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啊，最近《花城》登了一篇，叫《未来世界》。但它也不是科幻小说，因为科幻小说又要受现有科学技术逻辑的限制——我的“未来小说”也不受这个约束，自由想象。我还是比较喜欢在一个虚拟的时空中去写的。那是一种我比较喜欢的状态。
听你这样描述，它们好像和你的、可以说已被受众接受了的《黄金时代》有很大差异……你现在是一名自由撰稿人，好像你也不能完全不考虑你的受众。
是啊是啊。我想可能还不至于赔了吧？我自己感觉是，一本书卖得很多不见得是一件好事儿。也不是批评别人，我自己一本书能卖到一万多册、两万册，有一万多或者两万多读者来看，我自己就最满意了。再多了我不喜欢，再少了就赔本了。
《未来世界》发表后收到过什么反馈的意见么？
不好意思。我比较孤陋寡闻。不过我估计也没什么好评——可能好评会比较少。
你在这部小说上花的时间显然比当年花在《黄金时代》上的时间少。
这肯定是。我觉得一个作者可以是完全凭想象来工作，也可以解释自己。可是凭想象来工作的作者我想他一生总该有一次来解释自己。它和终身解释自己的作者的区别是他一生只做一次——而不像有些人，总是重复在做。当然，一个人在解释自己的时候是最郑重最认真的了。我想，最好的小说可能还是应该出自解释自己的小说。解释自己的小说是最好看的了。
王小波：最初的与最终的/黄集伟（5）
你好像愿意一次就做得非常完美，然后就不做了，去做别的。
我的看法是这样。作家嘛，就是不断地做文字工作。可解释自己这件事好像是人生的一种义务。它和作家做的一般工作好像应该有一点区别……
没把自己解释清楚好像就有点儿不踏实。
可能是。当年龄再高，可能觉得还要解释自己。但解释完了之后就不想解释自己了。
再次感谢你。如果有机会，欢迎再到“孤岛”上来。
谢谢。
1995年10月7日
想看
以理性的态度/田松（1）
1995年2月，我在王小波的寓所与他有过一次两个多小时的谈话。这是一次非正式的采访。谈话的主题涉及个人经历、社会现状与知识分子的处境，等等。根据录音，我把这些谈话包括口误甚至咳嗽逐一变成文字，把它作为我们某一时刻的生存状态的切片，希望几年以后，就同样的问题再做一个讨论，比较两个切片的差异，也许可以作为我们个人和社会演化的缩影。当时我与很多人有过类似的谈话，但由于我的懒惰，只有3个对话整理成文。现在，两年过去了，大家多多少少会有些变化。但对小波，我已不可能再做一个切片了。
这是我和小波唯一一次谋面，但谈话还算融洽，也无甚顾忌。当然免不了有误解，也有诡辩，有抬杠。非正式采访，谈话便很意识流。昨天把小波今年编辑的自选集《我的精神家园》翻了一阵，发现我们当年谈到的每一个问题，小波几乎都已有了清晰的表述。然而无论如何，这份原生形态的文字记录是我们的思想者王小波生命中的一个片段。
以下是那次对话的几个部分。对话本是连续的，小标题是整理时加上去的。
从反面看一看
田松：首先对你这些年的经历做一个大致的总结吧，然后谈谈对自己现状和社会现状的看法，以及知识分子的处境。近年来北京有几个杂志在谈这个问题，比如人文精神的失落。我看到你在《东方》上也在写一个社会伦理漫谈的栏目。
王小波：说是社会伦理，但我基本上都在谈知识分子的处境。
我自己的情况和知识青年差不多。中间失了学，后来又回来当知识分子，不过感觉还是不一样的。一个学工的人可能觉得很痛苦，损失太大。对搞文的可能还有点好处。到底是什么好像也说不清楚。
我回顾底层生活的时候吧，可能跟别人不一样。我没看过《年轮》的小说，只看了电视剧。觉得和梁晓声的想法不大一样。“文化革命”，插队，有一个机会，可以对社会呀，意识形态呀，从反面看一看。《年轮》使我觉得有些人反面一课还没有上完。
反面一课你具体指什么呢？
说出来可能比较严重。看到过社会实际上是怎么样的，回来之后再当知识分子就大不一样。体验不一样。在美国的时候上了一个台湾有名的中央研究院院士的课，下了课老找他聊，关于社会呀，政治呀，青年呀，他有个感触特别大，说你们和台湾同学比起来，知识肯定不行了，比较可贵的是你们对社会的了解比台湾人要强多了。有机会从反面看一看还是大不一样的。
你的反面就是指王二写的论文？
可能有点吧，那个是开玩笑。咱们这个社会没有宗教，可意识形态就是宗教，有点神圣的，金科玉律的那种劲头。你要是当过知青就可能不信了。这种东西算什么呢？算一种统治的权力吧。当了知青以后，统治的权力就要破灭了，想信也不信了。倒有个机会重新学习怎么生活吧。
你指的是彻底不信了，对任何一种都不信了？
觉得意识形态挺虚伪的，不真实。
阿尔都塞就把意识形态和个人的关系定义为想象的关系。
是吗？个人感受我估计咱们俩还能一致。因为有机会学一学科学还是挺有好处的。就跟罗素说的似的，近代人不再相信统治的权力，开始相信理性的权力。
那你认为梁晓声他们那些知青还是相信统治的权力。
他不是相信，他是渴望一种统治的权力。你想一想。你要不信的话，对当前的那些话，所有的事件，都会有个特别的感觉。你要是一个特理性的人，你看当前的事就有黑色幽默的感觉；重述当年的事件，就有一种冷嘲的口吻。我觉得他们说我跟王朔相像，也可能有那么一点。王朔的幽默感里也包含着不信的反虔诚的味道。
我感觉你和王朔，都跳出来了，但是你们跳的方向不一样。可能你更客观一些，更超然一些。
bsp;以理性的态度/田松（2）
不信意识形态了，旧的价值也没有了，重新立足在什么地方呢？总有个立足吧。不然不就变成彻底粗俗、浑浑噩噩的人吗？我觉得王朔不是。王朔我见过，挺纯朴的一个人。
我认为王朔还是很真诚的。《王朔文集》四卷本我仔细研究过。
相信理性
王朔不是像有些人对他那种理解似的。我自己虽然不信意识形态，可能还是有立足之地的。从科学训练里呀，总能获得一些东西吧。另外相信理性。
说的具体点。理性是一个纲的东西。
是呀。你看《东方》上经常说三道四的，论到最后恐怕文科的老先生不欢迎。实际上还是宣扬理性至上的观点。
什么都不信，对知识分子来讲，可能没什么害处。信什么反而是个束缚。但是对老百姓，恐怕还是得让他们信点什么吧？
对呀。这是肯定的。知识分子和老百姓还是不一样的。大知识分子自己都有哲学，还能弄个哲学给他信吗？我就是这样——以知识分子自居吧。不过我觉得对老百姓不能太强求。真糊弄不了人的，你强迫人家信也不可能。实际上，我觉得信什么是价值问题，它跟理论问题不一样，跟社会伦理就更不一样。其实很简单，不一定就非得说咱们大家都信一个教，才能在这个社会中共存；都信了共产主义，这个社会才能安定。这是一种很荒唐的想法，这恐怕是中世纪的想法。
我觉得道德这东西是从内心深处生长出来的一种东西。我考虑过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还剩下什么。比如农村一个儿子不孝，从前他自己是有禁忌的。他自己感到是一种罪恶，同时，全村人也会谴责他。但是现在，他内心的禁忌已经没有了，周围的人对他也不大理会了。再比如偷东西，当他伸出手的时候，他自己就认为这个事件是可耻的，他就会缩回去。这是他内心深处的道德禁令，现在这个禁令就没有了。比如北大的学生偷自行车，根本就不当回事。如果他心里没有，你用一个法律来约束他，那是管不胜管的，这时的法律是没有根的。
可是你说用单一的道德去约束合理吗？
这种道德应该是生长出来的，而不是外在的。
道德不是能灌输得进的东西。
而我们现在宣扬的道德，恰恰是把我们生长出来的东西给砍掉了。把延续了几千年的儒教的道德用另一个道德给替换了，而这个道德是外加的，它没有办法走到人们的内心深处。
我觉得无所谓外加不外加。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它从道义上垮了。它有很多不合理的成分，不太成功，并不是灌输得不好。我觉得信仰问题当然很重要，但它跟社会问题是不能等价的。不能说社会问题当因，信仰当果。我们不能根据社会问题来制造一种信仰，然后让大家来信它。
我的意思是说，比如动物也有本能的禁忌，某些行为动物自动地不会去做。人的道德也应该从类似这种本能的东西中长出来。
不过这是个比较复杂的事情。比方说现在信奉的任何一种价值观，都有从远古传来的某种东西，它在古代和近代是完全不同的。它在古代是一种统治的权威，你不信不行。在近代，它变成了另外一种东西——理性解决不了的东西，它来解决。现在英美人信教，大体就是这个信法。恐怕最后还是免不了变成一种现代形式。中国的传统伦理道德，你要强行恢复，搞出宗法那一套，可能吗？
那是肯定不可能的，也是不需要的。
那么为什么现代社会里要信奉同一种道德或同一种价值呢？
它并不是同一种，但是它们有共同的东西。
共同的东西，对文明社会来说是都有的。比如说美国，信什么的都有，但是它整个的社会伦理并不是宗教给出的。
但是起码做人的准则？
做人的准则也不是哪一种宗教给出来的。社会伦理不一定以一种宗教的形式存在，它还有宗教里没有的一些东西，像什么“人人生来平等”。所以我觉得作为现代社会的知识分子，不必拘泥于一种意识形态或哪一种宗教，就是一般人也不一定要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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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理性的态度/田松（3）
那你如何看现在有些人提出的价值重建呢？
价值重建？我觉得与其去搞它还不如去搞一种更简单的伦理的重建，按现在的标准，重建一种更合适一点的伦理原则。在现代社会，还以美国为例，它作为社会的基础首先是人人生来平等，还有商业社会要求的人人必须诚实。我觉得它比那种赶紧让大家都信一种教或赶紧读经以孝治天下都更合理一些。
我问我们还剩下什么，这些东西我们已经没有了。
其实原来它就没有。
现在最可怕的是某些地方政府。什么计划生育委员会，公路检查呀，已经赤裸裸地不顾廉耻地搜刮民财了，可当年它还是顾忌的。
这当中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当年最基本的道德和伦理都是意识形态制造出来的。它本身不合理，现代社会谁也不会接受，可是一种合理的做法，现在还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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