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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半仙说着，眉头皱成一个川字，然后又自吹自擂一翻。“我这个人就长者一双鹰眼，什么鬼八卦，能逃出我的眼睛。我前几年在城里混的时候，我的算命的摊子前有几句话：隔山能算山多远，隔河能算河多宽，蠓虫从我头上过，能算出几个成双几个成单。我年轻的时候，我掐指一算，虽然不能说是前算八百年，后算八百年，我眼睛一眯缝，什么事情都知道个七大八。大柱子爹那个人，他一撅屁股我就知道他拉什么屎，他打一个喷嚏，我就知道他要刮什么风。”
周二憨说，“说大话，你何半仙牛皮吹炸了，没有人给你缝上，你那三斧头我也是知道的，黑炸葫芦碰，软硬刁憨精，都在你的两片嘴皮子上，没有什么了不起。你说大柱子爹有那心思，等于是隔裤子估屌，连估加猜的。何半仙，我问你，你有什么根据？”
何半仙说，“没有根据，我会在你面前啦来啦去的，我曾经问过他，‘你这二儿媳妇一到家，你就到你闺女家去了，嫦娥在家你就放心？’他说‘有什么不放心的，家里有大柱子来；’我说‘你把嫦娥交给大柱子看着，不就等于把鱼交给了猫。，把骨头交给了狗，’你猜他能怎么说，他说‘什么猫呀鱼的，肥水不流外人田就行。今后不论嫦娥是大柱子媳妇也罢，是二柱子媳妇也好，反正嫦娥是我的儿媳妇就行。’”这话是李大山真的说过，还是何半仙吃腊条拉粪箕子，肚子里编的，谁也说不清楚。
正在何半仙和周二憨说话的当儿，大甩爹拾粪路过这里，一听何半仙在那海吹神砍，说长道短，气不打一处来。大甩爹和何半仙平时就不和，这两个人都是旮旯村的能人。大甩爹，解放前读过私塾，在这一带也算是有学问的人，在解放初期的时候，旮旯村唯一认得字的人，那时候何半仙还没有来到旮旯村。有一年，他到他的老岳父家去过年，整个一个村的门对子都没有人写，家家都是用碗口，沾着墨汁，在红纸上卡圆圈子，贴在门上。在合作化、大跃进、文革时期，他都是村干部，文革后期，因为年龄的原因，村干部不干了，可是那些村干部都是他一手提拔培养起来的，当然要听他的话，又垂帘听政了几年。村干部不干了，可还是高级社员，生产队里的轻活巧活，不出力又能够挣到工分的活，非他莫属。例如称个青草，拿个仓库的印把子，都是他的活。
这个人在旮旯村直接统治了二十年，间接统治了五年，是个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的人物，对上对下，对官对民，对大姓对小姓，都说得过去，从来不做太过分的事情，从传统的观念来说，是一个中庸学说的身体力行者，因此在旮旯村算是一个德高望重的一个长者了。
何半仙呢，也是旮旯村的能人，他不是土生土长的旮旯村人，祖上是船民，根基是那个地方的人，旮旯村没有人能够说清楚，他自己和别人谈起他的身世，也都是神龙露尾不露首的，好像故意给旮旯村的人造成一种神秘感，一会说他是山东人，他的父亲是南下的八路军干部，后来尸骨无存，为了寻找父亲而流落此地的，一会又说自己是洪泽湖的人，和李大山是老乡，谁也搞不清他的祖籍到底是哪里。
据旮旯村的老辈人说，解放前旮旯村的老龙河上长年累月的漂着一条船，那就是何半仙的家，“一条破船一张网，风里来雨里去，日夜辛苦在老龙河上”，那就是何半仙少年的生活状况的写真，后来在旮旯村落了户，他妈妈在1958年饿死了，他跟旮旯村的一个姑娘好上了，就做了旮旯村的女婿。他这个人能得很，虽然做了女婿，可是他还姓他的何，也没有谁叫他改姓，也没有谁敢叫他改姓，年轻时有的是力气，天不怕地不怕，他的老丈人也曾经试图管过他，可他不买乎，两眼一睁，皮锤子一提，老丈人也就败下阵来。和大甩爹比起来，何半仙算是自学成才，走的是一条野路子。打从小的时候，就随着船儿走过南闯过北，要过饭，打过铁，卖过老鼠药，给人算过命，空闲的时候也读过不少书。成为青年壮年，他看书学习仍然孜孜不倦，文革时候破四旧，公社的红卫兵在他家里搜出不少经史子集之类的线装本，还有一些流行的小说，什么《说唐》、《八美图》、《五鼠闹东京》等等，红卫兵问他的这些书是哪里来的，他说都是从民间搜集来的，他卖鱼，有的人家有这些破玩意儿也不当什么好东西，就用这些书和他交换鲜鱼，阴天下雨，河水封冻，他就借助字典，请教岸上的小学校的老师，慢慢的他学了一肚子学问，后来附近当地一些语文老师对于课本中一些古文，搞不明白的地方，都来请教他，他都能说得头头是道。他有一个看法，一个外乡人，又是做人家女婿的，没有一点本事，家里的人，村上的人，能把你讹死。所以，他就苦练内功，烧好鏊子烙好馍。在村外，他的名声比大甩爹还要响，外边来旮旯村摞石夫，逢年过节散个烟花爆竹都找他。在能说会道方面，不压于小撮合，在旮旯村这一带，有南有小撮合，北有何半仙之说。
大甩爹和何半仙原来是割头不换的好朋友，当初何半仙就是通过大甩爹在旮旯村入的户，后来也不知是什么原因，两个人搞恼掉了，文革期间两个人是两派，大甩爹说何半仙不知是哪里来的特务，他的家根本就不是山东人，他的父亲也不是南下的干部，可是也没有证据。何半仙说，大甩爹是四不清干部，是漏网之鱼，也说不出所以然来，造反派对这两个人内查外调，都没有结果，此时随着党的政策逐步好转，都不了了之。这两个人于是由朋友变成了敌人，一见面就吵，后来年龄都大了，冤家宜解不宜结，在村干部的帮助下，两个人互相请了酒，表面上都表示，既往不咎，团结一致向前看，可是心里面还是疙疙瘩瘩的，面和心不和，对旮旯村发生的大事小事，总是尿不到一个壶里去。
关于他们俩的分裂，旮旯村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议论，一种议论是说何八仙无德，翅膀硬了，不需要大甩爹这根拐杖柱了，过河拆桥，推过磨杀驴，用到人朝前，用不到人朝后，良心被狗偷吃了；一种说法就是大甩爹这个人无形，贪得无厌，无休止的让何半仙感恩戴德，以给人家办过一点事情，要挟人家。这些事情，是文革中他们俩在一次吵嘴的时候说出来的，不然别人也不知道。
“老何呀，你这个人心八成被狗掏去吃了，当初要不是我同意你落户旮旯村，你到现在恐怕还是那一条风里来雨里去的破船上，你怎么这样翻脸不认人呢？”
“你给我办的那一点事情，我何半仙回报你的，早就绰绰有余了，你那些年吃鱼，你花过钱吗？还都不是我送的。再说了，也不能因为你曾经帮助我，我永远的都要给你当孙子。
第六卷：众说 第六章：众说（7）
也许是一山难容二虎吧，两强不能并立，这何半仙和大甩爹，从年轻的时候就互相不服气，一直到现在，用旮旯村的人话来说，叫做一个槽上栓不了两头叫驴。一见面就顶嘴，今天当然也不例外。
大甩爹把屎粪箕一放，“我说老何呀，今天逢马厂集你不去哄人家两个小钱花花，你在这里讲大柱子爹的坏话，我看到晌午谁给你饭吃？”何半仙一听，来着不善，也就没有好气地说，“我说老村干呀，你不在家运筹旮旯村的大事，背个屎粪箕，瞎晃悠什么？”“你看，你何半仙在这里发高论，我不来听听，怎么能够长见识？”“我看你也是咸吃萝卜淡操心，我说大柱子家的事情，管你蛋疼。”“是不关我的蛋疼，我来想问一问，你家那年丢的那头牛，到现在找到没有？”。何半仙一听这话，冷冷的笑了笑，“你来得正好，我倒要问问你，二公斤的花生米倒底是是多少？你到现在算出来没有？要是没有算出来，你买二斤酒，弄几个菜，把我请到你家，我帮你算算。”大甩爹一听这话，说，“老何呀，你是双沟南边河里的那个东西，好姥（这是当地一句隐语，好姥就是鳖），我惹不起你，还躲不起你吗？”说罢，背着屎粪箕子溜达走了。
这两个老头说的这些，都是句句带刺的典故。
有一年，临村朱王庄的一户人家丢了一头牛，来找何半仙算算能不能找回来，何半仙满口答应，这是小菜一碟的事情，不过要一百元钱口舌费，人家就准备付钱给他了。他的儿子慌慌忙忙的跑来找他，说，爹呀，俺家的大黄牛也不见了。他赶忙收摊子朝家里跑，那人说，你跑什么，他说找牛啊。那人说，你家牛跑了还用找？牛在哪儿，你老人家的心里不是明镜似的。他说我先把我家的牛找到，再来给你算。那个人说，算个屁，你家的牛都算不到，还能够算到别人家的牛？你就象那个声称自己的宝葫芦里药能够包医百病的铁拐李一样，就是治不好自己的瘸腿。从此之后，这个故事是旮旯村人制服何半仙大吹大擂的最好一副良药。每当人们提到这个问题时，何半仙就闷屁筛糠。
其实今天，大甩爹还有一发重型炮弹没有用上，就是何半仙给人算生男生女的事情。随着农村计划生育政策的落实，许多农村人都想第一胎生个男孩，何半仙认为是个发财的好机会，于是他装扮成瞎子，雇了一个小徒弟的给他领路，走村串户的给人算生男生女。他见到一些漂亮的小媳妇又经不住诱惑，时常借着给人号脉机会，叫小媳妇们脱掉外衣，手伸进小媳妇的袖笼子里朝上摸，摸摸胳膊也就罢了，他愣是继续向上摸，摸到人家的奶头子了，又是搓又是揉的，摸得这些小媳妇们直叫唤，人家以为他是瞎子，也不好说什么。可是有几次，他不仅摸了，而且睁眼看了，既探春又赏春，这小媳妇那里愿意，骂他是臭流氓，丈夫知道了，那还了得，按住他就是一顿猛揍，腿被打得瘸了好长一段时间，回到家来养伤，对他的小徒弟讲，就说是被狗咬的，谁知这个小徒弟怎么也憋不住，有一天对旮旯村的一个人讲了，于是这个事情就传开了。
何半仙讲的二公斤花生米有多重，也是一个典故。
当年一个下放在旮旯村的一个上海知青已经回城，有一年写信来，要当年的村长大甩爹，给他邮寄二公斤花生米。自以为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大甩爹，大风大浪都经过，偏偏在这小小阴沟里翻了船，他死活不知道这二公斤是多少。他知道这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可拿不下架子来，向村上的小学生请教。于是他用板车拉了一麻袋花生米到了公社的邮政局，说要邮寄，邮局的同志说，“你这太多了，最好到车站办个托运。”他说，“不多，我就邮寄二公斤。”“你邮寄二公斤，拉这么多来干什么？”大甩爹红着脸说，“我光知道十两秤一斤是十两，十六两秤半斤是八两，我就不知道这一公斤是多少？就这我还怕不够，我怕上海人说我们乡下人小气。”那位邮局的同志如此这般的说了一边，他才恍然大悟，“原来一公斤等于二斤，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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