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因为是雷克斯·杭巴德牧师的故乡而臭名远扬。像南加州的格林威尔镇，因为是伯比·琼斯大学（美国着名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教会学校。译者注）的所在地而“声望”卓着。而伊利诺斯的云顿则与云顿大学划了等号。人们记得这地方，是因为把这儿当作发了迹的比利·格雷汉姆传教牧师的根据地。同样，加州的园溪也只是因为罗伯特·舒勒牧师大人而让人难以忘怀，此人以机械的微笑和他那温馨滑稽的“玻璃教堂”着称。一位属于高级阶层的成员会选择弗吉尼亚州的林奇伯格居住吗？很可能不会，因为那个小镇是杰瑞·弗尔威尔博士的无线电传教发源地，也是他的教堂所在地，并且是自愿捐赠的汇集地。
看来，这的确已成了一条屡试不爽的通则：社会阶层高的人们，决不会居住在一个与宗教预言或奇迹有牵扯的地方，比如麦加，伯利恒，法蒂玛，洛尔德，或者盐湖城。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最开化的城市——像伦敦，巴黎，甚至纽约——都能安全元恙地通过这项测试。尽管用最严格的标准衡量，罗马仍会让人不大放心，但还是比那路撒冷要更有格调。
一个城市最重要的新闻报纸的质量，也是这个城市（在等级意义上）可取程度的标志。尽管华盛顿一贯以它作为首都的优越地位——各国大使馆和其它诸如此类的原因——而自居，但是一旦你翻开《华盛顿邮报》，这个城市顿时显得微不足道。周日版为它的读者们（上层贫民？）提供的不但有天宫图，还有长篇累犊的电视肥皂剧情节介绍，外加上安·兰德斯教导人们如何往上爬的建议。与此相似，你只需注意《印第安纳波利斯垦报》为它的读者们提供的所有与《华盛顿邮报》雷同的货色，包括头版的《今日祷辞》，你就可以推断，这座城市毫不具备等级上的优势。
数十年来，佛罗里达（也许棕榈滩除外）和南加州一样，一直被认为是社会等级意义上最糟的两个地区。似乎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国外，尤其是一些暴发户“新贵”聚集的地区，比如西德，那些毫无品味和格调的夜总会总是有可能被叫做“佛罗里达”。有教养的人们拒绝考虑在但帕（佛罗里达州一海滨城市。译者注）附近居住的另一个原因是，七十年代，此类广告牌在但帕附近的呵波罗海滩赫然可见：“名叫龙巴多的家伙想跟您作邻居。”同样，加州伊斯康迪多的退休公民会被怂恿去买进“劳伦斯·威尔克乡村俱乐部不动产”的一部分股权，目的是为分享他们的音乐英雄的魔力，在最近一期贫民阶级最爱读的《国民探密者》杂志的分类广告栏中，有四则广告正在出售伪造的大学文凭：所有这四个地区从地址上看都在加利福尼亚。另一些例子则在等级意味上相当令人满意：被废弃的玛丽女王号游轮，作为一堆废铜烂铁恰恰被扔在一个无聊的地方：加州长岛（南加州洛杉矾附近一海角。译者注）；而佛罗里达的圣彼得堡成了达利博物馆所在地；自然地，劳德代尔堡（佛罗里达州南部一海滨城市。译者注）是stp公司的总部。
于是有了这样一个问题：那么，一名最高阶层的成员可能住在这个国家的哪些地方呢？纽约当然是首选，接下来芝加哥、旧金山、费城、巴尔的摩、波士顿，也许还有克利夫兰。或者在康涅狄格州、纽约州、弗吉尼亚州、北卡罗莱纳州、宾夕法尼亚和马萨诸塞州深处的乡村地区。情形大致如此。除了伯纳德斯维尔或者普林斯顿以外，在新泽西州居住并不是个好主意。但是，新泽西的任何地方都要胜过加州的太阳谷、松柏城和康普顿，俄亥俄州的坎顿，内华达州的雷诺，怀俄明州的夏延，新墨西哥州的阿尔布开克，乔治亚州的哥伦布，以及其它相似的军营城镇：，当然还有俄亥俄州的帕尔玛——这城市人口有1o万，却没有一份日报，也没有公共汽车系统、旅馆、甚至自己城市的地图。科罗拉多州的氏青城同样不可能被考虑，因为约翰·欣克利（刺杀里根总统的凶手。译者注）就是从那儿来的；以及达拉斯，因为——众多理由中的一条——李·哈维·奥斯瓦尔德（刺杀约翰·肯尼迪总统的凶手。译者注）曾居住在那里。
据说，某位研究此类问题的专家将拉斯维加斯称作“世界下等人之都”。我认为，您完全可以凭自己对这类知识的谙熟程度，对自己的社会等级高低有一点眉目了。对了，上面的城市中，还有阿卡普尔科吧？
中产阶级
一个最谨小慎微、了无生气的阶层。他们是企业的螺丝钉，“可替换的零件”。他们最惧怕“他人的批评”，因此是为他人而生存。他们是全社会中最势利的一群人。
现在，我们再回头谈论等级。有助于我们辨认出中产阶级的是它的一本正经和心神不宁，而不是其中等水平的收入。我认识一些很富有却顽固地保留着中产阶级身份的人们，这也就是说，他们依然对于别人会如何看他们感到恐惧，并且一心希望将每一件事都做得无可挑剔，但求不被他人批评。餐桌上的仪态对中产阶级来说是个极重要的问题。用来掩盖某些活动的网眼窗帘也很盛行，比如遮掩“藏腊肠”活动（当然，中产阶级是不喜欢用这个词的，他们这一行为的对应词是呆板的“做嗳”）。经常担心会不会冒犯别人的中产阶级是“漱口水”的主要推销目标，如果这个阶级不存在了，整个“除臭”工业恐怕会就此坍塌。如果说内科医生通常是中上层阶级，牙医则不得不沮丧地对自己的中等阶层身份有所认识。据说，若在社交场合将一位牙医介绍给一位“医师”——牙医们喜欢这样称呼对方，牙医经常会感到严重的地位焦虑。而医生们称自己为大夫，并尤喜在牙医面前如此，当然，他们也喜欢在大学教授，按摩师或牧师面前这么说。（英语中，doctor 一词既有大夫的意思，也是博士的意思。美国的大学教授通常是哲学博士，牧师是神学博士，因此作者用此作为反讽。译者注）
据《白领》（1951）和《权力精英》（1956）的作者c ·赖特·米尔斯称，“地位恐慌”是最具中产阶级色彩的焦虑形式，所以他们才需要申请越来越多的信用卡，订阅《纽约人》杂志，因为他们估计这表现了中上层阶级的品味。中产阶级对这份杂志，或其中的广告的热爱，恰好印证了米尔斯对他们的描绘：“不从更高的社会环境借来地位，他们就会不得其所。”《纽约人》杂志的广告商看来早就对这批读者的心态了如指掌，他们在这些中产阶级面前的“准中上层阶级”姿态有时简直逗噱。比如，最近刚刚大事抨击了使用昂贵信笺的恶习，这儿，他们用了一张打印的请帖。跃人眼帘的第二个单词格外醒目，造作地遵循英式拼法将美国通用的honor拼成honour：
兹订于
本周五于康涅迪格州斯但福镇狩猎谷俱乐部
列奥那德·亚当·威斯特曼博士和夫人
杰弗里·洛冈·布兰顿博士和夫人
恭请您光临——
（到这儿上层阶级可能会说“鸡尾酒会”，或者，如果绝不会出差错的话，说“酒会”。但这里，布兰顿“博士”和夫人邀请您特别消费——）
香槟和鱼子酱
这儿唯一漏掉没提的是食品的商标和品牌。
如果说此类东西的读者，曾一度是历史最久、广泛植根于美国的一群人的话，今天的中产阶级却似乎是最没根基的群体。中产阶级的成员不光购买自身阶层的传家宝如银器什么的，他们还得常常每隔几年奉自己所属的公司之命长距离地搬家（通常目的地是所有最没格调的地方）。这些人通常是石油公司雇用的地质学家，电脑程序设计师，航空动力学工程师，或是被派驻到一方新市场的推销员，以及被公司委派的“市场”（从前叫“销售”）经理，以便监督他的前任。这些人和他们的家人散布在各个郊区和新开发的住宅区，如小h·怀特所说，他们所属公司的雇主就是他们的人生目的地。ib和杜邦公司从一些二流大学召募来这些雇员，并不断教育他们，如果不是成了这个团体的一员，他们简直什么都不是。没有任何余地留给所谓个人，他们亦无自由哪怕是温和地表现自己的怪僻。这些雇员很快便学会了将所有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说法抛诸脑后，这一点哪怕是从他们起居室的装饰也能体现得一清二楚。这些人由于异常害怕失掉工作而在生活中变得非常被动，他们仅仅将自己当作一个无限庞大的结构中的一个部件，进而磨灭了自己的人性，他们是可以随意替换的部件。ib的一位行政人员曾对人吹嘘说：“公司的培训计划使我们的雇员成为可替换的零件。”
大部分时间被当作奴隶对待的中产阶级，对实力和成就抱有一种狂热的错觉，实在是不足为怪的事情。其中一个标志便是他们对纹章证书的追求（“这张美丽的压有凸纹的证书会显示您的家谱”）；另一个标志是他们习惯于每年发出家族通讯，报告家里人在成为“职业人士”的角逐中的最新名次。
约翰年方二十二，正在韦恩州立大学的牙医学院度过他的第一个学年。
卡罗琳在爱达荷州博伊西市（州首府）一家很有声望的公司谋得了一个相当不错的职位：行政秘书。“
有时候，这些骄做的一览表着实令人心碎，上面满是家里人在过去一年中建立的“关系”：“今年鲍勃成为了四个组织的成员：地方商会平民会，北美啤酒罐收集者联盟，伊万斯威尔大学校友会，以及凡德伯格县青年共和党组织。”（参见：范伯伦曾论述道：“由于保守主义是富人们的特征，也因此在社区享有更好的名声。这样一来，保守主义也就获得了某种能令人肃然起敬、并富于装饰意味的价值。”）由于害怕自己淹没在人群里，中产阶级家庭主妇在出门购物时总是精心地梳妆打扮。就像一位中产阶级妇女，对刨根问底的社会学家讲的一样，她的直觉告诉她，“你一走进百货商店就会明白，等级是存在的。女人穿得越体面，受到的招待就越好。”
字典中对“势利小人”一词的通常解释是：“把出身或财富当作检验别人价值的唯一标准的人。”要想发现势利之徒，就到中产阶级中去寻找。中产阶级总是为自己的品味、以及这些品味究竟对自己有没有好处忧心忡忡，因此总是将自己与想象中的金钱、权力和品味的拥有者联系起来（过于脆弱的联系），用来克制自己向下沉的自然倾向。中产阶级苦苦恋着“正确无误”和别做错事，因此，即使在最普通的餐会后，他们也要写一纸感谢函，赠送过于昂贵或“正确”的礼物，绝不会哪怕略为提及任何公认等级低俗的地方——比如，阿肯色州的史密斯堡。游历过很多地方的读者会很从容地接受英国的势利学研究权威内尔·麦克伍德的发现——比利时是全世界最伟大的势利之辈的摇篮，也可被看成是全世界中产阶级的大本营。
中产阶级的另一个标志是迫切要让自己从属于什么的欲望，以及他们用购物等机械行为达到这一目的的方式。“俱乐部”或“协会”等用语（例如在“每月一书俱乐部”和“文学协会”等称呼中）总是具有强大的诱惑力。很自然，中产阶级也就成了下面这一类房地产开发商的广告针对的目标：
您属于
森林公园住宅！
只要您举步迈入我们这个地区，您就会懂得
欢迎的含意：
您是这个大集体的一分子……
怪癖、内向、热爱隐私，这些都是中产阶级最大的敌人，是与他们的高尚秩序截然相悻的价值。中产阶级当中流行一种观念：建一道篱笆，哪怕高一点的灌木，也是对他人的有意侮慢。此外，他们还流行一种观念，你可以事先不打电话预约便造访邻居或朋友。中产阶级生来幼稚、殷勤、不事遮掩，所以很难相信并非所有人都如此。又由于生性羞怯、思想传统，他们当中谁也不敢想象有人会在下午——而非夜晚——性茭。很显然、夜晚才是事务缠身、行为庄重的公司职员此举的正确时间。小威廉·h·怀特曾一面在一处郊区闲混，一面研究那里的居民。一位典型的中产阶级妇女告诉他：“再也没有比我们这条街上的人更友善的了，他们来的时候总会敲门。”
女人们珍视“友善”，男人们则视拥有一个体面的职业为至宝（这经常比金钱更重要），并且尤其强调“管理人员”一词。（事实是，人们面对这个术语时，究竟是心怀敬意还是唯恐避之不及，标志着等级的重要分野。）在家中安装一台录音电话的做法，自然很容易（花费相对较低）就能模仿高级专业人士的作风，但不要指望在蜂呜声过后会有一个滑稽或古怪的声音——例如用法文，或者模仿唐老鸭或理查德·尼克松的声音——告诉你可以开口讲话了。中产阶级都很胆小，如c·赖特·米尔斯所说，“他们向来是别人的人，如公司的、政府的、军队的……”没有比中产阶级更小心谨慎的了。一位“管理顾问”告诉斯塔兹·特克尔：“你的妻子和孩子应该守规矩，你应该克己。遵守社会规范，你应该小心注意自己的行为。”乔治·奥威尔在《为舒畅而来》（1939）中为他书中的中产阶级英雄代言，把这一点说得很到位：
“过去好多蠢话讲的是劳动阶级的痛苦。我自己并不为贫民阶层感到难过。……贫民阶层的痛苦是身体上的，可他不劳动时是个自由人。但在每一座灰砖小盒子里，总有那么些可怜虫，从来就不知道自由是什么滋味，只除了蒙头大睡的时候。”
由于本质上是一些推销员，中产阶级人士也就培养了一种推销员式的风格，因此也才有他的乐观主义。他坚信，只要自己奋力投入，就必定有自我改善的可能。音乐剧《安妮》和《拉·曼恰的男人》之所以有那么高的票房收入，是因为向中产阶级男人和他们的妻子提供了诸如《明天》、《总会实现的梦想》一类歌曲，并向他们允诺，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可望又可及。中产阶级的最后一个标志，源自这个阶级的社会不安定感，即习惯性地拿自己开玩笑打趣。尽管尚无法确定这些玩笑在传达何种社会效应，但“推销员”的角色使他们有必要推销善意和乐观主义。于是，中产阶级人士充当自己心醉神迷的听众。有时候他会当众道出几句也许聪明的俏皮话，但随即便会环顾四侧，捕捉听众的反应。当然，他强烈地渴望称赞。
中产阶级青年的话是“底线”，需要说“不”时，他们总会说“一点也不”。他们的脖子总是显得长度不够，眼球的转动则太频繁，不是从上到下，而是瞟来膘去。他们将以公司受训人员的身份步人自己的成年，并在四十五年尽忠职守的生活后成长为一名公司高级职员。剩下的时间里，他们会纳闷生活是不是应该大致如此。
关于这个占我们人口几乎8o％的伟大的中产阶级（人们这样描绘自己的等级，如果你天真地表示赞同的话），我们就谈到这里。
上层贫民
一个被称为“蓝领责族”的阶级。他们靠手艺吃饭，认为自己和律师、医生们一样也算“专业人士”。它们的钱夹总是鼓鼓囊囊的，外边还会勒一根皮筋。
循序渐下，我们自然该谈谈中下阶层了。六十和七十年代的经济萧条使这个阶层陷入贫困，并已逐渐演变为上层贫民阶层。所以，他们决不会比中产阶级存在的时间更长。他们同中产阶级相比，区别究竟何在呢？更加缺少自由和自尊。这个从前的下中产阶级，如今的上层贫民，是“大众”的领头羊。但即使将他们定位在各个贫民阶层的最前列，你仍能辨认出他们的原型。他们深深地受制于金融政策、巧取豪夺的广告、时代要求、错觉、低级大众文化、速食品和劣质消费品。早在四十年代，这个国家的确存在过一个名副其实的中下阶级。他们凭着自己充足的中学教育，以及对“储蓄”和“收支计划”的迷恋，得以停留在一个高于劳动阶级的等级——当然，总是岌岌可危。小赖特·米尔斯说，那时候，“小老百姓比今天要少。区区几年中学教育，恰恰使他们（数目相当可观）避开了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一些更尖锐的工作体验。他们无拘无束地享受着自己种种根深蒂固的幻觉：对个人能力，对这个体制的总体上的信任。然而，随着同类的与日俱增，他们不得不日渐屈服于周薪工人的境况。”
结果是社会等级的降低。这些从前的低薪白领，如今不过是些工作机器，他们的妻子也通常得像丈夫一样卖力工作。
一般讲，工种和他们焦虑的类型将贫民阶级依次划分为三个等级。上层贫民是熟练工人和手艺人，比如印刷工人。中层贫民是电话接线员，公共汽车司机。下层贫民是毫无技能的体力劳动者，比如码头工人，上层贫民独有的焦虑是害怕丧失或降低等级地位：他深深为自己是一名优秀的木匠而骄做，并希望这个世界能正确无误地理解他和体力劳动者的区别。中层贫民特有的焦虑是担心丢掉工作。至于下层贫民，咬啮他们内心的苦痛是感觉到自己可能永远挣不来足够的钱或者自由。得不到自己想要的，干不成自己想干的。
上层贫民的工作类型总是使他们执意将自己称作真正的“专业人士”，比如，大城市的“清洁工人”。一位邮递员告诉斯塔兹·塔克尔他为什么喜欢自己的工作：“人们总在说，‘送信人怎么怎么啦’……我觉得，这是一份在全国最受尊敬的工作。”从事护理行业的贫民阶层妇女从来就津津乐道自己是如何如何“专业”，而她们当上空中小姐（上层贫民最心仪的职业）的女儿们同样有此癖好。由于军官总是在上司面前胆颤心惊，他们可能更是中产阶级，而不太像上层贫民。尽管如此，他们越声称自己“专业”，就越发显得等级低：他们在越南丢人现眼，随后又为自己的社会名声坐立不安，上述说法就越来越像是冒傻气的套话。一位军人的妻子说，“有人喜欢把医生、律师叫做'专业人士'所有的军人都是'专业'的嘛。”然后，一处明显的逻辑偏差：“还有谁会比用自己的一生来保卫祖国的人更专业呢？”
确定某人究竟是中产阶级还是上层贫民成员有一条普遍适用的原则：此君的工作服和“最好”的衣服悬殊越大，所属等级就越低。不要仅只笼统地考虑体力劳动者和蓝领阶层，也要想一想看门人、年轻侍从、农夫、铁路管理员、火车司机和消防队员。他们中有一位曾说过：“我原来打算做律师，唉，我还想过做医生，可我就是做不到，你得脑瓜聪明才行。”但上层贫民是很聪明的，至少是精明。因为通常没有人严格监督他们的工作，他们信奉个人独立并为之骄做，不太瞧得起那些不能像自己一样独立的人。这些人，就像社会学家e·e·拉马思特斯在他的书《蓝领贵族》（1975）中对他们的描述，他们对中产阶级的蔑视与贵族阶级对中产阶级的蔑视很有些相似。一位上层贫民说：“如果我儿子打算一辈子都系着那根见鬼的领带，对老板打躬作揖，他有权利那么做。可是上帝啊，如果他愿意的话，他至少也应该有权用自己的两只手老老实实地干活谋生啊。”拉马思特斯说，像其他贵族阶层一样，这些人“已经在他们那个社会环境的顶层了，所以就没有必要花时间和精力来'往上爬'了。”他们在其他方面也颇有贵族气，比如对赌博的忠诚，对猎鹿的喜好。室内装饰的鹿角使他们的住处看来不亚于一个苏格兰贵族的小屋。奥特加·加塞特指出，上层贫民还“倾向于把游戏和运动当作自己毕生的职业来从事，”并对女人抱一种不甚浪漫的态度——这方面也酷似贵族。
由于这些人绝不打算在选择正确的地位标识上忧心忡忡，他们也就相当地悠闲自在。他们可以举止随意，无论说什么话，怎样穿戴。装扮，都少有羞耻感。羞耻感属于比他们优越的中产阶级。进一步讲，羞耻感主要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情绪。吉利·库柏发现，约翰·卡尔文是中产阶级的先知；卡尔·马克思则是贫民的代言人，尽管这两个阶级的大多数人对此一无所知。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绝对可靠的标志帮助你辨认上层贫民阶层。他们“属于”大过圣诞节的一族，经常通过分期付款购买大宗物品。比如，他们喜欢把钱花在精致的彩色电视机、立体声音响和操作复杂的电冰箱上。而中产阶级倾向于投资购买“品味良好”的家具，并一一陈列于客厅和餐厅。开车的时候，上层贫民阶层的男士们坐在前座，他们的妻子被安放在后座。（如果看一看中产阶级，总是前座一对夫妇，后座另一对夫妇。而在中上层阶级中，你很可能发现两家的丈夫分别和另一家的妻子同坐一排座位。）
社交活动中，上层贫民一律守时不误，迟到二十来分钟是更高等级的标志。如果你打算在酒吧估测一位男人的等级地位，不妨找个借口与他聊聊，直到他摸出自己的钱夹，上层贫民的钱夹总是鼓鼓囊囊的，里头不光有妻女儿孙的快照，以备酒后展示一番直至被感伤情绪淹没，更有各类让人留恋的纸张纪念品，比如重要的体育比赛门票票根、信件、以及其它一些能随时掏出来“证明”什么的文件。百分之百的上层贫民钱夹，上面一定绑着一根宽宽的橡皮筋。
贫民阶层人士无一例外地对广告和商标抱有高度的敬意。了解这些东西，你就能够展示聪明和时髦，同时将自己与广告商品的成功联系在一起。热天饮一听包装醒目的可口可乐，并不单单是为解渴消热。这意味着你在与比你优越的人们——可口可乐公司——以及你的邻居分享一种公认的成功模式，他们还会认为你的举动是地道的美国化，简直妙不可言。约翰·布鲁克斯发现，纽约地铁车厢里的涂鸦作者会在任何地方涂鸦，但几乎不碰广告牌。“似乎这些创作者尊重社会的这一方面：广告”。
菲利浦·罗斯所着的一本书里的主人公索菲亚·波特诺，一直在中产阶级和上层贫民之间徘徊。若说她那措辞强烈的自我夸耀是中产阶级式的，她对广告商标的尊敬和对物价的敏感则很有上层贫民的味道。她在谈到黑人女佣时对儿子说：“只有我一个人对她那么好。只有我一个人给了她整整一罐金枪鱼作午饭。我说的可不是那些不值钱的破烂玩意儿，阿历克斯，我说的可是优质的，被称为'海中鸡肉'的那种……四毛九两罐。”以“蓝领妇女”为主要目标的《真实故事》杂志，向它的广告商们信誓旦旦地承诺，这本杂志的读者“对商标最最忠贞不二”，这一点无疑是正确的。如果你是一位上层贫民，你所做的一切正是这个商业社会要求你必须做的。
在西南部（这个地方我们应该欣然表示接受，以避“精英主义”之嫌），上层贫民阶层家庭最流行的晚间娱乐活动是去洗车行洗车，并顺便在回家的路上光顾一下当地的连锁食品超市，或者也可以去看冰上表演，招牌上写的是：“太空邦尼虫”。
中层贫民
一个在工作中失去自由的阶层。由于经常受到老板的斥责而对生活心存怨恨。他们生活中唯一的乐趣，也许就是串亲戚。
上层贫民阶层为人不错。可是再往下走，中层和下层贫民阶层的举止可能就会让一些人觉得受冒犯了。中下层贫民为自己的工作感到痛苦，通常是因为对他们的监督和管理太严：“这儿就像在军队，不，比军队还糟糕……哪怕你去撒尿，也得领一张护照。”《劳动阶级大多数》（1974）一书的作者，安德鲁斯·列维森，曾提示我们想象一番“老有一双工头的眼睛在你身上扫视的滋味，中产阶级社会里绝对不会有这般礼遇。”领薪的专业人士当然也有自己的上司，但人们终究难以想象，如果一位教授或者管理人员旷了一大工，会有人要求他们出示医生的病假条，或者汇报他们上卫生间的具体次数。
中层和下层贫民之所以处于如此情形，是因为他们在一个范伯伦称为“人对人的强制性压制”中扮演着牺牲品的角色，这一现像委实令人不快。（施加这种强制，而不是让自己被人强制，这就是那些更幸运的人们的特权：经理，教师，作家，新闻记者，神职人员，电影导演等）。
的确，实施监督的程度，通常比收入更直接地显示等级差别。这就表明，整个等级体制更像是在识别自由的价值，而非仅只宣扬金钱的价值。你的工作在多大程度上受到监督，比你从这种受监督的劳动中能领回多少报酬，更能显示你的真实等级。这一点说明了为什么中学教师比大学教授的地位要“低”。中学教师有责任每周向校长，行政负责人或“课程协调人”报告“授课计划”，也就是说，承认自己的屈从地位。而大学教授因为无须向任何人汇报工作而要位高一等，尽管中学教师有可能更聪明，更有风度，更有钱。（如果你想发现贫民，就会立刻注意到，只有在公立中学、邮政部门，警察署，才常常听到这样的术语——督察、指导。）
如果一个人的恭顺服从总是第一位的，他或她一定是个中层或下层贫民。职业阶层从事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不发生差错或失误，或者既使发生，也可以远远逃避后果，做到事不关己，无人问津则更好。千万不能因为立刻被发现而遭到老板的斥责，蒙受耻辱和丢脸。由于长期在工作中忍受屈辱，下层贫民总是精神消沉。如一位女工所说，“我们中间好多人……的工作，对我们的精神来说简直太没劲了。”圣路易斯的一位出租汽车司机这样为美国发动越南战争辩护：“我们可不能是一个可怜的、没救的巨人。我们要让他们明白，我们是第一。”“您是第一吗？”史塔兹·特克尔问他。沉默片刻，“我是零蛋。”他回答。
贫民倾向于用简化的方式表达对等级的失望。当我们观察贫民时，最好注意英国批评家理查德·霍嘉特的结论：“绝对不存在简单的人。'平常'人也很复杂。”罗伯特·布莱一定会表示赞同，因为他的诗歌已经表明了这点。这首诗的名字叫《跟我来》：
跟我来，进入那些事物，那些
感受这绝望已太久的事物——
那些在可怕的孤独中嗥叫的
被卸下的雪佛兰车胎。
躺在灰烬和尘土里，像醉倒的人
赤身
摇晃着跌下山，在夜晚，终于
湮没了，在池塘，
那些弃在高速公路路肩上的内胎，破裂，
黑色，干瘪的躯体，被使用过，爆开
并被扔掉。
那些散落在车库长椅周围，蜷缩的薄钢片，
有时候还温暖，坚硬，当我们握住
它们，但也放弃了，只把万事归咎政府
那些南达科他的公路，迂回着
四处探触，
在黑暗里……
这倒是一个提醒：正是他们，那些中层和下层贫民阶层，一一退缩到他们私人的乐趣中去：家庭作坊，房屋修缮，洗车擦车，打扑克，钓鱼，打猎，野营，观看电视上的体育比赛和西部片，把自己当作球场上的四分卫或者开拓边疆的英雄，走亲访友（相反，大多数中上层人士对亲戚退避三舍，只与朋友来往），在周六或周日与家人在当地的商厦购物。
下层贫民
一个没有明天的阶级。非法移民的大军，过一天算一天是他们的常态。正是这一阶层，承担了美国社会中最低下的工作。
劳动阶级的最底层——下层贫民的特征是：明显地对就业感到不稳定。这个阶层包括非法外来人，如墨西哥的水果采摘工，以及其他一些移民工人。这层人的定律是与社会隔绝。霍廓特对英国低层劳动阶层的描绘同样适用于其他地方：“这个社会阶层的……每一天、每一周都几乎毫无计划。没有日记，看不到记事簿，书信往来极少。”他们的特征是疏远和孤独，就像生活在阿帕拉契亚山谷当中。我们会发现，这些人曾经受过训练，如今却一无所获，很可能会出于彻底的、一意孤行的绝望而入伍。
赤贫阶层
一个无家可归流落街头的等级。懒隋、失望和怨恨压倒了他们的自尊。这是人们看得见的最贫穷的一族。
但他们的境况还是要比看不见的底层好得多，后者并无季节性工作可干，只能完全靠福利救济过活。赤贫阶层与“看不见的底层”的区别不在于他们比后者钱多一点，而在于他们“看得见”。“看得见”的底层出没在充斥着廉价酒吧、乞丐、酒徒的街道上，是随身携带购物袋生活的人，是在公共场所长篇大论地向听众诉苦的人，是那些从纸袋裹着的酒瓶子里喝酒的人（美国法律禁止在公共场所喝任何含酒精的饮料，因此街上的流浪汉为了逃避警察，便套着包装纸袋喝。译者注），是那些出于渴求别人的认可而当街“表演”的人们。
看不见的底层
一个在慈善机构和管教所里渡过一生的阶级。像看不见的顶层一样，我们看不见这群悲惨可怜的人。
因此，当过失和苦恼到了让人绝望的地步，人们就沦为“看不见的底层”，要么整日守在福利机构的房间内，要么想方设法让人弄进一处公共设施，至于那是慈善机构还是管教机关，对他们来说并不那么要紧。
各个阶层大致如上所述。
把它们想像成一条长街两侧数间毗邻的剧院也很形象。这里，每一家剧院门口都挂着挑出的遮篷，上面贴着无数海报。每一家剧院，无论是最舒适的，最少装饰的，还是最简陋的，都在旷日经年地上演有关自尊的戏剧。奇怪的是，没有哪一家能晋升为毗邻更高一级的剧院。关键问题是：每一家剧院，无论气派最为不凡的，还是平淡无奇的，都不见有演员表演。因为每一个演员都害怕自己会跌交，漏念了台词，或者穿错了戏服，反正是诸如此类的倒霉事而以惨败收场。如果你能找到一个美国人，此君对自己的等级地位完全无忧无虑，请把他披挂好展示出来。这样的家伙我还从来没有见过。
第三篇 以貌取人
为什么敏锐的人能在一瞥之间判断一个人地位的高低？他捕捉哪些特征？
首先，优美的容貌。当然，各个阶层中都不难发现容貌姣美之人，但相貌漂亮通常是上层等级的标志。姬莉·库柏认为，这是审慎的自然选择的结果。她发现，如果上层人士与阶层较低的人结婚，他们通常只会选择美人。她总结说：“大体上说，长得漂亮的人往上走，与社会地位更高的人结婚，……缺少安全感、容貌丑的人一般与低于自己阶层的人结婚。”
再者，微笑，另一个等级标志。这意味着，不要笑得过头。走在街上，你会注意到贫民阶层的女士比中层和上层阶级的女士要笑得更频繁，嘴也咧得更大。一方面，她们喜爱展示自己漂亮的牙齿，当然是假的；另一方面，她们沉浸在那种急于告诉别人“我今天很快乐”的文化里，大多数时候会忍不住流露出带有防范性的乐观主义。说到假牙，最近我亲眼见到一番惊人的举动。某个公共场合，一位贫民阶层男性的上假牙托掉了下来，他正好能用舌头将那粉红，黄铯的玩意儿向前推，想把它顶回原位，结果假牙托从嘴里向外突出了差不多一英寸，看来似乎要让那东西“透透风”。人们根本不可能想象，一位中产阶级或者中上层人士会有如此举动。如果人们见到一位对旁人不屑一顾的上层人士这么做，是不会吃惊的，因为知道他是故意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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