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当然是逗老妈开心啦。”我心里多少有些明白了，母亲想保持思想年轻，但有些地方还摆脱不掉更早时代的阴影，那些阴影已结成了硬茧，一时半会难生新肉。她能在性观念上与现在的很多年轻人同步已经不容易了，一涉及婚姻，就要退缩，这也没什么难理解的。她没有一套可以用一致性来形容的观念，脑子里聚集着几个时代流行的思想碎片，那些碎片拼凑成了一个混乱的复合体。我再次联想到了玲姐，玲姐的一个侧面肯定也是这个样子的。
我决定还是慢慢说服母亲，或者，造成事实来让她接受。既然她不希望被时代抛下，想理解年轻人的愿望是那样强烈，我相信她最后还是会理解我并与我站在一起的。不管怎么说，我和母亲之间有一条脐带无法割断，她应该是希望我获得幸福的。即使她铁了心要一直反对下去，我也只好得罪了。说句不该说的话，她从小没怎么照顾过我，我现在的选择，她不应该干涉过多。
我觉得现在真正的问题应该不是在母亲这里，而是在玲姐那里。有什么东西在我跟玲姐之间越堆越多了，再不清理清理，我们的感情很可能就要被埋葬。我怀疑这几天不是老易在装病骗她，就是她在找借口骗我。把前门烤鸭店里发生的事在脑子里慢慢过了一遍，渐渐联想到这样的一幕：在大海上，我和她划的一条船裂开了口子，她看见一块木板从附近漂过，犹豫再三还是跳了下去，抱着木板越漂越远。而我，还在埋头抢修那条破船。
我闷闷地走下了楼。外面很冷。我站在门洞口竖起了防寒服的衣领，朝雪地上几只起起落落的麻雀望了一会儿，觉得这些麻雀像我脑袋里一些不肯安静的念头。我决定在小区里走一走。事到如今，我真是该好好想一想了。我已经里外不是人了，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路上碰到一个雪人，歪着鼻子，拿两颗石子眼珠瞪着我。我莫名其妙地踹了它一脚，在它肚子上留下了一个窟窿。在小区里遛达了一圈，找了些理由安慰自己，对自己说事情并没有想象的那样严重。再次停在雪人面前的时候，我发现有人把一只大号可乐塑料瓶子，插在了雪人肚子上的窟窿里。雪人的样子有点雄纠纠的滑稽。我心情一下子好起来了。绕着雪人一边转圈，一边给玲姐打电话，问她能不能一起吃个晚饭。
玲姐说：“今天可能回不去，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
我说：“没事就不能一起吃个饭啊？”
玲姐说：“那倒不是。我今天恐怕走不开，以后好不好？”
我说：“以后？以后什么时候？大过年的，我们也该单独在一起吃个年饭吧？”
玲姐说：“这倒是。”她停了停，“初三好不好？”
我说：“我不知道初三的饭，还算不算年饭。”
玲姐说：“这两天我确实走不开，总担心老易会出个什么事。”
我说：“看来你是在老易家住上瘾了。”
玲姐说：“唉，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我说：“那是怎样的，你能不能告诉我呢？”
玲姐说：“老易年纪大，恢复得慢，也容易有反复。我想反正已经在送佛了，不如送佛送到西。”
我笑了，说：“原来老易还是个在家修行的活佛啊，我才知道。”
玲姐说：“别乱说好不好？我心里正乱着呢。”
我说：“我没有乱说。你要是确实走不开，我可以来跟你一起供着那尊活佛吧？”
玲姐说：“你还嫌不够乱啊？”
我说：“我来陪你一起照顾老易，怎么说是添乱呢？”
玲姐说：“你就是在添乱。”
我说：“表姐辛苦了，表弟来替一夜，不能说是添乱吧？”
玲姐说：“你就是在添乱。”
我说：“你一定要这么说，我就没什么好说的了。我本来想告诉你，我这个表弟快当到头了。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必要说。”
玲姐问：“你什么意思？”
我说：“我妈看见了你的照片，在我的钱包里。”
玲姐没说话。接着，我把母亲是怎样发现照片的过程告诉了她。
玲姐问：“你没说什么吧？”
我说：“我还能说什么？还用得着我说什么吗？”
玲姐说：“她看见照片是一回事，你说不说是另一回事。你没说什么就行了。”
我说：“这么简单啊？”
玲姐说：“还能怎么样呢？除非你想弄复杂。”
我说：“我要是照实跟母亲说了，说不定更简单一点呢。我总不能一直是这么一个表弟吧？我妈明明知道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还要骗她呢？”
玲姐又停了停，说：“你不要这么激动好不好？你去我家里吧，我们商量商量这事好不好？”
我说：“你早这么说，我早就会说好好好了。”
我给母亲打了个电话，说我出去有点事不回来吃晚饭。
母亲说：“天儿啊，你要当心啊。”
我问：“当心什么？”
母亲说：“算了，算我白说。”
第九部分
去玲姐家的路上，车载交通台播报：由于下雪，今日发生了多起交通事故。接着播报了堵塞的路段。我让司机改道东单。经过东方广场的东门时，我看见天桥上有人卖年画，我让司机停了停，说想买张年画。
往天桥走过去的时候，我忽然想起了和许可佳在东方广场吃回转寿司的那一天，许可佳站在天桥上喊我的情景。她远远地摇着手大喊：“小天！小天！”那样子很像电视连续剧《东京爱情故事》里的赤明莉香。当时我把这个联想告诉了许可佳，许可佳有点得意地笑着，说赤明莉香正是她的偶像。那时候“东爱风暴”（娱乐记者如是说）已经过去了，但无数的中国少女把赤明莉香这个经典动作从电视屏幕上复制了下来，不时搬到她们的现实生活中去，甘愿让一个日本女明星的姿势遮住本来面目。许可佳的本来面目是怎样的？我后来反复思考过这个问题，觉得这不像是一个真实的问题。人，也许并没有什么本来面目，人的自我像水一样随着瓶子的形状而变化。许可佳正处在被人们的目光和语言雕刻的青春期，似乎很容易就被传媒塑造了。这跟不久以前的我太相似了。这种相似导致我跟她的落差太小，这也许正是我和她交流困难的原因之一，至少是难以激起浪花的原因之一。
到了玲姐家，我听见玲姐正在浴室里洗澡。屋子里刚刚收拾过一样，到处干干净净的。电视矮柜上点了一柱印度香。香炉旁有几本英语教材。走进卧室里看看，床上扔着玲姐的内衣。打开音响，是一首英文歌。这一切很熟悉，我却有一种走错了门的感觉，像不留神走进了一个陌生女子的家里。回到客厅的沙发上坐下，一点一点想起来了：我刚认识玲姐的时候，她已经参加了好几个培训班（几乎什么班火暴她就参加什么班），其中就有英语。我第一次来玲姐家，就看见过这几本英语教材，而且就摆放在现在摆放的这个位置。搁下了很久的英语教材怎么又翻出来了？这个疑问像香炉里升起的烟缕，缭绕了一会儿，消失了。
我敲了敲浴室的门，告诉玲姐我来了。
玲姐答应了一声，说她马上就出来，接着问我出门的时候，告诉母亲我上哪儿去了没有。
我想了想，说没有，不过她好像知道。
玲姐说：“她知道？那她说什么没有啊？”
我又想了想，还是说没有。
玲姐打开门出来了，穿着一套几个星期前我为她买的新衣服。她这儿扯扯，那儿拽拽，好像有点不合身一样。她问我：“你妈妈不会找到我这儿来吧？”
我说：“怎么会？我都不怕，你怕什么？”
玲姐说：“就是因为你不怕，我才怕啊。想想那天在烤鸭店里，其实我怕得要命。”
我说：“你不用担心，我妈找不着你这儿的。”
玲姐说：“万一她让许可佳带她来怎么办？”
我笑了，觉得玲姐像变了个人似的。跟烤鸭店的举止一比，她这会儿简直像个胆小莫名的小女生。原来她一直是强撑着的，我心里涌起一股要保护她的冲动。我把她揽到怀里，轻声安慰着她，说许可佳即使带着我妈妈来了也没关系，我们又没做什么违法的坏事。玲姐摇摇头，说：“我说不过你，可我就是担心叫她们知道了。这两天真是担心得要命。要是问起来，你可一定不要承认啊。”
我又笑了。有点想问问她，她现在跟老易到底是怎么回事，可话到嘴边，却谈起了许可佳。我告诉玲姐，今天许可佳向我母亲打听我们家的表亲关系，我母亲跟许可佳编了个挺复杂的故事。我问要不要我跟她讲一遍。
她摇摇头说不用。想了想，又说：“本来你们家的那些表亲，我还是很有兴趣听一听的，可这会儿一提起这个就心烦。作孽作孽，我们真是难为你妈了。”
我说：“先不要忙着内疚吧，等你嫁给了我，给我妈当儿媳妇，多孝顺一点，也就补上了。”
玲姐从我怀里挣脱出来，说：“又乱说开了。”
“这怎么又是乱说呢？真不知道你是怎么回事。你在老易那里住了一个晚上，就这样，不会是真要嫁给老易吧？”
“我不会嫁给他的。他这人太好了。”
“这样啊，好的，好的。那你跟他说好了没有？”
“以后再说吧。”
“又是以后，以后。不管是对我，还是对他，总得有个清楚明白的说法吧？”
“你不要着急好不好？用不了多久，我想我会给你一个说法的。”
我问具体什么时候。
玲姐想了想，说：“夏天吧，最迟儿童节。”
一丝隐隐的不安又像印度香的香烟一样飘散在空气里。这么长时间，天知道会发生多少事。即使是像有一些日子那样，来上一段冷战，也够让人受的。拖得太长，对她对我都不好。我觉得应该给她一点压力，让她早点敲定。
我有点夸张地摇着头，说我觉得最好提前，最好在她生日之前。“4月19号。到了这一天，你要是不给个说法，我就当你是古时候的淑女了，什么那个摇头不算点头算的。然后向所有的人宣布。”
玲姐望了我好几秒钟，说：“怎么搞得像最后通碟似的。”
我说：“随你怎么理解，反正到了这一天，就不要怪我了。”
她又望了我几秒钟，说：“好吧，我尽量争取在这以前告诉你吧。”
闲扯了几句，玲姐让我去洗个澡，要我换上一套她为我买的新衣服。脱衣服的时候，我听见她打电话给一家餐厅叫送餐。等我出来，发现她已经把我买的年画贴上了，屋子里顿时有了一点过年的喜气。还发现她把棋具摆在了茶几上。
我和玲姐有很久没有下过围棋了。最后一次下棋，是在怀柔山中的湖边。她白衣胜雪，坐在湖边一棵大槐树下。在她旁边，一只野鸭子从水里爬上来，摇摇晃晃走进草丛中，一趴下就睡着了。湖边很静谧，几乎能听见野鸭子的心跳。
我摸出一枚棋子抚弄着，一边回想着玲姐那天下棋的样子，一边随手把棋子敲在棋盘上。棋盘上落下十几颗棋子后，我才发现这正是我跟玲姐那天下的一局。那天我没有让子，且执黑先行。布局是从天元开始的。也许应该说，一种情爱语言是从宇宙深处开始的。她紧紧跟随着我，对天元的棋子飞挂了一手，像轻轻拉起了我的一只手。舞蹈就这样从棋盘的中心开始了。双方基本上放弃了争城夺地的胜负心，思考着怎么在黑白棋形的变化中保持住微妙的平衡。默契在不知不觉中建立起来了，共同目标是终局和棋，谁也不战胜谁。从棋理上来说，这一盘几乎是“反围棋”。一方有了失误，另一方就绞尽脑汁把对方失误的那一手变成妙手。一方有了妙手，另一方就想出相应的妙手让对方的妙手更光彩夺目。风起，金黄细碎的槐花缓缓落在身上，落在棋盘上。我和玲姐不时伸手把槐花从棋盘上拈出来。喜悦在湖光中缓缓流淌。我相信，这个世界上除了我和玲姐，以前不曾有、将来也不会有人像我们这样下围棋。
我一点一点回忆着后来的每一步，越到后来越困难。有时候要想好几分钟，才能往棋盘上落下一颗棋子。玲姐微笑着望着我，眼眶有些湿润。见我复盘艰难，她托着腮跟我一起想。不一会儿，我看见她额头上有了汗水。我让她不要想了。她摇摇头，不肯从炽热的思索中抽身而退。她把汗蹭在我肩膀上后，继续回想着。
这是一局没下完的棋。因为哑巴农妇钻进草丛里捉那只正在打瞌睡的野鸭子时，野鸭子突然挣扎起来，呱呱的鸣叫声嘶哑悚人。
我和玲姐终于回忆到被中断的地方。玲姐走到我对面坐下，说：“咱们接着下完吧？”
我说：“好啊。”
心里马上泛起了在湖边中断的喜悦。但下了几手后，却感觉到棋盘上生出了一股凉气，挨着这几手白棋的黑棋，仿佛都在微微颤动，试图远远逃离。再看看全局，那股凉气已经改变了整个棋势，一直波及到棋盘的最边缘。每一颗都在挣扎，都在呼喊救援。从前亲密相依的黑白子此时看起来，都像是在贴身肉博。如果以胜负来论的话，黑棋几乎大势已去。要想挽回来保持平衡，好像不是我的功力能办到的事。我悬在棋盘上方的那颗黑子久久无法降落，我收回手，吃惊地望着玲姐。
玲姐面无表情。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这天玲姐是要借下棋来决定自己是否悄悄出国。出国的念头她早就有了，真正变得清晰起来，是去年11月下旬我跟她在床上长时间交手辩论的那个晚上。但此后，她一直下不了决心。用她自己后来的话说，“我给结结实实地卡住了，动弹不得，无法自拔。”于是想出了这么一套不完全听天由命的决断程序。决定用这套程序来决断自己的未来，多少有些不可思议，后来我有点怀疑她在作出这个决定时的精神状态，随即又打消了自己的怀疑。在这样的问题上我不能很好地理解她，这本身就是卡住她的一个原因。她总得给自己找个出口，不管用什么方法。选择这套程序，不能说这不是一种选择。
程序稍稍有点复杂：首先在棋盘上分出黑白输赢，然后再用从道士手里买来的棋子猜黑白决定输赢的意义。具体地说，假如白棋获胜，则由执黑棋的我来猜她手中的棋子是黑是白。再假如我猜对了她手中棋子的颜色，则那种颜色代表不出国；猜错，则她手中棋子的颜色代表出国。反之亦然：假如黑棋获胜，则由执白棋的她来猜我手中的棋子是黑是白。再假如她猜对了我手中棋子的颜色，则那种颜色代表不出国；猜错，则我手中棋子的颜色代表出国。不考虑和棋情况，排列组合一共8种，出国和不出国的可能性各占一半。
这天我不知道玲姐心里是这么一番打算，吃惊了几秒钟，又挣扎着走了几步。后来，我觉得她可能是要在平手的情况下赢我一局，以后好取笑我。我就嘿嘿地笑着认输了。
但我认输后，没从玲姐脸上看出什么高兴的表情。她的脸色甚至可以说有点凝重。她叫我跟她一起去阳台上的蒲团上盘腿静坐了一会儿。十几分钟后，她取出了从道士那里买来的一黑一白两枚棋子。
我问：“你又要猜这个玩呀？”
她说：“这回不是闹着玩，你可要用心猜。”
她双手捧着两枚棋子，像作辑似的摇了三下，然后一手抓一枚。左手握拳向前，伸到我面前，右手藏在身后，有点紧张地看着我。
我想都不想，就对她说：“黑色。”
她打开手心一看，果然是黑色。
我笑起来了。她也笑起来了。我看见她眼睛里有泪光闪动，说：“瞧你，把眼泪都笑出来了。”
她抹抹泪，说：“真是的，我怎么把眼泪都笑出来了。这么好的大节，这样可不好。真是对不起。”
我说：“怎么又认真起来了？也好，你身上又多了一种认真之美。”
玲姐笑了笑，没说话。吃过年饭后，我们在一起呆了几个小时。有好几次我把头搁在玲姐怀中差点睡着了。这天我特别疲乏虚弱，本来想在这里过夜，后来想到母亲会盘问，十二点之前我还是下楼打车回家了。
初三，许可佳上门拜年。
许可佳告诉我母亲，说头天玲姐上她家里拜年来了，她问玲姐记不记得什么姑什么姨时，玲姐说，记不得了。许可佳嘻嘻地笑，对母亲说：“那些姑啊姨啊，她居然一个也记不得，她比您年轻十岁多吧，记性怎么这样差呢？还是您记性好。”母亲脸红了，打岔骂我，骂我那几天把她气糊涂了，那些姑啊姨啊记错了几个兴许也是有的，她那一辈的表亲实在太多了。然后骂我不该把耳环弄丢了，拉起许可佳的手，要去逛街。
这天我父母和许可佳一直到快吃晚饭时才回来。到处都在打折，我父母买了不少东西准备带回去送人。三个人拎着大包小包的，让我下楼接他们。一进屋许可佳就让我看看她的左耳，接着把右耳转过来给我看，我看见了母亲给她买的一对耳环，随口夸了几句。买耳环的钱本来是要给我压岁的，年三十晚上母亲拿出来在我手心里拍了一下，又收回去了，然后将用途告诉了我。当时我笑了笑，说：“那你再来一下。”我母亲居然真的在我手心里又拍了一下。
晚饭后送许可佳下楼，从五楼到一楼，我和许可佳一句话也没有说。耳朵里灌满了下楼的脚步声，还有零星爆炸的炮竹声。
走到门洞口，许可佳让我别送了，我说没事，送她出小区我也可以顺便在小区里散散步。许可佳说：“你要散步等我走了再去好不好？我总觉得你要告诉我什么坏消息一样。小天，要是有坏消息，这会儿你千万别说，让我自己慢慢弄明白。”说完，转身走进了雪地里。
她的话忽然在我胸中产生了回声，每个字都让我有点惆怅，这是我们交往中很少见的事。寒风扑面，傍晚的雪地上，她的背影显得那样孤单柔弱，我心里怦怦地跳了两下。
我叫了一声：“许可佳。”
许可佳回头望了望我，像赤明莉香一样摇了摇手，说：“回去吧。”
春节过后，我被调回了公司总部，给韩总当秘书。林秘书怀了孕，人力资源部给韩总准备了两名秘书候选人，韩总却点名要我。接下来差不多一个月，我的日子真可以用忙得要命来形容。父母离京的时候，我等不及火车开动，便返回了公司。玲姐那边去得比较少。交接工作。学车。写讲话稿。喝酒吃饭也成了个事。陪韩总下围棋。替韩总领福利。我跟在韩总后面城里城外的走动，从一个会议室到另一个会议室。我一只手端着韩总的茶杯，另一只手拎着两个公文包，其中一个公文包里装着围棋。
我知道公司里有不少人在背后议论我，说我是踩着围棋子爬上去的。当阿伍把更多更不堪入耳的闲话转告给我的时候，我笑了笑，没有为自己辩解。我也无法辩解。事情的背景太神秘复杂了，我至今也没有完全弄明白。秘书们之间流传着一种说法，原先给韩总准备的那两名秘书，是韩总的对头安排的眼线，韩总当然不敢要。韩总点名要我，他的对头之所以画圈，是因为他们觉得我这个人没什么背景和能力，只会下下围棋，正好让韩总玩物丧志。还有一种说法则完全相反，说人力资源部准备的那两名秘书是韩总的死党，韩总的对头不点头，这才匆忙把我的材料搁在了那张椭圆形的会议桌上讨论。第三种说法来自林秘书，她的说法似乎与高层斗争无关，她说是我的围棋水平，还有我坚持不约玲姐来公司陪韩总下棋这件事，给韩总留下了深刻印象。说不出为什么，我比较倾向于第一种说法。不过无论哪一种说法，我觉得都不应该从我的嘴里说出来。没想到的是，阿伍却把我的沉默理解成疏远。从此，阿伍常常出现在袁大头那伙人的酒桌上。
回公司总部后，第一次见到袁大头是在洗手间里。袁大头握手问候，热烈祝贺，诚恳要求彼此多多沟通多多关照，诸如此类，把这次见面搞得很正式，很隆重。有一瞬间，我几乎要产生错觉，觉得正置身于金碧辉煌的会谈室里。我虽然十分内急，却不得不跟着他一起变得很诚恳，很庄重。第二次在洗手间里碰到袁大头，袁大头正站在小便池前抽烟出神，左手两根指头在嘴边夹着香烟，右手两根指头夹着下面，沉思的脸被一层薄烟罩住了。这次我先解决内急，然后跟他打招呼。袁大头哆嗦了一下，像被烫着了一样。他朝我笑了笑，解释他是来这补充尼古丁的，抱怨这烟抽得越来越没有尊严了。我知道他日子开始不好过了，总办要求他不要在办公室里抽烟，财务室三天两头找他算帐查底，种种迹象表明他的职位岌岌可危。5个月后，我接替了他。他被调任市场研究员，级别不变，但那是个寡淡的闲职。
对于我在公司里职位的变化，玲姐高兴之余，好像有不少顾虑。她建议我好好考虑一下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往哪个方向发展，然后做个长远的人生规划。照她的分析：1、那个韩总太嚣张，必定走不远；2、我不大像是能做好秘书工作的人。她这一番话让我多少有些扫兴，我刚接近公司核心的那股新鲜劲还没过去，我认为事情是有例外的。韩总那样性格的人，也有可能升到中央去。做秘书的，也不见得非某种性格不可。我觉得玲姐的眼光太机关了，在机关里坐久了的人，遇到什么事情大多会条件反射地觉得应该什么样，有点模式化。这次讨论话不投机。还没来得及说别的，我就被韩总一个电话叫到了公司里，跟着他去了通县基地和城里几个下属机构。
眼看着玲姐的生日（4月19日）一天一天临近，我的心又一点一点提了起来。我和玲姐的事，不知道她最后会给我一个什么样的说法。这段日子，时间基本上不是我自己的，什么时候有空完全没个准数，好不容易能抽身去看她，她不是要去英语班上课，就是要去外地出差，很难得有机会在一起充分交流。我不清楚她心里在想什么，真希望我跟她的关系能尽快定下来，让我集中精力对付新工作。
这种给挂起来的滋味真是很不好受。我有时候想，这大约就是报应吧。我施于许可佳身上的，现在玲姐还给了我。但我很快意识到，这两者还是不可比的。我父母走了以后，许可佳开始对我冷淡起来了，我觉得我和她的事大概已经完结了。没想到有一天，我忽然接到了许可佳的电话，许可佳要我猜猜她在哪里，我说这怎么猜得着，许可佳说猜嘛猜嘛，接着我听见了一阵熟悉的声音，有点像划船的浆声，心中晃荡了一下。我再一次说：这怎么猜得着。许可佳说：“那好吧，你不用猜了，我告诉你好了，我、正、站、在、你、小、时、候、抓、鱼、的、地、方。”说完她的笑声和流水的声音一起传到我的耳朵里来了。就是在这一天，我知道她去了我家乡的小城，已经去我读书的小学和中学看过，打电话的时候正坐在一条渔船上。我胸中立刻给一种莫名的情绪涨得满满的，像雨后的小河，汹涌，混浊，退得也快。
许可佳回北京后，来看过我一次。我跟她绕了半天圈子，想把话题绕到我和她的事情上去，想把我的想法告诉她，让她不要为了我空耗青春和感情。话题刚开头的时候，我不知道自己脸上是什么表情，我支支唔唔地对她说：“我有一件事要对你说清楚。”许可佳打断了我，眨了好几下眼睛，又像上次那样说不是好消息就不要告诉她，让她自己慢慢弄明白。我以为她其实已经明白了，就没有说下去。这次她刚从我的家乡小城回来，我母亲就打电话来对我说，一些表亲告诉她有个讲普通话的女孩到处打听我们家的表亲关系。我马上联想到了许可佳。我觉得许可佳可能打听到了玲姐不是我的表姐，许可佳也就明白了自己和我没有共同的未来。她不让我把话直白地说出来也好。我和她的关系本来就没有用语言固定过，到了最后，也不一定非得亮出那些残忍的话不可。许可佳在我家里呆了十几分钟后，就匆忙离去。好像我父母不在这里了，她坐着站着都不自然了。送走她后，我在小区里走了走，空气在发酵，像美酒一样醉人，我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后缓缓地呼出来。
就在这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坐在一条大鱼的背上，逆流而上。后来发生了什么事（记不起是坏事还是好事），把我惊醒了。我从床上爬起来，走到阳台上。没有风，没有月亮。星阵密集，清晰，却又像命运的语言一样神秘。我忽然觉得我的大脑跟星空联在了一起，准确地说，深邃的星空有一部分延伸到了我的大脑里。我真想马上打电话把这种感受告诉玲姐，双手挤了挤脑袋，忍住了。又挤了挤脑袋，冒出了一个主意。我决定在玲姐生日那天送她一份特别的礼物。不能给她星星，不能给她月亮，但我可以用她的名字给星星命名。
我马上打开电脑，上了国际星座登记局的网站，填了一份申请表，从帐上划过去了860美元。
我选择的是白羊座的第二颗亮星，第一颗已经被一位法国人命名过了。白羊座在黄道星座中虽然不起眼，像芸芸众生一样普遍，但玲姐是白羊座的。在希腊神话中，白羊座还跟我喜欢的金羊毛的故事联系在一起。网页上介绍，每年12月中旬晚上八九点钟的时候，白羊座正位于北京上空。那是观测它的最佳时机，但愿到时候我能跟玲姐一起去紫金山天文台，或者河南登封观星台看看它。至少，我们应该一起上楼顶去看它，并排坐着，脑袋挨着脑袋。
没几天，我的电子邮箱里就出现了国际星座登记局的确认信。确认信告诉我，申请和批复已进入网站数据库，一周内还将有一份漂亮的证书通过快递公司送到我手里，上面有我所命名的星星的座标、星图和观星信息。确认信后面，附有一位主管的几句话，他说他很高兴接到中国大陆的第一份申请，如果我同意的话，他将把这件事作为新闻向全世界发布。最后他祝我和玲姐福星高照。我毫不犹豫地敲出了两个字：同意。然后祝他星运当头。
4月19日很快就到了，这是春天里一个普通的日子，空气里照例有柳絮飘荡，花朵照例在开放，大街上的每个人似乎都要发芽一样。如果没有玲姐的答复悬在心里，这一天应该是美好的一天，美好得让人只想到处闲逛。
早上一起床，我就给玲姐打了一个电话，祝她生日快乐。没把命名星星的事告诉她，打算见面的时候突然亮出证书，让她惊喜一下。她在电话里情绪好像不太好，她说一个女人41岁的生日有什么好祝贺的，过一次生日，就老掉一大截。
我没有跟她辩论。关于岁数的看法，我们一直不一样，该说的我早就说过了。
走在上班的路上，我拐进一家快递公司，让他们给玲姐送一束鲜花和一张字条，字条上写着：“感谢41年前的这一天，让一个美好的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上！”进了公司大门，我又给玲姐打了个电话，忍不住提了一下她应该答复我的事。
玲姐犹豫了一下，说：“小天，我不能……我不能……我不能……”
我说：“你不能什么呀？”
玲姐说：“我不能在电话里说这事。”
我说：“好吧，今天晚上我请你上外面吃饭，你想吃什么？”
玲姐说：“吃什么都好，只是，我也不能当着面跟你说这事。”
我笑了，说：“那你要怎么说呢？”
玲姐停了停，说：“你等我的信好不好？”
我说：“好像也只有这样了。不过，我还是只能等到晚上十二点以前。”
玲姐说：“你让我再想想好不好？”
我说：“你愿意多想就多想吧。这事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了，多想其实是多余的，无论什么事，一多想，就复杂了。还不如靠直觉，脑子一热，腰板一挺，就定下了。”
玲姐笑了，说：“那是你。我做不到的。”
“嗯，好吧。”
刚挂断电话，就有个记者打电话给我，说她在网上看到了我给星星命名的事，要求详细采访。我推到了明天。接下来电话响个不停，都是记者要求当面采访的事，我都推到了第二天。
下午，我知道不能准时下班后，给玲姐打了一个电话，让她先去餐厅点菜。玲姐反对，还说了好几条反对的理由。其中之一是，总去外面吃饭不像是过日子的样子。这条理由让我觉得有些温暖，多少抵消了一些上午她在电话里带给我的不安。差不多整个上午，我都有些不安。她在电话里一连说了几个“我不能”，她不能什么？事到如今，有什么话不能在电话里说的？有什么话不能当面说？多半不是什么好话。或者，她要答应嫁给我，又有些不好意思？我心里有些乱。
在去玲姐家的路上，我摸着国际星座登记局寄来的证书，在心里发着狠，这次要是她真的不答应嫁给我，我也真可以豁出去接受记者的采访。把我们两个人的单位地址都公布出来，让世人知道有个她，让世人知道有个我。可是，要是她不明说不答应呢？我思考了一下玲姐可能采取的拒绝的策略。拖，应该是首选。但这次决不能再拖了，越拖问题越多。求也不行。除了答应，怎么样都不行。我觉得只要不违法，公开挑战世俗，大张旗鼓地追求她，应该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效果。同时也让媒体做一回好事，推她一把。
门打开了，我举着星光闪闪的证书走进去时，发现玲姐刚刚哭过一样，脸上湿湿的，眼睛红红的。
“咦，怎么啦？”
玲姐又要哭了，说：“你尽干傻事，这回要害死我了。”
“我什么坏事也没干呀？”
玲姐从皮包里掏出一张报纸，说：“你自己看看吧，这可怎么得了？”
顺着她的指头看过去，版面左中位置有一条新闻。标题是《以星星的名义，见证浪漫爱情》，副标题是《中国大陆第一例用恋人的名字为星星命名》。内容不用多说了，提到玲姐时，报纸上有一句：“享受这一殊荣的是一玲小姐”。一玲就是玲姐的名字，在国际星座登记局的申请表上，我没有填玲姐的姓。
“啊，这个呀？我正要跟你说这个呢。这个又怎么啦？”
“你还有心情装傻，呜呜呜，我都要被你害死了，呜呜呜，你干脆窝心一刀，让我死个痛快得了，呜呜呜。”
我说：“没那么严重吧？”
玲姐走到卧室里去躺下了，只是哭，不理我。我哄了她一会儿，进厨房里看了看，冷锅冷灶的。打电话叫了送餐，然后又坐到床上去哄玲姐。她还是哭，不理我。
我觉得在路上硬起来的心肠一点一点泡软了。我用手揩干她的脸，说：“不要呜呜嘛，有话好好说好不好？”
“我不管，你惹出来的事，你自己去收拾。”
“你要是不说清楚，我可怎么收拾？我还以为你会高兴呢！上午有几个记者打电话给我，要求详细采访，我现在还想着要不要答应呢。”
玲姐马上坐起来了，“你答应吧你答应吧，你就想着顺自己的意，全不管别人死活。”
我有点生气了，说：“过了晚上十二点，我就给报社热线打电话。”
玲姐又躺下了，背冲着我，不时抽泣一下。餐厅送餐来了，我叫她起来吃饭，她也不理。我怕把她哭坏了，饿坏了，拖她起床，结果把她连被子一起拖到了地上。她就裹着被子蜷在地上继续哭着。我忽然笑起来了，想起了两年前我有一次生气的情景。那一次也是她叫我起床吃饭，我不理她。她把我拖到了地上，我就裹着被子躺在地上。
我蹲在她面前又哄了她半个多小时，她才又开口说话了。她告诉我，下午快下班的时候，有个同事拿着报纸问她，这个一玲是不是她。她当时吓得要喘不过气来，慌忙说不是她，天下叫一玲的人多得很。同事撇了撇嘴，说：“我估计也不会是你。”那语气仿佛是怎么可能有人这样追求玲姐，玲姐气得差点又喘不过气来，差点说：“那就是我！”说到这里，玲姐渐渐缓和一些了，她抓着我的手，求我千万别再把事情闹大了，尽量控制局面。还说结婚的事急不得，这么久就这样过了，也不在乎急着要那个形式。我说你先起来吃饭吧，别的一切都好说。她要我答应不接受记者采访，我同意了。不到一秒钟，我就后悔了。我怎么能这样就同意了呢？她裹在被子里又是哭，又是不吃饭，这阵势，我也真是没见过。
正在微波炉里热着饭菜，韩总一个电话把我叫到茶艺馆里，要我找个高段棋手陪一位大客户下棋，公司出钱都可以。聊了几句后，我知道了那位大客户是长江水文局的一位负责人，以前在城陵矶做观测员时，闲来无事，自学围棋，在业余棋手中没遇到过什么对手。他这次进京，是想在几家通信系统公司中选一家，做长江沿线的自动观测数据处理系统。我估摸着他的实力顶多也就跟常四段差不多，不想让别人把这笔费用赚去，就找到了常四段。
我有很久没见到常四段，他瘦得吓人。常四段告诉我，他这几天心中大乱，没法子跟人下棋。前天他老婆在棋院门口堵住了林秘书，抓头发撕脸，一脚就把林秘书踢流产了。看着常四段那副悲痛的样子，我也很悲痛。默默坐了几分钟，常四段帮我联系到一名女专业棋手后，我就告辞了。几天后我给常四段打了个电话，常四段说，正在跟老婆谈判。漫长的离婚大战就这样拉开了序幕。想想真要问情为何物，世间最美妙的是男女间的感情，世间最折磨人的也是男女间的感情。
站在棋院门口，等那名女棋手的时间里，我接到了许可佳的电话，许可佳有一会儿没吭声，突然大声说了一句：“小天，你好……好……好你个品位不俗的大混蛋！等着吧，本姑娘跟你没完！”说完咔嚓一声挂了机。
这一声咔嚓在我大脑里嗡鸣不止。我抬头望着星空，飞马座和仙女座的四颗亮星组成了一个大方框，从方框北面的两颗星引出一条直线，向东延长一倍半的距离，就是白羊座。我找到了一玲星，望着它，心中渐渐寂静。
路上给女棋手塞了8000块钱，然后把她带到了茶艺馆里。我悄悄对韩总说，今天我很头痛，想回家了。韩总皱了皱眉，最后还是点了点头。
我躺在床上，想了一会儿许可佳的话，想着那近乎陌生的声音，觉得这下可以肯定她明白我的想法了。她生气骂我几句也是应该的。也好，用不着我亲口说那些想法了，甚至连普通的谈话也可有可无。如果她再多骂几句更好，让她发泄出来，我心里也更舒坦一些。跟许可佳交往一年，最后用一个大混蛋的形象在她心里定格，但愿她能为结束感到庆幸。难过是会有的，我也一样。这种难过我能够理解，但我没有什么办法。
半夜里接到了母亲的电话。
母亲一开口就抱怨我让她不省心。等她的唠叨告一段落了，我才明白是许可佳刚给她打过电话。
母亲说
换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