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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天堂般幸福的日子只持续了几个月。很快，麻烦、贫困、沮丧就接踵而至。
等我去巴黎的时候，只有三篇较短的手稿能够出版——一篇发表在关于有色人种社会进步的杂志上，一篇登在一个朋友主办的只发行一期的杂志上，另一篇则登在好心的弗兰克·哈里斯重办起来的杂志上。
从那以后，我投出的所有稿件都带上了我妻子的签名（只有一次例外，不过是以后的事了）。在我缺乏独立自主能力这一点上，我们达成了共识。因此我需要做的全部就是写作，其余的则交给莫娜处理。她在剧院里已经无事可做了，房租又欠了两个月未付，我去看莫德的次数越来越少，只能偶尔赶上我们富裕时付付赡养费。
很快莫娜的衣物就当完了，我只好像个傻瓜一样徒劳地向我旧时的相好乞求施舍。
严冬到时，她只好穿上我的外衣。
莫娜打算到酒吧去找事做，我则坚决反对。每次邮差送信时，我都期盼着能收到一封接受稿件的回信和一张支票。我寄出了大约二三十部手稿，它们就像训练有素的信鸽一样飞去飞来。现在邮费也成了问题，一切的一切都成了难题。
我们的第一次窘境因老朋友奥玛拉的到来而稍有改观。他辞去了宇宙精灵电报公司的工作后，和几个渔夫在加勒比海做了一次长长的航行，这趟探险给他带来一笔颇为可观的收入。
我们还没来得及互相拥抱以示问候，奥玛拉就以他特有的方式掏空了口袋里所有的钱堆在桌子上。“我们的公共财产。”他这么说。这是供我们日常花销的，一共几百美元，不论还债还是继续支持一两个月，都足够了。
“这儿有什么喝的吗？没有？我出去看看买点儿什么。”
不一会儿，他拎了几瓶酒和满满一袋食物回来。“厨房在哪儿，我怎么看不见？”
“这里没有厨房，我们是不许做饭的。”
“什么？”他叫了起来。“没有厨房？你们花多少钱租这房子？”
我们告诉他之后，他说我们疯了，彻底疯了。莫娜显然并不欣赏这一评语。
“你们到底是怎么活下来的？”他搔着头，不解地问。
“说实话，”我说，“我们活不下去了。”
莫娜险些笑了出来。
“你们俩都失业了吗？”
“瓦尔在工作。”莫娜立即回道。
“你是指写作，我想。”奥玛拉说。他在暗示那只能当作消遣。
“当然，”莫娜的口气里带上了一些严厉的味道，“你想让他干什么？”
“我？我不想让他干什么。我只是想知道你们是怎么过日子的……你们哪来的钱？”
他沉默了一会儿，又说：“对了，那个领我进来的家伙就是房东吧？一副志得意满的样子。”
“是的。”我说，“他是弗吉尼亚人，从不因为拖欠房租赶我们走。是个真正的绅士，我觉得。”
“你们应该好好对待人家。”奥玛拉说。“我们干吗不给他点儿什么作为抵押呢？”
“不行，”莫娜马上接道，“不能这么做。他不会介意再等一段日子的。况且，我们很快就会有一笔收入了。”
“真的吗？”我对这种匆忙的结论一向抱怀疑态度。
“算了，不谈这些了，”奥玛拉边说边往外倒雪莉酒。“我们还是坐下来喝点儿酒吧。我买了点儿火腿和鸡蛋，还有相当不错的奶酪，现在看来只好扔掉了。”
“你说什么，扔掉？”莫娜说，“我们有一个小煤气炉，在洗澡间里。”
“那就是你们做饭的地方吗？天哪！”
“不，我们把它放在那里，免得人家看见。”
“可他们肯定能闻到楼下烧饭的味道，不是吗？”奥玛拉的“他们”是指房东和他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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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觉到一种升华照亮了我的内心，”路易斯·兰伯特说，“它让我能照亮整个世界，而我却是被围困于一种混沌的矿物质之中。”这段巴尔扎克借助故事主人公说出的话，恰如其分地表。达了我内心深处所承受的不为人知的痛苦。我一个人同时过着两种迥异的生活：一种是快乐而繁忙的；一种则是苦思冥想的。在那个充满动感的角色里，每个人看到的都是表面的我；而在另一个角色里，却没有人认识我，甚至连我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不论事情如何毫无头绪，接二连三地发生，我总能在自造的间隙里于沉思默想中迷失了自己。我只需片刻就可以同外界隔绝，从而回到内心的自我；但要写作，却需要长得多的独处时间。正如我多次指出的，写作的过程永远不会中断，但是从内心活动到将其转化为语言的过程总是——而且那时候尤其是——跨度很大的一步。现在，我常常很难记起自己何时何地说过什么话，是否已经说过，还是打算在某一时间说。忘记可以分成普通的忘记和特殊的忘记，而后者很可能由于同时生活在两个世界中所导致。忘记的后果之一是，你无数次地重复经历同一件事；更糟糕的是，无论你写到纸上的是什么，都仿佛是你在脑子里已经写过的内容的无限制重复。陷入一种似曾相识的状态，反复遇到同一个人走在同一条街道上，身处完全相同的环境；这些人人熟悉的萦绕于梦中的微妙体验，于我却常常出现在清醒的时刻。有多少次，我绞尽脑汁地回想某个念头、某种情境、某个人物何时曾出现在我的笔下！我发疯似地回忆，“它”是不是在我不经意毁掉的草稿里出现过；而后，当我认定“它”是我心中一个永恒的主题，一个我在脑海里写过成百上千遍但从未落到过纸上的主题，于是我将它记下来，以便等时机一到就写，以了却这桩心事，将它永远埋葬。我做了记录——随即又欣然遗忘。……就好像有两个旋律在同时进行：一支为我自己心灵深处的探索而奏，一支则为公众而奏，而我为之奋斗的目标，则是将我内心永恒旋律的部分精髓嵌进那支为公众而奏的旋律。
我的朋友们从我的举止中觉察到了这种内心世界的挣扎和动荡，但他们为不能在我的作品中看到这些而深感遗憾。我几乎感到对不起他们，但是在我内心深处却永远有一个固执的声音不停地告诉我：“一旦你展示了真实的自我，他们就会把你给毁了。”这个“他们”不单指我的朋友，而是指整个世界。
有时，我会遇到一个能让我付出整个身心的生命，但是这些生命只能在书中找到，这对我而言比死去的他们还要可悲——因为他们从来只在想象中存在过。听听我和那些同源的魂灵们的对话吧！——那些灵魂深处的反思，没有一个字被记录下来过，它们是无从记录的。这些对话是用一种并不存在的、简单、直接、透明的语言进行的，文字在这里没有丝毫意义。但这语言也不是静默的、同神灵交流时用的语言；是喧哗、骚动的语言——心灵的喧哗，心灵的骚动，但是，没有声音。如果我召唤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那么就是一个“完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就是说，既是我们通过小说、日记和书信所熟知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又是未留下任何文字记载的另一面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可以这么说，是典型和原型结合之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他的语言永远丰满、洪亮、真实，永远无懈可击！永远如音乐一般回荡在人们耳边——无论是听得见的还是听不见的，有记录的还是无记录的。这一语言只属于陀思妥耶夫斯基。
在经过了这些难以形容的喧嚣动荡的心灵沟通之后，我常常坐下来，以为最后的时刻终于到来了。“现在我能说出来了。”我这样告诉自己，然后我就坐在那里，一动不动，一声不响，任思绪在空灵之中飘飘缈缈。我可能会这样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全神贯注，忘却了周围的一切，然后，我会被某个意料不到的声音或干扰从这种入定的状态中惊醒，看看满纸的空白，于是缓慢地、艰难地写下一句话，我看只是一个词语。接着我就会盯着写在纸上的字，好像它们出自一只陌生的手一般。通常这些发呆的时刻都是因某个人的到来而被打断的。如果这个人是莫娜，她肯定会兴致勃勃地冲进来，求我让她看一眼我都写了些什么。若是我还没有从恍恍惚惚的状态中彻底解脱出来，在莫娜瞪着那一句话或一个词组的时候，我就机器人似的坐在那里，用空洞的声音回答着莫娜的困惑，仿佛我是从一个遥远的地方通过麦克风在说话。有时候我则会如玩偶弹出玩偶匣一般跳出神思恍惚的境界，再向她撒一个弥天大谎（比如说我把一另外几页“藏起来了），随后就开始疯子似的胡说八道。
我能够口若悬河地讲下去，就像是在照着书朗读一样——就是为了让她相信、更大程度上也让自己相信，我一直都在凝神工作、思考和创造。莫娜多半会沮丧地向我道歉，一个劲地说她不该在这时候闯进来打扰我；而我则会满不在乎地接受她的道歉，仿佛在说：“这有什么关系？我的思路是源源不断的，我只需将闸门打开或者关闭……我是一个魔术师，我确实是。”然后，我会将谎言变成真实。我会将我未完成的作品一气铺开，就好像我在漫长的一天里所思所想的只有一件事——我的创作。我不但虚构出人物和事件，我还演示出来。可怜的莫娜就会惊问道：“你真要把这些都写进你的故事里去吗？或者说你的书里？”（在这种时刻里我们两个谁都不具体指出是什么书）每当“书”这个字一出现，它都是被假定为“这本”书的，也就是我不久即会着手创作的这一本，再不就是我偷偷写着的、一等写完就拿给她看的这一本（她总是装出相信这项艰苦的工作在秘密进行着的样子，她甚至会佯装趁我不在时她已到处搜寻过我的草稿）。在这种气氛中，我们自然而然地会谈及某些章节和段落；这些章节和段落虽然根本就不存在，但对我们来说，它们却比白纸黑字还要真实。有时候即使有第三者在场，莫娜仍旧任自己在这种充满想象的谈话中邀游，结果就是各种稀奇古怪、甚至极为尴尬的场面随之而来。如果赶上乌瑞克在场，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他会加入到这个刺激的游戏中来，他还知道如何以一种幽默的方式修正无意之间犯下的错误。比如说，他可能中途忘了我们用的是现在时态，而用起了将来时态（我知道有一天你会写出一本那样的书来的）。过一会儿他又会意识到他的错误，于是加一句：“我不是指你将要写，而是正在写——显而易见是正在写的书，因为这地球上没有人能像这样谈论他未投入全身心的事情。
可能是我太注重细节了，原谅我吧，好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都是一概不去深究的。我们会捧腹大笑，而乌瑞克总是笑得最尽兴，也最卑鄙——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嗬！嗬！“他看上去是在笑，”不过我们大家说起谎来都很出色嘛！我自己也不差。如果我和你们长时间地待下去，恐怕我都不觉得自己是在说假话了。
嗬嗬！嗨！哈哈哈！嘿嘿嘿！“然后他就会指指他的大腿，像一个黑人一样骨碌碌地转转他的眼睛，最后响亮地吧嗒吧嗒他的嘴唇，这就表示他又在要一点点荷兰杜松子酒喝喝了……。但是和别的朋友在一起时，事情就远没有那么顺利了。他们总是问一些”不得要领“的问题，就如莫娜所说的；要不然他们就会变得坐立不安，拼了命地挣扎着要回到”陆地“上来。克伦斯基和乌瑞克一样，知道如何玩这个游戏。他的方式和乌瑞克有些不同，但令莫娜非常满意；她可以信任他——我想这就是她的感觉，但问题也恰恰出在这儿，克伦斯基把这个游戏玩得太好了。他不满足于仅仅作个同谋而已，他还要即席发挥。他的这份热情往往引出一些怪异的讨论来——当然是关于我那本神秘之书进展情况的讨论。而每到关键时刻，莫娜必爆发出一阵歇斯底里的大笑，这便意味着她不知身在何处了。至于说我自己，我几乎不做任何努力和他们保持一致，我丝毫不关心这个假想的世界里上演着什么，我所做的全部就是保持严肃，就像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一样。想笑的时候我就笑笑，有时还做些评论和纠正，但我从来没有通过任何方式——无论言语、手势还是暗示——点明过，这一切只不过是一场游戏。
我们的生活中因不断地出现一些奇怪的小说插曲而没有陷于平板、单调。有时候这些小插曲还会像点燃了的爆竹一样接二连三地发生。
首先是我们的情书突然神秘地失踪。我们本来是把它们装在一个大纸袋里放在衣柜的最底层的。我们花了一周多的时间才发现，原来是给我们打扫房间的女工无意中把纸袋扔进了垃圾里。莫娜听到这个消息难过得几乎崩溃。“我们一定要找到它们！”她坚持。可是怎么找呢？清洁工早把垃圾收走了，就算我们能找到倒垃圾的地方，它们恐怕也早就被埋在大堆大堆的废物底下了。不过，为了不让莫娜失望，我还是去问了问垃圾场在哪里，奥玛拉还主动提出陪我一起去。那个地方远得要命，是一个浓烟笼罩的荒僻所在。我们试图找到清洁工那天倾倒垃圾的确切地点；毫无疑问，这项工作是完全脱离实际的，但我还是向那个司机详细说明了情况，凭着顽强的意志在他麻木的内心里激起了一星兴趣的火花。他使出了浑身解数去回忆，但结果还是枉然。于是，我和奥玛拉忙碌了起来。我们手持外观颇为优雅的木棍，开始在废物堆里捅来捅去。我们翻开了太阳底下的每一样东西，唯独没有丢失的情书。
奥玛拉尽了他最大的努力才没让我把一满袋子的零零碎碎带回家，他为自己则找到了一只漂亮的烟斗盒——虽然我不知道他要它做什么，因为他是从来不抽烟斗的。
我最后只好捡了一把刀刃锈得打不开的骨把小折刀才算作罢，另外还揣回一张伍德龙公墓总监索取墓碑费用的帐单。
莫娜悲哀地接受了情书遗失这一事实，并视之为一个不祥的征兆（许多年以后，当我读到巴尔扎克心爱的汉斯卡夫人的信件遭受的命运时，这一插曲依然历历在目）。
在我们垃圾场之行的第二天，我们管区的一位警察中尉突然采访。他是来找莫娜的，庆幸的是她当时恰好不在。礼貌地客套了几句之后，我问他出了什么事一他说没事，让我放心，说只是想问她几个问题。我说我作为她的丈夫，也许可以代她回答；他似乎并不情愿接受这个礼貌的建议，只问道：“你知道她什么时候回来吗？”
我告诉他我说不准。她是不是在单位呢？他试探着问。“你的意思是她没有工作吧？”
我说。他却不予理会。“这么说你不知道她去哪儿了？”他显然是在步步推进。我回答说我一点儿都不知道。他问得越多，我就把嘴封得越紧，我不明白他到底想知道些什么。
最后我还是抓住了一丝线索。当他问到她是不是个艺术家的时候，我开始领会到他的用意所在了。“从某种程度上是。”我说，等待着下一问题。
“是这样的，”他从衣袋里拿出一页铜版诗放在我面前，说，“也许您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
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说：“当然可以！您想知道什么呢？”
“我想知道，”他靠回到椅背上，兴致勃勃地为一场冗长的公事谈话开了头，“这是什么？我的意思是，这算是什么行当？”
我微笑。“不算什么行当，我们卖它。”
“卖给谁？”
“任何人，所有的人，有什么不对吗？”
他停了一下，搔了搔头。“
“你自己看过这个没有？”他直截了当地问道。
“当然看过，这是我写的。”
“什么？你写的？她不是作者吗？”
“我们俩都是作者。”
“但是署名是她呀。”
“对。我们这么做有自己的理由。”
“原来是这样。”他捻着大拇指，费力地思考着什么。
我等待着他随时发出惊人之语。
“这么说你们靠卖这些……这些纸为生？”
“我们……”
正在这个时候，莫娜回来了。我把她介绍给中尉，不巧的是，中尉没有穿制服。
“我怎么知道他是摩根中尉呢？”莫娜高声反问道。我大为诧异，这样的开头方式显然不太机智。
中尉没有动怒。相反，他礼貌得体地向莫娜解释了一下他来访的性质。然后说：
“现在，小姐，您能告诉我您为什么写这篇文章吗？”
我们两个是同时做出反应的。“我告诉过你是我写的！”我叫道，而莫娜却全不理会我的话：“我认为警方没有理由要求我做出解释。”
“这是您写的吗，小姐……或者更确切地说，米勒太太？”
“是我写的。”
“不是她。”我说。
“到底是谁写的？”中尉以父亲般的口吻说。“或者是你们俩共同写的？”
“这跟他没有关系。”莫娜说。
“她是在保护我，”我抗议道，“她的话一个字都不能信。”
“也许是你在保护她吧？”中尉说。
莫娜按捺不住了。“保护？”她叫道。“你是什么意思？有什么不对吗，这……这……？”她一时不知该如何叫这个表明罪状的证据。
“我并没有说你犯了什么罪，我只不过想知道你写这篇文章的动机是什么。”
我看了看莫娜，然后将目光转向摩根中尉。“还是让我来解释吧，我才是作者。
我写它是因为我很愤怒，因为我不愿看到不公正的事情，我要人们都知道都了解。
这回答了您的问题吗？“
“这么说，这不是你写的了？”摩根冲莫娜说。“我很高兴。我实在无法想象您这样一位漂亮的小姐会说出这样的话来。”
莫娜又怔住了；她预料的是完全不同的一种反应。
“米勒先生，”他继续遭，语气中有了一点儿细微的变化，“已经有不少人对您这篇讽刺文章有意见了，人们不喜欢它的调子，觉得它是煽动性的。你让人感觉很激进，我当然知道你不是，不然你也不会住在这样的地方。我很熟悉这套公寓，我的前任和法官，还有他的朋友常在这里玩牌。”
我开始放松，我知道整个事情将以一个善意的忠告而告结束——忠告我不要成为鼓动家。
“怎么不给中尉倒点儿酒喝呢？”我对莫娜说。“您不介意和我们喝点儿什么吧，中尉？我想您已经下班了，是吗？”
“当然不介意，”他答道，“现在我已经知道了你们是什么样的人。这类事情我们不得不调查调查的，这是例行公事，你知道，这个地区一向都平静得很。”
我以微笑表示我完全理解。紧接着，一个念头突然间闪过我的脑海，我想起了我年轻的时候被拘捕时面前站着的那位警官。这段回忆使我灵机触动，我一口气喝下一杯雪莉酒，仔细地看了摩根中尉一眼，接着就像一只云雀一样一连串地说开了。
“我是老14号牢房的，”我略带醉意地微笑着对他说，“或许您认识绍特上尉和奥克雷中尉？还有吉米·丹？您一定记得帕特·麦卡伦吧？”
我面前的眼睛睁得像牛一样大了。“我从格林波特来。”他说着伸出了手。
“谁能想得到呢！”这下一切都清楚了。
“对了，”我说，“您是不是更喜欢喝威士忌？我刚才忘了问您。”（我们没有威士忌，但我知道他肯定会拒绝的。）“莫娜，我们的苏格兰威士忌呢？”
“不，不！”他连连反对，“我连想都不会去想它，这已经很不错了。这么说来你是老14号的……而且你是个作家？告诉我，除了这些……这些……之外你还写什么？写书吗？”
“只写过几本，”我说，“最近的一部出版后我会立即送给您一本。”
“那真是太好了，也把你太太的作品送给我一些，好吗？我想说，你选了一位聪明的太太，她知道得很清楚该怎么保护你。”
我们又聊了一会过去的日子，然后摩根中尉说他该走了。
“我们会把它归入……你们把这些叫做什么？”
“铜版诗。”莫娜说。
“好的，那就是诗歌类了。再见，祝你写作顺利！如果遇到麻烦，你知道该到哪儿去找我。”
握手道别之后，我把门轻轻地在他身后关上。
“哟！”我扑通一声坐到了椅子上。
“下次如果再有人找我，”莫娜说，“记住铜版诗是我写的。今天幸亏我及时赶了回来，你是不知道怎么对付这些人的。”
“我觉得我做得很好。”我说。
“跟警察永远都不能说实话。”她说。
“不尽然，”我说，“你必须有所区分。”
“他们是不可信任的，”她反驳道，“如果我们老老实实地跟他们打交道肯定会吃亏的。我真庆幸奥玛拉不在，他在这方面比你还傻。”
“我要是明白你在抱怨什么，那才怪呢！”
“他浪费了我们的时间，而且你也不该留他喝酒。”
“你扯到题外去了；警察难道不也是人吗？他们并不都是畜生。”
“如果他们真有头脑就不该去当警察，没有一个警察是有一点儿本事的。”
“好吧，我们不谈这些了。”
“你以为他对你很友好，事情就到此结束了吗？那只不过是他们骗人的把戏罢了。现在我们已经被载入名册了，也许下一次他们就该赶我们走了。”
“好了，好了，别这样。”
“好吧，我不说了，你看着吧……。这只猪，他差点儿就把一瓶酒都喝光了。”
另一件令人不安的事发生在几天之后。在这之前的几星期，我定期去一个叫多克·扎布里斯基的朋友那里看牙，我是通过阿瑟·雷蒙德认识他的。你能在他的候诊室里坐上几年都不觉得厌倦、他主张一次只做少量的一点工作；事实是，他喜欢谈话。你坐在那里大张着嘴，张得下巴都疼了，他却还在你耳边喋喋不休。他的哥哥鲍里斯开了一个和他毗邻的诊所，做牙桥和假牙。他们两个象棋都下得极好，经常是我去了之后要先和他们下一会儿象棋，然后才能看牙。
多克·扎布里斯基还酷爱拳击和摔跤运动，他几乎不错过任何一场比赛。和许多其他的犹太专业人员一样，他也喜欢音乐和文学，但他最大的优点还要算他从不催你付钱，对艺术家他尤其慷慨。
有一天我带了一篇刚完成的手稿给他，是赞美那个小赫拉克利斯——吉姆·伦德斯的，用极为铺排的散文体写成。他丢下我让我忍着下巴的疼痛大张着嘴坐在椅子里，而他则去读我的稿子。我的文章让他心醉神迷，他立即就要拿给他哥哥鲍里斯看，还要打电话告诉阿瑟·雷蒙德。“我不知道你能写得这么好。”他说，然后他又暗示我们该更多地了解一下彼此，还提议我们哪天晚上见面再深谈。
我们定了一个日子，并约好晚饭后在皇家咖啡馆见面。阿瑟·雷蒙德、克伦斯基、奥玛拉都来了，扎布里斯基的朋友们不久也到了，我们正要去街另一头的一家罗马尼亚餐厅。一个留着络腮胡子的老头走了过来，向我们兜售火柴和鞋带。我不知道中了什么邪，开始打趣这个可怜鬼，用他回答不了的问题追问他，吹毛求疵地查看他的鞋带，还往他嘴里塞了一只雪茄烟，总之表现得像个十足的无赖和白痴。
每个人都诧异地看着我，到后来他们的神情已经明显表露出反对，变得颇为严厉了。
老头最终承受不住，哭了。我试图一笑摆脱责任，就说他很可能把大把大把的钱都藏在了一个！日提包里。死一样的沉默。突然间臭玛拉抓住了我的胳膊。“我们离开这儿吧，”他低声嘀咕道，“你已经出够丑了。”然后他转向其他人，解释说我肯定是醉了，说他要带我出去走走，清醒一下。往外走时他往老头手里塞了一些钱，后者则举起拳头诅咒我。
我们刚走到街角，就迎头撞上了谢尔登，疯子谢尔登。
“米勒先生！”他大叫着朝我们伸出双手，又给了我们一个满口金牙的微笑。
“奥玛拉先生！”那架势活像是找到了离散多年的亲兄弟。
我和奥玛拉一边一个把谢尔登夹在中间，三个人挽着胳膊向河边走去。谢尔登抑制不住满心的喜悦，说为了找我他已经跑遍了全城。他目前过得不错，在离家不远的地方开了一间自己的办公室。
“你在忙什么呢，米勒先生？”
我告诉他我在写一本书。
一听这话，他松开胳膊站到了我们面前。只见他双臂交叠胸前，两眼紧闭，双唇突起。一脸滑稽可笑的严肃表情。此刻我随时等待着一声口哨从他紧闭的双唇中如蒸汽般喷出。
“米勒先生，”他缓慢而庄重地开了口，仿佛自己是在召集全世界的人倾听。
“我一直希望你写一本书，是的。”头还不停地用力点着以示他的赞成。
“他在写《扑克玩法大全》。”奥玛拉随时都准备着逗谢尔登发急。
“不，不！”谢尔登狡猾地微笑着盯住我们，＊同时伸出他的食指在我们的鼻子底下晃来晃去。“米勒先生在写一本伟大的书，谢尔登知道。”他猛然间抓住我们的胳膊，又马上松开，把食指放到嘴唇上，“嘘——！”他向四周看了看，似乎想确信没有人能听到我们的谈话，然后开始向后退，他的食指仍旧伸着，不停地有节奏地前后晃动。“等一下，”他低声道，“我知道一个地方……。嘘——！”
“我们想散散步，”奥玛拉粗鲁地说，他把谢尔登推到一边，拉着我继续往前走。“你难道看不出来他醉了吗？”
谢尔登一惊之下直叫道：“哦，不！”他弯下腰仔细地看我的脸，“不，”他又重复道，“米勒先生永远都不会醉的。”他这时已经不得不小跑才能跟上我们了，他的腿仍旧曲着，食指还在那里晃个不停。奥玛拉走得越来越快了，最后谢尔登干脆站住，让我们落下他一段距离，他就双臂交抱着站在原地，一动不动。然后突然地，他跑了起来。
“当心点，”他赶上来后小声对我们说，“这附近有波兰人。嘘！”
奥玛拉不屑地大笑起来。
“不要笑！”谢尔登恳求道。
“你疯了！”奥玛拉轻蔑地说。
谢尔登走在我们身边，如同光脚踩在碎玻璃上一般战战兢兢。有好一会儿他都没有说话。然后他突然停了下来，解开大衣和上衣，迅速地、鬼鬼祟祟地扣上了里面衣袋的扣子，然后是上衣的，最后是大衣的。他把他那双目光锐利的眼睛合成两条细缝，将帽子压低到几乎遮住眼睛，咬紧双唇，开始继续行进。这一切都是在绝对的沉默中进行的，这样走了一会儿，他又伸出一只手来，慎重地把他手指上闪闪发光的戒指转了半圈，随后将双手深深地插进大衣口袋。“安静点！”他低声说道，步子走得越发战战兢兢了。
“他神经衰弱。”奥玛拉说。
“嘘——！”
我不出声地笑了。
这时，他开始自言自语，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我只能偶尔听到只言片语。
“把你的嘴张开！”奥玛拉说。
“嘘——！”
随后是更多压低了声音的胡言乱语，偶而被一声窒闷的尖叫或者他那难听得折磨人的口哨声所打断。气氛开始变得怪异了，我们此时已接近那个荒凉的木材场和那些煤气罐，空无一人的街道看上去阴郁而凶恶。突然，我感觉到谢尔登的手指抠住了我的胳膊，一个类似“啊”的声音从他薄薄的嘴唇之间发出了出来。他死命地拽着我，如马甩鬃毛一般点着他的头。
我警觉地看了看四周。街对面一个醉鬼正踉踉跄跄着往家走。他身材硕大，夹克大敞着，没打领带，也没带帽子，时不时还停下来赌咒发誓一番。
“快，快！”谢尔登咕哝道，抓着我的手更加用力了。
“嘘！不要紧的。”我低语。‘
“是个波兰人！”他小声说。我感觉到他浑身上下都在颤抖。
“我们还是回到大道上吧，”我对奥玛拉说，“他已经受够折磨了。”
“是啊，是啊，”谢尔登几乎是在呜咽了。“还是走大道好、”他的肘部仍紧紧地贴在身侧，只小心翼翼地伸出一只手来，痉挛了似的指了指方向。直到我们拐过了街面，他的步伐才轻快起来，一边半跑半走着，他还一边不住地将头转来转去地看，很怕会有人冷不防地袭击我们。我们是到了地铁站之后才和他分手的，当然，在这之前我没忘了把我的地址给他。我把地址写在了一个火柴盒的内壁上，递给他时他的手仍在抖着，牙也在打颤。
“谢尔登会很快再见到你的。”他挥手道别时说。走到楼梯底端时他停住了，转过身来，把手指放到了嘴唇上。
“嘘！！”奥玛拉尽量把动静弄到最响。
谢尔登严肃地笑了。随后他的嘴拼命地动了起来，但没有发出任何声音；从他的口形看，他是在说“波兰人”，可能他自己还以为他在尖叫呢。
“你根本不该把我们的地址纪他，”奥玛拉说，“那家伙会缠住我们不放的。
他是个害人虫，我一看见他就浑身不舒服。“
“他还可以，”我说。“我会对付他的，要是他来的话。况且，我还挺喜欢谢尔登的。”
“你真行！”奥玛拉说。
“你注意到他手指上的钻石了吗？”
“可能是莱茵石、”
“那是金刚钻！你不了解谢尔登。你听我说，如果我们真需要帮助的话，他会把自己的衬裤当了的。”
“我宁愿饿死也不想听他的话。”
“好吧，随你的便。我有种感觉，有一天我们可能会需要谢尔登先生的帮助的。
上帝，他看到那个喝醉了的波兰人时是怎样发抖的啊！“
奥玛拉没有说话。
“你一点儿都不在乎，是吗？”我嘲弄道。“你不知道大屠杀是什么样的……”
“你也不知道。”奥玛拉尖刻地说。
“当我看着谢尔登时，我就知道了。对我来说，他简直就是大屠杀活活的再现。
要是那个波兰人真的袭击我们的话，他恐怕吓得屎都要拉一裤子了。“
又过了几天，奥塞奇把他的女朋友带了来。她的名字叫劳爱拉，毫不吸引人的外表中透着一种几乎称得上美丽的与众不同。她穿着一件尼罗河绿的长袍，一双香蕉黄和桔色相间的锦缎拖鞋。她安静、沉默寡言，没有丝毫幽默感，看上去不像他的女友，倒更像个护士。
奥塞奇的脸上永远挂着他那个不变的微笑。他的态度是，“我答应了把她带来，现在她来了。”含义就是，我们想要从她那里了解什么就和她直接谈，他是不会提供任何帮助的。他只是来坐坐，喝喝我们款待的酒水的；至于说谈话，我们说什么他都听，就好像我们是在给他放录音一样。
这是场奇怪的谈话，‘因为我们能从劳爱拉嘴里得到的全部就是“是的”、“不”、“我认为是这样”和“可能是吧”。奥塞奇脸上的笑容在不断地扩展，仿佛在说：“我告诉过你的！”他喝得越多牙齿就晃动得越厉害，他的嘴也开始变得如同一个由错综复杂的金属丝和支架组成的奇妙装置。嚼起任何东西来都缓慢而艰难。自从上次来过之后，他的脸上长满了疹子，使他原本就显得绝望的面容愈加悲惨了。
当我们问到他的处境是否好转时，他转向了劳爱拉。“她会告诉你们的。”他咕哝道。
劳爱拉说：“没有。”
“还是老问题吗？”
他又看劳爱拉。
这次她说“是”。
让我们惊讶的是，他说了这么一句话：“问问她有什么感受。”说完他低下了头，几滴唾液落进了杯子里，他拽出一块手帕来，吃力地擦了擦嘴。
所有的目光都落到了劳爱拉身上，她没做任何回答，只是一个挨一个地看着我们，淡绿色的眼睛没有丝毫表情。我们感觉越来越不舒服，但是没有人知道该如何打破沉寂。突然间，不知什么原因，她自己开口说了起来。她的语调低沉平板，像是被催眠了一样，始终未变的目光此时固定在了我们头上方的壁炉边上。那件尼罗河绿的长袍和她那双透明的淡绿色眼睛，使得她看上去就像一个人化了的媒体，而她浓密的棕黄色头发则带着一种惊人的美感技垂在她裸露着的肩膀上，与她给人的整体感觉是那样的不谐调。有好一会工夫我就像是被施了魔法一般，以为自己注视着的是一具尸体，一具通电热化了的尸体。
一开始我并没有听清她在说些什么，只感觉到一个单调而空洞的声音在耳边回响，好像远处海浪拍击岩石的声音。她没提及任何名字、任何时间和地点，慢慢地我才推测出来，她说的“他”是指她的未婚夫奥塞奇。我不时地看看奥塞奇，注意他的反应，可是他的表情没有丝毫变化，永远是那个不变的笑容，就好像她说的一切都与他无关一样。
她独白的要点大致是这样的：她认识他已经一年多了，不论他的朋友们会怎么说，她确信他还跟从前一样，没有变。她在谈话里很确定地暗示他疯了，而且她肯定自己也在变疯，但没有影射这是他的错。在她看来，这只不过是一个不幸的——也可能是幸运的——巧合罢了，正是他的不幸吸引了她。她认为自己是爱他的，但她无法确认，因为他们俩的反应同样不正常。他的朋友们把她视为一个坏的影响，也许她是，但是她本身没有任何别有用心的企图。她并不想依附于他，她自己能够养活自己，而且需要的话，她还可以养活两个人。她既然不觉得幸福也不觉得痛苦，白天过得就像在梦中一样，夜晚则是另外一些梦境的继续。有时候她觉得他们应该离开这座城市，可有时候又觉得离不离开并不会有什么不同，她变得越来越拿不定主意了。他们头顶上笼罩着一层薄暮的微瞑，但这对她来说并没有什么可怕的。他们很快就要结婚了，她希望他的朋友们不会太介意。至于说虱子，她也感觉到了；这当然有可能是想象出来的，但是既然人已经换咬了，而且还留下了痕迹，那么是想象出来的还是真实的也就没有什么不同了。他的湿疹，可能我们都注意到了，只是一时的毛病——他最近酒喝得太多了，但是她宁愿看着他醉，也不愿看着他愁苦而死。他和所有的人一样，有优点也有缺点。她为自己不爱音乐而感到有些过意不去，但她在尽最大的努力学。她对艺术、音乐、绘画和文学没有任何感觉；事实上，她对任何东西都没有太大的兴趣，就是小时候也没有过。她的生活一直都很舒适，但也很枯燥；但她认为她并不像别人那样厌恶单调的生活，她觉得独处时和同别人在一起时是一样的。
她就这样不停地讲着，谁都不忍心也不想打断她。她好像是用什么咒语将我们镇住了。如果说尸体也会说话，那么她就是一具说着话的尸体，除了她的嘴唇在动而且发出声音之外，她是没有生命的。
最后还是奥玛拉解除了咒语。他以为有人敲门，就跳起身来跑过去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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