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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大哥脸上用力抽了一掌，返身走了。潘大伟摸了摸被抽热的腮帮子，愣了一会儿，无可奈何地摇摇头，也走开了。
二十九号一天，潘大伟仍然像前两天那样，除了吃饭睡觉外，便和手下人一起打麻将。虽说牌局面前无父子，但手下人都很乖巧，尽量让他和。他兴致极好，晚上一直打到凌晨一两点钟才意犹未尽地去睡。
三十号早上八点多钟，他被人用力推醒，睁眼一看，是阿强。从阿强那张胖脸的表情上，他本能地猜到发生了意外。
“老板，小伟不见了！”
“什么？”
他从床上一蹿而起，知道事情要糟了，但仍然侥幸地提醒道：“你们找了吗，在不在花园里？”
“他们在找，我先来叫醒你。”
“快找！”
他吼了一声，自己也急忙低头找鞋。然后衣冠不整地跟着手下人在别墅的里里外外搜了一圈，确实不见潘小伟的踪迹。他心里发冷，弟弟能上哪儿去呢？
这时阿强畏畏缩缩地跑来，欲言又止地告诉他，小提琴也不见了。
潘大伟急忙跑回房间去看，放小提琴的箱子敞开着，垫在里边用做防震的衣物乱七八糟地摊了狼藉一片，小提琴果然不见了。
他把琴拿走干什么？阿强和几个手下人马上把问题的性质估计到最严重的地步——潘小伟已经带琴投向警方了！
“老板，我们得赶快离开这儿，小伟这几年在外面读书读呆了，警察要是哄他几下吓他几下，他说不定很快会带他们找到这儿来！”
潘大伟见弟弟偷了琴不合而别，本来怒火万丈，但他看到手下人惶惶然的样子，马上镇定下来，断然摇头：
“小伟不会去找警察的。我们不能丢下他自己走！”
他知道，如果不把弟弟带回去，如果弟弟有个三长两短，母亲和妹妹恐怕不会答应。
可阿强们的话也不是全无道理，“老板，他不去找警察，为什么要把琴带走？这么多天他一定让大陆警察洗了脑了！”
“不，”潘大伟依然摇头，咬牙切齿地说：“他不会找警察的，他是去找一个女人，他拿了琴去博那个女人的欢心！”
于是，他们没有走，依然留在别墅里潜伏不动，但是谁也无心再来推麻将。潘大伟派人轮换着到别墅外去望风，他自己和其他人抢不离身，备好了汽车和食品，看好了突围路线，做了最坏的准备。
到中午快吃午饭的时候，潘小伟依然没有回来，播大伟自己也沉不住气了。他想也许胖子阿强的分析是对的，弟弟和大陆的警察朝夕相处了十多天，这种初出茅庐的孩子就算没被赤化，恐怕也多少会和他们建立一些共同语言，共产党那套同是炎黄子孙血浓于水爱国不分前后等等等等的说教，弄不好会成鱼翻生，让弟弟这种热情有余阅历不足的青年入迷。他想如果小伟真的进城投向警方的话，到现在已经几个小时过去了，警方应该是有所反应了，与其在此坐以待毙，不如三十六计先走为上，假使弟弟不仁，做大哥的也只有不义了。
于是他跳起来，大声吩咐手下人拿好东西立即上车。阿强们的满面忧虑和怨气为之一扫，发一声喊，飞快收拾东西往门外走，一个手下几乎是下意识地带着几分轻松地问了句：
“不等小伟了吗？”
这一问又把他问犹豫了，他迟迟疑疑地上了车，车子发动起来了，他又做了一个折衷的决定。
“我们先出去转转，别走远，到晚上再说。”
其实就在这个时候，我和潘小伟正并肩走进北京公安医院的大门。
我的手里，拿着那把传奇式的意大利小提琴！
第六章
海岩：月月，你不是答应和潘小伟一起走吗，怎么又进了公安医院呢？难道在这种——请原谅我用一个难听的词——在这种带有极大叛逆性的私奔的时候，你还有心情去看老焦的病吗？你是想和他告别吗？你是想通过他，和你的亲人和你的战友告别吗？
吕月月：直到今天为止，你是第一个用“私奔”这个词来形容我的出走的。我不否认这个词有一定的准确性，因为它至少包涵了我当时的某种内在的感情和突发的冲动。在那一刹那间我真的爱上潘小伟了，我承认在那个刹那我确实是产生了一种以身相许的激情。他那么漂亮，他的个性那么有悠力，这样一个年轻英俊而且富有的人竟能如此义无返顾地追求我，冒着坐牢的危险来找我，这确实是个童话，是个白马王子和灰姑娘式的童话。我，一个二十出头的小地方来的女孩，在这个只有我们两个人的秘密幽会的时刻，我的精神防线就瓦解了。我无法使自己拒绝他的拥抱，他的热吻，他的海誓山盟。
海岩：一个二十出头的，什么都还没有尝过的女孩坠入爱河时的心态，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尽管这件事已经过去两年了，我还是想不客气地问一句，你跟他走，对你的身份来说，是不是一种背叛呢？或者我说得再深一点，从法律的角度来看，是不是一种犯罪呢？
吕月月：好像这个事情的性质后来并没有被人看得那么严重，你不要忘了那把小提琴已经被我拿在了手里。如果说，面对潘小伟我是个昏了头的女人，那么，在面对这把小提琴时，我仍然是个清醒的警察。
我是一手执琴，一手拉着潘小伟，走进公安医院大门的。
我们走进病房的时候，焦长德正熟睡着。我俯身端详着他的面容，竟比十几天前苍老憔悴了许多，眉头紧锁，仿佛睡中也有无尽的心事。一个同室的病友告诉我，老焦自上次发病后，身体状况一直不好，比发病前大大地下了一个台阶，在病房里常常一睡一天，还是胸闷疲劳。那病友以前见过我，于是主动帮我叫醒老焦。他说嘿，老焦醒醒，醒醒，你看看是谁来啦。
老焦醒了，睡眼圄断地注视了我一会儿，没有表现出我预料的那种兴奋，口齿木清地说：“啊，是月月呀，什么时候来的？”
我看着老焦，心想这也许是我最后一次见他了，于是眼里不由泪花闪闪。可潘小伟就站在我的身后，我不能拖延。我把小提琴放在老焦胸口上，以为老焦会一眼认出它来，因为他几年前就已经从照片和资料上熟知了这琴的每一个细部和每一个特征。但是老焦只是看了它一眼，糊里糊涂地完全没有反应。
“老焦，你多保重，把这个带给伍队长。”
“啊，是给伍冬冬买的吗？你要上哪儿？他是谁？”
潘小伟上来拉我，催我走，我转身又对老焦说了一句：
“老焦，我要出一趟远门，告诉家里，我会和他们联系的。”
焦长德此时像是渐渐清醒了，他怔怔地看我往门口走，疑虑地问了一句：
“月月，你这就走了吗？”
我永远都能记着他说最后这句话时的语气，是不解的、抱怨的、关切的、依恋的……
（bsp;我没有回答，甚至也没有回头，我像个不懂事也没礼貌的孩子，就这么一句话也没说地推门而去。
病房外的走廊是漫长的。中午送饭的车子哗哗作响地推过来了，送饭的护士取饭的病人看护的家属们都在走廊上走来走去。空气中弥漫着药味和一种说不出的气息。没有人注意我们。我们用一种和这里的节奏极不相称的快步疾行，穿过人群穿出走廊，一直走出医院那令人压抑的晦暗和窒息，一直走到明媚的蓝天和太阳刺痛我们的眼睛。
那时我满心里都洋溢着异样的轻松和希望，由于提琴已经回归祖国，我们这个案子终成正果，得以善终了。死去的人可以瞑目，活着的人可以卸责。我祈求一切人都因为这个意想不到的胜利而原谅我、忽略我、饶恕我！
海岩：那么，这琴老焦后来认出来了吗，他是怎么把琴交给伍队长的？
吕月月：这琴有非常明显的标记和特征，老焦当时没有认出大概是因为实在想不到。我们走以后他清醒了，回想刚才的情形，恍若一对金童工女，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地送来这把提琴，梦境一样。后来我们听那个同室的病友说，老焦先是坐起身来看着小提琴发愣，后来突然喊了一声，就连滚带爬从床上滚下来，像发精神病一样抱着小提琴跑出去，冲向值班台上的电话机。走廊上很多人都听到了他兴奋的呼喊。
“啊——小提琴！意大利小提琴！意大利小提琴！”
他们还看到了老焦眼中那回光返照似的亢奋的光芒，紧接着他们又看到了他冲向电话机的步伐突然蹒跚， 突然踉跄， 站在电话机旁的值班医生愣愣地大声问：“焦长德，你这是干什么？”可老焦已经无法回答，他磕绊了一下就向前扑倒了。
他倒得那么重，以致几乎所有人都听到了“砰”的一声闷响，几个离他最近的人伸手要扶都来不及了。
小提琴护在老焦怀里，安然无损，他倒下去时抱着它没让它受到半点磕碰。
焦长德死了。
等伍队长他们赶到公安医院时，形式上的抢救工作早已停止，老焦的家属也刚刚赶到，急救室内外正是一片嚎啕。抢救的医生把伍队长叫到办公室，向他介绍情况。
“……他发病的时候，值班医生刚好在场，所以基本上没有耽误，马上做了抢救。抢救的方法和措施都是恰当的、及时的。应该说，医院是尽了力的—…·”
伍队长作为死者单位的负责人，当然希望从医生这里了解更详细的死因和病情，以便对家属有个交代。
“他上次发病抢救以后，不是恢复得还可以吗，”伍队长问，“上次你们不是说病情还可以稳定一段时期吗，怎么这样快就又恶化了呢？”
这话在医生听来，多少有点指责质询的味道，于是医生马上正色道：
“这种心脏病就是这样，可能几年不犯，也可能朝夕不保。特别是这种大面积突发性心肌梗死，一般很难抢救。病人这几天恢复得是木错，我们估计可能是受了意外的刺激，你看，他死的时候就抱着这把小提琴，而且死前还不停地在走廊里冲别人喊：‘小提琴，小提琴'
医生把放在椅子上的小提琴拿给伍队长看。
海岩：伍队长怎么反应？
吕月月：具体怎么反应不知道，不过可想而知。
海岩：在惊奇之余，恐怕他还想不到这琴究竟是如何从天而降的。
吕月月：恰好这时处里来了不少同志，居然在这里看到小提琴，无木惊异得目瞪口呆。队长就叫小提琴专案组的刘保华、薛宇几个人暂时不要忙乎老焦的后事和家属工作，组织他们立即着手开始了现场调查。
他们在医院里临时找了个办公室，把和老焦同室的那位病友请了来，先是长吁短叹地说了些为死者惋惜和遗憾的话，然后介入正题，队长把那把小提琴拿出来了。
“这把提琴您见过吗？这琴是老焦的吗？”
那位病友几乎都没有再辨认一下就说：“这琴是别人送给他的。”
“什么时候送的？”
“就今儿上午呀。我就琢磨这琴跟老焦准有点什么故事。你们是没看见，老焦一瞅见这琴就跟疯了似的。”
“是谁送他的，送琴的人您见过吗？”
“我当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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