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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阅读

  等。我觉得他多少有些吹牛,不过也不一定,也许他俩后来就是因为技穷才散伙的。

  还没到下班时间,阿伍就喜孜孜地走掉了。我觉得他可能是通过什么过硬的关系才进公司的,不然,照他的表现和潜力,怕是早就干销售员去了。我不敢像他那么嚣张,打算老老实实呆到下班时间才离开公司。闷坐了一会,想起我已经是半个销售员了,拎起包就走了出去。

  在地铁里买票的时候,一枚黑色棋子从钱包里掉下来,摔了一道很细的裂纹。去热带丛林餐厅的路上,我一直握着这枚棋子。

  照道士的说法,这四枚棋子的妙用之一是通灵,能测出感情深浅。一个人把棋子放在手心里,在心中告诉对方棋子的颜色,然后让对方猜黑白。男女连续猜对3次,达到3年情人标准。连续猜对6次,有60年夫妻缘分。我和玲姐的最高纪录是连续猜对9次,那天她一反常态,狂喜不已,我也很兴奋;在沙发上使劲乱颠,飘飘然这个词远不足以形容我的情绪状态,有一会儿我觉得长沙发跟我们一起飘飘然了,长沙发缓缓升起来,长沙发从窗口飘出去,长沙发载着我们浮在城市上空,祥云铺到天际;像床单上的图案……我解开了她身上的一颗扣子,我又解开了她身上的一颗扣子,我解开了她身上所有的扣子,她只是笑,笑,笑,完全失去了阻止的力气,她的身体在那个下午一点一点敞开了——突然坍倒的沙发把我们从心身俱醉中吓醒过来,假如不是这样,那天我们应该会结合在一起。

  现在回过头看看,突然坍倒的沙发,在那种时候……假如不是发生在我身上,这种事就有点可笑了。每次从喜剧片里看到类似情景,我都会笑出声来。打这以后,玲姐再也不肯跟我玩这种游戏。想起这个,我心里有什么地方裂开了,涌出来一股说不清的滋味。

  到了热带丛林门口,一个头上插着野鸡毛,脸画得好像《我是谁》中的成龙的侍者模样的人迎上来,领着我穿过两旁画着巨大的动植物、到处吊着藤蔓的门廊。刚在一棵大树下的木墩上坐下来,一个头戴豹子面具、穿着豹纹短裙的女孩就蹦蹦跳跳地走过来了。

  她对我说:“我到处掐了一下,这些树都是真的耶!”

  第五部分

  我刚走进餐厅时,就给迎面扑来的绿色掀了一下。上千平方米的餐厅里,到处都是树和藤蔓。心想老板真够下本钱的,差不多把某一处热带丛林搬到北京来了。回过神后,才想起应该怀疑一下这些树的真实性。本来也想掐一掐的,但没动手。门廊那儿有一块“请勿攀折植物”的牌子。听女孩说都是真的,我朝女孩笑了。

  女孩声音嗲嗲的,举动像头轻捷的雌豹。

  她看了我一眼,问:“我可不可以坐这儿?”

  我望了望一名刚走过来的侍者。

  女孩马上又说:“没关系啦,没关系啦,你朋友来了我再走就是啦。”

  我脑子里闪过了一道亮光,叫了一声:“许可佳。”

  女孩立刻乱叫乱笑起来,像个正在藏猫猫的孩子给逮着了。她取下豹头面具,质问我:“知道是我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

  这下把我问住了。那道亮光闪过之前,我并不知道她是许可佳。说脑子里闪过一道亮光,当然是模仿一些小说书里的说法。看见了许可佳,我多少有些惊奇,也有一些兴奋。显然,关于幸运顾客之类的电话,很可能是许可佳导演的了。我笑了起来,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

  幸好许可佳并不是那种问你话,就一定要你回答的女孩,我正想着怎么对付过去,她就已经说开别的了。

  许可佳先夸了一通我身上的咖啡色衬衣,接着夸了一通我的西裤和皮鞋,最后摇头晃脑地笑着,说:“这里就只有你很特别哦。”

  不用转头四处看,我知道她的意思是什么。餐厅里,大部分客人都装扮成了丛林动物,散坐在水墙边、树下和林中空地上。但我觉得那种装扮有些傻气。我问许可佳,我能不能不穿戴那些东西。许可佳说不行不行,招手把侍者叫过来,问有没有打扮成公豹子的衣服。

  这个侍者腆着大肚子,做出一副酋长的样子,说当然有啦。然后带着不容置疑的高贵气度,点头,微笑,走开了。

  许可佳问我:“晚上没别的安排吧?”

  我说:“没有。这里挺不错的。”

  许可佳笑了,说她也觉得挺不错的。还告诉我,上个月客户请她,来这吃过一次,当时她就想到处掐一下,看这些树是不是都是真的,没捞着机会。这次,她差不多每棵树都掐了掐。有个侍者想阻止她,她跟人家小吵了一架。她说告示牌上只写着不许攀折,没写着不许掐呀,结果侍者拿她没办法。也正是因为那个侍者激了她一下,她才非闹着要把每棵树掐个遍不可。有几盆据说是直接从美洲运来的吊萝,由于大堂经理出面,她才放过了。末了许可佳问我:“怎么样,本姑娘厉害吧?反正我觉得这一架是我赢了!”

  我心里跳了一下,想起金庸笔下那种热衷于斗嘴的人,平时没事都要撩拨别人,何况还占着一点点歪理。一想到许可佳嘴皮飞快翻动、精神越来越旺的样子,我就想笑。再想一想,心里又跳了一下,笑不出来了。觉得这个姑娘我惹不起。以后,她要是知道了我跟玲姐是怎样说她的,我还不知道要遭受怎样的一劫呐。

  酋长侍者走过来了,拿着豹纹裙子和豹纹帽子,问我怎么样。

  裙子我坚决不肯穿,帽子是许可佳直接扣在我头上的。她一只手还在帽子上压了一会,我只好戴上了,算是配合一下气氛。她给我扣帽子的时候,我看见了她的膝盖,她没穿这个季节女孩子常穿的那种长丝袜。

  许可佳的五官长得还算凑合,没想到这双膝盖却不能小瞧。很多长期坐办公室的姑娘一站起来,膝盖那儿就堆起了难看的皱褶,但许可佳站直的时候,膝盖依然圆润光滑。

  玲姐曾告诉过我,一个女人的脸皮很容易涂得红红白白的,你只有拉她去太阳底下照一照,才看得出有一层化妆品浮在上面。膝盖不同,只要敢将膝盖露出来,皮肤的品质就暴露无遗。

  玲姐的膝盖保养得很好,经常用含果酸的乳液轻轻按摩。正式认识她的那一天,我正盘腿坐在棋院里打棋谱,一双漂亮的膝盖出现了,悄无声息地出现在我眼前,停在照进来的阳光中。几年以后,我曾想过哪一天离开公司了,如果不搞围棋培训班,就专门开一家膝盖美容院,只要广告跟上去,生意一定不错,世界一定更美好。

  这天晚上,我可能朝豹纹短裙下面的膝盖多看了几眼,引起了许可佳的注意。起先,许可佳把一只膝盖收到另一只膝盖后面,接着,两只膝盖轮流往后收,再接着,两只膝盖都坦露出来了。

  菜端上来的时候,许可佳说:“我自作主张点了餐,你可别嫌不好吃哦。”说完马上用手背挡住了嘴。我望着她笑,她很快又镇定自若了。摆在大树桩上的菜,多数其实很平常,不过是牛排、汉堡之类,被叫不出名字来的了一下。餐厅里那些人太能闹了,灌酒的时候,一定有一半洒在了我的衣服上。想了想,又把纸袋搁下了。

  路过棋院的时候,看看时间还不到九点,我下了车。最近发生的一些事,好像都在把我往棋盘里推。我也有很久没畅畅快快下过一盘棋了,很想一头扎进黑白世界里不出来。

  去d班门口站了站,学棋的还没有来,教室里没有开灯。我又想起了玲姐在这间教室里听课的情景:她端坐在一群东倒西歪的孩子中间,神情很专注。有很多次我从门口走过,脚步放慢,希望她能注意到我。但我们正式认识之前,她似乎从未看过我一眼。后来我们比较亲近了,我问她是否看到过我从d班门口走过,她笑而不答。谈起这件事的时候,我已帮她升到了c班,她已不怎么来棋院上课。当然,我也不怎么来了。有一阵子我们俩不约而同地希望远离人群。

  刚要离开教室,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我转过身看看,一张课桌后面冒出了一颗乱篷篷的脑袋。再看看,认出是常四段的脑袋。我们互相“嘿嘿”两声,算是打过了招呼。走近些,才发现常四段睡在几块拼在一起的棋盘上,腿上还搭着一件旧军大衣。

  常四段拉亮日光灯,点上了一支烟。他告诉我说,昨晚他被老婆赶出来了。接着,摸出一副棋子,说下棋下棋,看看你有没有一点长进。走了不到十手,常四段直摇头,问我到棋院里来做什么。我想了想,说除了来下棋,就是来请他收一个学生。接着把林秘书的情况和我在公司里的情况简单说了一遍。常四段一听林秘书不能按时来上课,需要单独辅导,而且林秘书还不见得会帮我,他只抽烟不说话。过了几分钟,才说,让她来试试吧。又走了不到十手棋,常四段又摇开头了,问我还有什么事。我意识到,我的手和他的手在棋盘上交谈的那种感觉已经没有了,我看了看自己的手,说我想搞一个围棋培训班。常四段又抽了一会儿烟,没说话。烟缕从他的鼻孔里不停地流出来,他的声音终于在一团烟雾中响起来了。他说,这种班搞起来容易,搞下去怕是不容易,不过也可以试试。再走几手,常四段停住了,说你心里还有不少事啊。我把棋子抹掉,说对不起,我自己先静一下。

  我对着一张空棋盘,盘腿坐着,能看见红尘在我和棋盘之间翻滚。坐了半个多小时,还是没静下来,这才知道我已经失去了一头扎进棋盘的能力。围棋,像童年的许多游戏一样,好像离我很遥远了,心里有一些悲哀。我站起来,看了看常四段,不知道说什么。常四段已经写好了《围棋培训班备忘》,递给我,他说今天是没法下棋了,改天再来试试吧。

  常四段送我走出棋院大门,朝护城河上漂浮的垃圾望了一会,说:“再忙再烦,静坐的功夫不能丢了呀!”静坐,是常四段教我的入门功,如果连这个也丢了,那就是说我在棋院里什么也没学到。我觉得很对不起常四段,想对他说点内疚那一类的话,但脑子里纷乱不堪,再加上我本来就不如常四段生性坦荡,也就不知道从何说起。常四段挥挥手,说:“自己多保重,走吧走吧。”

  离开棋院,坐公交车去玲姐家里,已经十二点过了。在楼下往她家座机上打了个电话,没人接。我想,玲姐这次在香山呆的时间可真不短。上楼的时候,我掏出钥匙捏了几下,捏得手心微微有点疼。

  我和玲姐正式认识的第二个月,也许是第三个月,一起去香山看过一次红叶,回来的当天晚上,玲姐就把这把钥匙交到了我手里。

  照流行的说法:香山,是我和玲姐第一次亲密接触的地方。那天下山的路上,我们去半山腰一片草地上坐了一会。我有点累,就躺下了。玲姐挥着一片红叶替我赶蚊子,赶了一会,她也躺下了。红叶搭在她脸上。我记得那天她一身雪白衣裙,给红叶黄草一衬,鲜明动人。我望着她,然后我可能睡着了,也可能是半清醒半迷糊状态,反正不知道怎么的就把头枕到了她肚子上。她立刻坐了起来,把手搁在我头上说:“小东西,这么会找枕头呀?”手却没有挪开。起先,我以为她是要搬开我的头,没想到她的手搁在我的眼睛和额头上,就搁在那儿不动了,仿佛是要替我挡住太阳似的。我忍着没翻身;能感觉到有个小虫子在心里爬、爬、爬,痒痒的。然后,我沉浸在从未有过的温暖安详里,睡着了,就像是给太阳晒化了。

  回到她家里,她刚打开门,顺手取下一把钥匙交给了我。她说怕我以后来,她不在,我又会傻傻地坐在楼梯上等她。我是坐在楼梯上等过她一次,有个邻居还警惕地看了我好几遍。接过钥匙的时候,我觉得这一小块金属真的有点沉。

  这天玲姐家里一片寂静。我正换着拖鞋,冰箱突然启动的声音让我激灵了一下。我有点饿,打开冰箱看看,里面果然有做好了的饭菜,其中还有我爱吃的鱼和我爱喝的排骨藕汤。胃和心里立刻踏实了不少。我觉得一切并没有改变,玲姐只不过在香山打打牌而已。我坐在餐桌边吃饭的时候,忽然有点羞愧,差点又叫鱼剌卡着了。虽然说不清昨天晚上跟许可佳算怎么回事,但我并不是不知道,自己的一些举止确实有些轻浮。

  傍晚,我正对着一张空棋盘练习静坐,玲姐回来了。在此之前,她没有给我打过电话,我也没给她打过。看见她一副病怏怏的样子走进来,我吓了一跳。她眼圈发黑,进门时扶着门框都没站稳,抖得像一片风中的树叶。我脸上的表情可能也吓着她了,她强打精神朝我笑了笑,说她没事。还说,就是打摆子,她摆几下就安稳了。

  这天是丁当送玲姐回来的。丁当找着地方停好车后,才丁丁当当地走上楼。我看见丁当走进来,就抑住心中的激荡,没有多说什么。丁当看见了我,眉毛挑了一下,顺势送给我一个笑脸。丁当说,这下好啦,总算有个亲人在这里啦。她夸张地拍拍自己的胸口。

  我没搭话,希望丁当快一点离开。

  丁当把玲姐送到卧室里安顿好之后,回到客厅里,跟我聊了一阵子。她要我放心,说星期一我上班的时候,她会让她家里的保姆来照顾玲姐的。接着,丁当说起了感冒这种病,其实没什么药可治,又搬出了她那副宝贝方子:拚命喝水!拼命撒尿!再接着,丁当控诉医院里的黑暗与腐败,说一点小毛病会治成大毛病。再接着,丁当控诉美容的黑暗与腐败,说生活真是没劲儿,上个月在美容院认识一个姐们,向她借4000块钱去做整形手术,结果现在她完全不知道那个姐们变成了什么样子 ,再也找不着人了。

  开始聊起来的时候,我没插话。见丁当一时半会没有离开的意思,我干脆把话题引到玲姐怎么感冒的事上来。丁当摸摸头发,好像有些不安,她说:“怪我!怪我!”然后东拉西扯了一阵。我总算是听出了一点眉目。

  昨天晚上她们在香山一幢别墅里打牌,丁当跟玲姐住一个房间,半夜里刚躺下,玲姐接到了一个电话。这个电话打得很上劲。后来,玲姐怕吵着丁当睡不着觉,就走到别墅外面继续打电话。

  天快亮的时候,玲姐回来了。丁当看见玲姐身上的睡衣全都湿透了。到了中午,玲姐开始发烧,发抖。去度假村的医务室里打了一针,才算是止住了一点点。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玲姐接到的这个电话,是许可佳打的。不过,许可佳没打那么久。许可佳告诉我说,一个多小时后,她听见外面在下雨,就说不行了,困了,要睡了。我相信她说的是实话。后来我知道,许可佳是有那么个毛病,一听见下雨的声音就昏昏欲睡。天亮前剩下的时间,玲姐一个人在度假村的花园里走来走去。很可能还走出了度假村,不然,应该不会淋上雨的。

  丁当走后,我走进卧室。床头亮着一盏乳白色的台灯,像黑暗中漂着一块透明的冰。玲姐身上盖了好几床被子。看不清玲姐的样子,但能看出那几床被子在抖动。这时北京已经停止了暖气供应。

  我走过去,在床边坐下。我摸着了玲姐的手,玲姐的手湿漉漉的。她紧紧地抓着我的手,微微抖动着。我摸了摸她的头,也是湿漉漉的,很烫。

  这些症状跟玲姐上一次住院时一模一样,我多少有些放心了。我记得那次医生给她吊了一针柴胡,一个星期后她就好了。那是冬天,我们认识的第一年,外面正下着雪。玲姐告诉护士说输的液很凉,她血管冻得很痛。护士没理她,撇撇嘴走掉了。我调小了滴管上的阀门,捂着她的手,然后捂着输液瓶。见还是不管用,就跑出去买了几只蜡烛点上,一直举着烧烤,还真把那大半瓶子药液烤热乎了一些。

  我对玲姐说,还是去医院里看看吧。

  玲姐摇了摇头,嘴里发出牙齿磕碰的响声。

  我想不去也好。倒不是丁当的控诉影响了我,我一向不大信得过医院。忽然想起在电视上看到过一种物理降温的方法,就打来一盆热水,给玲姐擦身子。玲姐浑身都汗湿了,像刚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条鱼。我把她翻过来,把她翻过去,她的身子是那样软弱,让人怜惜和冲动。

  擦过身子,玲姐说她清爽了很多。没过多久,又大汗淋漓,冷得直抖。我又给她擦了一遍,然后上床去抱她。她轻轻地啊了一声,呻吟和牙齿磕碰的响声混在一起。她想推开我,但已经没有力气推开我,接着,反过来更深地缩进我怀里,像个娇弱的小女孩一样偎着我。轻轻颤了一阵后,她慢慢睡着了。

  黑暗中,我睁着眼,能看见欲念在屋子里萦绕回旋。这种时候,还有这种欲念,我觉得有点头晕和羞耻。我抱着她,一动也不敢动。我能感觉到她的心跳和肚子的起伏,能闻到她的呼吸和汗味。她的手臂软软地搭在我身上,缠绵依人。她身上的冰凉或灼热都传递到了我身上。我意识到,我是她最亲的亲人,她也是我最亲的亲人,这一辈子我一定要跟她相守相依,互相照顾。这天晚上,第一次抱着她睡了一整夜,心中不能平静。

  天快亮的时候,不知道她做了一个什么梦,使劲掐了一下我的胳膊,然后紧紧地抱着我哭了一阵。迷迷糊糊中,她还求我对许可佳好一些。直到我嗯嗯着答应了,她才又睡着了。

  平时都是玲姐照顾我,好像只有她生病了,我才有机会照顾她。我知道这么说,有点没心没肺,可是,这样的时候我真的有一种感觉,她生一生这种小病,好像也不完全是件坏事。

  星期天我一大早就起床了,烧开水,洗衣服,熬她爱喝的小米粥。我走到阳台上,把她的衣服晾到铁丝上,朝渐渐明亮的城市瞥了一眼,觉得自己的快乐就像眼前的早晨一样新鲜。

  玲姐在北京没什么亲人,她交往的圈子,除了同事、同学和同乡,就只剩下单身女子俱乐部里那些人。坦白地说,我一直就不怎么喜欢那些人来瓜分我和玲姐单独相处的时间,现在玲姐生病了,我更不希望那些人来打扰。

  忽然想起郊区怀柔山中有一座小院子,前湖后岗,左右森林,觉得玲姐要是能去那里静养一阵子,应该很不错。我跟阿伍去过两次。那座小院子是阿伍的弟弟花了7000块钱,从当地一个农民手里买下来的。他弟弟很少去住,平时只有一个哑巴农妇每天照看一下。

  我给阿伍打了个电话。阿伍说去那里住几天没问题,让他弟弟给哑巴农妇打个电话就行了。接着,问我去做销售员是怎么回事,这么大的事怎么不早点告诉他。听上去他有点生气。他是昨天才从办公室一个打字员的嘴里掏出这个消息的。他说,不知道现在活动还来不来得及,星期五下午,保障部一个维修员一拳打歪了人事经理的鼻子,公司决定不谈话了,星期一直接张榜公布。我没多解释,只是让他不要帮我活动。这一刻我觉得去不去做销售员已经没什么大不了的,不想去管这些了。阿伍却疑心大起,叫了起来:“老弟啊,你他娘的不会是真的要当官了吧?”我说,理论上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吧。他有几秒钟没说话,接着笑了起来,说:“我知道我知道,你也放心,我不会到处乱说的。”只好随他怎么想了。

  小米粥熬好了,我盛了一碗端进卧室。玲姐不肯喝。我估计她昨天就没吃过什么东西,拉着她的手,半拖半哄了一阵,她才答应喝一点。扶着她坐起来,她却要先化妆。

  玲姐化妆的时候,一般不让我呆在旁边看,我自觉地走了出来。再进去的时候,她脸上已敷了一层薄薄的红妆。她对着镜子瞧了瞧,擦掉红妆,重新敷了一层若有若无的淡妆。看见她一笔一笔画眉毛的样子,我觉得那支眉笔在我心里软软地触动了一下。我很想仿照张敞画眉的典故,试试我的身手,可又想到这不是折腾的时候,就催她快点喝粥。

  玲姐喝了几口,又不肯喝了,说嘴里没味道。我琢磨着是不是给她讲个故事,再哄一哄她。记得她上次住院的时候,睡不着觉,要我给她讲故事。我说我不会讲故事呀。她说讲你小时候的事也行,《天龙八部》里阿朱睡不着觉,乔大侠还讲过他小时候的事呢。我发现她在病中,有时候会冒出点小女孩般粘人的性子来,我也乐于顺着她,那次就给她讲了我小时候如何怕打针的事。我说得好几个人按着我,如同上针刑。故事讲得简单枯燥,她听着听着头一歪,就睡着了。我也不知道是装装样子,还是真睡着了。

  我决定试试。我说给你讲个故事吧,条件是讲一句,喝一口粥。她一听就笑着张大了嘴。这次我讲的还是小时候的事,有一次我感冒了,半夜里吐在了床边的地上。我摇醒了父亲,说我吐了。父亲说,你去拿扫把来扫掉。那一年我七岁,按照父母的离婚协议,刚从母亲那边来到父亲这边。扫掉后,我爬到床的另一头,离父亲远远的躺着。

  讲完后,我才发现这个故事是多么不合时宜。但玲姐还是很守信,听一句,喝一口,最后眼眶里涌出了眼泪。我不再逼她喝粥了。从这以后,我开始研究各种故事,希望自己能讲得好一些。

  给玲姐喂过小米粥,我走到客厅那边的阳台上给经理打电话。

  我不知道经理袁大头肯不肯让我休假,按照劳动法和公司规定,我攒了十来天假。但袁大头跟我合不来,我刚进公司那会儿,袁大头曾很阴险很坦率地对我说,如果我把大伙儿在背后怎么议论他的都告诉他,我每个月可以多报销200元交通费,我不置可否地笑着。他也笑,笑过了他才说刚才是在开玩笑。这以后,他就板着脸跟我说话。我呢,除了业务关系,也不怎么爱搭理他。我也是真的看不上他那副做派。有时候他一走到我身边,我就觉得像有人吐过来一口痰。再后来,天知道这老兄是哪只眼睛出了毛病,居然从我身上看出了我自己都没发现的野心,老觉得我要夺他的权,有一次还在部门会上说一些转弯抹角的话,指责我越过他直接找老总汇报。他也不用他的大头想一想,他用业务经费天天吃馆子,夜夜泡酒吧,这样的事国营企业有时候都要敲打一下,我们这种公司里又怎能盖得住?想私下里奏他一本的人当然少不了,我只不过不想卷进跟袁大头对着干的另一帮而已,那一帮,也不是什么好货色,我要搞他袁大头会当面搞。

  电话接通后,我对袁大头说我要休假。

  袁大头只说了一个字:“好。”

  我有点意外,没想到他没问我为什么要现在休假。如果他打官腔问我,我很可能会跟他蛮横一下,反问他:“你应该知道吧?”他这么爽快地答应了,我反倒楞了楞。我说了一声谢谢,正想挂电话,袁大头又说开了。他暗示我销售员的事跟他没什么关系。我没接他的话。

  我一直怀疑让我去做销售员的人中,可能有袁大头,但他不是重点怀疑对象。他这么一说,我心里格登响了一下。我笑了笑,说做销售员也没什么不好吧。他又嗯嗯啊啊了一阵,才挂上了电话。

  我转过身,发现玲姐站在客厅里看着我。我有点不安,不知道玲姐是不是听到了我要去做销售员的事。玲姐走过来,眼睛潮红,望了望晾到阳台上的那些衣服,又望了望我。

  她问:“你要休假?”

  我嗯了一声。

  她笑了笑,说:“我不是故意要听的,就是听到了。”

  我又嗯了一声。

  我扶着她离开阳台,不想让风吹着她。见她没提别的,心里轻松多了。我把向阿伍的弟弟借房子的事告诉了她。我说等她好起来了,很想跟她一起去住几天。我们有好久没一起出过城了。

  玲姐一听就笑了,立刻给单位一个什么领导打电话,说她要休假。打完电话,就动手收拾东西。

  我有点吃惊地望着她。她穿着睡衣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拖着旅行箱,哗哗啦啦的越走越精神,好像力气一下子回到了她身上。刚才,我给她喂小米粥的时候,她软得扶都扶不起来,哄了那么久,才算是喝下去小半碗。我把她从阳台上扶进来的时候,还觉得她的身子有点沉。这会儿,竟有点神采奕奕的意思了。

  我跟着她走了一阵,问:“这就走啊?”

  “那还要等到什么时候?”

  “阿伍那边还没回话哪。”

  “先出城再说。能去的地方多得很。再呆下去说不定哪儿都去不了。”

  想想也是,不过我还是有点担心她的身体。可我也不想扫她的兴,还是由着她吧。我也收拾了一下,出门叫了一辆出租车,停在楼下。然后上楼接她下来。

  我们先往怀柔的方向走,打算路上再跟阿伍联系。

  快出城的时候,我们在一个十字路口等绿灯,忽然看见一个六十多岁的女人从车前走过。那个女人脸色祥和,整齐干净,步态优雅从容。我心头怦地一震,赶紧指给玲姐看。玲姐也看出了神,车子开动了,她还趴到车窗边看了看。

  每次碰到这样的老美人,我都会奇怪地受到感动。头晕目眩后,甚至有点感激她们,她们很容易让人对生命的黄昏充满乐观的心气。一个女人在青春华年漂亮动人,理所当然。到了这把年纪,还能把人生的美体现出来,才叫珍稀罕见。

  不用说,我远远看见了身旁这个女人的晚年,在道路前方闪烁变幻。

  出租车跑了两个多小时,到了城东北深山的一座小村里。再往山上去,路窄得有时候只能过一只轮子,哑巴农妇和我一个推,一个拉,才算是把一辆满载着食物和行李的独轮车弄上了山。多数时候,我搀着玲姐跟在后面。

  翻过一座短松岗,就能看见那座小院子。从外表看,那座小院子跟山里其它小院子几乎一模一样,青瓦土墙木篱笆。但里面已经被阿伍的弟弟大大改造了一番:打蜡地板、贴墙木板、吊顶天花板、席梦思、壁炉、简单却精致的仿明家俱。

  几个月没人住,屋子里的空气似乎从未跟外面的空气交流过,得在门口站一站,才能走进去。我和哑巴农妇开始打扫,让玲姐坐在院子里的核桃树下休息。玲姐稍稍喘口气,就从包里往外拿东西,那真是一只魔术女郎的皮包,看着不大,却塞满了毛巾衣架卫生纸帽子化妆品等等,好像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这儿摆摆,那儿挂挂,只一会儿,一间死气沉沉的屋子就给她弄活了,仿佛我们一直住在这里。

  我们小住的地方,1964年以前还没有湖和单独的名字,人们说起它的时候不得不用手指指戳戳。1964年,在山谷里筑了一道大坝,那一带才被称为“红旗水库”。我和玲姐到来之前,已有几个画家买地造屋,他们给水库另外起了个名字,叫天鹅湖。今年元旦刚过,我打算呆在湖边写这篇故事,旧地重游,被机器的轰鸣闹得心烦意乱,才知道金鑫发展有限公司正在建度假村,该公司已拿下了水库的冠名权,改名为金鑫湖。

  名字也许将来还会变,但在我心中,这个地方永远是天一湖。天一湖,玲姐取的名字,她从我们俩的名字中各取了一个字。天一湖:树顶鸟儿的歌,林中小溪的歌,我和玲姐的歌。湖边一星期,是我这么多年来离幸福最近的日子。这么多年来,我东奔西走,南下北上,心中一直装着天一湖,才没有把自己的生活变成沙漠。

  在我的记忆里,天一湖永远是我和玲姐一起看见时的样子。它没有后来的亭榭楼阁,索道游艇。它安静得像一个隐秘的念头,干净得像一场真正的爱情……湖水,因为比天空更加透明而难以比喻;森林的倒影,因为不是森林本身而颤抖……偶尔有鱼跃起,有鸟像一支燃烧的火把投进湖中……有一次我和玲姐正在浓荫里下棋,一只野鸭子从水里爬上来,摇摇晃晃走进草丛中,一趴就睡着了。

  曾经有很多次从梦中醒来,脑子里还留着梦的片断,以为我躺在天一湖边的小屋里,身边睡着玲姐,伸过手臂去搂一搂,懵懵懂懂叫几声玲姐,才算把自己完全唤醒。坐在床头一天一天的回忆着那一星期:第一天,我在阳光中劈柴,她抱着劈好的木柴眯起眼看我。第二天,我们散步回来,她只带回了一枝野花,插进花瓶里。沾染在手上的浆汁结成了一层薄壳,她像脱掉手套一样脱下来。第三天,我们呼吸着松树的气味,互相扔松果,地上满是松果。第四天,我帮她剪手指甲和脚指甲。差不多三年,我的指甲都是她给我修剪的。第五天,又是散步,脚步的回声在绿树繁花的山谷里传送着香气;我看见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