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反过来寻求起诉美国政府中的相关人员。
固然，关塔那摩的阴影仍然没有完全清除，美国社会仍然在为“敌人的权利”进一步斗争。然而，已有的这些斗争至少表明，关塔那摩那 700 来个人的痛苦并没有白白承受。他们的痛苦，已经被美国社会转化为强化其人权保障机制的信号，以防止更多这样的痛苦。泱泱大国的运转，政府不可荩 /》 ？？不出错，重要的是这个政府如何面对自己的错误，是否承认它，是否改正它，是否在一个更大政治框架中受到制约。同样重要的是，这个社会能否容忍政府以“国家安全”的名义来践踏人权――不仅仅是“我们”的人权，而且是“敌人”的人权――归根结底，人权是人类的权利，不仅仅属于“我们”或者“他们”。
民主现实主义翻开报纸，又是一则伊拉克的坏消息：巴格达发生汽车炸弹袭击事件，46 人死亡，104 人受伤……某种意义上，这种新闻已经不是新闻了――天天都能读到的新闻叫什么新闻？哪天打开报纸没有发现伊拉克的死人消息，那才是新闻呢。
伊拉克到底怎么了？地球人都在思考。
查尔斯？克劳桑莫，美国一个保守派政治评论家，曾经这样反击那些反伊战的人：自由派老说多边国际行动更道德，我就奇怪了，什么样的道德标准告诉我们，解放两千五百万被压迫的人这件事不道德呢？
姑且不论美国打伊拉克是不是的确为了“解放”被压迫的伊拉克人――对于许多“天真”地这样地认为的人，恐怕会有类似的困惑：别人好心好意去解放你，你咋就不从呢？
问题是，好的东西，就可以强加于人么？伊拉克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它不仅仅是一个政治难题，而且是一个道德难题。如果一个病人拒绝吃药，你可以出于道义劝他，甚至强行灌药，但是灌药的过程中把这人打得遍体鳞伤，打出来的病比本来得的病还重，这还合乎道义吗？
2004年，克劳桑莫提出一个概念：民主现实主义。其核心主张就是美国应该公开实行“单边政治”，主动出击传播民主制度，而不是扭扭捏捏寻找什么“国际共识”。与其浪费时间去寻找并不存在的共识，他说，不如大刀阔斧地单干“扁兔崽子”（antison of bitch policy）。
然而，就是右翼政治学家福山，都批评这个“民主现实主义”的政治主张“奇怪地脱离现实”。
归根结底，不同的眼睛看到的“现实”不同。克劳桑莫看到的是那些“流氓国家”的流氓行径，而福山看到的――以及我们现在每天翻报纸看到的――是伊拉克一天又死了多少多少人。
06 年 12 月 6 号，美国众议院任命的“伊拉克研究小组”发布了他们的研究报告，提出解决伊拉克问题的“方案”。其核心主张无非是两条：第一，美军不能无限期地留在伊拉克，美国政府应该给伊拉克政府施加压力，让他们自己加紧解决宗教种族冲突，否则美军就应该在2008 年开始撤军；第二，建立中东地区政治上的统一战线――尤其应当把伊朗和叙利亚拉进谈判桌，进行地区对话。
派系团结加地区对话当然是好事。但是，这些主张的一个致命缺陷，就是假定对方――伊拉克也好，伊朗叙利亚也好――是一个理性的、统一的、既有对话意愿又有相应行动能力的实体。
不幸的是，不理性、不统一、缺乏对话意愿更缺乏行动能力，恰恰是中东方面的“现实”。伊拉克已经被宗教派系斗争折腾得遍体鳞伤，至于伊朗，看美国出丑本来就不亦乐乎，人家有什么兴趣跟你真心实意地对话？
美国政治学家杰克？施奈德近年来写了两本书：《从投票到暴力》和《选上去打》。这两本书针对的，恰恰是冷战结束以后这个令人痛心的现实：在许多国家，民主化进程与种族宗教冲突激化并驾齐驱。苏联民主化以后，车臣地区烽火连绵。南斯拉夫民主化以后，各种族打得让人眼花缭乱。布隆迪 1993 年刚实现第一次和平选举，第二年就发生了图西族和胡图族的种族仇杀。施奈德承认，正如许多国际关系学者指出的，“成熟的民主国家”之间没有发生过战争，但是，“转型过程中的民主化国家”却是滋生暴力冲突的温床。在他看来，90 年代之后激增的种族民族冲突恰恰是民主化本身的结果：为了赢得选票，无数政客不惜煽动本来不存在或者较微弱的种族仇恨。换句话说，民主化“制造”了派系冲突。
说种族民族冲突完全是“民主化进程”制造的，当然不公平，事实上，专制者同样会“制造”
种族宗教矛盾。比如布隆迪，在民主化之前两个种族本来就相互砍杀。但是，说民主化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却不无道理。如果说民主化的“西方文化条件”已经在现实面前不攻自破――毕竟，不少儒教文化国家已经成功地实现了民主转型。民主化的经济条件也令人生疑――美国从英国殖民者手里夺得政权实行雏形的选举时，人均 gdp 恐怕比现在许多专制国家要低得多。但是，民主化的“国家认同条件”却一次次地得到历史地印证：一个社会里如果没有基本一致的“国家认同”，民主化不但可能解决不了问题，反而可能带来很多新问题。
如果说专制时代还可能一个“大流氓”镇住无数“小流氓”，民主化过程中则有可能出现“群氓乱舞”。
这当然不是说，一个多民族专制国家就别指望民主化了，事实上，即使根据施奈德的统计，和平实现民主化的多种族国家比血流成河地渡到民主的国家要更多。但是伊拉克这样的例子又的确告诉我们，在一个种族裂痕很深的社会，民主化有一个“社会准备”的问题：如果没有强大的公共领域在意识形态上与政治煽动家相抗衡，如果没有一定的民权运动作为民主化的基础，如果没有种族调和甚至同化的政策相配合，民主化很可能被煽动成多数对少数的暴政甚至内战。毕竟，真正的民主化，不仅仅是政治体制的变化，而且是政治文化、社会形态的转型。在崇扬民主价值的同时，对民主化进程中的陷阱保持警觉，才是真正的“民主现实主义”。今天伊拉克的乱象，恰恰是“民主理想主义”的后果。俗话说得好，强扭的瓜不甜，就是给人灌药，也不能把人给灌得一命呜呼。
美国大选贵不贵花数十亿美元买来民众对民主制度的信心、对自己国家的责任，物有所值随着两党全国代表大会的落幕，美国总统大选进入了白热化阶段。每次到这个时候，总有一个声音冒出来：选举太贵了，花太多钱了，就是个有钱人的游戏而已。
美国总统选举的确贵。1996 年总统大选花了 4。8 亿美元，2000 年 6。5 亿，2004 年则超过 10 亿美元，呈直线上升的趋势。今年大选，到 7 月底花费就已经超过 10 亿了，这个无底洞还在延伸之中。这样砸钱到底多不多呢？看你从哪个角度看了。一方面，若是把选举款换成“孩子们的书本”，那得换多少本啊。但 10 亿美元占 2004 年美国 gdp 的十万分之八，用来决定这个国家发展的方向，似乎又不算太多。
一个朋友跟我聊起过：“美国的民主最虚伪了，我们这有个有钱人，选举时给当地官员捐了很多钱，官员上台后处处给他好处……”我说：“这种情况可能有，但肯定是非法的，从法律上来说，美国的选举中一个人每次选举给一个候选人最多只能捐 2000 美元，这点钱要买通一个官员，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有钱人“购买”选举，政客当选后为有钱人服务，似乎是劣质民主的一个典型形象。这在美国历史上也曾屡见不鲜。1872 年格兰特参选总统时，有个大款一口气捐了其竞选开支的四分之一。不过，随着 1972 年美国《联邦竞选法案》出台，有钱人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地购买民主的“好日子”就一去不返了。从那时开始，不但捐款人必须公开姓名和数额，而且捐款数额有了明确规定：每个人每次选举给某个候选人捐款不能超过 1000 美元（2002年调整为 2000，随通胀而浮动，2008 年为 2300 美元）。政治行动委员会的集体捐款也有了限额。
当然选举的不平等影响不可能彻底消除：一方面，就算有 2300 美元的捐款限额，有钱人可能顶着 2300 美元捐，而且可以发动自己的七大姑八大姨，而穷人要么捐不起，要么只能捐个几十上百的；另一方面，虽然对捐款数目有了限制，但有钱人或组织往往通过做议题广告“曲线”影响选举，这就是所谓的“软钱”。虽然 2002 年《两党选举改革法案》旨在消除软钱的影响，但孙悟空七十二变，软钱正想方设法变成“更软的钱”。
那么何不干脆取消私人筹款、直接使用公款竞选呢？公款竞选透明，防止无度花钱，还能避免富人和穷人的不对称影响力，听来似乎是最佳选择。事实上，像澳大利亚、西班牙、墨西哥和很多苏东国家都主要依赖公款竞选。
美国不是没有公款竞选制度，只不过它是一个“自愿选项”，即，候选人可以选择使用公款，但前提是接受公款的总额限制（今年大选是 8400 万）；也可以选择自己“化缘”，坏处是没有底线保证，好处是不存在总额限制。今年，“本来支持公款竞选”的奥巴马决定放弃公款，而麦凯恩决定使用公款。两人选择不同并不奇怪：根据麦凯恩在本党初选中的筹款记录，他自己筹款也就筹到 8400 万左右——既然有免费午餐，何必去千辛万苦地求爷爷告奶奶呢？而奥巴马简直就是竞选筹款的“神奇小子”，筹款能力是麦凯恩的两倍——既然可以筹那么多钱，何必戴上 8400 万的紧箍呢？
说奥巴马筹款神奇，不仅在于他的筹钱总额，更在于他的筹款大多来自于中小选民。拿2008 年 6 月的筹款记录来说，其总额中有 65％来自于小于 200 美元的小额捐款，而麦凯恩只有 33％。可以说，奥巴马的大多支持者们真的是省吃俭用来支持他。真的粉丝，敢于直面惨淡的钱包。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奥巴马的竞选代表了民主选举的真义：千千万万普普通通的人，在给民主竞选提供动力。
从一个大款操控候选人竞选资金的四分之一，到无数个 200 美元汇成候选人筹款的65％，这本身就说明了金钱在美国总统选举中意义的变迁。不错，钱在选举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它代表的不再是“资本家的垄断利益”，而是无数普通国民成为“民主股东”
的愿望。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也许竞选资金没有必要全盘公款化，因为筹款本来就是个动员过程，能带动普通民众去参与、去思考、去影响这场选举。当一个大学生将自己省下来的 20 元钱捐给一个候选人时，他表达的不仅仅是对这个候选人的支持，而且是一份实践公民责任的意识。花数十亿美元去挑选一个总统也许太贵，但用这些钱买来普通民众对民主制度的信心、对自己国家的责任，却又物有所值。
福利—平等篇他人眼中的刺07 年 3 月，我国发布了一份“美国人权记录”，列举了美国的种种人权劣迹，其中有一条指出，据美国人口普查局 2006 年 8 月 29 日公布的数据，2005 年美国有 3700 万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 12。6％，有 770 万个家庭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平均每 8 个美国人中就有 1 个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毫无疑问，这个信息是言之有据的，美国人口普查局的确出台了这些数据。但是我觉得这条信息需要一个长长的注释，否则可能造成一定的误解。
说起贫困户，我们一般想起的都是一幅悲惨景象：一群面容憔悴的人，住在破烂的房屋里，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孩子没学上，生病没钱看……但是在美国，“贫困”的概念却不是这样的。下面我引用一段 05 年出版的调查报告，让我们来看看美国穷人的“惨状”：
“46％的贫困户拥有房产，一个典型贫困户所拥有的房子平均有三个卧室、一个车库，一个阳台；美国贫困户的人均住房面积超过巴黎、伦敦、维也纳、雅典等城市的人均住房面积。
97％的贫困户家里有一部彩电，50％有两个或更多彩电；76％有空调；75％有一辆车；30％有两辆车；73％有微波炉；62％有有限电视；33％有洗碗机。从营养消耗来看，美国贫困家庭儿童的平均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消耗量和中产阶级家庭儿童完全一样。大多数情况下，他们蛋白消耗量甚至超过健康标准一倍，也就是说，大多数贫困家庭儿童存在过度营养问题……”
看来，美国的穷人并不象我们想象的那样食不果腹、衣不蔽体，这个国家之所以存在 3700万贫困人口，很大意义是因为它所制定的贫困线标准高出我们发展中国家的标准。
美国当前适用的贫困线标准制定于 60 年代。1963 年经济学家奥桑斯基计算出，一个普通四口之家当年需要花费 1033 美元购买食物，占家庭收入的1/3。因此，她将收入 3100美元（1033 美元的三倍）作为当年一个四口之家的贫困线。这个数字根据家庭人数而变动，也根据年份而变动。目前，美国四口之家的贫困线是年收入 2万美元。值得注意的是，在贫困标准与时俱进的过程当中，今天的奢侈品往往会成为明天的必需品，今天美国的贫困线生活水准实际上是 70 年代初的中产阶级生活水准。
这里要提醒读者注意一个关键问题，美国的贫困线标准计算的仅仅是贫困家庭的现金收入，不包括穷人所享受的各种福利，而美国有大量扶助贫困户的福利项目。正是因为这些福利项目的存在，许多美国穷人没钱也可以有饭吃、送孩子上学、看病、住房子。近年美国联邦政府的福利年均开支为 5000 亿美元以上，用于支持各种各样的贫困人口资助项目。举几个例子：
食品券项目。专门防御穷人挨饿的项目，建立于 1939 年，不断更新发展，目前的运转机制是，政府给零售店预付货款、穷人刷卡购买食物。04 年该项目覆盖了 1 千万个家庭、2 千4 百万人口，其中 51％为儿童。
住房选择券项目。针对低收入家庭的房租补贴项目，1961 年正式建立，延续至今。住房和城市发展部从贫困户申请人中选出一部分，代表他们与其房东签约，为他们支付 70％左右的房租。
“领先”项目。帮助贫困家庭的儿童的项目，1965 年成立，到 05 年，已经有 2 千 2 百万学龄前儿童曾接受其资助。就05 年来说，预算为 68 亿美元，90 万儿童受益，平均每个儿童受益 7222 美元。该项目本身有 21 万多员工，但其志愿者队伍则有 120 多万人。
以上只是几个典型例子，其他类似的项目不计其数，比如针对贫困家庭的“学校免费早餐午餐”项目、专门针对贫困大学生的“联邦培尔助学金”项目、政府资助的“公共住房”项目、针对穷人的“医疗保险”项目、“贫困家庭的暂时资助项目”，等等。正是这些项目的存在，很多缺少“现金流”的穷人却不至于面对重大生存危机。可以说，在“市场失败”的地方，政府积极介入，托住社会安全的底线。
当然贫困的出现也不完全是“市场失败”。在发展中国家，贫困出现往往是因为就业机会少或者工资太低，但在发达国家，贫困虽然也有这些原因，它与贫困人口自己的行为也往往密切相关。比如，美国贫困现象一个重大的原因就是单亲家庭的涌现，还有一个重大原因是一些人的工作量太少。据统计，2/3 的贫困儿童是生活在单亲家庭当中。又有数据表明，一个典型的贫困户一年的平均工作时间是 800 个小时（也就是一周 16 个小时），如果 800 个小时提升到 2000 个小时（也就是一周 40 个小时），75％的儿童将会脱离贫困。当然，就业机会和工资问题也需要面对，最近美国国会通过“最低工资法案”，将美国的最低小时工资标准从 5。15 美元提高到 7。25 美元，就是针对工资问题。
还需要说明的是，与发展中国家许多贫困人口的长期甚至永久性贫困现象不同，美国的贫困人口往往是由于失业、离婚、生病暂时处于贫困当中。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从 1996到 1999 年，低于一半的贫困人口“连续贫困”四个月以上，只有 20％的贫困人口“连续贫困”
超过一年。众所周知，持续贫困是社会动乱的根源，如果一个国家的穷人有希望迅速“脱贫”，经济贫困往往不容易酿成政治动乱。
当然，并不是说美国就不存在发展中国家意义上的贫困问题，在美国 3700 万贫困户中，贫困程度也各异，其中不乏极度贫困的人。美国还有 3、4000 万人口买不起医疗保险，其中很多都不被政府的公共医疗项目覆盖，城市贫民窟、流浪汉屡见不鲜。前面所提及的报告也指出，贫困人口中有 13％曾经面临暂时的饥饿威胁。横向比较来说，在发达国家里，美国的贫困率最高。纵向比较来说，自从布什上台以来，美国的贫困人口连年增加。
各国的贫困标准线不一，按照美国的标准，美国有 12％的贫困人口，按照中国的标准，中国才8％左右的贫困人口。不过如果按照世界银行统一的日均购买力标准，05年中国有16。6％的人口日均购买力低于 1 美元， 46。7％低于 2 美元，相比之下，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的日均购买力低于 2 美元的人口比例少于 2％。当然，中国人口多，起步晚，贫困现象难以避免，不应该以此否定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和发展潜力。但是，理解是一码事，盲目得意则是另一码事。一个 46％人口日均购买力不足 2 美元的国家，去嘲讽一个同类人口不到 2％的国家的“贫困”问题，是不是有点“看到他人眼中的刺，却看不到自己眼中的梁木”
呢？
美国的“社会主义”
2000 年美国政治学家 seymour lipset 出了一本书，叫《it didn’
the united states》，探讨“为什么社会主义在美国失败了”
这个经典问题。根据他的看法，欧洲各国都出现了大型的社会主义政党，相比之下，美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却始终不成气候。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美国虽然也有过活跃的社会主义政党，但是 30 年代之后，社会主义政党基本上消声匿迹。其原因，据他分析，无非是四条：个人主义的立国文化；工人阶级内部种族文化的多样性；社会主义政党本身的“经营不善”；还有美国的选举制度不利于小党存活。在这四条因素中，他最强调的，是第一条。
我不很赞同这本书的观点，原因不在于李普赛特对问题的分析，而是他对问题的提出：
如果社会主义不仅仅指公有制加计划经济，也指建立广泛的福利制度（显然这也是 lipset的理解），社会主义在美国真的失败了吗？这本书过于强调社会主义政党的标志性意义，但如果我们把目光从“政党”转向“政策”，没有理由认为“社会主义”在美国遭受了失败。
我们来观察一下 04 年美国联邦政府的预算开支：19。9％军费（这项庞大的开支一直颇受争议）；21。6％社会保障金；19。5％用于支助穷人、老人、残疾人的医疗保险项目medicare 和 medicaid；4。1％其它用于退休金和扶持残疾人的开支；9％用于失业补助、给穷人家庭的住房、食品、收入补助以及税收抵免；7％偿还债务利息；教育 3。8％；老兵补助 2。6％；交通 2。8％，国际事务 1。2％，科研 1％……可以看出，如果我们把社会保障金、医疗保险费、贫困失业补助等算作福利开支的话，福利开支占据了美国联邦政府开支的一半以上，这也是联邦政府的最大开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真的能够坦然宣布“美国不是一个福利国家”吗？
事实上，整个 20 世纪是美国福利制度不断成熟的一百年，尤其是 30 年代罗斯福新政时期和 60 年代约翰逊的伟大社会时期，福利制度更是突飞猛进。
20 世纪 10 和 20 年代，几乎每个州都陆续订立了工伤赔偿法律。1935 年，社会保障法案出台，被视为美国福利保障制度的，为退休者、失业者、残疾人、儿童提供安全网络。1937 年住房法案为低收入者提供住房补助。1938 年公平劳工法案首次为最低工资立法。44 年 gi 法案为大学生提供贷款。46 年在公立学校提供午餐补贴。56 年残疾保险。
64 年食品券项目出台防止饥饿。65 年，为老人穷人提供医保的 medicare 和 medicaid 项目创始，同年保证给大学生贷款的项目、工作培训项目等也出台。68 年公平住房法案，目的是消除住房补助中的种族歧视。75 年建立给穷人返还税收的“收入税收抵免”制度。90年通过儿童保障拨款法案和残疾人法案。97 年儿童保险项目和儿童税收信用制度出台……据统计，整个 20 世纪，美国有 50 多个重大社会保险和福利法案和项目出台，我上面列举的，只是一些重大例子而已。正是这些项目的启动及其发展，彻底改变了联邦政府开支的面貌，使得福利开支成为联邦政府预算的主要方向。
这些法案和项目，主要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针对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比如社会保障金）；一种是针对穷人和弱者的扶助项目（比如食品券项目）。这些项目的存在使得穷人不至于忍饥挨饿，而中产阶级也不至于朝不保夕。马克思列宁所预言的“资本主义崩溃”没有发生，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通过民主机制，资本主义体系不断吸收社会主义的营养，努力制度创新，从而实现自我修复。换句话说，社会主义并没有被资本主义消灭，而是被资本主义消化了。
观察福利制度在美国突飞猛进的两个时期，我们发现，这两个时期民主党同时在行政和立法部门占据绝对优势。正是民主党绝对优势的存在，使得福利制度相关立法得以可能。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虽然美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在 30 年代以后就失势了，但是民主党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承担了“社会主义政党”的功能。既然不管白猫黑猫，能抓到老鼠就是好猫，评价历史也没有必要象李普赛特那样拘泥于“社会主义政党”的名分。
当然，如果从福利开支占 gdp 的比重来说，美国的福利水平明显低于欧式福利国家。
比如，2001 年瑞典的福利开支占据 gdp 的 28。9％，挪威 23。9％，英国 21。8％，加拿大 17。8％，日本 16。9％，美国 14。8％。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美国的确不如欧洲重视社会福利。但是别忘了，经过购买力平价的换算，当年美国的人均 gdp 为 34；320 美元，而瑞典为 24；180 美元，挪威 29；620 美元，英国 24；160 美元，加拿大 27；130 美元，日本25；130 美元，所以美国人均福利的实际绝对额并不低，超过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和加拿大、英国等水平相当，与北欧国家差距明显减少。而且，据另一个政治学家 christopherhoobody knows》一书中分析，相对于直接分发福利，美国政府更倾向于使用税收减免、政策倾斜等制度杠杆来提供“间接福利”。比如，给那些为雇员购买医保和养老保险的公司减税，为穷人买房提供贷款担保，给有孩子的贫困家庭提供税收抵免，通过最低工资法、平权法案、残疾人就业保障保护弱势群体等等。
此外，欧洲诸国的经济效率是否受福利制度影响，也一直存在争议。据统计，瑞典这样最典型的高税收高福利国家，其人均 gdp 比美国最穷的州还低。当然，不同的文化存在不同的偏好，有的以平等和谐为荣，有的以个人奋斗为荣，有的以勤劳为荣，有的以休闲为荣，有的习惯于高积累低消费，有的习惯于先消费后积累，没有必要用美国的标准来衡量其他的国家，但是同理，也没有必要用其他国家的标准来要求美国。民意调查也表明，美国人的福利观念不象欧洲人那么强烈。比如对于“政府应该为买不起房子的人提供体面的住房”这个说法，67％的美国人同意，加拿大、英国、瑞典的同比分别为 72。1％，88。6％，81。8％。
又比如，对“政府应该为失业的人提供体面的生活标准”这个说法，表示同意的美国人是47。7％，同意的加拿大人、英国人、瑞典人分别为 65。5％，78。7％，80。3％。虽然制度和文化是相互影响的，但是文化在生成之后，也存在一定的稳定性。当李普赛特用文化来解释美国的“反社会主义”倾向时，显然是有道理的。
虽然美国人的福利偏好不象欧洲人那么强烈，但是无论从政府开支的比例来看，还是从美国过去 100 年的政策变迁史来看，美国都已经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福利国家了，那种“美国是个低税收低福利国家”的说法不过是个流行神话。以前和一个朋友发生过一场辩论，他认为美国的收入税率太低了，美国应该象欧洲那样征收高税收。我的看法是，美国的税率和欧洲的税率，不是“低”与“高”的区别，而是“高”与“更高”的区别。得出这个结论，并不是受到什么意识形态的思想指导，而是基于对身边常识的观察：我在美国工作的朋友，年收入多在六、七万美元和二十万美元之间，他们的收入扣除联邦税、州税、市税（纽约）、消费税、社会保险费、养老保险费……拿到手的往往只有一半到三分之二之间。众所周知，美国的中产阶级是几乎没有什么灰色收入的，物价也比中国贵得多（尤其服务行业），这些辛苦工作的中产阶级，收入的三分之一到一半被扣除之后，往往只能依靠省吃俭用来维持小康生活水准，我实在想不通为什么还要千方百计从他们身上“转移”收入。
最近一些年，中西学界的一个时髦就是批判“美式的新自由主义”。他们说“无限的私有化、市场化、全球化会伤害弱者的利益”，他们说“除了追求效率，社会还应该追求公平”，他们甚至说“应该放弃所谓的华盛顿共识，而应该转而追求北京共识”，这些说法也许不无道理。但问题是，经过一百年福利制度的发展，今天的美国早已不是 100 年前那个自由放任主义的美国，无论在贸易保护、工会势力、收入调节、政策倾斜方面美国都可以说是一个福利国家，他们所批判的那个“自由放任主义的美国”更像是他们想象出来的靶子，正如他们所说的那个“北京共识”发生在他们想象出来的乐土。我只知道，如果我生病因为交不起钱而被医院拒之门外，如果我的孩子因为交不起学费而上不了学，如果我每天辛辛苦苦工作12 个小时还在温饱线上挣扎，如果这些都是普遍而不是个别现象，那么你叫它什么主义都无济于事。但是如果我的孩子不但可以免费上学还可以免费坐校车、吃午饭，如果我收入低可以住政府盖的房子，如果我失业了可以用政府发的食品券买东西吃，如果我退休了可以按月得到体面的养老金，那么我所置身的制度就是福利制度，你爱叫它什么共识就叫它什么共识。
民主请客谁买单？
美国总统大选马上就要到来。布什阵营和克里阵营早已赶到这个 4 年一度的政治“庙会”，正在锣鼓震天地“练摊”，各自吆喝自己的“土特产”：布什卖“解放伊拉克”的蓝图，克里卖他的医保方案；布什卖他的“减税计划”，克里卖它的“增加就业规划”；布什兜售他“反对同性恋婚姻”的主张，克里吆喝“能源自主”口号……赶庙会的老百姓从四面八方赶来，叫好的叫好，起哄的起哄，好一派生意兴隆的热闹景象。
问题是，这样一个热闹纷呈的政治庙会，谁来赞助？
联邦竞选法案推进“政治平等”
据统计，美国 2000 年的选举年，用于选举的费用（包括总统选举和国会选举）总共30 亿美元。当年的总统选举中，除了动用政府公共资金 1。5 亿美元，布什阵营本身砸进去1。85 亿的银子，戈尔阵营也甩了 1。2 亿。平均来说，2000 年一个众议员当选要花费 50万美元，而一个参议员当选竞选费用是 450 万美元。今年的总统选举，到 2004 年 8 月为止，布什阵营已花费 2。1 亿美元，而克里也已掏了 1。85 亿。砸钱动作固然潇洒，让腰包鼓起来却没那么容易。这数以亿计的美元，上哪里去“化缘”呢？
同志们要说了：这还用问吗？资本家嘛！老愤青马克思 100 多年前就说过，资本主义国家是资产阶级的委员会。既然政府是资产阶级的办事处，资本家一手交钱，政客一手交货，政治把戏不就是这个玩法。这个源远流长的愤青观点，至今享誉海内外。即使是在美国的媒体，“选举不是赢得的，而是收购的”这样的看法，也是屡见不鲜。
资本家们是不是和政客们躲在秘密的小屋里，商讨收购选举事宜呢？至少在选举这个事上，即使资本家和政治家有交易，也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根据美国 1971 年的“联邦选举法案”，凡是 100 美元以上的选举捐款，各党派候选人都必须上交收据，并用其选举开支进行核实。根据联邦选举委员会对这些收据的统计，大体而言，在近期选举中，除了联邦政府的公共竞选资金，候选人的私人资金有 4 个来源，各占资金的 1/4 左右：一是来自个体选民的小额捐款（200 美元以下的捐款）；二是来自个体选民的大额捐款（200 美元以上，1000 美元以下的捐款）；三是来自各个公司、工会或其他民间组织设立的“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捐款（5000 美元以下）；四是各个政党对其候选人的“嫁妆”（一个人一年最多可以向一个政党捐助 2 万美元资助选举）。这 4 个来源，由于数额受到法律调控，被称为“硬钱”。
从上面这个统计结果，大家可能看出，如果一个选举阵营是一个股份公司，控股的主要还是“散户”，“大股东”的影响力有限。大家可能纳闷，资本家那么有钱，干嘛不多砸点钱，搞个“大股东”当当？我要是比尔？盖茨，干脆把政府当“二奶”包了，反正咱有的是钱，从我几百亿美元的资产里掏出三五亿来搞选举，选上的总统议员还不都是该给我捶背的捶背，该给我洗脚的洗脚？
当然好在我不是比尔？盖茨。就是也没用，立法者早就识破了我这种人的险恶心理。
1971 年的“联邦竞选法案”是美国第一部系统规范竞选筹款的法律（后于 1974 年补充修正），它规定：在一次选举中；个人给某一个候选人的捐款不得超过 1000 美元；一个“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捐款不得超过 5000 美元；个人一年可以资助选举的捐款，不得超过 2。5万美元。同时也规定了竞选的总花销不得超过一定上限。就是说，就算我是比尔？盖茨，对某个候选人情有独钟，严格地说，我一年最多也只能掏 2。5 万美元来支持他当选。当然了，如果我发动七大姑八大舅、公司的各个员工在各级选举中“捆绑”支持各方选举人，可能发动的钱还是很可观的，但总的来说，不可能大到可以操控一个选举结果的地步，离我让总统议员来给我捶背洗脚的愿望还是遥不可及。
可以看出，这个法案的宗旨是：分散竞选资金的来源，避免某一个集团或者个人利用其财力来操控选举的结果，努力使公民对选举结果拥有相对平等的影响力。可以说，1971 年的竞选法案是“政治平等”的一个胜利。不过，这种对“政治平等”的追求，很快遭遇到一个挑战。政治平等和政治自由之间古老的悖论，在竞选筹款问题上，显露了出来。
硬钱不够，软钱来凑1975 年，参议院 buckley 向最高法院上诉，称 1971 年的“联邦选举法案”违反了宪法修正案第一条—因为限制选举捐款和花费就是限制了政治辩论的深度和广度，从而限制了“言论自由”。最高法院 1976 年对这个案子的最后判决是中立性的：它对“个体捐款数量”和“候选人花费总额”作出了区分，保留了对个体捐款数额的限制（即个人的 1000美元限制和“政治行动委员会”的 5000 美元限制），但是废除了对一次选举花费总额的限制，因为这种限制“势必减少讨论的议题、探索的深度、听众的数量，而现代大众社会里，任何一种大众沟通交流都需要花费金钱”。 可以说，1976 年这场法庭战役，“政治平等”
和“政治自由”，各有胜负。
然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活人不能给尿憋死，更不能给钱憋死。虽然“联邦竞选法案”对个人捐款的数额作出严格的规定，那些被捆住了手脚的银子却贼心不死，总想在政坛一展拳脚。于是它们逡巡在选举过程周围，见缝就钻，见空就插，这样就出现了两个后果，一是公司、工会等组织的“政治行动委员会”如雨后春笋般兴起（毕竟，5000 美元的捐款限制要更宽松）。比如 1979 到 1980 年“政治行动委员会”选举捐款只有 6000 万，而 1999 到 2000 年则高达 2。6 亿美元。如前所述，近期选举中，“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捐款占竞选资金的 1/4 左右。由于“政治行动委员”主要是由公司、工会或一些民间利益集团组织的，它的捐款逐步增加，使人们开始担心政治变成政客和“特殊利益集团”之间的交易场所：利益集团把政治家送上宝座，政治家在宝座上给特殊利益集团输送“政策优惠”。
另一个后果就是“曲线救国”，通过“软钱”来影响选举。“软钱”是指捐给政党、用于非促选目的的“建党”捐款，因其数额不受法律限制，所以称之为“软钱”。按照法律规定，原本这样的捐款只能用于本党的基本建设和运转，而不允许用于推销某一个候选人。但是，七八十年代起，随着对“硬钱”的管制越来越严，两党逐步发明出一种钻法律空子的方法：从公司、工会、富人或其他组织那里筹“软钱”，然后用“软钱”给候选人作“议题广告”（issue ads）。广告中不提及候选人的名字，所以不违法，但是又推销了某候选人的政策，从而间接地搭售了这个候选人。就是说，如果我是比尔？盖茨，虽然我一年只能捐2。5 万“硬钱”给某党候选人，但是我却可以捐 100 万“软钱”给这个党。因为“软钱”
数额不受法律限制，所以它对选举的影响力直线上升。比如克林顿 1992 年当选之后的 18个月里，各政党“软钱”的筹款仍只有 4600 万美元，而 2000 年布什当选后 18 个月里，各政党筹了 2。56 亿“软钱”。事实上，2000 年选举年，两党共筹集了 5 亿“软钱”来影响各级选举。由于“软钱”大部分捐款者是公司、工会和富人，这就进一步强化了人们对腐败的“政治交易”的忧虑。
增强“散户的力量”
顺便说一句，如果想当然地认为是“富人党”共和党从“政治行动委员会”和“软钱”
中受益，而“穷人党”民主党只能站在一边流口水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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