甄永信二人舍了舟船，登岸后雇了辆马车，赶往温州。在温州盘桓几日，玩耍一通，在客栈里，甄永信找来针线，把银票缝在衣袖里，又雇了马车，取道福州，打算赶往广州。
从温州到福州，尽是山路，几天颠簸，身子都快散了架。太阳偏西时，远远望见了福州城。车夫不急不忙，抱着鞭子，不住地吸着管儿，也不吆喝牲口，信马由缰地往前逛荡。直当走近城门时，才说了声，“不对呀。”说完，回头看了看雇主，自言自语地说，“这城门是些人什么人在站岗，肯定不是官兵。”
甄永信看时，果然不是官兵。这些兵身着洋人士兵的军服，军装颜色却和小鼻子的不同，倒有几分像老毛子的军服，但士兵的面孔分明是中国人。
“莫非是遇上土匪？”甄永信心里敲起鼓来，却没敢说出口。眼下没有别的路，只着头皮往前赶。到了城门口，两个士兵拦住了马车，吼了一声，甄永信二人没听懂，车夫跳下车，冲车上二人喊道，“老总喊你俩下车呢。”
甄永信二人跳下车去，来到哨兵的跟前。哨兵就拿闽南话问，“打哪儿来呀？”
甄永信像听外语，转头看了跑看贾南镇。贾南镇也一脸迷惑，车夫在一旁急着说，“大爷在问你二位打哪儿来呢？”
甄永信这才回过神儿来，赶紧说，“从东北来，到广州去，路过这里。”
另一个士兵见这二人听不懂闽南话，就挤上前来，着别扭的北方话问，“到广州？怎么不走两湖，却走福州？想必是犯了事儿的流民。”
听了这话，二人心虚，有些发毛，贾南镇两腿开始哆嗦，甄永信稍稳，勉强能装出镇定，焦虑地连声说，“老总，我们可都是良民呀。”
“良民？”哨兵拿眼盯着他，“革命都成功了，现在已是民国了，你们还留着猪尾巴。”说罢，喊过来另一个士兵，提着把剪子，不由分说，先把三人的辫子剪掉。甄永信看时，果然，这些士兵们脑后都是短发。家乡自从割让给日本，不少人已剪掉了辫子，现在辫子被士兵剪掉，也不觉得难过。
“这是什么呀？”士兵又看着贾南镇身上的包裹问。
“我兄弟二人的盘缠。”
“打开看看。”士兵命令。
无奈，贾南镇只得打开包裹。包裹里是二人路上使用便利的碎银。士兵见了，眼里冒出火来，跟着问，“有路条吗？”
“什么路条？”甄永信纳闷，问了句。
“都民国了，连路条都不懂。没路条，便是非法入境，所携财物，就要依法没收充公。”
“老总，这可是我兄弟二人的盘缠，保命钱哪。”
“保命？革命就是要革你的命。”士兵骂骂咧咧地白他一眼，提着包裹要走。车夫见状，冲上前哀求说，“老总，行行好，他俩还没给我车脚钱呢，我可是从温州送他们来的。”旁边只会讲闽南话的士兵吼了一声，举起枪托向车夫砸去，车夫就识相地闭了嘴。
听到吵闹声，岗楼里走出一个军官。士兵把二人的包裹提过去，打开让军官看了看，又用闽南话和军官交谈了几句，军官就嘀咕了一句，接过包裹，进了岗楼。这士兵就转回身来，冲着甄永信二人说，“我们长官有令，你二人属于非法入境，财物已被依法没收充公，走吧，跟我去登个记吧。”说罢，把枪从肩上取下，抱在怀里，赶着二人进了城，来到一座城隍庙。
城隍庙门口树立一块木牌，上边贴了张纸，纸上写着“新兵站”三个字。木牌后是一张木桌，一个军官坐在桌后。手执毛笔，在一本帐簿上写写画画。甄永信二人被带到桌前，押送他们的士兵就用闽南话和军官说了几句，军官听过，用拗口的北方话问了二人的姓名、籍贯、年龄等，给每人发了一张油印的便笺，就让士兵带他们走进庙里，送进西厢房的一间屋里。
屋里铺着稻草，十几个衣冠不整的汉子坐在稻草上，见二人进屋，都惊虚虚地拿眼瞟他们，等士兵走后，才有一个大胆的奏过来问，“在哪儿给捉来的？”
“城门口。”甄永信说。
“事先没看见他们？”那人又问。
“看见了。”甄永信说。
“那还不赶紧跑掉？”
“没想到会是这样。”
“痴货，这年头，看见当兵的，还不老远躲着。”
“你们是怎么被捉的？”贾南镇问。
“，老子是在地里锄地时被捉的。”
“他们捉咱们来干吗？”贾南镇又问。
“干吗？还能干吗，当兵呗。”
听他们谈开了，地上坐着的一群汉子也开口发起牢，有人骂娘，有人说找准时机逃走，吵了一会儿，听院子里有脚步声，才纷纷住了嘴，重新坐好。甄永信看了看刚才发给他们的便笺，标题是“革命军人须知”，上边写着一些民主、革命之类的官话和相关的军纪，便相信自己真的被捉了壮丁，心里好生懊恼，开始作下一步的打算。
晚上吃过份儿饭，二人借口入厕，低声交换了自己的想法。
“咋办？哥。”贾南镇问。
“见机行事。”甄永信嘱咐道，“这些天要少说话，看我眼色行事，说话时要留意的我口风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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