忸怩作态。
被妻子撞见自己隐私的r君，其惊慌不下于妻子。在一阵尴尬后，r说他是一个“有病”的人，妻子鼓励他去看医师，而r君也觉得再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于是去寻求精神科医师的帮忙。
从外表上根本看不出r君居然喜欢做异性的打扮，因为他不仅从事非常男性化的工作——卡车司机，而且也喜欢举重、健身操等男性化的运动。但他心中却不时会产生一个隐密的渴望——穿上女性的衣服，在镜前顾影自怜。
r君说，在他的记忆里，最早的一次经验是当他8岁时，看到姐姐的衣服放在床上，他好奇地将它穿上，然后站到镜前，欣赏自己在镜中的模样，觉得有一种快乐、安谧的感觉。以后一有机会，譬如家里没人时，就会觉得心神不宁，而必须偷偷穿上姐姐的衣服才能消除紧张。
15岁以后，穿上女性的衣服开始带给他性的快感，他会兴奋得手淫。而即使没穿女性衣服时，每次手淫也都伴有打扮成异性的幻想。后来到海军服役，在军中仍持续这种癖好，甚至自己到外面购买女性衣物，以备不时之需。
退役后不久，他就和现在的妻子结婚，性生活尚称圆满，每星期约同房三次。他自知打扮成异性是不正常的行为，原本希望婚后会自行消失，但却好景不常，他妻子的衣物成了新的诱惑，于是不久他就又故态复萌，而乘太太外出时，穿上太太的衣服，用太太的化妆品，有两次甚至就这样打扮成异性到公共场所露面。最后，此事做多了，终于被太太撞见。
解析：
这是一个“异性装扮癖”（transvestism）的案例。
在精神医学里，会“打扮成异性模样”的有下面三种可能：一是“异性化的同性恋”，约有百分之十到十五的同性恋者属于此类，他们在言语、举止和服装上都具有“异性味”，但虽然打扮成异性的模样，却对真正的异性没有兴趣，而只喜欢同性。一是“变性癖”（transexualism），这类人士认为自己是“生错了身体”，他应该是彻头彻尾的异性才对，因此，他们不仅打扮成异性，而且还想把自己的身体变成异性，例如男的变性欲者，打扮成女性只是其“初阶”，接下来还要去毛、注射女性荷尔蒙、隆乳、做人工阴道等。另一则是本档案所说的“扮异性症”，这类人士没有“同性恋”或“变性”的想望，属异性恋者，但却会间歇性地打扮成异性，而且多数会因此而获得性兴奋。有些专家认为这其实是“恋物癖”的变形，所以又将它称为“恋物性的扮异性癖”。“恋物癖”是当事者“赏玩”女鞋、内衣裤等异性之物，而“恋物性的扮异性癖”则要将这些衣饰穿戴到身上才过瘾。
但即使是单纯的异性装扮癖也有程度之别，有的只是在里面穿着女性的内衣裤，外面则是西装革履；有的则需里里外外都做女性的打扮，甚至还需戴假发、涂脂擦粉；有的只是在无人处做此打扮，顾影自怜，有的则需要到外面走走，甚至在大白天招摇过市。但不管如何，当事者都会因此而觉得刺激，兴奋无比；有的会在兴奋之余，继之以自慰的行为，有的甚至在和配偶性交时亦需穿上女性的衣物才能维持勃起。
有些患者说，他们在小时候有被大人打扮成异性的经验（通常是出于逗弄的心理），当时虽没有性兴奋的感觉，但到了青春期开始对异性感兴趣而又无从接近时，很自然地就重演旧戏，将具有诱惑力的女性衣饰重新穿上身，从“体贴”中获得快感。不过仍有不少患者说他们小时候并未有过被打扮成异性的经验，而是自己主动地由把玩女性衣物进而将它们穿戴到身上，然后再经过“性兴奋”与“扮异性”间的一再“联配”，而演变成难以摆脱的恋物性扮异性癖。
在所有的性变态中，异性装扮癖是最不具危险性的，顶多只是让人皱眉而已。在两性装扮日渐打破旧有的刻板模式之今天，有越来越多的男孩子打扮得像个女孩子，而女孩子则打扮得像个男孩子，但这是另一个问题，跟本个案所谈的异性装扮癖完全是两回事。
56岁的变性人（1）
同事们好像目睹一只毛毛虫如何蜕变成蝴蝶般，又好像做了一场梦，醒来时发现他们可敬的男主任已变成一个十足的“女人”。
1981年底，一个名叫苏珊的女子被发现陈尸于自己的寓所，死因是服用过量的止痛剂“可卡因”而中毒。令人困惑的是，这名女子在九个月前才动过“变性手术”，在此之前，“她”一直是个男人，名叫瓦特·坎侬。
“她”的故事充满了悲剧性，要了解这种悲剧性，需从“他”的故事——也就是瓦特的过去说起。瓦特于1925年出生于北卡罗来纳州，父亲曾担任过杜克大学神学院院长，祖父则是美以美教派的主教，家里一直有浓厚的宗教气氛。
比瓦特大三岁的哥哥吉米，自幼聪颖非凡，瓦特一直在他的阴影下长大。但吉米不幸在11岁时死了，父母悲痛莫名，而瓦特对哥哥的死则有一种“解脱”与“罪恶”的复杂感觉，但也使他发愤想超越他的哥哥。后来，瓦特果然以优秀的成绩赢得了为纪念他哥哥而设的奖学金。欣慰的父亲写信嘉许瓦特，但却不意将两个儿子的名字搞错了，而称瓦特为“吉米”。瓦特觉得很不是滋味，在信封上写道：“父亲所说的是我吗？”
种种因素使瓦特急欲逃离北卡罗来纳的家，最后如愿以偿，16岁就进入了普林斯顿大学。在这个男孩子的世界里，瓦特开始有了所谓“情境性的同性恋”行为，但到了周末，当他的同性伴侣都到纽约去和女孩子约会时，瓦特却孤独地留在宿舍里，因为他发现他对女孩子没有丝毫的兴趣。对这种感觉，他不敢向任何人倾诉，而只有在自己心中反刍思索，他开始觉得自己是一个男性与女性的混合体，虽然拥有“男性的身体”，但却“当作女人来使用”。在不知怎么办的情况下，他开始借酒消愁。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瓦特到海军服役，这又是一个纯男性的世界，在服役期间，他仍持续认为自己是个女人，也一再地在同性恋行为中扮演女性的角色。
退役后，瓦特到哈佛大学攻读科学史博士学位，在这期间，他认识了帕蜜拉小姐，帕蜜拉是个双性恋者，事实上，喜欢同性恋甚于异性恋。她了解同时也接受瓦特的性偏好，她说她愿意替瓦特筛选合适的男人，也鼓励他从事他所喜欢的性冒险。瓦特本想和帕蜜拉结婚（好让父母能早日抱到他们盼望的孙子），但最后觉得这是不可能实现的梦幻而作罢。
获得博士学位后，瓦特先后在麻省理工学院、柏克莱加州大学等知名学府担任教职，1962年进入史密斯森历史博物馆，并获得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奖助，到伦敦研究维多利亚时代的科学社群。维多利亚时代是一个表面拘谨，但却偷偷摸摸追求性享乐的时代，而它正反映了瓦特个人的真实生活。表面上，他是一个拘谨、学有专长的学者，和同事保持礼貌而不亲密的关系；但私底下却过着危险的生活，和同性恋者搞在一起，有时还偷偷参加一群异性装扮癖者的社交活动。
1975年，瓦特完成其代表作《文化中的科学：维多利亚初期》，在扉页的作者自述里，瓦特以一个男人的身份在说话。但当书快出版时，他却已公开表明他是一个“女人”，而不得不改变其中的作者序。而该书最后也以“苏珊·慧伊·坎侬”的作者名字出版。
在这期间，博物馆的同事们好像目睹毛毛虫如何慢慢蜕变成蝴蝶般，看到瓦特如何变成苏珊。起先，他们发现瓦特开始随身携带一个小皮包，然后是穿有女人味的衣服，然后是项链……大家好像做了一场梦，醒来发现他们可敬的主任竟然已变成一个十足的“女人”。他坚持同事们改口叫他“苏珊”，而不是“瓦特”。博物馆内的一些卫道人士对他这种行径当然是如芒刺在背，觉得不宜让他太过招摇，而开始限制他的活动。
1979年，他因穿着女装被来博物馆参观的重要人士撞见，而被馆方以“无能”为由强迫他退休。原来不准备做性荷尔蒙疗法与变性手术的他，突然变得积极起来，渴望能真正拥有女人的身体。他先进行女性荷尔蒙疗法，而在1981年2月，不顾医师的反对，毅然进行变性手术。
在变成“真正的女人”后，“她”可能因本来就有的背部关节炎症状加剧，而服用过量的可卡因致死。
在死前，最后和她见面的是一个女人，而且是个女同性恋者。在她最后的日记里，苏珊透露了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她说：“现在（手术后）我觉得我是个女同性恋者”。当他还是一个男人时，他无法和女人发生亲密的肉体关系，但在成为女人后，却又无法和男人发生肉体关系，而变得渴望和女人做爱。
解析：
广义来说，从瓦特变成苏珊的这名男子，可以说是一个同性恋者、扮异性症者及变性欲症者；但其核心问题可能是他是一个女性化的同性恋者。
同性恋目前被称为“性指向障碍”（disorder of sexual orientation），意指将性对象“指向”同性的一种异常情形。真正的同性恋者对异性完全没有性方面的兴趣，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性指向障碍？专家认为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生物学上的，特别是大脑中的性行为中枢在成形过程中出了差错，而将性的本能指向同性，某些动物实验似乎证实了这种观点。一是后天环境上的，譬如在心性发展过程中，产生性别认同混淆；或是在性探索过程中，即与同性初试云雨而习惯成自然等。
56岁的变性人（2）
本个案中的瓦特，从小就被家人视为是他哥哥吉米的“替身”，他对此心生排斥，可能造成了他男性性别认同的混淆；而在普林斯顿大学清一色男性的环境中，和同学的同性恋行为也可能造成他日后的习癖；但问题是绝大多数有同样经验的人并不会像他一样“对女人完全没有兴趣”，所以他的这种性指向障碍可能还有更基本的生物学上的原因，环境因素只是诱发他显露这种本性的催化剂而已。
从其他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出环境因素所扮演的这种角色，虽然他觉得自己是一个“拥有男人身体的女人”，但在家庭教养及社会道德的压力下，他一直不敢公开表露这种倾向，只是暗地里求发泄，甚至还准备和一个女同性恋者结婚，以掩人耳目。但后来为什么又公然地说他是一个“女人”呢？因为环境发生了变化，一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女人——他的母亲和他本欲与之共结连理的帕蜜拉先后去世，瓦特在悲伤之余曾写了一首“三个不相干女人的挽歌”来倾诉他的愁绪，其中一个“女人”指的可能就是他自己。另一个原因是瓦特当时已迈入中年，可能面临所谓的“中年危机”，他将这种“中年危机”巧妙地转化为“性别认同的危机”，心中也许有着只要成为一个女人就可以“开始崭新人生”的幻想，所以蛰伏多年的“蛹”，决然地要脱壳而出，蜕变成一个女人。
但开始时，他只是做女性的打扮而已，并不准备做变性手术（这跟真正的变性癖者不同），直到后来被博物馆无情地开除后，他受了刺激，才突然变得积极起来。
不过最令人错愕的也许是当他真正拥有“女人的身体”后，“她”还是一个同性恋者，只是性对象从男人变成女人而已，这又使我们不得不认为他的问题并不单纯是生物学上的问题，而是先天与后天、生理与心理互相纠葛，剪不断、理还乱的问题。
我们无法确知瓦特在变成苏珊后，是否比较快乐？但可能是失望的成分居多。最重要的一点是他已56岁，而非18岁，56岁的人想成为足球健将或芭蕾舞者都已嫌太迟，更何况是重新学习做一个“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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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和她的情夫（1）
妻子红杏出墙的想法痛苦地咬啮着他的心灵，他偷偷跟踪他的妻子和同事，虽然一无发现，但被妻子背叛的执念却越来越强烈。
e君是一个已婚的中年工程师，多年来，一直因“绿帽疑云”——认为妻子对他不贞，而在心里痛苦着。
他虽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某大学的电机系，但因个性拘谨而又好挑剔，所以没有什么朋友，更不要说和异性谈恋爱了。年轻时代曾以手淫来排遣寂寞，但后来即认为这是幼稚的行为，而以举重来避免手淫的诱惑。
直到31岁时，他才和现在的妻子结婚，但很快就在性方面遭遇困难。他自己在性方面虽非毫无经验，不过新婚伊始，即有“力不从心”的感觉，认为妻子在床上表现得过分热情，让他颇感惶惑与焦虑，并因此而觉得妻子是一个性欲旺盛的女人，自己恐怕无法满足她。
不久，e君即对这样的婚姻生活感到失望，认为和这样的女人结婚太草率了。无奈木已成舟，也只好将就。
结婚十年后，他妻子静极思动，对社会工作变得非常热心、活跃，不仅经常在白天外出，而且每周有一个晚上需到会员家里开会，讨论他们的工作和活动，而e君则留在家里照顾小孩。他对此虽然不太高兴，但也找不到什么反对的理由。
有一天晚上，他打电话到妻子聚会的会员家里，但电话却没人接，他越想越不对劲；而当天晚上，妻子又很晚才回家。e君不悦地兴师问罪，虽然妻子向他解释说是因为聚会的地点临时改变，才让他找不到人，而且变得晚归，但e君已是满腹疑云，他觉得妻子一定有什么事瞒着他，说不定是假借聚会的名义，而在外头和别的男人胡搞。
后来，e君服务的公司因为一项特殊计划而要求e君改在晚上上班。e君觉得这是一项阴谋，因为他的一位同事——和他妻子在搞什么社会工作而定期聚会的男人——却能照常下班。e君对妻子和这位同事间的可能关系早就疑云重重，现在更加怀疑他们之间“一定”有什么不可告人之事。也许是他的同事在搞阴谋，想和他的妻子能更安心地幽会，所以他才被调为上夜班。
妻子红杏出墙的想法痛苦地咬啮着e君的心灵，他开始想尽办法偷偷地跟踪他的妻子和同事，虽然一无发现，但被妻子背叛的执念却越来越强烈，心中的怒火也越来越炽热，竟开始怀疑妻子和那位同事正准备谋杀他。
有一天晚上，当妻子在饭后递给他一杯饮料，而她自己却没有时，e君压抑已久的执念和怒火终于爆发，他对妻子大声咆哮，说她想用这杯饮料毒死他，好和情夫双宿双飞。
满头雾水的妻子到现在才知道，近几个月来丈夫的怪异行为竟然是怀疑自己“红杏出墙”。她觉得丈夫“病”了，而且病得很重，她劝丈夫到医院去。
在极度惊恐中，e君同意住到医院里。刚住院时，e君的心神相当不宁，对每个人都疑神疑鬼，不久，他的焦虑逐渐减轻，但仍坚信妻子“确实”对他不贞，而那位同事就是她的情夫。
解析：
这是一个“妄想狂”（paranoia）的病例。paranoia的字源来自两个希腊字para和nous，para是“旁”、“侧”的意思，nous则是“心灵”的意思，因此paranoia具有“偏倚之心灵”的意思（日本人即将“妄想狂”译为“偏执狂”）。
所谓“妄想”是指一个人凭其主观意识来解释事情，从旁人的立场来看，这种解释乃是不符事实的错误信念，但他们却对此深信不疑。
其实，每个人在解释事情时，都含有主观的成分，偶尔也难免会怀疑他人，但通常是一过性的，在适当的说明后即能释怀。而妄想病患者的怀疑却是持久而不可动摇的，“不可理喻”，而且会对这种妄想采取他认为必要的行动来保护自己。
有妄想倾向的人通常对他人缺乏基本信赖感，而且这种态度通常是在童年时代即已养成。本个案中的e君，他是在母亲强悍、父亲懦弱的环境中长大的，他母亲为了将他抚养成一个“真正的男人”，从小就不抱他、哄他，当他因经常做恶梦而向母亲哭泣时，得到的却是母亲的嘲笑。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孩子，自然对他人缺乏基本的信赖感，如果别人因他的敌意与多疑而回避他，会更加加深他的敌意和怀疑，更确信别人对他不怀好意，结果造成恶性循环。
在婚姻生活中，若对配偶缺乏基本信赖感，很容易就会产生病态的嫉妒与怀疑配偶不忠，如果又有其他诱因，则会更为加剧，e君有的似乎就是这种情形。原来就对人缺乏基本信赖感的他，在性方面偏偏又有力不从心之感，而他太太偏偏又喜欢到外面走动，和别的男人从事社会工作，这些因素加起来，使他“偏执的心灵”预先得到了“妻子必将红杏出墙”的结论，于是他对环境中的讯息作“选择性的认知”，将某些偶发的、不相干的事件作符合其怀疑的解释（关系妄想），最后越陷越深，终至产生了妻子和情夫要联手杀死他的被害妄想。
配偶明明洁身自爱，而仍一再怀疑甚至坚信配偶对自己不忠，是一种常见的妄想病，其成因除了e君这种情形外，还有一个原因是来自当事者的“外射作用”（projection）——因为自己想外遇（或实际上已有外遇行为），而把这种想法“外射”到配偶的身上，特别去注意配偶诸般行动里可能“对别的男人有好感”或“有外遇嫌疑”的蜘丝马迹。弗洛伊德就曾报告过这样的一个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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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和她的情夫（2）
一位男士在婚后曾有一段婚外情，但后来因怕被发现而中断了。不久，他就注意到自己的妻子似乎对某个男人特别好，譬如和他“坐得很近”、将手搭到对方的背上、“眉来眼去”等。弗洛伊德说，这位男士其实是在“暴露自己不忠的潜意识幻想”。
一场虚幻的逃亡（1）
他连夜开车到几百英里外的亲戚家，当亲戚们问他有什么事时，他却说不出口。因为他怀疑这些亲戚也已被国税局收买。
n君今年48岁，已婚，是某家财税会计顾问公司的职员。个性内向而害羞，甚至可以说有点忧郁，他惟一的嗜好是喜欢从事竞赛性运动的赌博。但因下的赌注都很小，所以输赢也都不大。
有一天，他忽然心血来潮，从他的储蓄中领出一大笔钱做赌注，押一队不被看好、但可得四倍奖金的足球队会赢。结果那队足球队居然打赢了，而他也获得了巨额的奖金。在赢钱后，他悄悄自我庆贺一番，但不久就越想越觉不安，因为这种赌博是违法的，他不知道要如何向妻子及朋友解释自己为什么会突然有这么多钱，更令他惊恐的是，他怕政府有关单位——特别是国税局会调查他，因为他过去在替一些公司行号作账时，曾和国税局有些过节。
赢钱是幸运的事，但却也是他不幸的开始。
第二天上班时，他发现有几个陌生人在他办公室外的走廊上徘徊，他们似乎在注意他。n君表面上虽力持镇定，但心里却惴惴不安，他认为这些人是国税局的人，他们显然已获得消息，而在对他展开调查。
当天晚上回家后，他发现家里的电话突然咔嚓一声，于是认为国税局已在窃听他的电话。在恐慌中，他突然兴起逃亡的念头，于是连夜开车到几百英里外的亲戚家。亲戚们对他在深夜突然出现感到大惑不解，吃惊地问他有什么事，但n君却说不出口，因为他怀疑这些亲戚也已被国税局收买。
最后，在极度惊恐与不安中，他同意住到医院里。
住院后，n君仍一再怀疑国税局要采取不利于他的行动。在治疗过程中，医师终于慢慢了解到n君妄想的根源：原来在最近十五年间，n君一直对国税局怀有敌意，因为国税局的官员在过去曾找过他的麻烦，他们说n君为其顾客所做的节税及免税措施是不当的、非法的，但n君坚信他的做法是对的，国税局根本是在找茬儿。
因为对国税局怀有很深的恨意，所以在自己的收入出现纰漏时，他即认为不怀好意的国税局将抓住机会迫害他。
解析：
这也是一个妄想症的病例。n君的症状以被害妄想为主，而他的被害妄想可以说是自己对国税局敌意的“外射”：在这种心理自卫机制下，“我恨国税局”变成了“国税局恨我”，他们正千方百计地要抓住我的把柄，好进一步迫害我。
有妄想倾向的人，当外在情境改变时，他会一再反刍其可能的含意及动机，而由于其不信赖与怀疑的心性，他觉得这是对自己不利的讯号，在焦虑不安中，他会将环境中各种细微的、不相干的讯息“系统化”，或者以一个“妄想系统”来涵摄这些讯息，而贯穿这个系统的就是自己受迫害的思维。周遭的相关人士被他的这种思维“组织”成一个“秘密的阴谋团体”，但因为这是他思维的虚构，所以通常被称为“伪阴谋团体”（pseudmunity of plotters）。“阴谋团体”的组织会越来越庞大，因为所有被他怀疑的人最后都被他纳入这个团体中，有时候甚至还包括并不存在而纯属想象的人物。大家连成一气在对付他，他自觉处境越来越险恶，遂更加焦虑不安。
本个案中的n君，即经由关系妄想而将出现在公司走廊上的陌生人、电话局的接线生及他的亲戚们“组织”成一个“伪阴谋团体”，而其背后的首脑就是国税局。但客观而言，n君脑中的“阴谋团体”还不够“庞大”，最少他没有将医院里的医师及护士也“收编”进去，有些患者在住院后仍惶恐不安，因为他认为医师和护士也被“阴谋团体”所收买，甚至连来探望他的家人都是“阴谋团体”派人乔装的，目的是想“刺探”他的秘密。
在被害妄想的执念下，当事者通常不会坐以待毙，而会采取某些行动来保护自己或反击对方，n君所采行的“逃离”策略，可以说也是相当温和、消极的。有些患者则会采取较积极的策略：譬如有一位同样任职于会计顾问公司的男士，因为会计账簿上的一个小错误被发现而受到上司的责备，他感到不满，对上司发了不少牢骚，两人之间遂产生一种敌对关系。虽然账簿上的错误马上改正了过来，但他怒意难消，仍然继续批评上司，而上书议员、总统，说他的上司如何如何迫害他。后来，他被公司解职，四处找工作，但都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于是他又怀疑这是他以前老板的阴谋，教唆其他公司不要雇用他。最后，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份工作，但仍认为以前的老板继续在想办法迫害他，所以仍然继续写信给议员，揭发他老板的阴谋。
有的患者甚至会采取“先下手为强”的激烈手段。譬如一个66岁的老妇人，自成年后，大部分的时间都过着独居的生活，一向就很多疑而畏缩。当她的听力变坏后，她开始认为偶尔在周末来找她聊天的某些亲戚，正计划要毒死她，然后取走她藏在屋内某处的金钱。有一个星期天，她的一位亲戚来找她，当这位亲戚准备告辞，弯下身向她吻别时，她突然拿出餐刀，想刺杀这位亲戚。亲戚大惊失色，连忙将她送到医院去接受检查和治疗。
在美国，曾有一位校长认为校董会联手在歧视他、反对他，而开枪杀死了大多数的校董。另有一位妄想病患者则开枪打死了七个他认为在跟踪他的人。而怀疑配偶不贞以致杀伤或杀死配偶的丈夫及妻子更不知凡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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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虚幻的逃亡（2）
基本上，妄想症患者所进行的是一场“虚幻的战争”，而战争的导火线则是来自他“错误的信念”。
手术室里的追杀
在手术中，他的病人忽然发生难解的低血压危象，他觉得这是麻醉科医师在搞鬼，于是愤怒地拿着手术刀要追杀麻醉科医师。
i君今年28岁，是一位从中美洲到美国去的外科住院医师。最近，在一次手术中，他突然愤怒地拿着手术刀要追杀麻醉科医师，结果被安排到精神科接受治疗。
i君生长在一个富裕的拉丁家庭里，养尊处优，从没有做过家事。但他母亲却是个支配欲强的女暴君，并没有给i君太多的温情，甚至对他充满了鄙夷。因此，i君从小就显得多疑而自制。
上大学时，虽然家里离学校不远，但i君却自己一个人搬到外面去住，这在拉丁美洲国家是一件异乎寻常的举动。大学毕业后，他就申请到美国去，接受外科住院医师训练。
初到美国时，他突然变得不知所措，不仅医院的工作繁重，连日常生活的基本需要都不知如何处理。他从未洗过衣服，英语又说得不好，再加上人生地不熟，产生很大的生活适应困难。
有一次，他到一家汉堡专卖店进餐，把“霍波”（bsp;诸如此类的事，使i君变得越来越退缩、自闭。医院的工作也不顺遂，他开始怀疑医院里的其他住院医师阴谋对他不利，故意将一些棘手的病例推给他。他担心移民局的官员可能很快就会将他递解出境，而医院里的医师、护士和行政人员都和移民局的官员串通好，要找个理由将他赶出美国。
有一天，他为某个病人动手术，但在手术过程中，病人忽然发生难以解释的低血压危象，他认为这是麻醉科医师故意在搞鬼，所以就愤怒地拿着手术刀要追杀麻醉科医师。
在到精神科接受治疗后，医师认为他得了“情境性妄想症”，安排他住院。在住院三个月后，他对环境的适应已相当良好，对美式英语或美国文化的了解也大为增进，他的妄想症状也因此而烟消云散。虽然出院后在社交方面仍显得有些退缩，但却成功地完成了住院医师的训练，而没有出现进一步的困扰。
解析：
“情境性妄想症”亦称为“急性妄想反应”，它持续的时间通常不会超过六个月。其发病原因主要是患者突然面对一个威胁性的情境。移民者在初抵一个新的国家后，因为自己属于少数民族，再加上语言不通，生活习惯不适应，很容易产生孤立无援、被排斥的感觉，若再加上他原本就对别人缺乏基本信赖，那很可能就会演变成妄想病。不过，如果患者能回到他所熟悉的环境中，或是对新环境能逐渐适应的话，他的妄想症状通常即可消失。
i君有的似乎就是这种情况。从他的症状里我们可以看出，他也将他的妄想系统化，而形成一个“伪阴谋团体”，医院里的医师、护士、行政人员和移民局的官员“连成一气”，彼此串通好，要将他赶出美国。每一个妄想症患者“伪阴谋团体”的幕后首脑都不太一样，但通常反映了患者“心中的最怕”，有的是移民局、有的是国税局，但更多患者所怕的是调查局、警察机构、黑手党等。
急性妄想反应中的妄想内涵，有时候也反映患者心中所最期待的事。譬如下面这个病例：
一位33岁的男士，因一再窃盗而被判刑三年。在被关进监牢的第一天，就受到同室男犯的强暴（同性恋式的强暴）。结果狱方把他换到单人牢房。在这里，每天只有早上和下午四十五分钟的时间让他走出牢房，在监狱的庭院里散步，但和狱中其他人犯都没有过接触。在这种情况下，他产生了如下的妄想：认为因为自己受到强暴，州长觉得对不起他，而准备释放他。他向狱方询问州长何时要释放他。虽然狱方说根本没有这回事，但直到六个月后获得假释之前，他天天都这样深信着。
他的妄想内涵，显然就是希望摆脱监狱此一威胁性情境的外射。
看不见的颜色
他说他创造出以前从未存在过的颜色，而且以放射线理论来解释天候的异常及病毒的感染。而且，他还中了毒……
m君是一个40岁的电子技师，对科学及发明有浓厚的兴趣，三年前，为了专事科学研究而辞去待遇不错的工作，但最近却因身体不适住进医院。他向医师抱怨说，当他以荧光管从事光学及颜色学的研究时，不小心中了毒，放射性物质固着在他的脑子和骨头里。
但经检查，并未在他脑中及骨头里发现放射性物质，而且医院发现m君所提出的科学理论怪异得很，似乎多属与事实相违的错误信念，于是在妄想症的诊断下，让他住院。
m君是家中的长子，从小就对科学及汽车、飞机等科技产品非常着迷，在学校里，数学和物理是他最喜爱的两门功课，自己并订阅不少的通俗科学杂志。中学毕业后，他在一家无线电配件工厂当学徒，并利用晚上的时间上技工夜校，希望充实自己的科技根底，以便将来能一展所长。
19岁时，m君的父亲不幸去世，整个家庭的生活重担一下子都落到他身上来。他颇受打击，但并不气馁，认为只要自己加倍努力，一定可以在科学领域里崭露头角。
26岁时，他结了婚，生了两个孩子。但他妻子却在他30岁时因急性感染而死于心脏衰竭，这次的打击比父亲的死亡更为沉重，他显得有点心灰意冷，但不久就又化悲愤为力量，埋头于工作中。
其实，m君的工作并不起眼，他主要是在替顾客装配荧光灯管，但他深信小东西里面也可能隐藏了大道理，所以他潜心研究荧光的分解及如何使荧光获得最佳扩散的方法，他经常在灯管放电时打破灯管，看看“会发生什么事”；而且在感光底片上涂色，然后将它们暴露在阴极射线管的辐射中，以便研究颜色的分解。
后来，他声称他利用这种方法创造出以前从未存在过的颜色。他觉得这是一项伟大的发现，为了全心投入他的研究，他辞去了工作。但在家里废寝忘食地工作了几个月后，他开始感到身体不适，他认为这是因为荧光管中的稀有气体在放电时产生活化放射性物质，而使他中毒的关系，中毒的症状包括疲惫、恶心、呕吐、鼻咽感染及头痛等。而且，他又从这里面得到灵感，以放射线活化理论来解释天候的异常及病毒的感染。
他认为这也是一个伟大的发现，而将这个发现告诉政府当局、科学相关团体及社会大众乃是他责无旁贷的任务，于是他开始将大量的信件、论文等寄往相关的单位。
因身体不适而住院后，m君仍深信他创造了以前从未存在过的颜色，他曾用他所谓的特殊技术画了一张画，但医师却无法从中看出有什么“以前从未存在过的颜色”。
解析：
m君所具有的执念，我们可以称之为“发明妄想”，它属于“自大妄想”之一。
“自大妄想”是指对个人的重要性或身份过分夸大的妄念，譬如认为自己是“救世主”、“元始天尊的人间使者”、“亿万富翁”等，亦是妄想病患者常见的一种妄想形态。它通常是为了逃避生命困境、掩饰自己的卑微无能，或者为“被害妄想”找理由（“阴谋团体”为什么千方百计要迫害我？——因为我是一个重要的人物）的一种偏执思维。有些妄想病患者，特别是学科学的人，则会认为自己为世人带来伟大的发现或发明，虽然在旁人眼中，这些发现或发明都是似是而非的伪科学产物，但当事者却对此深信不疑。从m君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他透过此一执念而“确认”了自己的重要性，其潜意识的目的可能是为了逃避生活中接二连三的打击，以及掩饰长年来眼高手低、但却一事无成的困境。
“发明妄想”也常会导致“被害妄想”，譬如下面这个病例：
某位工程师拟出了一个想消除旧金山浓雾的伟大计划，方法是以一系列的反射镜，利用太阳的辐射能来加热空气，而使浓雾往上飘。但当他信心十足地向公司提出这个计划时，公司却兴趣缺缺。在极度沮丧之余，他辞去了公司的职务，并扬言说公司里的同事眼光短浅，无法看出他这个计划的伟大性。
此后，他到处游说，想找一个有眼光的公司来实现他的计划，但都未能如愿。最后，他开始认为这些大公司正联手进行一个大阴谋，想从他这里偷取那个伟大的计划，好霸占整个计划的利益。在疑心生暗鬼的情况下，他觉得有人在跟踪他，于是他向警方报案，并希望警方采取行动，以保护他的安全。
不过话说回来，世界上有很多伟大的发明家及发现者，在尚未成功之前，经常被同代的人视为“精神有毛病”——也就是说有“发明妄想”。譬如发明飞船的齐柏林，克雷契摩在提到他的故事时说：“他（齐柏林）住在波登湖畔好几年，埋头制造飞船……他以惊人的执着，一再试验，为了制造可以操纵的飞船，不惜花费庞大的费用。当时，大家都认为要制造飞船是不可能的事，甚至认为他是一个可怜的精神病患者，应该住到精神病院里去。可是，有一天，他终于成功了，昨天以前还被视为妄想的精神病患者，已被奉为‘20世纪最有名的人物’了！”
像这类“发明妄想”的例子还很多，在尚未成功之前，周围的人们均认为那是荒谬的、不可能的、错误的信念，但有可能是当时所有人的信念都“错了”。因此，若只有单纯的“发明妄想”，我们有时候很难区别它到底是“妄想”或“梦想”，但如果伴有其他形态的妄想，如m君的“虑病妄想”，还有刚刚提到的那位工程师的“被害妄想”，则较能确定其“发明”乃是他整个妄想系统中的一环。
女作家的爱情妄想
s女士说，那位有名望的英俊男人以各种方式向她示爱，她不知道自己是否应该对他的进攻有所回应。最后……
s女士是一个48岁的女作家，她说她正为情所苦。一个原本深爱着她的男人最近对她由爱生恨，一再地伤害她，而使她痛不欲生。精神科医师原本以为又遇到一个爱情苦命女，但细听之下，却发现她的爱情故事居然比她所写的小说还要来得虚幻。
以下是s女士的自述：
她的爱人是一位律师，曾当过议员，在社会上颇有名望且受人尊敬。在以前，s女士只能站在远处，以倾慕的眼光欣赏他那英俊潇洒、威风凛凛的神采，不敢有什么奢想。但几年前，一次难得的机会终于使他们有认识的机会。s女士说，当两人的眼光碰在一起时，她感到全身颤栗，觉得一场非常罗曼蒂克的恋爱就此拉开了序幕。她一开始就喜欢他，而他也是一样，彼此似乎心有灵犀一点通。
s女士说，在接下来的一两年里，对方以各种方式向她表示他对她的深情，譬如当她去找他时，他会将在旁边的人支使开去，“只是因为他想和我单独在一起”；“他有礼貌地对我献各种殷勤，让我了解到我们的感情是相互的”；“他告诉我他是独身”；又譬如教区的乐队在游行时经过她的住处，s觉得“这是他特别为她安排的”；当她看到他路过时，觉得他一再地徘徊于她的窗前，“守着窗子守着她”。
当她透露得越多，医护人员越了解到，这些其实都是s女士对一些稀松平常的讯息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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