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身上墙，一蹁腿，“扑通”一声就落了地。耳边立刻就像听到了亲切的女声：“这里是秋梨沟的土地，你自由了。”
我正要整理一下跑松了的裤腰带，只听“扑通”，又是一个旅行包扔了过来。回头一看，一个人影正笨手笨脚地在翻墙。我心里暗笑。却见那人想放弃了，张口冲我喊道：“同学！同学！”
啊？原来是个女的！
我急忙赶过去。
我们那时候眼光毒，对女生只要看一眼，就能揣摩出是哪一年级的。那女生，长得眉清目秀，短发，没扎辫儿，带个大狗皮帽子。一看那岁数，就知道是初二的。
事急矣！我也顾不得男女大防了，伸出手来，想拉她一把。但那女生受了惊吓，腿都软了，怎么也爬不上来。
她喘着气说：“同学，你是哪个学校的？”
“省实验的。”
“啊——我是四中的。我不行了，那个包，麻烦你帮我拿着，我先往那边跑。”
这时间，工人民兵的吼声已逼近，声嘶力竭，一副要剿匪的样子。
那女生的表情，有点绝望。
我赶忙说：“你放心！我就在候车室，你快跑吧。”
此刻，我胸中满是热血沸腾，能想到的就是《青春之歌》。
白烟，呐喊声，棍棒击打声，机车头喘气声，把秋梨沟之夜搅得天翻地覆。
我拎着两个旅行袋，一低头，就窜到树丛中去了。躲了一阵儿，待杂乱声音渐渐过去之后，才向候车室走去。
一进烟雾腾腾的候车室，就看见老龚他们东张西望，正找我呢。
我一喊，老龚就三步两步地赶过来，说：“嗨，就你废物，差点儿被抓住吧？”看见我提了两个包，他忍不住惊奇，“哪儿来的？”
大伙围了过来。我本想瞒住英雄救美的事，怕他们笑话。但看这情形，显然混不过去，只好把情况说了。没想到大伙没一个拿我开心的，反倒都有些动容。老龚攥着拳，晃晃，要打出一个下摆拳似的：“妈的，一年前，谁敢这么对待咱们？咱们，这叫什么了？”
李家轩用哑语骂了一句，说：“他妈了个腿儿的，老屯！欺负咱们长春人。”
感慨一通，我们就去买到敦化的票。那售票员一副猪脸，没好气：“怎么又是去敦化的？今天都快一千个啦，有病吧你们！”
小迷糊递过钱说：“是你们这儿有大脖子病（克山病），我们是转户去敦化的。”
“混扯！”售票员把票扔出来。
买了票，众人安了心，一边等车，一边等那落难女孩儿来取包。
不大一会儿，来了一拨知青，有男有女，那女的就在其中。到了我们跟前，女孩有点儿腼腆，接过包说：“同学，谢谢你啦。”
我说：“甭谢，没被抓住就好。别说你，连我腿都软。”
对方人群中走出一帅哥，一看就是军干子弟，牛烘烘的，一拍我肩膀：“哥们儿够意思！我们是翰章公社的，你们是哪的？”
“官地。”
“不远嘛，以后来玩儿吧。”
他看看我们这一伙，也就老龚像个军干子弟，就特别打了个招呼。老龚应了一声，双方都报了一下老爹所在单位的番号，马上就格外亲似的。这时，下一趟车来了，彼此就挥手告了别。那女孩儿也没什么特别的表示，名儿也没留，地址也没留。
那个年月，人朴实，没什么坏心眼儿，等价交换那一套也不大流行。知识青年在外，见面就是同志。帮个忙，蹭半个月饭吃，都没说的，用不着感恩戴德。
只是，30多年过去了，我总是难忘那个初二女生仓皇无助的神情。那时候，不是谁的老爹都能挣一百多的，对一月收入三、四十的家庭，两块钱车钱，也是钱哪！我们在东甸子，死命干一天，也不过四毛钱。逃一次票，何至于此！我们固然是犯了规，但这“规”就是天经地义的么？在这世上，有的人是狼，有的人是羔羊。羔羊的命运，就是被死命地追赶。狼只要想要撵羊，理由有的是。
我有时候想，那初二女生，如今已经是53岁的老太太啦。生活恐怕已经安定了，或者一定是闲着了。儿或女也该大学毕业了，送到社会上去，做狼做羊还不一定。她今天独自个儿在家里唠唠叨叨，还能想起那个人仰马翻的秋梨沟之夜吗？
12
火车到敦化站，天还没亮。一下车，我们就被站台上的气氛给镇住了。满站台都是全副武装的工人民兵，人人戴个红胳膊箍（袖章），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另外还有游动纠察队。水银灯下，枪刺的寒光能吓死人，我们倒吸一口凉气——这场面，怎么像发生了政变啊？
原来这是县革委会搞的，专抓逃票的长春知青。幸亏我们手中持有合法车票，不怕他吓唬人。那时候，工人民兵虽如狼似虎，但如果没证据，他们还没胆量随便拘人，哪怕他明知道你是逃票从秋梨沟上的车，也是没办法。
看他们装腔作势，我们就暗笑，故意在站台上磨蹭不走。果然引起了了一个小头头的注意，他过来验了我们的票，翻翻眼睛，恶声说道：“出站，出站，还磨蹭什么？”
走到出站口，我们又见到一个难以置信的场面。只见从后面的车厢上押解下来一群上海知青。一看他们这伙儿，人种跟我们就不一样——小伙子都长得细皮嫩肉的，女孩子更是水灵。这群人，好像不是一般知青，都穿着清一色的草绿棉袄，但又不是军用品，制式挺别致。最让人触目惊心的，是人人背后都钉了一个白布条，上面写着名字。上海知青们显然是失去了自由，从这里再转押到什么地方去。看模样不像是歹徒，斯斯文文的，有几个女生，正经还是南方型的美女。他们神情并不沮丧，但谁也不说话，昂着头，没表情。拿枪的民兵在喝斥着他们排好队。
我们走到他们跟前，忍不住停了一停。有人立即就喊：“看什么看？走开走开！”
这是哪里的知青？犯了什么错儿？凭什么像吆喝狗一样吆喝他们？
我们心里直发毛——兔死狐悲呀！你想，我们离家远，他们离家就更远了。下乡本来就不容易，“好儿女志在四方”的出征曲唱了没几个月，怎么就落得这个下场？后来想，也许他们是黑龙江建设兵团的？未经批准就集体离了岗？现在是押解回本单位？要是在今天，他们若想离开农场，农场领导还不得直磕响头，热烈欢送下岗。可那时候，你没有不劳动的权利。
到了候车室，与女生会齐后，天还是没亮，就坐在长椅上干等。正在百无聊赖时，工人民兵又来了。不过，这回不是查票，是来演出的，搞宣传。
这一支队伍，是文化民兵，见旅客睡眼惺忪，给大伙提神来了。那年头，宣传队的节目都是老一套：快板群，三句半，小合唱。几男几女，脸抹得通红，眉毛画得像大蜈蚣，拉个弓步，摆出胳膊肘子往外拐的姿势，一惊一乍。
不过这敦化工人的演出队，水平未免太凹，属第三世界。我们在以往，见惯了大专院校宣传队一流的演出，口味可不低。这工人一边演，我们就一边笑。我们越笑，他们水平就越凹。我实在憋不住，就说了一句：“什么玩意儿，这水平。那脸怎么红得像猴屁股？”
老龚说：“就是，不看了！到外面找地方坐会儿。”女生们嫌外面冷，不动。男生们就出来，在站前广场上，找了一块干净地方，坐在自己的旅行袋上，抽烟，嘲笑工人民兵。
天冷，但空气很清新，天灰蒙蒙的有点儿亮了。忽然，大伙都有点儿想念东甸子了。这次回家，故乡长春景物依旧，但偌大的城市里，却没有了我们的位置。大人们上班，弟弟妹妹们上学。省实验，都是些小孩子，生面孔。桃李满园，“尽是刘郎去后栽”。那些教室，我们是再进不去了。昔日在我们面前抬不起头来的老师，现在让我们羡慕不止，人家仍然是城里人，我们却远放他乡，回归无望。城里，是不能久留了，呆久了自己都想走。无枝可依的我们，只有东甸子，还算是个落脚处。
正怅然间，忽然女生们慌慌张张地跑了来。梁燕眉冲在前头，一把抓住我的胳膊，拽我起来：“呀，你还在这儿没事儿！知道不，工人民兵抓你来了！”
众男生大惊，都站起来四处望。我问：“我怎么了？”
梁燕眉就嗔怪：“你说人家宣传队像猴屁股，旁边有人告诉民兵了。现在来了一伙拿枪的，正到处找你呢。”
关美玲也埋怨：“他们愿意像什么像什么，你说那些干嘛？这可好，惹祸了。”
我愤愤：“他妈的，就是猴屁股嘛！”
梁燕眉急了：“他就是猪头，你也不能说！他瞎胡闹可以，你说就不可以。”
老龚说：“是啊，一帮屯老二，跟谁讲理？咱惹不起，快走！”
我们一行，连跑带颠，直奔了长途汽车站。回头看看，火车站候车室里灯火通明，一群傻逼还在那里掘地三尺地找我呢。
老龚说：“你呀，今天是万幸，要叫他们抓住，非打折你肋骨不可。”
梁燕眉在我身后说：“你往后可别什么都说了，吓死人了！”
小迷糊就笑：“嘿嘿，祸从口出。”
我回头看看。路灯下的梁燕眉美艳异常，因为跑得急，刘海儿都被汗粘住了。我心里忽然涌起一股柔情。
到了汽车站，安顿下来，我才感到后怕。想想只有叹气：要是在两年前，这么几头烂蒜，怎么敢动省实验造反大军一根毫毛。如今我们一下乡，大军做鸟兽散，只因说了一句真话，就被这些杂牌军撵得东奔西窜。这工人民兵，有工不干，警察都不管的事儿，他们跟着瞎掺乎，早晚恶有恶报！
从那一天起，我就跟工人民兵结下了梁子。我那时只是发发牢骚而已，没想到这诅咒后来竟应验了。那年头，警察其实挺和善，从不欺负老百姓，就这工人民兵沐猴而冠，不知道自己半斤八两。几年后，在天安门广场他们拿棍子打群众，不让纪念周总理；又在上海想搞叛乱，以卵击石，最后终于作到了头。“工人民兵”这个历史名词，跟着那一帮，一块儿成了臭狗屎。
在这个残冬的晚上，一路躲藏，两次奔逃，真正有了颠沛流离的感觉。上帝捉弄我们这些小孩儿真是捉弄得不轻，昨天还叫你天之骄子，今天就让你适者生存。忽南忽北，怎么说都有理，我们就跟着瞎跑，连一天都没为自己活过。
好不容易等到天亮，长途车开了门，我们一拥而上。车窗上蒙着厚厚的冰霜，我们就像一堆冷藏猪肉，冻得直跺脚。这时刻，怎能不归心似箭——东甸子，你就是再不好，也是我们的家啊。
我们成了野孩子，被城市和学校推出来了。曾几何时，“小将”、“急先锋”的名号熠熠生辉，大串联走哪吃哪，工人、干部都跟着我们屁股后面跑，警察也对我们礼让三分。如今没用了，大贬值，成了垃圾，一脚踹出来，“接受再教育”地干活。
但是，野百合也有春天。1969年的春天毕竟是来临了。那一年春，不平凡，中苏在黑龙江上的珍宝岛开打。先是3月1日苏军动了大棒子，3月15日又动枪动炮，打个不亦乐乎。再一件事是林副主席要坐庄，4月初就要开“九大”。广播里除了样板戏，又多了一首歌，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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