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好听天由命。范修宜自觉对不起叶静，大大方方给了她6万元。
当叶静跟范修宜办完离婚手续，倒是兵兵有点舍不得她了，竟连着她不停地叫“妈”。
她笑了那么一笑，无比艰难又非常坚决地汇入了喧嚣的人流之中。
路过“商豪”大酒店，奇怪，她又隐约听见了那曲加拿大民歌《红河谷》，又被它狠狠地“咬”了一口，心里要多难受有多难受，赶紧现场逃逸，一路上，嘴里还不停地嘀咕：“神经病，神经箔…”不知是骂那酒店的音乐放送者，还是骂自己。
也许暂时需要一片清静吧，叶静不知不觉步入一家书店。
打从跟死赵原结婚，每当看见他那一壁柜一壁柜满满当当的书籍，就触目惊心，吓得她根本不敢进书店。对了，半年前，她听说赵原的那本《秦汉墓葬考》出版了，不知这书店有不有？她想买一本。
找了很久，不见赵原大著，叶静询问值班经理，被告知此书在柜台上摆了3个月，无人问津，现已入库，准备特价处理。叶静又问有多少册？经理估计有50本。叶静说她全买了。经理喜不自胜，要给她打六折。叶静申明不用打折，让经理目瞪口呆，鼻梁上的眼镜差点跳将起来。
那天，全市所有书店的《秦汉墓葬考》被洗劫一空。人们传言是一位30多岁的“女匪”干的，长得十分漂亮。
跟一架风车作战婚姻的空洞越来越大，尽管婚龄还不足4年，可苏谨芬跟白瑞明之间已出现如此之多的模糊地带、暖昧范围，已到了非离不可的地步——他因情有所移，她因他情有所移而无可奈何。
她的内心，既有难以割弃旧情的伤感，又有对即将面临的生活的疑虑；好像，他也是这样，离婚前夜喝了很多酒，抽了很多烟，以致醉得连烟头将身穿的羊毛衫烧了一个洞都毫不知晓。
离婚半个月之后，白瑞明突然发现那件羊毛衫的空洞，被前妻补绣了一朵并蒂莲，心头不由得一颤，给苏谨芬打了一个电话，表示谢意。她笑了那么一笑：“以后要少抽点烟，多保重身体。”
苏谨芬曾是一名国际航班上的空姐，端庄秀丽，涵养颇深，举手投足透出节制的意味，又因为节制，更带有优雅的气质。
5年前，白瑞明跟苏谨芬的女友拍拖，后者属于那类在爱情中很不讲道理的女子，刚才还柔肠寸断地吻过你，可等你上了一趟厕所出来，她就变了心。苏谨芬瞧着白瑞明可怜，也许还因为他尽管显得可怜却不失有条不紊的风度，或者，彼此都有一种轻微的、可爱的忧虑吧，她给了他情感上的慰藉。
白瑞明在市委机关工作，一般干部，工资不高；而苏谨芬的收入比较可观，婚后，她对他极好，每次飞到国外，自己舍不得为自己花钱，但总要给他买东买西。夫妻俩琴瑟和谐，比翼双飞。
生了孩子，苏谨芬不再飞国际航班，在航空公司搞财务，挽着一丝不苟的发髻，穿着大方得体的套装，做着一个贤妻良母版的现代职业女性，也就是所谓的“五要”女人——一要做好妻子，二要做好母亲，三要做好儿媳，四要工作出人头地，而且，最大的困难在于，第五，她还要尽力使自己不致因双倍或数倍的劳累、而失去女性容貌上的光辉和娇柔，尤其当人们还习惯性地把你当一个空姐看时，你更要维持自己外在的精致形象。
难呐！
而白瑞明，跟大多男性一样，潜意识中有把繁琐的细节放在一边、留下夫妻关系中最原始的需要的倾向，因此，在行动上，往往表现得不敏感、不体贴，懒散成性，还不时唠叨什么她没有了往日小鸟依人的妩媚，让她心烦心躁，免不了要跟他吵吵闹闹。
一般的家庭，男人累一点，女人苦一点，倒也“相得益彰”，可这男人说话也不嫌闪着了舌头，你又累又苦的，公平吗？
白瑞明从一开始的逃避家庭责任，发展到后来的外出打麻将彻夜不归，接着发展到三天两头跟苏谨芬打架，再发展到跟五彩缤纷的女人打情骂俏，变化之快，如同一辆下坡时刹不住的汽车，转眼间就栽到了谷底。
他跟一个比妻子更年轻更漂亮的女同事筱勾搭上了。
一次，两人一块出差，住在僻远的乡镇招待所。一个大房隔成两间，一板之隔的孤男寡女，辗转反侧至深夜，结果还是筱熬不住了，轻敲隔板：“我这儿有只老鼠。你过来帮我好吗？”
他立马就过去“帮”她了，直“帮”得精疲力竭，至晨光灿烂。
从此，两人一发不可收拾，在10几人的办公室，筱常在纸条上写些“我要你”之类的基本汉语递过去，白瑞明也写些“我亲爱的小黄瓜”之类的鸟言鸟语回应。他一看完，就把纸条儿撕掉了，而她的问题显然严重些，不仅把纸条儿宝贝似的一一珍藏在抽屉里，回家躺在床上，还偏要夜夜呓语情人之名。
筱的丈夫非常自卑，又爱妻如命，带着疑惑和愤怒，开始了一系列侦察活动。某日午后，他眼睁睁瞧见妻子领情人进了一家出租屋，却哆嗦着没有勇气冲进去。为了弄清情敌是谁，当夜他爬窗进了妻子的办公室，打着手电像间谍寻找绝密文件一样，当翻出那把“我亲爱的小黄瓜”时，他甚至有一种成就感。他终于找到了阴暗心理的契机，这是他离婚事业很坚实的一部分。
第二天，筱和白瑞明偷情之事，在单位上被闹得天翻地覆。筱当即被丈夫一脚端出了家门，外加一只破皮箱。白瑞明在筱的逼迫下，不得已向妻子提出分手。
苏谨芬震惊不已，难言悲愁。她全力维系的这个家，眼看就要四分五裂，她如何轻言放弃了事？她的一个朋友，现身说法，也口口声声劝她宽恕白瑞明，他暂时是一只“迷途的羔羊”罢了，而女人，归根结底，却是“婚姻的囚徒”，认命吧。
数年前，苏谨芬的这个朋友，曾勇敢地因为性问题跟丈夫离异，可是再婚传了“龙种”之后，婚姻又步入死亡怪圈。
这一回，她不仅找不到当年勇敢的影子，连站立的力气也没有了。男方建议和平分手，遭到她泪雨倾盆式的拒绝。于是这位一度潇洒的“女权战士”，成了死亡婚姻的俘虏，自选的永久囚徒。
苏谨芬觉得她说得很有道理，于是拒绝离婚；白瑞明也很清楚，苏谨芬这样的妻子打灯笼也难找，于是真真假假地拖着。筱哪肯善罢甘休？于是在领导面前闹，来白瑞明家里吵，用砖头砸窗玻璃，威胁苏谨芬：“你死皮赖脸的，看我怎么收拾你！”
此外，还公然堵在她上下班的必经路口，骂尽难听的话，甚至还有大打出手之势。
苏谨芬忍无可忍，向法院递交了一份状告“第三者”破坏他人家庭、并名誉侵权的民事诉状。然而，法院不予受理，因为现行《婚姻法》中没有此类法律依据。
那就离婚吧，法院总可以受理了是不是。
因女儿不满3岁，法庭判给苏谨芬，所住房子自然也归女方带孩子拥有。白瑞明毫无怨言，那房子本来就是苏谨芬买的，当他拎着自己的东西出门时，回头一望，有点惆怅，手心即被前妻塞过一点东西。一看，是一张存折，1万元。
“我不要。”他说。
她笑了那么一笑，把门关上了。
白瑞明跟筱并未结婚，只是同居，或者不如说是试婚。这是筱提出来的，她紧逼白瑞明离婚，很大程度上是找一种心理平衡和情绪发泄，真要她嫁给他，由红杏出墙的浪漫型转为婚姻实惠型，她骨子里还很不愿意呢，因为他穷。
他们的试婚，除了“老鼠之夜”还剩下一点悉悉卒卒的温情和生理上的充足理由，似乎并没有什么允诺的意义，两人之间的关系好比微调，调不好就拉倒。
男女之间，为色易为爱难。
不到两个月，筱就被来自汕头的某五旬富商，以香车席卷而去，留给白瑞明的连一丝浮尘也没有。
玩了一把，输了个精光，白瑞明自然又想到前妻的种种好处；而苏谨芬，离婚时尽管表现得很平静，但内心有极深的挫折感。缘于孩子这条纽带，彼此仍不时见面，两人外表上的变化也颇有意思——苏谨芬特别注意精心修饰自己了，穿上从前做空姐时也不曾穿过的新潮衣裙，又剪短了头发，看起来更亮丽活泼。这样做是为了向前夫传达一种含义：瞧。我生活得很不错。我是不是很有魅力？你放弃我是不是很可惜？
与她恰成对照的是白瑞明的颓废，从前的整洁荡然无存，一身皱巴巴的穿着，一副皱巴巴的心态，无疑在传达着这样的信息：瞧。我错了，真是自讨苦吃。我感到内疚。难道你一点也不同情我吗？莫非你没有一点责任？
夫妻间的恩怨纠葛恐怕是天底下最复杂、旁人最难弄得清的东西，即使离婚了，这些恩怨纠葛还会在无形中持续下来。苏谨芬自省还是放不下白瑞明，否则，你不会刻意为他打扮自己，这表明你还把注意力放在他身上，你还没有真正开始自己的生活。
生活总是幸福和痛苦互相纠缠。尤其是苏谨芬这样的离婚女人，经济虽能独立，但要承受相当大的自我逼窄的心理压力——她总想追求一个完整的、原来的家，应了一句话：女人的一半是男人。
再说，冲进过围城的男女，往往就难再坦然地在围城外生活。
不久，苏谨芬便跟白瑞明复了婚，不管别人如何提醒，复婚比第一次结婚更要慎重，结婚——离婚——复婚，并不是红本——蓝本——红本的简单更换；也不管别人如何针对她的为了孩子这条理由进行的反驳——维持破碎实质上是在扩大废墟的范围。大人的虚伪通常是会传染给孩子幼小的心灵的。在不正常婚姻家庭中成长的孩子，不可避免地提早接触到双重的价值标准，双重的人格特征。
“我敢说，你还会离婚的。你是在跟一架风车作战。”忠告者说。
苏谨芬坚决一笑，不信。
还把这些话原原本本告诉了白瑞明。后者也一笑，良久，心不在焉地骂了一句：“我操！”
时值官场班子大调整，白瑞明四处活动，离开了市委机关，在某炙手可热的职能部门谋得科长一职，喜不自胜对苏谨芬说：“我终于也有了一个小小的码头，船靠岸不太难了吧。”
苏谨芬不大听得懂他话里的意思，只说了一句：“你别太得意。”
直到有一天，白瑞明开回一辆暂新的“皇冠”，才让苏谨芬察觉不对，他当科长不足8个月，哪来这么多钱购车？
“男人的事，一个女人他妈问这问那干什么？”白瑞明跷着二郎腿，一颤一颤地抽烟，“你以为老子还是那个坐机关的穷公务员呀？没长进。”
她并不计较他的鄙俗，递给他一杯茶，小心翼翼说：“你注意点儿。我可不希望你的钱不干不净……”她的话还没说完，他一巴掌扫掉茶杯，气冲冲走了，两天两夜不归。
她已习惯了他的粗暴，习惯了他在家庭中的缺席。她是一个性格内倾的人，能够忍受过度的刺激和刺激的缺乏，保持其自身的存在，但同时她又是一个情感非常细腻的女人，常常以某种无言的抒情姿态，像黄昏里一只低飞的鸟，为他、为自己的弱点感到悲伤，并只能独自消化这悲伤……1993年4月27日，当科长不到13个月的白瑞明，因经济犯罪被立案侦查。
苏谨芬急了，尽管她预感到白瑞明迟早会罪有应得，但她仍然要尽妻子的义务去救他，托关系找了很多人，很多人都无能为力，其中一个无能为力的人指点她：xx局副局长神通广大，也许能帮她一把。
副局长不到4o岁，长相英武，但是个矮锉儿，望着亭亭玉立、天生丽质的苏谨芬，含糊其辞。她好话说尽，起身告辞时，没忘记把一个“信封”放在茶几上。副局长严肃地把“信封”递回给她：“我试试看吧。把你家的电话留给我就行了。”
苏谨芬不胜感激，虔诚地写电话号码时，手甚至有点微微颤抖，并一再恳请副局长收下“信封”。后者突然一笑，干脆把“信封”塞进她裙襟处的双乳之间，并挑逗地说：“你可别让我犯错误埃”她一脸羞赦，落荒而逃。
几天过去了，没有副局长的消息，苏谨芬按捺不住，直接找到他的办公室。他说：“这里不好谈，去你家吧。”
她不好拒绝，从此引狼入室。
“目前正在风头上，轻判白瑞明可能比较难。”副局长手捧茶杯，在苏谨芬的住处，主人似的踱来踱去，说到此处，顿了一顿，盯着她，慢条斯理地加了一句：“不过，这一切可能取决于你。”
“我……我不明白。”苏谨芬嗫嚅道。其实她十分明白。
“只要咱俩真情合作……”他搁下茶杯，轻车熟路地伸手揽住了她的腰。
她挣扎着，想给他一耳光。又不敢，苦苦哀求：“除了这件事，我什么都答应你。”
“除了这件事，你还有什么可以答应我的呢？”他反问一句，又绅士一般幽了一默：“看起来，我要站在一条小凳子上，才能心安理得地吻着你。”
连苏谨芬自己也不知道，这个厚颜无耻的家伙他彬彬有礼的话儿，在她心中引起了何种反应，她竟然不无怜悯地俯瞰着他，浑然不觉把自己的红唇奉献给了他满嘴的口臭……就这样，她成了副局长泄欲的工具。
几个月后，白瑞明被判4年徒刑。苏谨芬获准探监，带着强烈的负罪感，失贞的隐痛像锥子一样刺着她的心，所以面对丈夫既有几分伤感又有几分迷惘。白瑞明满怀悔恨地说了一番话，表示要好好改造，重新做人。苏谨芬什么也没有说，只是流泪。
她决心摆脱那个副局长。
一天，他又大摇大摆闯进门来，苏谨芬义正严辞地让他别再来纠缠，他双手一摊：“你怎么能过河拆桥呢是不是？”
“你想得到的东西，都得到了。你我两讫了。我一看见你就恶心。”
“怎么会两讫呢？”副局长残酷地一笑，“是的。我想得到的东西已经得到了。而你得到了什么呢？告诉你吧，你丈夫的事，我连问都没问。”
苏谨芬当即眼前发黑，颓然跌坐沙发里，然后又“霍”地跳起来，歇斯底里大叫：“畜生，你给我滚出去！”
“恐怕我做不到。”他相当温和，以几乎带点忠诚的口吻说，“我觉得我欠了你很多，我必须补偿。而且……而且我认为自己有点爱上你了。这很奇怪。跟我玩过的女人挺多，我从来没有这种感觉，像吃了感冒药似的。喏。今天，我给你送一个‘信封’，希望你给点面子，别从窗口扔出去好吗？”
说罢，副局长离去。
苏谨芬还真想把那个“信封”扔了，但它的分量显然足够制约一个人的随心所欲，她一抖，便抖得满地都是极端的沮丧和无奈，仿佛脆弱的红花绿叶，遭遇寒风便纷纷凋谢了。
过了两个星期，副局长打电话请苏谨芬出去吃饭。她没理睬。不料午夜时分，他喝得醉醺醺的，嘴里嘀嘀咕咕，把她的门敲了个惊天动地，吓得她赶紧开门纳入之，扶他躺下，而且像细心的妻子一般，做了不少处理醉酒的善后工作，直至他沉沉入睡。
第二天早晨，他有点惭愧地说：“你不赴约，我就很孤独呐，一孤独就容易喝醉。这怪谁呢？”
“照你的意思，我是你的冤家罗。”她的话并未准确地表达她的内心，甚至，已经南辕北辙，带点打情骂俏的味道。
整整一天，她在单位上班时，都琢磨着自己的这句话。她渐渐觉悟到，作为一个漂亮的少妇，尤其是一个复婚的女人，丈夫又不在身边，自己骨子里已克服了所有的禁忌，情欲发展事实上也达到了饱和点，她需要而且有权利得到性的满足。
更何况，如今道德相对主义早就论证了道德的相对性了，你拒绝一个男人的要求反而是一件麻烦的事儿。也许你的内心或多或少会感到焦虑，为了避免焦虑，顶不济，你把事情弄得平淡无奇、了无意义和满不在乎就是了。
当夜，苏谨芬便主动邀副局长来吃晚饭，吃毕即上床运作。
也含有对白瑞明跟筱偷情的报复因素。
1997年初夏，白瑞明出狱时，苏谨芬已给那个矮锉儿副局长做了整整4年的情妇，人也变得尖酸冷漠、妖冶风流，再次跟白瑞明离了婚，并且把孩子也扔给了他，过起了纵情享乐的生活。
大众道德所鄙视的，恰恰是人类潜意识所崇拜的。女人尤其要警惕这一点。
某日，苏谨芬在一家旋转餐厅，跟那个曾经忠告她不要轻易复婚的人不期而遇，一定要请昔日朋友喝酒，半醉半醒之际，怆然泪下：“跟婚姻这架风车作战，我输得一塌糊涂……奇怪，你怎么没输呢？”
“很简单，”对方晃了晃酒杯，“我不是堂·吉诃德。”
这位忠告者，就是我。
悲剧的对称有一次，在大街上，我跟一位曾在某社交场合见过面的女记者边走边聊，她告诉我中午要赶回去为两个孩子做饭，瞧她青春洋溢的面容，我怎么也想象不出她居然有两个上学的孩子。我非常吃惊地望着她，并充满赞美之意：“你显得好年轻。”
话音落地，我知道我错了，因为她留给我一个莫名其妙的笑容。我心里想：不妙。赶快转移话题。
这位女记者跟我的一个好友甚熟，后来好友告诉我：那两个孩子是她再婚丈夫的一子一女。尽管一般情况下，孩子问题是再婚的最大障碍，而且经历过父母离异的孩子，极有可能变得孤僻、怯懦、抑郁、焦急，甚至神经质，但那个家庭好像压根儿不存在这些问题，孩子们健康活泼，跟后妈的关系很好，一家四口其乐陶陶，和睦美满。
为女记者的重组之家祝福、欣慰之余，我翻开手头沉重的采访笔记，又不禁百感交集、忧从中来：家庭破碎，废墟几何？废墟上的呐喊，往往是孩子的声音……她16岁，随母姓段名青霞，有一种异国情调，尽管在劳教所，未施脂粉，脸色略显苍白疲惫，但青春丽质仍像早晨八九点的太阳一样。
她向我诉说了父亲（在她的自述里，除了开始时她使用了一次“父亲”的称呼，其余全部用“这个人”或“他”指代）跟母亲离异之后，她悲剧性的人生境遇。
我是个很没劲的人，因为我是个被父亲强奸的人，所以我是个破罐子破摔的人。但我说不上怎么恨他，只是不想见这个人。为什么？如果一定要我恨他的话，我可能更恨我妈，要是我妈不跟他离婚，这个人不会整天酗酒，神思恍惚。这一切便可以避免。我想。
我妈童年时跟外公、外婆从四川到新疆支边，后来外公他们年纪大了，又带舅舅回了老家。我妈就地嫁给了新疆，嫁给了这个人。这个人是个维吾尔大汉，我妈则娇小玲珑。在我的印象中，无论我妈提什么要求，只要可能，这个人都会想办法做到。然而不知为什么，我妈对这个人总是不冷不热。
我13岁那年，搞公安的舅舅不幸被坏人开枪打死，外婆向组织提出要求将咱家四口弄到她身边。我妈先带着弟弟调回去了，我跟这个人暂时留在新疆。谁知不久，我妈花了心，跟这个人离了婚。
这个人很苦闷，开始酗酒，常常从天黑喝到天明。有一天夜里，我起床解手，瞧他趴在地上还要喝，便去抢他的瓶子。大概，当时我穿着妈留下的一件睡袍，而且，我跟妈长得有几分相似，我一抢他的瓶子，他就把我抱住了，一边喊我妈的名字，一边撕扯我的衣服。我扭来扭去，自然无济于事，想大声叫喊我不是我妈，是他女儿，不知怎么回事，也许我太恐慌了，就像一个在铁轨上散步的人，回头劈面遭遇火车，竟一个字也吐不出来……直到下身感觉一阵剧烈的刺痛，我才尖叫一声。这个人突然醒了过来，跪在旁边，张着嘴，直愣愣望着我，手在发抖。而我仿佛虚脱了，好久都没有流泪的意思，他动了动嘴唇，痛心疾首地说对不起我、对不起我妈时，我一下子有了活过来的感觉，不禁嚎陶大哭，爬进卫生间，好像要给自己剥皮似的，狠命用自来水管冲洗自己。
第二天，我被送到爷爷奶奶家，从此我就不想见他，更别说跟他说话了。每次，这个人来爷爷奶奶家，我都把自己关在卧室里，无论他怎么恳求，我也不肯开门。
我的情绪糟透了，学习成绩直线下降。班主任找我谈心，我很反感，满不在乎地撒谎说自己谈情说爱了，吓得其他的女同学都像躲避瘟疫似的疏远我。
一个高年级汉族男生，叫何伟，比我大4岁，自吹是个玩刀子的好手，有很多成人的习惯，比如抽莫合烟，连吐痰的姿势也学着警匪片里大流氓的派头，瞅空老给我献殷勤，还说我特像一个瓜熟蒂落的女人。我操他妈，十分恼火，不时跟他打架。他当然让着我啦。男孩不坏，女孩不爱。一打一打，一不小心跟他打到了床上。他发现我居然不是处女，就问我这是谁干的，居然跑在他前面，像什么话？要拿刀子去捅。受不住他一再追问，我告诉了他真相。他大为不齿，往地上唾了一口，还骂了一句：“你他妈真是个脏货。”
那话让人听了格外羞耻，无地自容，连死的念头都有。
当晚，爷爷奶奶在饭桌上告诉我，我弟弟被拐骗到贵州一个小山村，出了大事，不久前才被有关部门送回老家。我听了十分震惊，随即大哭一常（说到此处，笔者打断了一下段青霞的话头，问她弟弟到底出了什么事，她说后面再讲）。
我跟弟弟的感情很深，小时候给他做过很多动物卡片，我时常想念他，我要去看他。
我从爷爷的抽屉里偷了200多块钱，留了一张字条儿，就大胆地上了乌鲁木齐开往郑州的直快，计划在宝鸡转车，折向成都。
在车上，我一直小心翼翼，不敢打盹，生怕自己也被别人骗了。可后来实在熬不住了，不知不觉睡死过去，错过了中转站，醒来已进入河南。
在郑州，又一错再错，急急忙忙随人流挤上车，站了几个钟头，直到有人来查车票时，我才搞清楚这趟列车开往广州而不是成都。那个女查票员是天下长相最丑的麻婆，一定要我补票。除了流下委屈的泪，你还能怎么着？身上只剩下25块钱了，下一步你怎么回家？听何伟说过，广州是个花花世界，他曾许诺带我去南方玩儿，他堂兄在那一带混得很活泛。好歹要对得住手中的车票是不是？我一咬牙，去就去吧，他妈的花花世界。
半夜到广州，像被挤牙膏似的挤出车站，瞧着广场一片黑压压的人群，我一脸茫然，不得要领，稀里糊涂被一辆拉客车载到一家残破不堪的旅店。坐车吃饭花了15块钱，还有10块钱，可旅店最便宜的铺位是12块，16人一间。天！我只好在外面，像一头可怜的小毛驴，干巴巴站了一夜。
我想我已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了，第二天早晨把兜里的钱全花光，跳上一辆车，拿出一副小皮条客的架势，到了中山。
我对自己突然来到异乡，并没有什么陌生感，尽管我来自遥远的新疆，要知道，新疆本来就不是我的故乡。在中山市郊，我谎称自己有16岁了，到一家服装厂应聘，因为发育早，个儿高，很顺利就混进了打工妹行列。
工厂是个小厂，厂子越校榨人越厉害，比四川老地主刘文彩还过分。于是，我联合几位姐妹偷成品（羊毛衫）出去卖，得手两三次，被老板的小舅子抓获了，那家伙歪鼻子斜眼，十恶不赦，当众剥光我们几位的衣服，饱打一顿。被赶出厂子时，我们身无分文。
怎么办？两个年龄大的姐妹提议大家去当舞女，甚至干脆做“鸡”算了。我不干。我觉得自己年龄还小，干那事起码对不起我妈，虽然我妈她一点儿也对不起我。那两个姐妹现在混得蛮不错，有一个很漂亮的被大老板包起来了，成天在家练钢琴，学淑女的坐姿呢。
我再也不想进厂卖苦力，整天浪迹街头，小偷小摸。有一天，我看见从新疆来了一个时装表演队，有俄罗斯人、维吾尔人，当然还有汉人，就死打烂缠地跟着他们。经理像个白面书生，3o岁左右，不肯要我，说我三围不行，个子也没达到1。70米。我苦求他收留我，让我干什么都成。他想了想，引我到一间房，一脸无奈地糟蹋着我，仿佛他糟蹋我是给了极大的面子似的。
做完那事，他又说我鲜嫩可口，只是眼下消瘦了点。苗条可不是消瘦，是一种精致的丰满。也许他看准了，过几年我会长成一个苗条的舞台美人，就跟我签订了5年的低薪合同。
我学了点走台步，看了姐妹的演出，才知道所谓的时装表演，不过是穿着三点式在歌舞厅搔首弄姿罢了，如果有人出高价，你还得全裸。经理暂时没把我撵上台去，是因为他还没尝够我的滋味，那混蛋完全是个性虐待狂，每夜都往死里折腾我，弄得我身上常常青一块紫一块的。
幸好，他很快厌倦了我。我清静了一段时间。有一夜，他单独请我喝茶，我以为他又卷土重来了，有点发怵。结果，他只是问了问我以前在乌鲁木齐就读的学校。
我被他弄得满头雾水，回到宿舍刚脱衣上床，经理冷不丁开门进来，引入一人，竟是何伟！原来，经理就是何伟的堂兄。
经理开门开山说：“段青霞。何伟在新疆那边惹了点小麻烦，来这里避避风。听他讲，你是他的老姘头。从现在起，我就把他交给你了，你要好好伺候他。”
何伟也真不是个东西，当着他堂兄的面，就跃跃欲试要搓揉我。经理一走，我就打了他一耳光：“你他妈不是说我是个脏货吗？我有爱滋病离我远一点。”
“哎哟。还认哪门子真啦？”他嬉皮笑脸的样子，“再说老子就喜欢脏东西提神，好久没开荤了，连吐痰都寡味……”他说了很多脏话，他的脏话很有魅力。我简直被他的脏话迷住了，又喜欢上了他。
第二天，经理给了何伟一个密码箱，给我买了半打衣服，把我们打发去了海口。在那里我们租了一套房子，整天吃喝玩乐。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也懒得寻根究底，今朝有酒今朝醉嘛，直到闻讯经理被来自新疆的公安抓起来了，何伟才惊慌失措地告诉我，他在乌鲁木齐替堂兄杀了一个人，那边正在通缉他呢。
他哀求我不要离开他。我已经死心塌地爱上了这个流氓，当然不会抛弃他。我们东躲西藏，最后又回到了广东，结识了几位愣头愣脑的外乡烂仔。何伟杀过人，烂仔们很敬畏，推他做了头儿，他们计划搞一笔钱，然后偷渡港澳。我想起小时候见舅舅穿公安制服很神气的样子，于是提议大伙扮警察叔叔去搞钱，得到一致响应。
一天黄昏，公安局集体宿舍几个房间的人一窝蜂去了球场打球。我踩着何伟的肩膀，上了厕所的顶棚，再从那儿爬窗进了宿舍，偷了4套警服，递给接应的伙伴。弟兄们指指我身上，意思是我总不能穿男式警服吧。我正愁情况不熟，不知哪里是女公安的宿舍时，碰巧见到一个女警官，还是二级警司呢，偷偷溜进了另一间男宿舍。我借助厕所旁的大水管掩护，瞅见她把警服脱下丢在窗户边的椅子靠背上，接着又脱了裤子……直到听到里面传来要死要活的哼哼声，我才大胆地伸手进去，刚好够着那衣服和裤子，便轻轻地把它们拖了出来。
我跟何伟他们装扮成公安查车、罚款，才敲诈了5个司机，就被真公安逮住了。
何伟他们怎么样了，我不知道。当然，何伟肯定会被打靶，他毕竟犯了血债。因为当时我还只有15岁半，不到判刑年龄，这不？到妇管所接受教育来了。
就这样了……我弟弟出了什么大事？到现在我还没见他一面，想到这一点，人就揪心。话又说回来，我堕落到这步田地，也无颜见他了。唉！说起他，比我的命运还要悲惨。今天我不想说了。我能不能不说？或者，下一次再告诉你好吗？
我点了点头，走出妇管所时，竟有点不能自持。外面下起了不大不小的秋雨，极似我的心境，街道行人车辆在雨中渐渐变得影影绰绰……后来，为了不使段青霞太难过，我没有冉去采访她，而是从管教人员口中得知了她弟弟的遭遇。
段楠记不起自己有多久没吃东西了，他只知道肚子里有一只青蛙在叫。因此，当他面临食品的诱惑时，亲切地叫了给他买食品的那个人一声脆脆的“叔叔”。在他的记忆中，只有他爸才舍得为他花钱，他妈总是抠门，而那个后爸，几乎从来就没有给他买过好吃的东西。
“小家伙，你多大啦？”“叔叔”跟他套磁。
“9岁。”段楠学着大人的样子打了一个含糊的手势，还故意把年龄加大了一岁。
“你的爸爸妈妈呢？”
他不吭声了，有点警惕地望着“叔叔”。
“叔叔”微微一笑，摩挲一下他的头顶，走了。
段楠又有点失落感，当他混上另一班长途公共汽车时，还在想着那个“叔叔”。
段楠独自一人跑出家，要去远方寻找他爸和他姐。自从他爸跟他妈离婚后，他就再也没见过他们。他估摸，到他爸那儿得坐两天两夜的车，现在已坐了一天一夜，他只盼着天快点儿黑，然后天亮时，就能见到他爸和他姐了。
售票员阿姨注意到了他，正要问他从哪儿来到哪儿去时，“叔叔”又出现了，从前面挤过来，让段楠坐到他的身边去。
段楠很高兴，吃过“叔叔”递过的糖，甚至还给“叔叔”讲了个故事，之后就迷迷糊糊睡着了。
醒来时，段楠发现自己呆在一个相当陌生的环境里，好像是旅馆。“叔叔”送来一碗米粉给他吃，身后还跟着一条黑汉。那黑汉挖着鼻孔，不时乜眼瞅他。“叔叔”跟黑汉咬耳朵嘀咕了几句，走了。
段楠脑中一闪念，感觉不对，想逃。那黑汉不时抬腕瞄表，七分耐心三分焦躁、一根接一根抽烟。你只要一开门，对方就会追出去，你肯定逃不掉是不是？趁黑汉上卫生间撒尿的当儿，段楠灵机一动，一扭开门，迅速转身钻进床底。
他听见黑汉骂骂咧咧冲出了门，好久，才敢从床底下爬出来，赶紧溜之大吉。
他躲进一家布满铁锈色的麻籽榨油作坊蜷缩一夜。他肚里的那只青蛙又叫了，他真想把它吐出来。
在街上顾盼溜达至黄昏，段楠已饿得精疲力竭，像一只蛤蟆似的蹲在公园门口。有人递来一包饼干，他脱口向施舍者叫了一声：“叔叔”叫过之后，才意识到自己错了，因为对方是个女人，很瘦的女人，像个白骨精。
怜悯地，瘦女人从上到下把他打量一圈，牵了他的手，到一家小酒店门口，指着一个胖男人，对段楠说：“他是酒店的老板，学雷锋叔叔，喜欢做好事，能供你饭吃。”
胖男人问了段楠一些基本情况，跟瘦女人交换一下眼神，点点头，说：“孩子，你暂时住在我这儿吧。下一次跑四川，我会想办法送你回家的。”
也不限制他的行动自由。段楠就认为胖男人真像雷锋叔叔，只不过肚子大了点而已。
过了几大，他交上了一位街头流浪少年做朋友。后者也来自四川，蛮讲义气，告诉他这里是贵州，并提醒他别上胖男人的当，那家伙臭名昭著。两人合计捡破烂挣钱，挣够盘缠，就打道回乡。
胖男人批评段楠作践自己：“你这孩子，破烂有什么好捡的是不是？要挣个零用钱什么的，还不容易？”说着，把一小包白色的东西塞到段楠的口袋里，吩咐他按地点给人送去。每次回来，给他一两块钱。
段楠跑了几十趟，半个月赚取50多块，很自豪，把这事跟流浪少年说了。朋友神秘兮兮地揭露他送的可能是毒品，被公安逮住，轻则坐牢，重则杀头，并“咔嚓”一声，做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吓得段楠跌坐在地上，半天动弹不得。
段楠便撅着嘴，跟胖男人嘟哝不干了，他要回家。胖男人不高兴，但也不勉强，让他先吃了饭再说。
午后，那个像白骨精的瘦女人跟胖男人从里间走出来，和颜悦色对呆坐在店门口的段楠说：“阿姨明天要到四川出差，阿姨送你回家吧。”
段楠顿时勾住她的脖子，还亲了亲她那散发着某种古怪气味的粉脸儿。
然而，天真的小段楠被卖到了一个偏僻的小山村。买主是一对中年夫妇，软硬兼施，磨了他一个月，段楠似乎被驯服了。在此期间，他前后潜逃3次，又3次被抓回，每次都被打得皮开肉绽。
那女主人尤其凶，双脚呈内八字站着，一副无法无天的样子。有一天，她逼迫段楠叫一声“妈”。后者不得已，十分蔑视地服从了她的意志。她居然好意思哭了起来，让段楠心里溜溜地笑死了。
渐渐地，女主人放松了警惕，段楠瞅空子第4次潜逃，遇上了一个好心人，一个货真价实的好心人，一个从外乡来的后背微驼的爆米花贩子，向他哭诉了自己的遭遇。他给了段楠大包爆米花、一盒火柴，教孩子先躲到附近的山洞里，等两天风平浪静了，他来接他远走高飞。
段楠言听计从，担惊受怕枯坐洞中，至黄昏时分，打算抬一点柴禾取暖，于是起身走出山洞……翌日上午，爆米花贩子放心不下，特意又到山洞去瞧了瞧，孩子不见了，那大包爆米花和火柴却丢在地上。他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孩子可能出事了！
果然，他一走到镇子上，就听见四处传言：今儿凌晨5点多，有人在菜币场的肉类行，发现一个昏迷的下身血淋淋的男孩，被挖去了两粒睾丸。幸好被及时送进医院，才捡得一条小命……半个月后，有报纸披露：贵州某地，一乡下郎中，天良丧尽，为治病计，残忍挖出一四川被拐卖迷童的睾丸，煲了冬虫夏草。此犯现已抓获归案。日前，被害男孩，已由公安、民政、妇联诸部门，联合派员护送回家。云云。
家在哪里洪敏2岁时，父亲因偷窃罪被判6年监禁，母亲跟父亲分了帐，狠心丢下她，嫁给县城里的一个生意人。小洪敏与奶奶相依为命。
奶奶人缘好，四邻八舍同情祖孙俩，常给予她们这样那样的基本帮助，使之勉强得以维持生计。奶奶年迈多病，只能靠纳鞋垫到20里地外的小镇去卖，换一些零分碎角，供洪敏上学。每每放学回家，远远望见屋檐下奶奶慈祥而卑微的背影，她幼小的心灵就一阵阵颤栗，眼中的泪水就很稠地打转。
父亲出狱后，在小镇一家村办企业找了一份临时工，把洪敏接过去生活了一段时间。可父亲脾气暴躁，又无法从往事的阴影中解脱出来，看见洪敏，不禁想到无情的妻子，因此对女儿越看越不顺眼，动辄拳脚相加，认为这个错误的“产品”完全是累赘，不时扬言要把她送人了事。
半年后，父亲再婚，后妈很丑，但一点儿也不温柔，像一位女足前锋，射门意识非常强烈，一打上洪家的“主力位置”，便一脚把洪敏踢回给了她奶奶。
奶奶犹如风中之烛，终于在洪敏13岁那年的炎夏，告别了这苦难的尘世。洪敏哭得死去活来，擦干眼泪，问父亲要钱交秋季学费。后者偷偷摸摸给了她100元，怂恿她去找她妈。
可怜的洪敏怀揣一张母亲刚跟父亲结婚时的3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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