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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会到了此时，大家全都受不住啦，幸而天无绝人之路，有人推荐记者之家驻唱歌星隽玉琴小姐登台。隽小姐唱了两支中国歌：《梦里相思》、《绿岛小夜曲》，场中方才鸦雀无声，落下一根针都听得见。唱毕掌声如雷，逖克峰先生急要求介绍和隽小姐相识，对她的音色之美、音量之广，有深刻印象。并如获至宝曰：“日本流行的正是这种歌曲，中国是一个音乐国土。”在座的中国人闻之，心情稍快，我想张小姐也好，李小姐也好，多少都会有点屁眼痛。
想不到，刚刚正常了的气氛，又被一个异军突起的女人搞了个一团糟。该女人贸贸而出，直奔台上，也唱起英文歌焉，询之左右邻座，答云：“洪小姐是也。”听说该雌和前张、李二雌出身差不多，都是演话剧、电影的。洪小姐的英文歌，中外人士，无一人能听得懂，小说家上官湖露先生，立予七字之评，曰：“荒腔走板不协调”。尤其要命的是，在最最紧要关头，硬是漏了一段，全体听众乃大乐。她在猛唱时，脚下还猛动，东洋人甚奇之，纷纷加以研究。说她是打拍子乎？并不合拍子；说她是发了羊癫风乎？又不像是羊癫风。历史上本来就有很多事是一个谜，此事只好成为千古疑案矣。
一个有重大意义的中日两国艺人的聚会，被三个女人各献其宝，无论主人和客人，几乎要痛哭流涕，盖中华民族自尊心丧失到如此程度性。提出思想发展三阶段说，认为任何知识的发展都先后经，诚大出东洋大人意料之外。
然而不能该三雌专美于前，别的人也照样露了一手，忽然有个家伙提议泉京子小姐唱上一段，这真是一种不可原谅的戏弄，充分显示出中国人茫茫然的特点。咦！假使说他是恶意的，那对东方歌舞团是一种侮辱；假如说他是善意的，那说明他的无知——反正无论哪一点都不能使中国人光彩。盖东方歌舞团以逖克峰先生为台柱，且逖克峰先生又是低音歌手，戏院老板把比排骨还瘦的京泉子小姐硬捧成肉弹，是生意眼而已。实际上她既不会歌，也不大会舞，她唯一的特点有二：一是曾演过电影，二是个子高一些。等于柏杨先生和斯义桂先生组团去美国淘金，洋大人能先教柏杨先生唱一段乎？柏杨先生又敢去唱一段乎？反转过来，如果玛丽莲·梦露小姐和平克劳斯贝先生组团来华，盛大欢迎会上，我们总不能先请玛小姐唱上一段也。
于是，京泉子小姐死也不肯登台，拉拉扯扯，结果还是另选了一位中国小姐，而那小姐登台唱的啥？曰：又是日文歌。呜呼，柏杨先生当时便老泪纵横，盖如今才发现日本这个国家为啥没有前途，而我们迄今仍为四强之一的缘故。
十月十日那一天下午四时左右，台北衡阳街曾有一场令人流汗的镜头，一位韩国人买东西，店员胁肩谄笑，大讲其日本之话。韩国人以中国话告之曰：“你是中国人直接呈现说又称”内在说“。新实在论者的认识论学说。，为什么讲日本话？我会中国话，请讲中国话，好不好？”当时在场停足围观的人很多，反应的嘴胜各异：瞠目不知所云者有之，敬佩者有之，反对者有之，毫无惭愧、以该韩国人有神经病者有之。呜呼，盛哉。
若干年前，柏杨先生曾陪同过日本老友，参观某家工厂，厂老板屁股朝天之余，大讲他的设备如何进步，而且“亚洲第一”。东洋人诧曰：“看你们的机器全是俺日本制的呀！”老板又吹他的工程师到过美国、日本深造，甚为得意，东洋人又诧曰：“你们既这也进步，那也进步，难道连一个深造的学堂都没有，必须到外国跑一趟？”柏杨先生急得乱跳脚。无他，深知洋大人既不吃中国的饭，便不必装糊涂，而敢于揭疮疤。他讲过溜之，留下柏杨先生，何以抵挡该厂老板的迁怒耶？
至此，你说吧，这个有五千年传统文化，天天讲孔孟的中国，到底是个啥国？伫款一元以待，诚征答案，如张、李、洪三小姐应征，则奖金倍增，以资鼓励。
用啥交流
我们整天在叫和外国文化交流，用啥文化交流乎？积五十年之经验，知法宝有二：一是把古董运到外国展览展览，让洋大人知道中国人的祖宗如何如何了不起；二是花几万元买一部二十四史送之。这大概是一种以量取胜之意，嗨，你看，当我们中国大圣人孔丘先生在陈国饿得两眼发黑时，你们还在那里茹毛饮血哩。
此二法宝，似乎应归类于破落户心理，盖现代的既“巴尾提豆腐，提不起来”，只好提“想当年”矣。古董搬来搬去，真有啥意义乎？如果我是搬来搬去委员会的主任委员，食其饭而忠其事，我可写出两大册书，以证明搬来搬去的重要性。而如今我是一个小民，便觉得搬来搬去，花了不少钱，其效果恐怕只耶稣知道。人家瞧起瞧不起，是看你现在搞的啥名堂，不是看你祖先搞的啥名堂。一个姓柳的犯了强奸罪，他向法官吹曰：“俺祖宗柳下惠，想当年连坐怀都不乱！”法官能肃然起敬，下来跟他握手，请他喝一盅乎？
清王朝光绪年间，柏杨先生年轻力壮，一天因为赶路，错过了店铺，下榻一庙宇之中，夜间风雪交加，忽闻山门处有二妇人相语。一人曰：“我结婚时，凤冠霞帔，流水席开了三千桌。”一人曰：“我出嫁时也差不多，嫁妆便摆了五条街，每个箱子里都装着四个金元宝。”柏杨先生天生地势利眼，一听此言，知二妇来头非凡，急披衣下床，索灯索火，准备前往说几句马屁之话，以结后缘。却不料竟是两个老女乞丐，大为扫兴。寺僧知我夜起，赶来问讯，我曰：“你紧张啥，我不过拉屎啦。”寺僧肃然曰：“公子真不同凡品，夜行必烛，将来定卜大贵。”我因没有大贵之故，对此事一直讳莫如深。
可是，每逢我听说有古董出国，或赠人家一部影印的二十四史，便不由想起当年盛举。便是洋大人看得懂二十四史，便是洋大人很起敬翻刻本，参校《正谊堂丛书》中的《张横渠集》等，出版校，起敬之余，恐怕也哑然失笑，笑我们这些不争气的子孙太窝囊也。呜呼，一切都在于“古”，现代的东西啥都没啥。山门外那两位，若不是丐妇而是贵妇，衣服华丽，腰缠万贯，在美国既有房屋又有存款，则即令她们当年结婚时是披麻包片，满身虱子，柏杨先生也会去胁肩谄笑，何致享我的掉头不顾哉。
问题还在于送他的那些二十四史、二十五史，有几个人看得懂？就是想敬都敬不起来。美、德、法、英，还有一二汉学家，可能翻阅一下，其他那些芸芸众生和芸芸众国，恐怕送了去不过往墙角一堆，供蠹虫便饭之用而已也。
专送给人家连中国人自己都不能普遍了解的东西，也是一奇，不可不大特书以志之，以便后人有凭有据地哀悼。
电影之癌
当《西施》在台北上演时，被其伟大的广告搞得心中奇痒，也挤着去看，看到一半，觉得似乎有些别扭，说不出哪里别扭，但别扭却是定了的，好像身上忽然长了风湿疙瘩，不抓不行，抓又不知道应从何处下手。那一天大概天作之合，身边恰坐着一位政治大学堂教习，我把我的异样感觉告诉了他，他呻吟曰：“你指的莫非他们说话的腔调乎？”我拍大腿曰：“对啦，对啦。”教习先生叹曰：“京戏腔是中国电影之癌，木法度。”
呜呼，正是如此，教习一矢口的矣。任何一部电影，或任何一场话剧，只要是古装的，那就是说，演员只要穿上古装，京戏里那种特有的阴阳怪气，假兮兮的腔调，就自然而然地出了笼。《西施》导演李翰祥先生，大导演也，对这种腔调都束手无策，任其泛滥成灾，可见其锐不可当。
据说当拍该片时，李翰祥先生曾向专家讨教过——在我们社会，三篇文章就是一个专家，当上三天官，掌上三天权，也是一个专家，不太值钱。同时李翰祥先生是不是真的有这份虚心，皮颇成疑问。但我们姑且假定他阁下讨教过了吧，“专家”的意思却是：一切跟着京戏走。于是古装的电影遂成了京戏的翻版。可庆幸的是，电影上还没有唱哩，如果男女主角也像《梁山伯祝英台》的黄梅调，唱上一段：“看三军攻坚城杀声震天”，那就更可观啦。
有人说，古时候的平民相互间对起话来，是什么腔调？没人知道。古时候君臣们在金銮宝殿上一问一答，又是什么腔调？也没人知道。唯一可以遵循的是京戏上的那一套。与其创作发明，返璞归真有霍布斯、洛克和卢梭。霍布斯认为，在自然状态中，每个，不如遵古炮制，省事省力。这话说来固有道理，但却是酱缸道理。京戏是典型的象征派，一根马鞭等于一匹马，耳旁挂条黑布等于一个鬼魂，走着走着，忽然一跳，等于过了一个门限，在台上兜两个圈子，等于从西凉国到了长安城，难道偏偏那些假兮兮的腔调，是写实的乎？
中国语言不能合一，是中国语言文字最大的缺点，“五四运动”之后，人们所提倡的是文字迁就语言，而京戏里则是语言迁就文字。文字迁就语言，有白话文的产生；语言迁就文字，就成了京戏里那种特有的调门矣。
中国文学自从用文言文写，遂处处都是文言文，码头工人骂大街用的是文言文，一男一女挤在被窝里谈恋爱，软声昵语，也用的是文言语，好像中国人说起话来，就这股他娘的怪腔。问题是，再大再久的反动力量，都不能把真理斲丧馨尽，有些地方，甚至在最严肃的上皇帝奏章中，白话文也往外冒，像遇到大狱时，犯人的供词，固全是白话文也。京戏里亦然，腔调也有两种，一种是特有的阴阳怪气，一种则是平常日子人们说的真话。
“戏”之所以为戏，是经过再创作的。如果把戏拿到人生中间，笑话就大啦。试想一想，朋友中有人说话时用的是坐在金銮殿上那种君臣道白，真能把人搞得发疯。电影固然是戏列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伟大的继承者、捍卫者。1888年，但那是电影戏，而不是京戏，京戏阴阳怪气的腔调是京戏的特征，观众欣赏这种特征，如果搬到电影上，搬到话剧上，就难以下咽，如果腔调可搬，则马鞭也可搬矣，走着一跳也可搬矣。
记得前年看了一场《白蛇传》，女主角白蛇上天盗仙草时，大战群仙，那场大战竟然也是京戏搬家，只听“匡匡匡匡”，然后声停人止，立刻摆了个架势，面对观众，像呆头鹅一样，呆在那里，以候第二阵“匡匡匡匡”。这种打法，是京戏打法，不应是电影打法。导演先生原封不动搬到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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