宠儿 序言（1）
1983年，我丢掉了工作——或者说辞去了工作。或丢掉，或辞去，其实两者兼有。无论如何，我改做兼职已经有一阵子了，一周去一次出版社，部分工作内容是写信、打电话和开会；其余时间则在家里编稿子。
离职是个好主意，理由有二。其一，我已经写了四部小说，所有人都清楚写作是我的主要工作。优先次序的问题——一个人怎么能同时编辑和写作——在我看来，既奇怪又可以想见；这就好像“一个人怎么能既教书又创作？”“一名画家、雕塑家或者演员怎么能既干自己的工作又指导别人呢？”不过在许多人看来，这种编辑加写作的组合是相互冲突的。
第二个理由没有第一个那么暧昧。我编辑的图书没有挣到大钱，尽管那时候的“大钱”和今天的大钱不是一个概念。我的作者阵容在我看来十分壮观：才华横溢的作家（托尼·凯德·班巴拉［toni cade bambara］、朱恩·乔丹［june jordan］、盖尔·琼斯［gayle jones］、露西尔·克利夫顿［lucille clifton］、亨利·仲马［henry dumas］、列昂·福雷斯特［leon forrest］）；有独到见解、掌握第一手研究资料的学者（威廉·辛顿［william hinton］的《神幡》［shen fan］、伊凡·范塞蒂玛［ivan van sertima］的《他们在哥伦布之前到来》［they came before columbus］、卡伦·德克劳［karen decrod the rest of us］）；急于创造记录的公众人物（安吉拉·戴维斯［angela davis］、穆罕迈德·阿里［muhammad ali］、休伊·牛顿［huey newton］）。我每发现一本我认为需要做的书，都能找到作者来写。我的热情引起一些人的兴趣，却为另一些人所忽略，这都反映在无关紧要的销售数字上。我也许错了，但即便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寻找畅销作者的重要性仍然超过了编辑书稿或扶持不知名和过了气的作者。不用说，我说服自己，应该像一名成熟的作家一样生活了：靠版税谋生，专事写作。我不知道这个说法来自哪本漫画书，但是被我掠美了。
终于做完了最后一天的工作；几天之后，我坐在我家门前伸进哈得逊河的码头上，开始感到急躁，而不是预期中的平静。我把我所有的问题筛了一遍，没有发现任何新的或者紧迫的问题。我想像不出是什么意想不到的东西在搅扰这如此完美的一天，眼前的河流是如此宁静。我没有任何议事日程，就算电话响了我也听不见。然而我听见了自己的心跳，像匹小马一样在我胸膛里驰踏而去。我回到家里细细品味这种忧虑甚至恐慌。我知道恐惧的滋味；这次不一样。然后我就豁然开朗了：我感到幸福，享受着从来没有过的自由。这种感觉太离奇了。不是狂喜，不是满足，不是过度的欢愉或成就感。是纯粹的喜悦，一种确定的对游手好闲的预期。进入《宠儿》。
我回头想，是思想解放的冲击令我想去探究“自由”可以对女人意味着什么。20世纪80年代，辩论风起云涌：同工同酬，同等待遇，进入职场、学校……以及没有耻辱的选择。是否结婚。是否生育。这些想法不可避免地令我关注这个国家的黑人妇女不同寻常的历史——在这段历史中，婚姻曾经是被阻挠的、不可能的或非法的；而生育则是必须的，但是“拥有”孩子、对他们负责——换句话说，做他们的家长——就像自由一样不可思议。在奴隶制度的特殊逻辑下，想做家长都是犯罪。
这个想法太迷人了，但是深究细察把我彻底淹没了。如何召集能够表现这种逻辑所激发的智力和残忍的人物，完全超出了我的想象，直到我记起我工作时曾经出版过的一本书。《黑人之书》e black book）中的一张剪报概述了马格丽特·加纳的故事：她是一个逃脱奴隶制的年轻母亲，宁可杀害自己的一个孩子（也企图杀死其余几个，未遂）也不愿让他们回到主人的庄园去，因而遭到逮捕。她于是成为反抗《逃亡奴隶法》——该法律规定可以强行将逃亡奴隶归还主人——斗争中的一个著名讼案。她的神志清醒和缺乏悔意吸引了废奴主义者和报纸的注意。她的确是“一根筋”，而且从她的见解可以判断出，她有这种智力、这种残忍，以及甘冒任何危险争取在她看来必需的自由的意愿。
历史中的马格丽特·加纳令人着迷，却令一个小说家受限。给我的发挥留下了太少的想象空间。所以我得发明她的想法，探索在历史语境中真实的潜台词，但又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史实，这样才能将她的历史与关于自由、责任以及妇女“地位”等当前问题联系起来。女主人公将表现对耻辱和恐惧不加辩解的坦然接受；承担选择杀婴的后果；声明自己对自由的认识。奴隶制强大无比，黑人在其中无路可走。邀请读者（和我自己一起）进入这排斥的情境（被隐藏，又未完全隐藏；被故意掩埋，但又没有被遗忘），就是在高声说话的鬼魂盘踞的墓地里搭一顶帐篷。
我坐在门廊的秋千座上摇晃着，看巨大的石头堆积起来，承受河水偶起的波浪。石头上面是一条穿过草坪的小路，到树丛庇荫下的一个硬木露台那里就断了。
她从水里走出来，爬上石头，倚靠在露台上。漂亮的帽子。
宠儿 序言（2）
所以，她从一开始就在那里，除了我，所有人（书中人物）都知道——这个句子后来变成了“房子里的女人们知道”。故事里最核心的人物应该是她，被杀害的人，而不是那杀人的人，是失去了一切而且完全没有发言权的人。她不会在外面游荡；她必须进入房子。一座真正的房子，不是一间小木屋。一座有地址的房子，自由黑奴们独自居住的房子。这座房子没有厅，进入它或进入小说都没有“铺垫”。我希望读者遭到绑架，被无情地扔进一个陌生的环境，这是与书中人物分享经历的第一步——一如他们，从一个地方被抢到另一个地方，从任何地方被抢到任何另一个地方，没有准备，猝不及防。
给这座房子命名很重要，但是要与“甜蜜之家”或其他庄园命名的方式不一样。不应该有形容词暗示它的舒适、宏伟，或宣称它不久前还是一座贵族的大宅。只有门牌号来标志这座房子，同时它将与一条街道或一座城市区分开来——也与周围其他黑人的房子区分开来；这让它有一丝暗含的优越和骄傲，自由黑奴们会因拥有自己的地址而感到的骄傲。不过这座房子有自己的个性——我们称之为“闹鬼”，因为它的个性是喧嚣。
为了让奴隶生活经验更为亲近，我希望能有一种一切尽在掌握而又频频失控的感觉贯穿始终；日常生活的秩序和平静将遭到粗暴破坏，让位于饥渴的死者制造的混乱；遗忘的巨大努力将受到绝地求生的记忆的威胁。将奴隶制还原成一种个人体验，语言决不能成为障碍。
我苦心经营着那个码头上的瞬间、欺骗的河流、对可能性的直觉、猛烈的心跳、孤独、危险。还有那个戴着漂亮帽子的姑娘。然后聚焦。
获诺贝尔文学奖演说辞（1）
对我来说，听故事从来不仅仅是一种消遣。我相信那是我们获得知识的一种主要途径。所以我希望你们能理解我为什么以应该算是世界上最老的和我们从童年以来最早记得的一句老生常谈来开始我的这次演讲：“……在从前某个时候……”
“在从前某个时候有一个老妇。她是盲人却很有智慧。”或许是个老头？也许是个巫师什么的。或者是哄孩子的教师。这个故事或与之非常类似的故事，我在好几种不同文化的古老传说中都听到过。
“从前某个时候有个老妇。她是盲人却很有智慧。”
在我用的这种说法里，我知道这个老妇是个奴隶的女儿，黑人，美国人，独自一人住在镇外一座小房里。她的智慧远近闻名，毫无疑问没人可与之伦比的。在群众当中她代表着法律又是超越于法律之上的主宰。人们对她的尊重与敬畏不限于她的近邻，可以涉及很远的地区，一直传到一向取笑农村中所谓先知者的智慧的城市里去。
有一天一伙似乎想要揭穿其实她并没有什么过人的洞察力、使他们认为她的智慧其实是骗人的这种看法得到证实的年轻人访问了这个妇人。他们的计划很简单：他们想走进她的住所问一个问题，而回答这个问题关系到她和他们的一点差异，一种他们认为是无法克服的差异：即她是盲人。于是他们站在她的面前，由他们当中的一个人问道：
“老妇人，我手里握着一只鸟。告诉我它是活的还是死的。”
她没有回答。那人又重复问了一次。“我手里握着的鸟是活的还是死的？”
她仍然没有回答。她是个盲人，看不见来访的那些人，更不用说他们手里握着什么了。她弄不清他们的肤色、性别以及国别。她只知道他们的动机。
那老妇人静默了那么长的时间，那些年轻人要忍不住笑了。
最后她说话了。她的声音是柔和而坚定的。“我不知道。”她说，“我不知道你们握着的鸟是死的还是活的，但是我知道的是它在你们手里握着。它在你们手里握着。”
她的回答可以这样理解：如果它是死的，不是在你发现它时它就是死的，就是你们把它杀死了。如果它是活的，你们是仍然可以杀死它的。它能否活下去全在于你们。无论是哪种情况，全是要由你们负责的。
在把他们的力量和她的无助展示出来的时候，这些来访的年轻人受到了谴责。他们被告知，他们不仅要为他们捉弄人的行为负责，而且还要为达到这一目的而被牺牲的小生命负责。于是盲妇便把注意的焦点从显示力量转移到展示这种力量的那个工具上了。
一直对我很有吸引力的是去思考被人握在手里的那只鸟（除去它那脆弱的身躯之外）象征着什么。特别是现在，我一直在思考着把我带到这种场合来的我的工作。我愿把那只鸟看成是语言，把那妇人看成是一个从事写作的作家。她关心着在她梦想中使用的、在她出生时就赋予她的语言是如何被人使用的，如何发挥作用的，甚至如何为了某些恶毒目的而禁止她使用的。作为一个作家，她把语言看成是一种体系，部分地看成是一种被人们掌握着的有生命的东西，但更多的时候看成是一种作为，一种会造成后果的行为。所以孩子们对她提出的那个问题“是活的还是死的？”并不是不真实的，因为她把语言看成是容易死掉、磨灭的；它肯定是处于危险境地，只能通过坚强意志才能得到挽救。她相信如果握在她的来访者们手里的鸟已死掉，那些人还是要为它的尸体负责任。对她来说死去的语言不仅是没人说、没人写它了，还是一种欣赏它自身的苍白、没有生命力却仍不肯退出历史舞台的表述方式。像统治者一样，仍在审视着别人。它无情地执行着警察任务，除去着迷似的让自己的自我欣赏自由驰骋之外，除去维护自己的唯我独尊之外，别无其他愿望和目的。它虽然已死亡，却并非不起作用，因为它在起劲地扼杀才智、泯灭良知、遏制人的潜能的发挥。不能接受别人的诘难，它无法产生或容纳新的思想，不能产生其他构想，讲另外一个故事，避免万马齐喑的局面。官方的语言铸成以造就愚民，特权的保留是一种磨得锃亮的盔甲，是很久前就离去了的武士的空壳。但它在那里，木然、肃然、令人感伤，赚得小学生们的崇敬，给暴君们以庇护，给公众以平稳、和谐的假象。
她深信当一种语言死去，由于不慎，不使用，不在意，缺乏对它的重视，或被明令扼杀，不仅它自己，而且一切使用过它、创造过它的人都要对它的死亡负责。在她的国度里，孩子们曾经咬断他们的舌头，以枪弹来代替和填补那无言的空虚、那已被摧残和正在被摧残的语言，来代替被成年人所完全放弃的用以探索意义、提供指导、表达爱情的语言。但她知道断舌自杀不仅是孩子们的选择。那在一些幼稚的国家领导人和权钱交易的商人们当中也是常见的。他们的空洞言词使他们已无缘触及自己剩余的人性直觉，因为他们只和服从他们的人讲话，或只是为使人服从他们而讲话。
对语言系统的掠夺可以从使用它的人的那种把它的细腻、复杂和接生员似的品格抛弃，而代之以威胁与压服的口气中看出来。压制性的语言不仅代表着暴力，它就是暴力；不仅代表着知识的局限，它制约了知识。无论它是一种苍白的官方语言或是愚蠢的宣传中介的虚假语言；无论它是研究院的傲慢而僵化的语言或是科学被商品操纵的语言；无论它是不道德立法的恶毒语言或是为歧视少数民族、掩盖其文学上的种族主义掠夺而设计的语言———都必须予以拒绝、改正和揭露。那是一种喝人血、舐人伤口的语言；它不顾一切地向最底层、向最低下的头脑滑去时，却把它的法西斯长靴隐藏在尊严和爱国心的石榴裙下。大男子主义、种族主义和一神论的宗教语言———都是统治者警察语言的典型———都不，也不可能允许新思想存在或对思想的相互沟通加以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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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诺贝尔文学奖演说辞（2）
那老妇人深知知识贩子或贪得无厌的独裁者、受雇佣的政客和说客、虚伪的新闻记者都不会为她的想法所打动。现在有、将来还会有使公民主动和被动地武装起来，在市场、法庭、邮局、游戏场所、卧室和大街之上杀人和被人杀害的煽动性语言；现在有、将来还会有激动人心的、纪念性的语言以掩盖无谓的死亡的可悲和无奈。将来会有更多的外交辞令来纵容强奸、酷刑和暗杀。现在有、将来还会发明更多诱人堕落的、变态的语言以残害妇女，像对待任人宰割的鹅一样往她们嘴里填上她们自己难以启齿的秽语。将来会有更多监视百姓的语言伪装成是在进行考察；更多政治学和历史书的语言设想出来，目的在于使千百万百姓的苦难无由表述；更多光彩的语言设计出来，为了挑拨那些不满和孤苦的人们去侵犯他们的邻人；更多傲慢和假实验主义的语言设计出来，为了把富有创造力的人封锁在庸俗和绝望的牢笼里。
在那表面文雅、光彩和具有一定学术品位的语言下面，无论它是多么感人和诱人，藏在其肌体内的心房却正在衰竭，或许已经不再跳动了———如果那只鸟已经死掉了的话。
她曾经想到过任何学科如果不曾一定要或被迫去为陈述和辩护天下一统的思想而浪费时间和生命，这些学科的学术史将会是什么模样———排除一切的极端有害的宣讲对排他者和被排斥者双方来说都一样堵塞了理性认识的通道。
一般对巴别塔故事1的理解是它的垮掉是不幸的。都认为那塔的垮掉是语言混杂、言语不通造成的。如果有了统一的语言，便能使建造通天塔的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天堂便可达到了。是谁的天堂呢？她在想。什么样子的天堂呢？现在到达天国可能是还早了些，如果没有人能有时间了解其他语言、其他观点和其他故事的话。如果他们能做到这些，他们幻想的天堂可能就在他们的脚下。这很复杂，很难做到。是的。但那却是一幅活人的天堂景象，不是一个死后的天堂。
她不愿给她那些年轻的来访者留下语言仅仅是为了存活而存活的印象。语言的生命力在于它具有描写讲它、读它、写它的人的实际的、想象的、可能的生活的能力。虽然它有时把人类的经验转移了，但却并不代替经验。它会转移到可能存在着某种意义的地方去。当一位美国总统想到他的国家已成为一片墓地时，他说：“世界不会对我们说什么多么关注，也不会长久记住。但它却永远不会忘记他们在这里干了什么。”1他这些简单的话的与世长存品质是令人鼓舞的，因为这些话没有忽略掉六十万人死于灾难性的种族战争这一现实的重大意义。拒绝用纪念碑式的语言，不屑作“结论”和精确的“总结”，承认“无力对现实作任何增减”，他的这些话表明对其所哀悼的人的不屈不挠的生命的尊重。是这种尊重感动了她，使她认识到语言永远无法彻底地与生活看齐。它也不该那样。语言永远无法把奴隶制、种族灭绝和战争杜绝。它也不该变得那样自负。它的力量、妙用就存在于它试图表达那些无法以言语表达的东西的探索之中。
无论它是堂皇还是纤巧，隐晦式还是爆发式的，或者是拒绝去推崇什么；无论是开怀大笑还是无言的啜泣；那筛选出来的词句或宁可保持的沉默，一切未受摧残的语言却涌向知识而不是它的毁灭。但是谁又不清楚文字会由于提出诘难而被查禁，由于提出批评而被攻讦，由于与众不同而被抹杀呢？又有多少人被自毁语言的想法所激怒呢？
文字工作是高尚的，她想，因为它具有生命力；它能创造出新意，以维护我们人类不同于其他生命的那种差异。
我们会死。那可能就是生的意义。但我们会做语言工作。那可能就是衡量我们生命价值的尺度。
“在从前某个时候……”来访者们对一个老妇提出了一个问题。他们是什么人，那些孩子？他们如何理解那次相逢？他们从那最后的话中听到了什么？那只鸟“在你们手里握着”。那是一句表示可能性的话还是一句关上门的话？也许孩子们听到的是：“那不是我的问题。我是个老人、妇人、黑人、盲人。我现在的智慧仅在于我知道我帮不了你们。语言的未来属于你们。”
他们站在那里。假设他们手里什么都没有。假设那次访问只是个诡计，一个想让她和他们说话的花招，但却像从未有过那样被认真地对待了。而那仅是一次干预、打扰成年人世界的机会，仅是打扰、议论成年人的那种罪恶生活气氛的一次机会。它涉及一些紧急问题，包括他们提的那个问题：“我们握着的这只鸟是活的还是死的？”也许这个问题的意思是：“有谁能告诉我们什么是生？什么是死？”并不是什么花招；不是瞎胡闹。是值得一个有智慧的人注意的直截了当的问题。值得一个老人注意的问题。如果这曾经过生死考验的老人、智者也不能描述清楚，还有谁能呢？
她没有；她守着秘密，守着她的自负，她那格言式的语气，她的不置可否的语言技巧。她维持着与来访者的距离，强调这种距离，退进自己的既世故又独享的空间之中，与世隔绝。
在把问题转变了之后她立即沉默起来。那沉默很深沉，比她说的那些话的可能有的意义还深沉。这沉默在颤抖，孩子们感到不快，便当场想出一些话来填充这沉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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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诺贝尔文学奖演说辞（3）
他们问她：“难道你没有什么话对我们说说，帮助我们了解你的失败经历吗？你刚才给我们的教育根本不是什么教育，因为我们对你所做的和你所说的同样注意着，看到了你在慷慨和智慧之间所设置的一道屏障。
“我们手里没有什么鸟，不论是活的还是死的。我们只有你和我们的重要问题。我们手里没有什么东西是不是便使你不愿去思索，甚至去猜一猜呢？难道你不记得当你年轻时语言像是没有意义的魔术的那个时候吗？在那个你能说一些话却说不清它们的意思的时候？在幻想去看那看不见的东西的时候？在问题成堆和寻求答案使你心急如焚的时候？
“我们是否一定要像你已斗过并斗败了的男女斗士一样来开始理解一切，使我们手里什么也没有，只有你刚才所设想存在的什么东西呢？你的回答很巧妙，但这种取巧回答使得我们难为情，也应使你觉得难为情。你的回答的自我陶醉味道是不体面的。如果我们手里没有什么东西，你的话就像是为电视节目写的废话般的台词。
“你为什么不伸出手，用你柔软的手指触摸我们一下。慢些说那带刺的话，那教训人的话，先了解一下我们是谁。你是不是那么藐视我们的花招，我们的伎俩，因而使你不能察觉我们是因要引起你的注意而迷惘着？我们年轻，不成熟。我们一直听着让我们要负责任的话。在世界变得成为一场灾难时那会意味着什么呢？就像一位诗人说的，‘没有什么可揭露的了，因为一切已经是赤裸裸的’。我们所继承的局面是难以接受的。你要我们也变成只看见残酷和庸俗、像你一样长着一双瞎眼的老人吗？你以为我们都那么傻，一次又一次地为虚伪的什么国家地位而假装着信誓旦旦吗？当我们陷入你们遗下的毒素笼罩的氛围之中时，你又有什么权力向我们谈责任呢？
“你把我们看成是微不足道的，把没有握在我们手中的小鸟看成是微不足道的。我们的生命难道没有来龙去脉可言吗？没有歌曲、没有文学、没有充满滋养的诗句，没有你可以传给我们、帮助我们有一个强壮的开始的、和经验联系在一起的历史吗？你是个成年人、老人、智者。不要再考虑避免丢脸的事。考虑一下我们今后的生活，给我们讲讲你那特殊的与众不同的世界吧。编一个故事。故事是根本性的，在创造它的时候也创造了我们。如果你的企图超过了你所把握的，我们不会责难你；如果爱的火花燃着了你的话，使之在火焰中化为灰烬，或者，如果你的话，像外科医生的手那样严谨，只缝合那些可能出血的地方，我们不会责难你。我们知道你永远也不会一劳永逸地做得正好。光有热情永远是不够的；光靠技巧也不行。但是试试吧。为了我们，也为了你，忘掉你在一般人当中的名声吧；告诉我们世界对你来说是什么样的，在那些黑暗的地方怎样，在光明之中又如何。不用告诉我们相信什么，恐惧什么。指给我们看信仰的宽阔衣裙以及要把恐惧织成的大网拆散时那关键的线头在什么地方。你，老妇人，由于目盲，可以说单靠语言来表达的那种话，可以教我们不用真正看到就能看明白的办法。语言本身可以帮我们克服对那些无名的事物的恐惧，语言本身就是一种坐禅式的领悟。
“告诉我们做一个女人是如何的，我们便可知道做一名男人是如何的，什么是在边缘活动着的。在这里没有一个家将会如何，把你从你熟悉的人身旁弄走，住到无法和你做伴的镇子边缘去又会如何。
“请对我们说说船队如何在复活节离开了海岸线，成为弃置在一块田地上的胎盘。请对我们说说那辆装满奴隶的马车，他们的歌声轻柔得和正在飘落的雪花难以分辨，对我们说说他们如何从挨得最近的一个肩头弓起的姿态知道了下一站将是他们最后一站。他们如何想到热气又想到太阳。他们如何抬起脸，像是在这儿等人带去。转身，像是在这儿等人带去。车在一个旅店门口停住。赶车人和副手提着灯走进去。马粪热乎乎地掉在它蹄下的雪地里，那咝咝声被融化，使那些已冻僵的奴隶们感到十分妒忌。旅店门开了；一个女孩和一个男孩闪开那道射出的光线。他们爬上马车。男孩三年以后会拥有一把枪，但现在他提着一盏灯和一罐热橙汁。他们依次传着喝。女孩给他们吃面包和一片片的肉，凝视了一眼她送给吃的那些人的眼神。男的给一口吃，女的给两口吃。一人看一眼。他们也看了她一眼。下一站将是最后一站。但不是这一站。这一站是温暖的。”
孩子们讲完，室内又沉寂下来，一直到那妇人又开口讲话了。
“终于，”她说，“现在我信任你们了。我信任你们和那没有握在你们手中的鸟，因为你们真的捉到了它。你们看。有多美好，我们做的这件事———我们共同做的这件事。”
诺贝尔文学奖颁奖答谢辞
陛下、阁下、女士们、先生们：
当我走进这间大厅时我的脑子里萦回着那些在我之前走进这里的人士的身影。我能和那些桂冠文人为伍使我感到畏怯和欢悦，因为在那个行列中的一些名家的力作曾把整个世界展现在我的面前。他们那挥洒自如与别具风格的笔触，以其真知灼见之清晰和勇气使我有时感动得为之心碎。他们在写作中所显示的惊人才华对我又是挑战、又是培育。我对他们的感激正如我对瑞典学院把我挑选出来参加到这显赫的行列中来的深切感激正好相似。
早在十月间，一位艺术界的朋友给我一个留言，被我储存在留言机里好几个星期。我不时反复把它重放，只是为了再聆听一次她由于高兴而有些颤抖的音调和那道出真情的语句：“你获得的大奖也是我们大家的；你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了。”她在这句话里流露的大功告成的欢悦和崇高的信任代替我纪念了这难忘的今日。
但当我离开这间大厅时，我将带着比我走进时更为新鲜、更加高兴的心情，那是一种将与今后的桂冠才人站在同一行列的欢悦心情。甚至就在我讲话的此刻，他们正在挖掘、筛选、润色着他们的作品语言，以便来照亮我们这里谁都还未曾梦想到的世界。但是，不管在他们当中有谁能获得这个圣殿中的一个席位，这个作家群将会越聚越多则是肯定无疑的。他们的声音将会道出已逝和未来的种种文明；他们站在高高的悬崖上所作的幻想的凝视将会吸引住我们大家的目光；而他们将目不转睛、决不回避。
因此，我是在牢记我们前辈的才华、我的姐妹们的祝福并在迎接着未来的作家的出现的心情中接受瑞典学院赋予我的荣誉的，并请诸位和我来同享这光彩的一刻。
托妮·莫里森
宠儿 1（1）
124号恶意充斥。充斥着一个婴儿的怨毒。房子里的女人们清楚，孩子们也清楚。多年以来，每个人都以各自的方式忍受着这恶意，可是到了1873年，塞丝和女儿丹芙成了它仅存的受害者。祖母贝比·萨格斯已经去世，两个儿子，霍华德和巴格勒，在他们十三岁那年离家出走了———当时，镜子一照就碎（那是让巴格勒逃跑的信号）；蛋糕上出现了两个小手印（这个则马上把霍华德逼出了家门）。两个男孩谁也没有等着往下看：又有一锅鹰嘴豆堆在地板上冒着热气；苏打饼干被捻成碎末，沿门槛撒成一道线。他们也没有再等一个间歇期，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的风平浪静。没有。他们当即逃之夭夭———就在这座凶宅向他们分别施以不能再次忍受和目睹的侮辱的时刻。在两个月之内，在残冬，相继离开他们的祖母贝比·萨格斯，母亲塞丝，还有小妹妹丹芙，把她们留在蓝石路上这所灰白两色的房子里。当时它还没有门牌号，因为辛辛那提还没扩展到那儿呢。事实上，当兄弟俩一个接一个地把被子里的棉絮塞进帽子、抓起鞋子，偷偷逃离这所房子用来试探他们的活生生的恶意时，俄亥俄独立成州也不过七十年光景。
贝比·萨格斯连头都没抬。她是在病榻上听见他们离去的，但这并非她躺着一动不动的缘故。对她来说，孙子们花了这么长时间才认识到蓝石路上这所房子的与众不同，倒真是不可思议。悬在生活的龌龊与死者的刻毒之间，她对生或死都提不起兴致，更不用说两个出逃的孩子的恐惧心理了。她的过去跟她的现在一样———难以忍受。既然她认识到死亡偏偏不是遗忘，她便用残余的一点精力来玩味色彩。
“给我来点儿淡紫，要是你有的话。要是没有，就粉红吧。”
塞丝就用一切来满足她，从布料到自己的舌头。如果你对色彩有所奢望，那么俄亥俄的冬天就尤其不堪忍受。只有天空有戏可唱，要把辛辛那提的地平线算作生活的主要乐趣，那简直是乱弹琴。于是，塞丝和女儿丹芙为她做了她们力所能及，而且为房子所允许的一切。她们一起针对那里的暴行进行了一场敷衍塞责的斗争；同倒扣的泔水桶、屁股上挨的巴掌，以及阵阵的酸气作斗争。因为她们就像知道光的来源一样明晓这些暴行的来源。
兄弟俩出走不久，贝比·萨格斯就去世了，无论对他们的还是她自己的离去都兴味索然。随即，塞丝和丹芙决定召唤那个百般折磨她们的鬼魂，以结束这场迫害。也许来一次对话、交换一下看法什么的会管用，她们想。于是她们手拉着手，说道：“来吧。来吧。你干脆出来吧。”
碗柜向前进了一步，可是别的东西都没动。
“肯定是贝比奶奶在拦它。”丹芙说。她十岁了，仍然在为贝比·萨格斯的去世而生她的气。
塞丝睁开眼睛。“我不信。”她说。
“那它怎么不出来？”
“你忘了它有多小，”妈妈说，“她死的时候还不到两岁呢。小得还不懂事。小得话都说不了几句。”
“也许她不愿意懂事。”丹芙道。
“也许吧。但只要她出来，我就会对她讲清楚。”塞丝放开女儿的手，两人一齐把碗柜推回墙边。门外，一个车夫把马抽打得飞跑起来———当地居民路过124号时都觉得有这必要。
“这么小的小孩，魔法可真够厉害的。”丹芙说。
“不比我对她的爱更厉害。”塞丝答道，于是，那情景登时重现。那些未经雕凿的墓石凉意沁人；那一块，她挑出来踮着脚靠上去，双膝像所有墓穴一样敞开。它像指甲一样粉红，遍布晶亮的颗粒。十分钟，他说。你出十分钟我就免费给你刻。
七个字母1十分钟。再出十分钟她也能得到“亲爱的”么？她没想到去问他，而这种可能至今仍困扰着她———就是说，付出二十分钟，或者半个小时，她就能让他在她的宝贝的墓碑上把整句话都刻上，刻上她在葬礼上听见牧师说的每个字（当然，也只有那么几个字值得一说）：亲爱的宠儿。但是她得到和解决的，是关键的那个词。她以为那应该足够了：在墓石中间与刻字工交媾，他的小儿子在一旁观看着，脸上的愤怒那么苍老，欲望又如此新鲜。那当然应该足够了。再有一个牧师、一个废奴主义者和一座人人嫌恶她的城市，那也足以回答了。
只想着自己灵魂的安宁，她忘记了另一个灵魂：她的宝贝女儿的亡灵。谁能想到一个小小的婴儿会心怀这么多的愤懑？在石头中间，在刻字工的儿子眼皮底下与人苟合还不够。她不仅必须在那因割断喉咙的婴儿的暴怒而瘫痪的房子里度日，而且她紧贴着缀满星斑的曙色墓石、双膝墓穴般敞开所付出的十分钟，比生命更长，更活跃，比那油一般浸透手指的婴儿的鲜血更加脉动不息。
“我们可以搬家。”有一次她向婆婆建议。
“有什么必要呢？”贝比·萨格斯问。“在这个国家里，没有一座房子不是从地板到房梁都塞满了黑人死鬼的悲伤。我们还算幸运，这个鬼不过是个娃娃。是我男人的魂儿能回到这儿来，还是你男人的能回来？别跟我说这个。你够走运的。你还剩了三个呢。剩下三个牵着你的裙子，只有一个从阴间过来折腾。知足吧，干吗不呢？我生过八个。每一个都离开了我。四个给逮走了，四个被人追捕，到头来呀，我估计，个个儿都在谁家里闹鬼呢。”贝比·萨格斯揉着眉毛。“我的头一胎。想起她，我只记得她多么爱吃煳面包嘎巴。你比得了吗？八个孩子，可我只记得这么点儿。”
宠儿 1（2）
“你只让自己记得这么点儿。”塞丝这样告诉她，然而她自己也面临着同一个难题———那可是个大活人呐———儿子们让死的那个赶跑了，而她对巴格勒的记忆正迅速消失着。霍华德好歹还有一个谁也忘不了的头形呢。至于其余的一切，她尽量不去记忆，因为只有这样才是安全的。遗憾的是她的脑子迂回曲折，难以捉摸。比如，她正匆匆穿过一片田地，简直是在奔跑，就为尽快赶到压水井那里，洗掉腿上的春###汁。她脑子里没有任何别的东西。那两个家伙来吃她奶水时的景象，已经同她后背上的神经一样没有生命（背上的皮肤像块搓衣板似的起伏不平）。1脑子里也没有哪怕最微弱的墨水气味，或者用来造墨水的樱桃树胶和橡树皮的气味。2什么也没有。只有她奔向水井时冷却她的脸庞的轻风。然后她用破布蘸上压水井的水，泡湿春###，头脑完全专注于把最后一滴汁液洗掉———由于疏忽，仅仅为了省半英里路，她抄近道穿过田野，直到膝盖觉得刺痒，才留意野草已长得这么高了。然后就有了什么。也许是水花的飞溅声，被她扔在路上的鞋袜七扭八歪的样子，或者浸在脚边的水洼里的“来，小鬼”3；接着，猛然间，“甜蜜之家”4到了，滚哪滚哪滚着展现在她眼前，尽管那个农庄里没有一草一木不令她失声尖叫，它仍然在她面前展开无耻的美丽。它看上去从来没有实际上那样可怖，这使她怀疑，是否地狱也是个可爱的地方。毒焰和硫磺当然有，却藏在花边状的树丛里。小伙子们吊死在世上最美丽的梧桐树上。5这令她感到耻辱———对那些美妙的飒飒作响的树的记忆比对小伙子的记忆更清晰。她可以企图另作努力，但是梧桐树每一次都战胜小伙子。她因而不能原谅自己的记忆。
最后一滴春###汁洗掉，她绕到房子前面，一路上将鞋袜拾起来。好像是为了她糟糕的记忆而进一步惩罚她，在不到四十英尺远的门廊台阶上，赫然坐着保罗·d———“甜蜜之家”的最后一个男人。虽然她永远不可能把他的脸跟别人的搞混，她还是问道：
“那是你吗？”
“还没死的那个。”他站起来，微笑道，“你过得怎么样，姑娘，除了脚还光着？”
她也笑了，笑得轻松而年轻。“在那边把腿弄脏了。春###。”
他扮了个鬼脸，好像在尝一勺很苦的东西。“我听着都难受。从来都讨厌那玩意儿。”
塞丝团起袜子，塞进衣袋。“进来吧。”
“门廊上挺好，塞丝。外边凉快。”他重新坐下，知道自己心中的热望会从眼里流露，便转头去望路另一侧的草地。
“十八年了。”她轻声说。
“十八年。”他重复道，“我敢发誓我每一年都在走。不介意我跟你搭伴吧？”他冲着她的脚点点头，开始解鞋带。
“想泡泡吗？我去给你端盆水。”她走近他，准备进屋。
“不，不用。不能宝贝脚丫子。它们还有好多路要走哩。”
“你不能马上就走，保罗·d。你得多待一会儿。”
“好吧，反正得看看贝比·萨格斯。她在哪儿？”
“死了。”
“噢不。什么时候？”
“到现在八年。快九年了。”
“遭罪吗？但愿她死得不遭罪。”
塞丝摇了摇头。“轻柔得像奶油似的。活着才遭罪呢。不过你没见到她真遗憾。是专为这个来的吗？”
“那是一部分原因。再有就是你。可说老实话，我如今什么地方都去。只要能让我坐下，哪儿都行。”
“你看起来挺好。”
“见鬼。只要我感觉坏，魔鬼就让我看起来好。”他看着她，“坏”这个词说的是另一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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