄气了。接着我火冒三丈。我心想：“那好吧，今后我也不把他们放在眼里。他们从来没有管过我，而现在他们又高兴来管我，这些白痴只知道干蠢事。凯西的妈妈阻止她女儿陷入泥潭。我那可恶的父母连举手之劳的忙也不愿意帮，却以为只有这样对我才好。”
我要求加了补充训练，尽情享受了一番。我愿意留在戒毒所，可能今后我会成为科学教堂的一个成员。总之，我不允许任何人把我从这里领走。我再也不愿意任我父母把我毁掉。
三天以后，我又与我父亲在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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