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晚上剩下的时间过得不太自然，玲姐乐呵呵地看看我，看看许可佳，说你们俩个差不多大，怎么搞得像有代沟呀。
我和许可佳只是笑，互相几乎不说话，要么装作对电视很感兴趣的样子，要么只跟玲姐说一说。看完一盘碟子后（我现在记不清那盘碟子的具体内容了，好像是香港喜剧），许可佳起身告辞，玲姐让我送许可佳出小区，到大街上去打车。我立刻站起来走在前面，打开每一层楼道的电灯，站在楼下等许可佳。许可佳一出单元门，就出了一口长气，像是刚从深水里浮出来的一样。接着，不知道她怎么把自己弄笑了，乱笑一阵后，对我说：“你表姐真搞笑，到底什么意思嘛！”
我说：“我也不知道。”
我还是走在前面，头也不回。许可佳问：“你们是姑表还是姨表？”我胡乱嘟哝了一句。她紧走几步，追上了我，又问了一遍。我说：“是姑表加姨表，那种拐了很远的表亲。”
许可佳格格地笑了，似乎对这个答案很满意。
没几分钟，许可佳的下一个话题又来了。
许可佳后来说了一些什么，我几乎没听进去，只是随口“嗯啊”着。突然意识到自己有点过分，就放慢了脚步。在不太熟的女孩面前，我从来都不是一个健谈的人。我不时从许可佳的话中挑出几个字，然后重复一遍——这是从“新好男人”训练课上学来的，不料威力还不小，许可佳的谈兴越来越浓了。她上了出租车，出租车慢慢启动的时候，她还从车窗里伸出脑袋来跟我说了几句话。
从小到大，我都不怎么跟女孩说话。直到20岁，我都弄不清楚该跟女孩说些什么。在女孩眼里，我是一个严肃乏味的人，一些女孩刚跟我接触时，甚至会觉得我生硬傲慢。实际上，我非常渴望跟女孩说话，非常喜欢听她们说话。有时候女孩们美好的声音一响起来，我甚至会听不进去她们在说些什么，她们像是在用我听不懂的语言歌唱，她们像是一些正在演奏的乐器。我曾问玲姐，我是不是有那种什么“表达障碍”之类的毛病啊。玲姐说：这是“酷”嘛，一个人的特点。当时我还真有点高兴，觉得占了天生的便宜。此后的几天里，玲姐跟我聊别的事的时候，还不时冒出一两句格言：言多必失。沉默是金。巧言令色鲜矣仁等等。我当然知道这是在宽慰我。又过了几天，玲姐才开始给我上交流训练课。这天晚上能跟许可佳说这么多话，可以说，玲姐的训练课初见成效。
送走许可佳后，我在街边的长椅上坐了一会，心里忽然格登一响，今天怎么没人来打牌啊？这个念头飘荡了几下，很快像风中的柳絮一样不知道飘荡到哪里去了。但有很长时间那隐隐的不安还在，虽然说不清在哪儿。
我给玲姐打了个电话，说有事要回去了。玲姐有一会儿没说话，然后让我不要在街上呆太久。我嗯了一声，她才把话筒搁下。
第三部分
星期六去书店里泡了一整天。午饭是在书店旁的小馆子里吃的，能感到塞得满满当当的大脑跟肠胃功能一样有些紊乱。那一阵子，我很不喜欢一个人在馆子里吃饭。如果吃饭跟机械加油是一回事，吃饭就真是一个麻烦。平时我在公司的食堂里麻烦，周末，如果不去玲姐那里，就只有上馆子里麻烦了。
回到书店，去美食专柜那儿转了转，很佩服那些写吃的人不厌其烦。不知不觉转到隐私专柜，看到更加不厌其烦地写性的书籍，大都写得很坦荡，找不到什么秘密能对付我的另一个麻烦。一小圈转下来，忽然意识到整个人性对于我来说就是麻烦。食和色，照我的理解，本来都应该是欢乐的，是大自然给苦难人生的微薄奖赏，现在却都成了一个21岁小伙子的麻烦。
在书架前呆呆地站了几分钟，慢慢想起了我的那些心理学方面的书，也是在这家书店买的，想到我往这儿扔的钱应该够多了，麻烦却一个也没见少。我把已经挑好了的两本书放回去，两手空空走出了书店。
傍晚的北京，天空浑黄，车流和霓虹让人燥动不安。空着肚子在街上乱走了一气，我决定还是到玲姐那里去。玲姐接到我的电话时，说她还没吃晚饭，还说她刚买到了我喜欢吃的武昌鱼和蕨菜，“正要给你打电话呢。”我的心情一下子欢畅起来了。走进地铁之前，朝缓缓降临的夜色看了一眼，觉得这好像是个不错的开端。假如今晚运气再好一点的话，也许可以解决另一个麻烦。
玲姐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看见我走进来，才开始拆蕨菜的真空包装袋。闻到厨房里一阵一阵飘过来的清蒸鱼的香味，我知道鱼已经做好了。如果不是因为蕨菜这东西太过娇嫩，也会炒好了的。一起走进厨房，我给玲姐系上围裙，看见煲着的汤在沙锅里轻轻翻滚，看见树影在窗外轻轻晃动，我意识到自己在等待一件事情发生。
我们一边做饭，一边闲聊着。忽然想起在书店里翻过的一本美食经，上面描写过这种下厨的情景，说跟亲密的人在一起做饭，饭菜里总会多出一些滋味。此时此刻，我觉得那个作者品尝到了人生的真味。
没多久，玲姐就聊到了许可佳，很不经意的样子。
在此之前她聊到了几个女孩，在此之后也聊到了几个女孩，都是我知道的。有的在棋院里见过，有的在玲姐家的牌桌边见过，有的只是在电视里或报刊上见过。玲姐把许可佳放在这堆女孩子里面，放在随意说说的琐事中，一点也没有要突出许可佳的意思。但我的耳朵，像是给轻轻弹了一下，立刻竖起来了。
玲姐说：“也不知道许可佳是怎么减肥的，随便吃，总也不见胖。”
我没搭话，想听她接下来说什么。
她接下来聊起了另外几个女孩减肥的故事，然后问我对减肥怎么看。我谈了一些看法，玲姐也谈了一些看法。那些看法基本上不值得在此重述，仿佛当时重要的只是聊天。减肥，顺手捞着的一个话题而已。
我们在餐桌上继续聊着。
玲姐给我夹了一块肥鱼，问我觉得公司里几个女孩子怎么样，接着；问我觉得许可佳怎么样。
虽然我做了一些心理准备，但许可佳的名字再次灌进耳朵里的时候，心里有个地方还是晃动了一下。我慢慢嚼着嘴里的东西，尽量显得镇定一些，可能是太镇定了，突然给一根鱼刺卡着了。
我忍着痛，轻轻地说：“才见一面，哪知道人家怎么样和不怎么样。”
玲姐笑了，说：“你们俩看上去还挺般配的呢。”
窗外的树影晃动得更厉害了，天光更加浑黄。昨天晚上坐在街边长椅上感觉到的那一丝不安，现在飘荡在室内空气里了。我已经明白；为我找女朋友的事并没有过去。那件事依然隔在玲姐和我之间。现在，又要浮出水面了。
玲姐问我：“你怎么啦？”
我说：“我没怎么呀。”
“声音好像不对劲。”
我没说话，想听她继续说许可佳，想听她用最直接的方式说出她的真实想法。
玲姐又问：“你没事吧？”
我的眼泪一下子流出来了，喉咙里实在太难受了。我说：“我好像卡着了。”
玲姐跳起来，奔到厨房里去拿醋。我咳嗽了几下，没有喝醋。玲姐更着急了，说你快点喝下去呀，慢点往下吞呀。
我摇了摇头，告诉她喝醋没有用。我走到卫生间里呕吐了几下，吐出了一些不该吐的东西。我走到沙发那儿打开电视，电视里在用动画演示沙尘暴的移动路线。
玲姐拎着醋瓶子追过来，说你没试过，怎么知道没用啊。
玲姐倒了一些醋在碗里。我接过碗，立刻回到餐桌边；又往碗里加了一些醋，扔了一根鱼剌进去，什么也没说就走开了。
在等待醋碗里的鱼刺变软或不变软的那几分钟里，我意识到自己在生气。我走到阳台上去站了站，空气微微有点呛人，也许真的要刮沙尘暴了。我觉得，我生的气和天气正在互相影响。
十分钟后，玲姐到阳台上来了。她说：“还是到医院里去吧。”
我问：“你为什么总是不相信我啊？”
玲姐说：“怎么突然就扯到相信不相信上去啦？好吧好吧，怪我怪我，是我没搞清楚，以前只是听人家说，给鱼刺卡着了要喝醋的。”
道理本来很简单，在这种普通的食用醋里，能软化鱼刺的那种化学物质，含量根本不够。可我一说话，喉咙里就很痛。不能把这个道理清楚地说出来，这个道理本身就像一根鱼剌一样卡在我喉咙里，卡得我直想冒火。
我转身走进屋，在沙发上坐着，一动不动地盯着电视。眼泪一直在流。透过泪水，我看见沙尘暴被动画设计师画成了一大团黄褐色，像一头庞大的变形怪兽，从西北某个荒凉的地方一跃而起，直扑北京。
玲姐在一旁给什么人打电话，问鱼刺卡着了怎么办。喝醋，可能有人把这个经不起检验的“常识”告诉了她。玲姐说不行不行，接着引用了我半个小时前的实验结果，有点激动地反驳着对方。
又是半小时后，玲姐要我跟她到医院里去，我不肯去，她说：“你就让我省省心吧。”
我说：“我死不了的，你不用担心。”
她声音大起来了，“怎么这样说话啊？”
我回答她，怎么说我也不去，我说一根鱼剌没什么了不起的。其实，我能感觉到一根小小的鱼剌，正变得越来越重大。它卡在我的身体里，固执地占据着一个很关键的位置。带给我疼痛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种奇特的感觉，类似快乐与恨意混合在一起。我带着喉咙里的一根鱼剌走来走去，从这间屋子到那间屋子。
玲姐一直跟在我身后，坚持要我去医院。我只是摇头，摇头，摇头。我差不多就是这样一直摇头摇到了半夜，终于把头摇晕乎了。
我对玲姐说：“好吧，我喝醋，这样总可以了吧。”
她又惊又怒地望了我一眼，坐到沙发那儿生闷气去了。我绕着餐桌转了两圈，一口气把那大半瓶醋全喝了下去。
玲姐站起来，说：“你这是干什么呀？”
我舔了舔嘴唇，舌头好像灵活多了。又扭了扭舌头，真的灵活多了。这才相信它掉下去了，那根鱼刺。
我说：“你不是要我喝醋吗，我喝啦。”
玲姐说：“你这是成心要跟谁过不去啊？！”
我说：“跟鱼刺，”过了一会儿，又说，“鱼刺掉下去啦。”
玲姐的声音一下子大起来了：“你，你，你越来越孩子气了！总是这样由着性子闹，一点也不知道体谅人！”
我说：“分明是你不讲理嘛。”我声音也大起来了：“你刚才不是要我喝醋吗？我喝了，鱼刺也掉下去了，你还要我怎么样啊！”
知道鱼刺真的掉下了去，玲姐竟吵得更厉害了。她开始数落一些人们通常所说的陈谷子烂芝麻那一类旧事，然后恨恨地说她瞎了眼，才认识了我。
我刚刚压下去了一点的火，又上来了，我说：“好，好，好，从今天起，谁也不认识谁也没什么了不起。”
我打开门走了出去，能听到腹中的肠鸣和楼外的风声。走到了一楼，午夜的世界正在和我的内心一起狂乱，我目睹这年第一场沙尘暴横空而至，轰隆隆地掠过北京。
门洞口蹲着一只小猫，尾巴扭来扭去的，好像在犹豫着要不要冒险出去。我陪着猫站了一会，直到玲姐来牵我上楼。
现在，我坐在春天里继续回想往事，在一场沙尘暴里回想另一场沙尘暴，在一段人生里回想另一段人生。几分钟前，我写完了我和玲姐第一次吵架的情景，交往史上留下的第一道伤痕——那也许并不是第一道伤痕，在此之前也有过一些小小的不快，只不过像水滴落进了水里，留不下伤痕而已。
这次不一样了。互相用最柔软的一面相待对方的惯例，已经改变了。在我们共同绘制的壁画上，她钉了一棵钉子，我钉了一棵钉子。虽然后来和解了，钉子拔掉了，但那些小洞眼还在。它不会像以前的小小不快一样很快过去，过去了的倒像是另一些东西——它仿佛是一个清晰的转折点。以后每次发生不快；我都会想起这个转折点。
这天晚上，她还是像往常一样，照顾我洗脚、上床。她在床边的黑暗里坐了一会，问我：“你还在生气呀？”我说：“没有，你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她说没有，只是难受了一会，没想到会这样。我说我也没想到会这样，我从来都不想跟她吵架的。她笑出了声：“这还算不上是吵架吧？”我说：“实际上你已经和我吵架了，没想到我们的第一次吵架竟然是因为……”我哼哼着，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说。她又笑出了声，说：“好好好，你说是就是吧，我算怕了你了。”
外面沙尘暴一直在刮着。玲姐走后，我几乎一夜没睡。有一阵子，心里有点后悔跟她吵架，但这点悔意，随后又被生气的余波一点一点冲掉了。她不应该这样。她不应该那样。我睁眼躺着，听着细小的沙砾打击窗玻璃的声音，又把吵架的过程和许可佳出现的情景放在一起，仔细回想了一遍。用不着尘埃落定，我能看得见玲姐正在堆积沙丘，在她和我之间。我越想越荒凉、烦躁，觉得夜空下的沙尘暴正在展开我的内心世界。
几年后的今天，再回过头看看这事，她当然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倒是我，好像不应该这样和那样。我好像是太孩子气了，在对自己温暖柔软的人面前，我太放纵自己。玲姐为我找女朋友的行动再次崭露头角的时候，我应该可以做到不用鱼刺的事情去刺激她生气——可是，当时到底该怎么做，我又怎么搞得清呢？
那场沙尘暴直到第二天傍晚才突然停止，像一台巨大的鼓风机一下子断了电一样，外面一丝风也没有。我走出玲姐家，朝桔红色的天空呆呆地望了好一会儿，塑料袋、破报纸、树叶和尘土失去了在高空飞翔的力气，正接连不断地缓缓落下。巷子里几乎没有行人，偶尔碰到一两个戴口罩的，还没有看清眉目，一闪即逝。天空没有往常的鸽鸣，树上的鸟一声不吭，连在垃圾堆旁互相撕咬的猫也不叫上一叫，能听到的动静，只有大街上传来的汽车的声音。
有一瞬间，我觉得自己像走进了别人的梦中。
沙尘暴又刮了两天，才算是过去了。附近公园里晨练的人又多了起来，天还没怎么亮，就发出一阵阵愤怒的吼叫声。这天早晨，我醒来，模模糊糊地觉得那些吼叫声是从我的梦里发出来的，毫无道理地坚信，这一天会出点什么事。
起床，洗刷了好一阵子，想不起做过一个什么梦，却忽然想起了电话铃的声音。我刚上班的那几个星期，还住在学生宿舍里，差不多每天早晨都是玲姐打电话来叫我起床。搬到南城后，才没有把电话铃声当闹钟。
我在东直门那一带上班，在一家通信系统公司。大学毕业后，玲姐陪我到这家公司应聘过两次。第三次，她从清洁女工那儿打听到公司里有一位姓韩的老总喜欢下围棋，于是考试我的场地和内容都变了。棋具是现成的，就在韩总办公室的书柜里；我跟韩总下了一局，玲姐也跟韩总下了一局，最后赢得了这份工作。我皮包里经常夹着李昌镐的新棋谱去上班。有时候，我真的有点羞愧，我能看见等着进公司工作的博士和硕士在门外排着长队。
我从小喜欢下围棋，很钦佩天才棋手李昌镐以著名的安静震动世界。上大学二年级的那一年，只要有时间，我就会去棋院打李昌镐的棋谱。那时候我对学校里的课程安排非常失望。通信专业这个行当，每天都在涌现新知识，我们在教室和实验室里还没来得及消化的内容，每天都有几页可以撕下来扔进垃圾桶里。我想，反正我的大学时代注定要给糟蹋掉的，不如我自己来把它掰碎，搁到围棋盘上去糟蹋更好一些。
我真是做梦也没想到，我竟然会因为不务正业下围棋，而得到这份不错的工作，并且，认识了玲姐。
我跟玲姐就是在中国棋院认识的。
一天下午，我看见一大堆人拥着一个业余四段，在大太阳底下朝棋院背后的教室里走，一个女人不远不近的跟在后面。无袖衫，露膝裙，身上粘着阳光。业余四段不时回过头招呼她一下，她笑一笑，点点头，也不加快脚步，还是不远不近的跟在后面。
那个业余四段，曾经指导过我打谱，姓常，经常义务帮棋院办围棋训练班。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棋院门口，当时我正坐公交车去上班，冲他喊了一嗓子，他四处望望，才朝公交车挥了挥干柴棒一样的手臂。后来听说他老婆闹离婚，他吞下了19枚围棋子，自杀了。他是我见过的对围棋最痴迷的业余棋手，他叫常宽，一个不应该被湮没的名字。我希望以后有机会专门写他的故事。
去上班的路上，我只要倒一次39路车，就会经过中国棋院。有好几年，只要中国棋院门口那一段路不让我觉得太难过，我就不会不坐39路。
起初是刻意的，后来就成了习惯。关于习惯，克格勃训练手册中有一句话，说每一个习惯都有可能是致命的，你不能养成任何习惯。车过棋院，有时候我会感到心脏紧缩，这时候就会想起克格勃训练手册。当然更多的时候，我会傻笑起来，回想起第一次见到玲姐的那个下午。
那个下午的情景在以后的回忆中经常出现。39路车一上玉蜓桥，我就能看见棋院的四方形大楼，那个下午就会出现在车窗外面，那个下午阳光晃眼。
现在追溯起来，假设当时不是因为教材或教育体制那么陈腐，假设不是常四段的讲解那么吸引我，假设没有李昌镐——还是不假设了吧。事实上整个世界无限复杂永不停息地运行着，我和玲姐认识，就是运行的一个结果。我能进这家公司，是运行的另一个结果。我想起了两行诗：“ 在人生所有的细节里 /都晃过了命运不可捉摸的影子。”
这天我依然坐39路车去上班，跟往常不同的是，这天我很容易就有了过多的感概。棋院的大门一闪而过，往事在回忆中不可避免地变形，一个下午被压缩在几秒钟内：一个女人修长的、没穿袜子的双腿在阳光中走动着，空气在她周围一圈一圈荡开。她朝我走过来。她从我身边走过去。那天我们还算不上认识，还没说过话，但离正式认识的那一天已经不远。
在办公室里呆了一上午，不知不觉已过了公司食堂开午饭的时间。整个办公室一片沉寂，三十多个小隔间像战后的坑道掩体。我双手枕在脑后，仰靠在电脑椅上，望着天花板发呆。我想到了我和玲姐之间很多尚未攻克的难题，我想到了很多解决方案……正借着椅背的弹性一晃一晃的，办公桌上突然响起来的电话铃声让我差点摔下来。
电话是许可佳打来的。许可佳的声音在电话里很清脆动听，有几秒钟我没听出是许可佳的声音，直到她说起了“周末在你表姐家里”，我眼前才浮现出一个清爽结实的女孩朝我微笑的情景：她先怔怔地望了我几秒钟，接着撩开挡住脸的头发，好像要认出我是谁，才决定是否微笑。这真有点特别，跟那种见人就笑的女孩子有点不一样。
许可佳没容我多说话，就劈劈啪啪地告诉我突然找我的原因。她打车走到我们公司这一带，才发现钱包里没带够钱，司机不肯往前开，也不肯倒回去。“你一定要帮忙喔，”许可佳说。
我走下楼，差点没认出许可佳来。这次她化了很浓的妆，跟上一次素面完全不同，紫色嘴唇，蓝色眼睛，有点像玲姐说过的那种韩国妆。
我问许可佳需要多少钱。
许可佳说：“付够车费就行了，”她笑了笑，又说，“肚子饿啦，你做好事做到底行不行？”
我当然不能说不行，问她想吃什么。许可佳说：“随便随便。”
随便这道菜最难点了。我想起同事阿伍过生日时，我们在仙踪林聚过一次，那儿好像有一种炸土豆条叫随便。我带许可佳去了街对面的仙踪林。
一路上这个爱说笑的女孩不停地解释着，说她来这边办点事，幸好在我们公司旁边，不然，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她真是没想到会没带够钱，还说她每个月底都会有好几天带不够钱，说完格格地笑起来。
我这才想起又到月底了，时间过得真快，又到了该去韩总的办公室下棋的日子，立刻有些胸闷。那个韩总的日程表上，每个月底都有一天画上了一黑一白两个圈圈，到了时间，秘书就会四处打电话找我。一年以后，韩总退了下来，棋瘾犯了，四处打电话找人下棋，有时候我还会去跟他下两局。
在仙踪林的秋千椅上坐下来，我和许可佳一人点了一个套餐，另外给许可佳加了一个“随便”。许可佳问我“随便”是什么，我没告诉她。等餐的时间，许可佳又一直说个不停。吃饭的时候，她嘴里塞满了食物，依然滔滔不绝，仿佛她嘴里还有一条备用的舌头。“随便”端上来了，见是普通的炸土豆条，她楞了一下；大笑不已。
我模模糊糊的觉得，这个爱说笑的女孩，好像有一点紧张，上次我送她离开玲姐家时，她也说了很多话，但在夜色的掩护下，我看不到她的表情。这一次，她的脸微微有点红。我问她是怎么知道我们公司的电话号码的。她说：“出租车开呀开呀就开到了这儿，我说哎呀呀我没钱啦，司机马上停了下来。然后我就看到了你们公司的牌子。打114一查——我厉害吧？”
我没追着问她是怎么知道我所在公司的名称的。我感觉到玲姐已经跟她说了不少关于我的事。我慢慢地吃着，静静地听着，很快就知道了玲姐是许可佳爸爸的同事，还知道了许可佳的爸爸妈妈从小就把她管得很严，只要是男人打电话来，她妈妈就会偷听，她爸爸就会查问。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说起这些，也没有去细想。把自己的一份套餐吃完后，我对许可佳说，公司里午餐和午休时间都很短，我得上去啦。
许可佳马上把半根黄瓜叼在嘴里，腾出手从大纸袋里掏出了一个小盒子，说要给我一点小礼物意思一下，以免帮了她很没有意思。那是一条领带。我笑了笑，说我不打领带。许可佳却一定要我拿着，说是给客户买的礼物，多了一条，实在不喜欢可以送给别人，别人不喜欢还可以退还给商场，里面有发票。我只好收下。
刚回到办公室，手机响了，还是许可佳。许可佳说：“是我。这是我的手机电话。上次蹭你表姐的饭，这次是你，找个周末的时间聚一聚好不好；一定要给我一个机会回请你喔。”
没等我回答，电话就挂了。我朝电话呆呆地望了一会，然后存好许可佳的电话号码。
晚上，我给玲姐打了个电话，把许可佳来找我的事告诉了她。
本来，午饭后一走出仙踪林，就想打这个电话，手机已经掏出来了，忽然觉得应该想一下。
下午下班的路上，一直在想这个电话该怎么打，结果坐地铁坐过了站。换地铁的时候，去报摊前转了转，看见《魅力》杂志里有一个专题：《给爱情加分100招》。其中，鲜花、拥抱、亲吻、微笑、甜言蜜语……都成了两个人的战争中无所不用的谋略和利器，闪着寒光，寻找着情人柔嫩的心脏和任何致命的部位。站在那里看了一会，从脚底升起了一丝凉意。再看一会，这凉意渐渐消失了，仿佛被沸腾的血一点一点加热——不知不觉中，我被鼓舞了，一种争城收地的勇气来到了我身上。
买下《魅力》杂志，走出地铁站，想找个安静的地方打电话。我的手机在地铁里话音很差。正是下班高峰，街上拥挤嘈杂，望着暮色中一张张匆匆来去的脸，都那么疲惫、沉默，我忽然问自己：如果人手一册《魅力》，这个世界将会怎样？
没几分钟，就觉得要想象那样一副宏伟景象，自己的想象力根本不够用。事实上，我连怎么打好这个电话的想象力都很缺乏。
我决定试试《魅力》中的一招，被《魅力》教唆一下，如果这个世界上存在着善意的欺骗，就算我也善意地欺骗了一回吧。不知不觉，转到了一座平房背后。还算安静，只是气味不大好闻。
我对玲姐说：“许可佳来找过我啦。”
玲姐兴致勃勃的，说了一声是吗，接着一连说了几个好呀。我有点失望。不知道要不要说下去，正犹豫着，玲姐笑着催开了。
“我在等你往细里说呢。”
我把眼一闭，说了我跟许可佳见面的“过程”。
那是经过了篡改的“过程”。虽然并非完全说谎，但言不尽实。我没有完全说谎，是因为我还没有时间静下来处心积虑，及时出台一部完整的玲姐心态全攻略，更不可能对事情的发生过程进行完全的创新。我所做的，只是夸张了事件的某些部位，比如说许可佳对我怎样表示无所不在的好感而我又有心领神会的快感。这事情就在我自觉和不自觉的夸大其词、添油加醋之下，面目微妙的肿大和扭曲了起来。具体怎么篡改的，还是不要让我具体描述了吧……这实在是一件让我有些心虚和惭愧的事。总之，为了让玲姐吃吃醋，我是编了不少瞎话的。
玲姐不时让我停下来，问几个细节问题。吃的是什么，说的是什么，许可佳笑了没有，许可佳笑了几次，诸如此类。我全都毫不犹豫地回答了她。见她这样上劲，我心里忽然又有了一点小小的得意和兴奋。肚子里积攒了半天的话，一句接一句冒出来了。没多久，我感觉到这是另一个人在说话。一想到身体里还有一个人在潜伏着，我真是有些惊讶。
我一边打电话，一边在平房背后的空地上走来走去。我觉得自己的言语越来越轻浮，脚步越来越沉重。
玲姐那股劲头好像止不住，还翻出了上个周末晚上我送许可佳的事。又是我说什么，许可佳说什么，许可佳笑了没有，许可佳笑了几次。这次我决定说实话，把能记住的，统统倒给了她。
玲姐在电话那头停了停，然后怂恿我去约许可佳。玲姐说：“今天晚上就可以约她，不用等到周末她回请你。”
我说：“这样啊？”
玲姐笑了，说：“你怕什么？这样没错，相信我，我是这方面专家。我也不谦虚啦。”
“倒不是不相信你，我是不大相信自己。我是不是真那么有魅力呀？”
“魅力嘛，你也不用谦虚。我也懒得长篇大论表扬你了，免得你翘尾巴。”
“好吧，那就这样吧。反正我是不大信得过自己，只好相信你了。”
玲姐又笑了，“又乱说了。”
我也笑，说：“我脑子里面是有点乱。”
我仰起头，望着渐渐深奥的夜空，觉得玲姐的笑声直冲星阵。她一直在笑，刚刚发出的那一阵笑声，比起我今天所有的笑来，都太过明亮和爽朗。我的心里，开始一点一点涨起了委屈和怨气。
玲姐似乎没察觉到我的变化，继续给我鼓劲，她分析说：你们俩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许可佳就说见过你，红楼梦里宝哥哥第一次见林妹妹的时候，也说过这样的话。还有，你以为许可佳是什么人，她皮夹子里有好几张信用卡，哪里用得着你付什么车费啊，还有啊，一个女孩对你笑那么多次，不是因为她笑神经发达。还有——她忽然不说话了。
我也不说话。
附近有人开始练钢琴，僵硬的手指头弹得真蹩脚。街上没完没了地传来汽车开过的声音。灌木另一边，不时涌起孩子们捉迷藏的喊叫。不远处，一扇窗户忽然打开，被灯光照亮的蒸汽涌出来，一个女人探出身子大声喊着一个孩子的乳名，“吃饭啦！吃饭啦！”
时光迅速倒流，停住：我看见玲姐远远地走过来，手里拿着给我买的早餐，我趴在窗台上看着她，她在那个早晨一步一步走过来。
不知道过了多久，玲姐在电话那头叫了我一声：“小天。”
“嗯。”
“我只顾着自己呱啦呱啦的，你还没吃饭吧？”
“嗯。”
“你先吃饭去吧，以后再说这事好不好？”
“嗯。”
“你怎么啦，没事吧？”
“嗯。”
“你先吃饭去吧。我也快说累了。”
“嗯。”
她挂上了电话，我也挂上了电话，这次她没像往常那样说你先挂。她挂电话时，咔嗒一响，像什么东西给绷断了。
我呆呆地站了一会，绕到平房前面，气味更难闻了。这才发现平房是座垃圾站，金属铁门紧紧关闭着，一把缠绕的链子锁被路灯照得幽幽发亮。
回到地铁站，我坐地铁到崇文门换39路，一路上闷着，尽量不去想自己在电话里说了些什么，玲姐在电话里说了些什么。
路过中国棋院时，想起有很久没见过常四段了，就下了车。常四段没有手机，没有传呼，要到棋院找他只能碰运气。运气好的话，下下棋，聊聊天，也许这个夜晚还不至于糟得一塌糊涂。
在棋院背后的教室里没找到常四段。b班有一个小伙子告诉我，常四段没来，这一阵子只有星期四才会来。我去d班门口站了站，朝那些东倒西歪的孩子望了一眼。玲姐刚来学棋时，就在这个班上。这个班上10岁以下的孩子最多。有好几次我看见她端坐在一群孩子中间，神情很专注。也有好几次没看见她。跟她认识后，才知道她参加了好几个培训班，除了英语，还有舍宾，有美容，有英语，有电脑，有钢琴，有投资，有游泳，只有游泳和围棋坚持了下来。
玲姐经常笑她自己到处当学生，只有在我身上才能当一回老师。她给我上“新好男人训练课之神奇三字经：我爱你”这一节时，真是诲人不倦。她说女人对这三个字的需求，剂量巨大。接着让我和她一起练习。这几乎要了我的命。我感觉我的声带打了结，舌头也打了结，但我不愿意让她失望，一个人偷偷苦练。终于有一天，我对她说：“我爱你！”虽然说得像个智障儿童，她还是笑得流出了眼泪。
我又回到b班，坐在一张桌子旁看人家下棋。两眼不时在教室里扫来扫去，日光灯下，一切还是从前那样，似乎没增加什么新设备，似乎我结业以后这里的时光就停止了流动。有那么一会儿，我真希望时光能够停止流动，莫名其妙的。
有人碰了碰我，是刚才告诉我常四段没来的那个小伙子。他把我手中的《魅力》杂志要过去，翻了翻，然后坐在一边看得直点头。看见我要离开了，他站起来，一脸依依不舍的表情。我立刻把杂志送给了他，对他说，我看过了，难得你喜欢。
这个小伙子很快结了婚。他在婚礼上半开玩笑的介绍经验说，他是用《魅力》杂志上的技巧，把女朋友追上手的。他的女朋友在c班。听说婚后过得还不错，小两口偶尔去棋院露一下面。
在垃圾站背后给玲姐打过那么一个电话以后，接连几天，似乎就摆脱不了那股难闻的气味。第一次跟玲姐编那么多鬼话，那么一个结果，难以名状的种种感受混合起来，在心里发酵。失望是有一些的，对玲姐，也对自己。羞愧也有一些，免不了问自己：如果我魅力十足，哪里还用得上《魅力》杂志里的那些小花招？
关于魅力，玲姐曾经说过：一个“新好男人”，加上一条含金量高的脊椎，魅力挡都挡不住，走在大街上，脊椎会闪闪发光，人们一眼就能把他挑出来。
“新好男人”，我还远远谈不上。脊椎里的含金量，更是远远不够。
记得谈起这些的时候我刚毕业，去通信系统公司应聘过两次，都灰头土脸的回来了，玲姐那么一说，我更抬不起头来。 我不是不知道，玲姐不肯跟我建立共同的生活，并不是因为我无力撑起一个家庭。内心里我还是觉得，一个一无所有的男人，应该也没资格跟她纠缠。
上下班的路上，我坐在公交车里，望着满街跑的奔驰宝马，望着街边肃立的高尚住宅，常常希望自己的目光能穿透汽车的外壳和楼房的墙壁，看清那些富人来钱的门路。我觉得他们多数跟我一样，没什么过人之处，他们拥有的一切，我应该也能拥有。
通信系统公司的薪水还算不错，我每个月能存一点钱，可要靠薪水立业，就算手再紧一点，恐怕也是很远的事。也许，我应当像很多上班的男人一样，用业余时间搞点什么。觉得在围棋爱好上动动脑子应当像定式一样错不到哪里去，再往下想几步，自然就想到了去请教一下常四段。常四段帮棋院办培训班，虽然没拿到银子，办这种事的经验应该还是有的。
星期四下午，正想请个假去棋院，韩总的秘书打电话来了。她问我下午有没有空。我笑了，很想对她说没空。可我知道说没空也没用，她那么问一下只不过是礼貌而已，韩总既然让她找我下棋，就算我真没空，她也会打电话给部门经理，让经理取消我的工作安排。再说我也不想为难她。她姓林，是一个平和大方的中年女人，能替我着想的地方都会尽量替我着想，每次找我，都是先打办公室的座机，再打宿舍里的座机，都找不着了，才会打我的手机。我对林秘书说我马上就去。
坐在办公室里磨蹭了一会儿，一点一点调整心情。既然已经答应去了，我不想带着不快。路过洗手间的时候，我走进去，把剩余的不良情绪跟小便一起排泄掉。拿凉水拍了拍脸，朝镜子中的自己凝视了一会，直到睫毛上颤动的水珠落下了，才慢慢走出来。
我不愿意跟韩总下棋，不仅仅是因为他棋艺差，应该说他还谈不上什么棋艺。我也谈不上。也不仅仅是因为同事的议论，跟公司高层从不来往的人，也会有人议论。主要原因，应该是差不多每次他都有意无意地提到玲姐，有一次还笑着问我，能不能约玲姐来手谈一局。我也笑了，说试试吧。说完，心里一沉，能感到他的话一直压在那里。
我不知道这次他还会不会提到约玲姐来下棋的事，也不知道他提到了我该怎样回答。这事我跟玲姐讲过，玲姐说，告诉他，什么时候有空了一定去拜访他。
我没把这话告诉韩总，担心他会追着问“你表姐什么时候有空”，那时候回旋的余地更小了。韩总50岁左右，分管财务和人事，是公司的元老之一。不下棋的时候，粗豪爽直，批评下级如同争吵，你不跟他争吵他还会不高兴。下棋的时候，却柔婉细腻，半目地盘也会让他鼻尖出汗。通常情况下，我相信一个有棋瘾的人会把自己的性格主流搁在棋盘上，不这样，棋瘾也就没有根基。对这样一个上司兼“棋友”，也许悬而不决就是最好的回答方式，拖一拖，没准他自己就会忘掉或改变主意。
不过，对此我也没抱多大指望。那次他跟玲姐下围棋，是他平生第一次领略跟一个美妇人对局的旖旎风雅。先是在棋盘一角试试探探，小纠小缠，不可避免地演变成两条大龙，不即不离，一黑一白盘旋飞舞到天元一带，才正式开始长时间的激烈撕搏——妙手如天女散花纷纷落下——猛然，两块大棋僵硬不动……再斗几个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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