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没来得及上二班去看小许，队里就通知各班骨干到队部开会。
女更年坐在队部的办公桌前，黯然地低着头。
队长见我们各班的骨干都到齐了，说：“利用这个时间，召集各个班的骨干来开个短会，这也为我们队里的一个学员开的第二次会。请教导
员先把情况跟大家说一说。”
女更年的眼睛红红的，她说：“我一直以为我们大家对许品邑很关心，可是我们说是关心，其实远远不够，他在想什么，在做什么，他的困
难，我们自以为知
道，然而一无所知。作为教导员，这是我的失职。可能有的同学都知道了，下午我和许品邑同学去了派出所。派出所查办了一个非法买卖肾
源的组织，涉及故意伤
害、诈骗，听民警介绍，性质很严重。在办案过程中发现我们许品邑跟这个组织有过来往。我陪许品邑去做了笔录，小许是在网上查到这个
非法组织发布的高价收购
肾源的信息，所以跟他们联系，他要卖一只自己的肾，用这个钱来为母亲治病。”
女更年抹了一下已经流出来的泪水，接着说：“民警同志说，这种组织可能把你骗过去了，取了肾，什么钱都不给你，甚至是最起码的卫生
条件都达不到，如果
不是公安部门查办了这个组织，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同学们，小许整天就生活在我们大家中间，我们的班长副班长呢，我们的思想骨干呢？
为什么谁都不知道，谁都
没发现他的思想情况？”
“刚回来队长跟我说了，收到小许家的电报，我也刚刚跟重庆的小许妈妈主治医生联系过，许妈妈可能不行了。把大家召集起来，有两层意
思，一个是小许现在
是他人生当中最为艰难最为痛苦的阶段，我们大家每一个人都要给予他多一些关心。另一个就是我们每一名骨干都要举一反三，认真思考一
下作为一名骨干，我们对
身边的学员，对自己的战友了解不不了解，关心不关心。”
最后决定由女更年来告诉小许母亲病危的消息。
女更年说，她发现，现在小许的精神状态不是很好，怕他回重庆的路上不安全，建议由有一名男生送小许回家。来回路费由队里出。队长接
着说，对，这很有必要，就由二班长陈昕去送吧。
“队长，让我来送小许回家吧，我对重庆熟悉！”没等陈昕那边说话，我激动地站起来，几乎脱口而出。
女更年和队长都有些意外的看着我。
因为小许是二班的，由二班长来送他回家，这是理所当然。
“教导员，我也觉得严亮去送比较合适，他以前和许品邑同桌，对许品邑比较了解。而且他说对重庆熟悉，应该会更顺利一些的。”五班的
班长，江岚说。
我感激地看了一眼江岚。
（bsp;女更年示意我坐下，征求了一下大家的意见，大家都没说什么，女更年说：“行，那就由一班的严亮去送吧。”
我不知道后来女更年怎么和小许说的，更不知道小许知道母亲病危后的反应。
第二天，我陪着小许上火车的时候，他没有意外，没有言语，只是默默地跟着我走着。他的眼神中恍恍惚惚的，目光散乱地看着站台上的人
来人往。
98…100
［98］
那个季节的火车上几乎没什么人，卧铺车厢里更是空荡荡的。
小许从一上车就坐窗户边上，看着窗外。
深秋的田野，一派荒凉景象。
我不知道怎么安慰他，即便是安慰，对这个时候的他来说大概也是毫无用处的吧。
车厢里卖盒饭的推车过来，我要了两盒。
放一盒在小许面前的桌子上。我将一次性木筷掰开，递给小许。小许接过筷子，打开饭盒。一边吃着，一边泪顺着他的脸颊流下。
许妈妈还是没有见上小许一面就走了。
从遗像上看，小许的妈妈是一个很端庄很典型的东方女性。小许的眼睛很像妈妈，清澈，善良。灵堂中间的黑色像框中，妈妈在微微的笑着
也许她已经在天堂
了吧，她也许不可能再知道她的儿子为了她，独自一个人联系非法的组织去卖自己的肾，再也不能看到她的儿子就长跪在她灵柩边，恍惚的
眼神中，呆滞的表情，似
乎哭已经不能喧泄他内心的那种巨大伤痛。
妈妈对他来说就是家的全部，现在妈妈走了，家在何处呢？
在灵堂里，小许的姨妈流着泪对我说，你是小许的同学吧，谢谢学校，谢谢你送他回来。以后你们要帮忙多照顾我们命苦的小邑啊。
看着一直长跪不起的小许，看着姨妈红肿的眼睛，我只能拼命地点头，说不出话来。
本来女更年要求我把小许送到家就回学校的，但是从他跪到妈妈的灵柩前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了，我回不了学校，回去要比现在更加难受
我打了个电话跟女更年说，小许的状态很不好，他姨妈问我能不能稍微再多呆两天，然后领小许一起回学校。
电话那头的女更年没说什么，让我尽量照顾着小许，就放下电话了。
小许在家呆了四天，妈妈火化之后，我和他一起把妈妈送到了陵园。
他的姨妈和姥姥对我说，小同学，就麻烦你了，你们一起回学校吧，现在也没什么了，小邑一个人回学校只会更难受。
从到家之后，小许一直就是那种恍惚的表情，我没有看到他流泪，那种压抑着的巨大悲痛，那种伤心至极的苍白的脸庞，空洞的表情，让人
心酸，让人心悸。
在返回的火车上，我几乎不离他寸步，我不敢让他消失在自己的视线里，因为我觉得他似乎已经万念俱灰。
夜深了，车厢里的灯也早关了。
列车载着我们在黑暗中飞驰，看着窗外黑蒙蒙的一片，我好像一下子有了那种不知道今夕何年，不知身在何方的凄然感觉。只有远处偶尔一
闪而过的零星灯光能让我感觉到人烟，感觉到存在，感觉到我们无论悲喜，无论昼夜，都得面对，仍然都得活着。
小许坐在对面的铺上，像一尊雕像，一动不动。
大概时间过了好久，我担心他的身体会受不了，坐他对面他的铺上。我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说：“小许，睡会儿吧，这样身体会受不了的。
”
不知道他听到没有，仍然是坐在那儿。
我隔他很近，能看得到他削瘦的下巴上长出来的胡须，他的喉节一动一动的，像是一直压抑着什么。
我没再说什么了，就那样安静地坐在他身边，用手摩挲着他的肩。
突然，黑暗中的小许转过身来，抱住了我，隔着衣服狠狠地咬住了我的肩。他紧紧地搂着我，我感到了他全身上下不断地颤抖，这是一个压
抑了许久的男人的抽泣，这是四天来全部悲伤的发泄。我一点也没有觉得肩膀的疼痛，而是同样紧紧地搂住他，用拳头不断敲着他的后背。
没有去想隔壁铺上的那对年轻夫妻是否奇怪两个男人大半夜的相拥痛哭，就那样紧紧地，紧紧地拥抱着。
列车轰轰隆隆地向前，我祈祷它能够载着我们驶出忧伤。［99］
我常常觉得一个人疯了，其实他并不是真的疯了，只是思维和意识暂时停滞在了某一种状态之中。
是现实让他觉得太痛苦，太辛苦，难以承受，因此躲在了某一个让他觉得安逸的精神世界当中，一时间不愿意出来。
所以我坚信，疯了，对自己来说可能是一种完全的逃脱，是一种不负责任的享受，而对爱他的人是一种最为狠毒的惩罚，一种残忍的折磨。
而小许，在军校的最后光阴中，他将这种逃脱给了自己，而将折磨留给了我。
从重庆回到学校后不久，陈昕发现每天晚上熄灯之后不久，小许总是偷偷地起床，跑到教学楼对面的晾衣场上转圈，要么喃喃自语，要么拿
着本书坐在黑暗中看。
头两次陈昕发现了，以为小许只是因为悲伤难以入睡，没怎么太在意。后来留意到白天小许坐在教室里一动不动，神情恍惚，而一到晚上熄
灯之后不久，他总是准点地跑出来在那个晾衣场呆上一个多钟头才回去睡。
我和小许从重庆回来后，也渐渐地发现他看我的眼神，是我曾经感受过的那种恍惚，散淡，慢慢地变成了一种更加陌生的呆滞。
陈昕将这个情况告诉了女更年，女更年也觉得有些蹊跷。
她领着小许去了学校的门诊，医生初步诊断这是精神疾病，建议去军区总医院确诊一下。
去总医院那天是女更年，陈昕，还有我陪着小许一起去的。那个时候的小许在白天也已经有很明显的精神疾病征兆了。
他好像并不关心我们陪他上哪儿去，去做什么似的，自顾自地走着，一会儿不解地看看我们，一会儿集中精神地看着路边树梢上的天空。
在医院做了一系列检查之后，当面前的穿着军装外面披着白大褂的老医生嘴中说出“脑器质性精神障碍”这个概念时，我，女更年，陈昕三
人都呆若木鸡，我看到泪水一下子就从女更年的眼中流了出来。
我在心里一遍遍地告诉自己，这只是小许受的打击太多，他太过于悲伤，他还没有从悲伤中走出来而已，这只是他精神恍惚而已。
然而那个老者似乎是偏偏要撕破我这自欺欺人的谎言。
他说，患者是急性脑病，存在初期意识障碍，有昼轻夜重的特点。他说病理不只是悲痛过度那么简单，通过片子，病人颅内发现有一个小的
脑肿瘤，如果手术和康复治疗都很成功，这类精神疾病可以完全治愈。
女更年当即就给小许办了入院手续。让我陪小许在病房里，她和陈昕先回学校给小许办理伙食关系和其他事宜。
脑科病房似乎没有其他病房那么安静，但也是四周白茫茫的。小许的病房里三张床，但就住进来了他一个人。
他很听话地半躺到病床上，很安静的样子。
突然他从裤子口袋里摸出一枚贝壳，是我从烟台给他带回来的那枚幸运贝壳，这似乎并没给他带来任何幸运。
小许一只手拿着，另一只手抚摸着贝壳光滑的表面。
他在微笑着，微笑地注视着那枚贝壳。
我不知道他微笑着的记忆中会不会存留着我？住院之前的每个夜晚，听陈昕说小许总是在晾衣场那儿逗留，很久以前，在那儿他曾经对我说
过我们要做普通同学
的话，他是想要从那里寻找回来我们曾经的所有么？也许这个时候他的内心已经没有任何痛苦与烦恼了吧？也许他的记忆完全停留在我们曾
经的所有幸福场景当中了
吧？
只是我呢，不能与他一起重回幸福，只能在这病床前，看着他独自幸福的微笑，承受着他对我如同路人的陌生笑容。
女更年很快就回来了，和队长一起过来的。
他们已经请示学校，给小许办理休学手续。并且给小许的家里打了电话，他的姨妈和伯父正在赶往南京途中。
陈昕说队长也在队里作了安排，学员队每名学员每天轮流来医院进行陪护。让我先回学校。我找不到什么理由再坚持呆在这里。
离开病房的时候，小许抬头看了我一眼，我多么希望他能简单地叫一声“老严”，然而他没有，重新低头抚摸他手中的贝壳去了。
那一瞬间，我真正体味到了什么叫心如刀割。＇100＇
小许的手术很成功。
听女更年说，那位老医生讲，手术之后有一个相对较长的恢复期，只要没有什么大的刺激，慢慢地帮他恢复记忆，思维和意识都会完全正常
起来的。
可能是系主任在各个队长开会的时候顺便说到了我们队小许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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