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小李目瞪口呆地看着，直到她缓缓离开了窗口，我们的视线被黑色的屋檐阻隔。如果我们的目光具有杀伤力，肯定会把那屋檐轰成碎片。我听见李光南咽了一口唾沫，于是我也咽了一口唾沫。我们俩都默不作声。后来小李说：“这个事情，千万不要说出去。”
我说：“你当我傻啊，黄春妹的亏吃得还不够啊？”
小李说，这件事情比黄春妹的严肃一百倍，那些生活在民房里的人，或多或少都和厂里的人认得，有些甚至还是职工家属，如果这件事传出去，很快就会有人来报仇，把我们俩杀死在锅炉房里，用煤渣掩埋起来，变成两具人干，或者索性毁尸灭迹，扔到锅炉里烧掉。我听了这个，心里一寒，我倒是不怕被烧掉，但变成人干太可怕了。白蓝带我去看过博物馆里的“楼兰美女”，妈的，那也叫美女，整个一具被烘烤过的尸体，那就是人干。
九三年我怀疑自己是个性压抑，有关这个词，我也是一知半解。没有女人而想女人，那是性压抑，想女人而撞到女人换衣服，我就不知道是什么了。当时我把这件事看得非常严重，认为是麻袋片之后上帝给我的补偿，现在想想，其实也没什么。我看到的只是半裸，比六根差远了。当时我二十一岁，活了五分之一个世纪，才撞上个半裸，运气也不见得好。但我不能说自己运气差到了家，如果真是运气差到了家，我应该是看见了黄春妹的裸体，并且被她逼婚。这些都是小李说的。
现在走到化工厂的门口，看到的依然是十年前的厂门，水泥砌成的一个门楼，铁丝网编成的大门。很多人一辈子都是在这个门口进进出出。再往东走是郊区，有大片农田，农田之间有一条公路，去往上海。这条公路在我的视线中是笔直的，好像用西瓜刀劈开的一样。
其实有一个办法，可以避免一辈子出入于厂门，那就是翻墙。
化工厂的围墙很长，大约两米五高。这个高度我即使穿着枪驳领的西装，也能一跃而上，西装上绝不会沾着一点泥巴。通常我在司机班那一带上墙，那儿比较干净，不至于掉进什么阴沟里。众所周知，化工厂有很多阴沟，阴沟里流的不是脏水，而是沸水，是盐酸，掉进去再捞上来就成了涮羊肉。
翻墙乃是我的嗜好。小时候看过一个动画片叫《崂山道士》，说穿墙术的。我对穿墙术特别感兴趣，可惜它不存在于现实世界，既然不能穿墙，那就只能学翻墙。在这件事上，我好像很有天赋，我以为自己可以去做特种兵，但别人说我是天生的贼胚子。上学的时候因为翻墙，被教务处抓到过几回，教导主任问我：为什么好好的大门不走，偏要翻墙。我回答不出所以然，他就说我是盗贼本性，难以成器。
念书的时候，因为逃学，翻墙多数是翻出去，工作以后恰恰相反，因为迟到，多数是翻进来。化工厂的墙外种着许多树，我双脚叉开，在围墙和树干上蹬几下，人就蹿上去了。我曾站在墙头久久不肯下来，我观察过那堵墙，它是用红砖砌成，实心的，腰线以下和墙顶上涂着水泥，由于年深日久，墙根长满青苔。墙外的泥土是黑色的，长着很多草，墙内的泥土是红的黄的蓝的绿的，都被化工原料染成了奇异的颜色。墙头上有白花花的鸟粪，有枯，这是最危险的，会把所有的厂房设备都炸到天上去。我不是故意要抽游烟，不管炸着什么，首先飞上天的是我自己。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去搞破坏，这不是我的风格。我赶紧把烟踩灭，那人又大吼：
“路小路，乱扔烟头！”
乱扔烟头也会爆炸，或者是火灾，这都是安全常识。我心里焦躁，正想骂那个人多管闲事，他已经旋风一样来到我面前。我一看，立刻没了脾气，他是劳资科长胡得力。
那天我吓破了胆，返身要逃，胡得力一把揪住我的西装。我试图挣扎，我不喜欢自己的衣服被别人捏在手里，而且是我唯一的枪驳领西装。我使了一个反擒拿的招数，用力压他的手腕，本来还能使一招撩阴腿，但我没敢使出来，要是我把劳资科长的睾丸踢飞了，明天就该去牢里上班了。我压了压胡得力的手腕，居然毫无动静，肱二头肌真他妈的白练了。我像一个跳伦巴舞的女人，在他的把持之下剧烈扭动、翻转。他的右手像钳子一样擒着我，左手反捏住我的手腕，一把扭到了背后。我咬了咬牙，忍住没喊疼。
胡得力把我的西装从后面撩起来，顺势在我手腕上打了个结。这他妈太离谱，这是刑警干的活，哪里像个劳资科长。他拎着我往劳资科去，一路上，工人师傅都在笑，说：胡科长，好身手啊。胡得力还挺得意。我心想，要不是看在你劳资科上的份上，我早就把你丫睾丸踢飞了。
我被押到劳资科，先看见小噘嘴对我做了个幸灾乐祸的表情，又看见胡得力那张铁板一样的脸。胡得力对小噘嘴说，把劳动纪律手册拿出来，查一查，该怎么罚，罚死这小子。我当时头一昏，以为一年的奖金都泡汤了。后来查出来，生产区抽游烟罚款二十元，乱扔烟头罚款二十元，至于翻墙，根本没这条。整个也就是罚四十块钱。胡得力自己也有点懵了，对小噘嘴说：“怎么才罚这么多？”小噘嘴说：“胡科，一直就是罚这么多的。八五年的劳动纪律，到现在都没改过。”
胡得力说：“不行，起码扣他两个月奖金！”
我说：“你这是违法行为，公报私仇！”
胡得力说：“我就是法！我想怎么罚你就怎么罚！”
有关我在生产区被胡得力活擒的事，我想起一个细节：当时有一只鸟飞过我的头顶，拉下了一滴白花花的鸟粪。这滴鸟粪本来应该落在我的脑袋上，结果，由于厮打和挣扎，鸟粪落在了胡得力的头上。他没发现。看着近在咫尺的鸟粪，我忍不住笑了，一笑就走了气，被胡得力彻底制服。
我想不明白那滴鸟粪是什么意思，有什么征兆，或者带有什么暗示，但它确实很好玩。世界是由无数巧合组成的，假如让我在鸟粪和胡得力之间做选择，我情愿选择前者，因为洗个澡就能解决。但我同时认为，我撞上胡得力完全不是巧合，而是一种必然。既然它是必然的，那么，鸟粪还是由胡得力去承受吧，我不能在两件事情上同时倒霉。
我和胡得力结下了梁子。照小李的说法，我死定了。小噘嘴传出内部消息，劳动纪律重新修订，翻墙一律按盗窃论处，不管口袋里有没有揣东西，不管是往里翻还是往外翻。至于抽游烟，新的规定是罚款五百元。其余迟到早退的罚款金额也相应提高。那阵子工人师傅恨死了我，说我一粒老鼠屎，坏了所有人的汤。与此同时，他们也恨胡得力，用了很多脏话，在此不宜一一表述。
为了端正纪律，每天早上胡得力都站在厂门口抓迟到，七点五十五分，他踱到传达室，站在那儿等待上班铃声响起。八点整，传达室的铃声响起，等它停下的时候，就意味着抓迟到的工作开始了。那时候也没有打卡机，抓迟到完全依赖人工，这就使得迟到的概念成为争论的焦点。具体来说，工厂门口有一条笔直的白线，铃声停止的一瞬间，一些职工的自行车前轮过了线，而后轮还在线外，这到底算不算迟到？还有一些职工被前面的人挡在白线之外，认为是前面的人故意堵塞交通，这算不算迟到？还有一些人声称自己早就上班了，只不过又晃出去买了包香烟，这算不算迟到？凡此种种，都要胡得力来解决。
对付这种人工式的抓迟到，有一条原则：宁愿迟到一小时，绝不迟到一分钟。胡得力是干部，不是看大门的，不可能在传达室门口站上一整天。八点三十分，他就慢慢地踱回劳资科，坐在炮楼上，偶尔看一眼厂门口。这时候只需要倒退着走进厂里，他看见的只能是我的屁股，然后往附近的树丛里一钻，万事大吉。
起初，我被胡得力抓到过几次。他会很开心地大喊一声：“路小路，迟到！”我一哆嗦，就从自行车上摔了下来，被他逮了个正着，揪着我的领子让我填罚款单，还得站在厂门口示众，手里拿着一张工厂里的信笺，上书四个大字：我迟到了。胡得力说，这是对付懒散青工的办法，专门用来整我这种不求上进的小青年。他还对我说，人最重要的是羞耻心。
我示众的时候，整个厂门口冷冷清清的，工人都在上班。我举着那张信笺，也不知道举给谁看。胡得力站在我对面，用目光测试着我的羞耻心。当时他说，路小路，你的眼睛里没有羞耻。我说，胡科长，你把我剥光了站在这里，我就会有羞耻了。他听了这话，就对我大声呵斥：“举高点！把纸举高点！”
我示众的时候，附近化验大楼的女孩子从窗口探出头来看我，还用瓜子皮扔我。这些姑娘我都认识，经常去她们那里换灯泡，还请她们吃糖，给她们讲鬼故事。我很喜欢她们，因为她们都很干净，穿的是白大褂一样的化验服，到了夏天，这身衣服之下就是胸罩和裤头。白大褂很薄，隐隐地能看到这些内衣的轮廓。我一想到化验室的女孩，就会想入非非。瓜子皮落在脑袋上也很快乐，古代的书生和我一样，走过勾栏瓦舍，被凭栏女子用瓜子皮击中脑门，这是一件很意淫的事情。趁着胡得力不注意，我对她们投去一个微笑，甚至挥挥手，她们就很嚣张地将瓜子皮一把一把朝我扔，我也不知道她们哪来这么多瓜子皮，大概平时特地攒下来，专门对付我这种懒散青工的。此时胡得力扭头朝她们张望，那几个脑袋就嗖地消失在窗口，像一群受惊的松鼠。这一点我最是佩服，她们从来不会落到胡得力手里。
假如让我来形容，胡得力就像是个猎人，站在厂门口打猎。那些松鼠一样的化验室女孩当然不会引起他的兴趣，就在这时，我出现了，我就是胡得力寻觅已久的大狗熊，只有把我一枪撂倒，才配得上劳资科长的光荣称号。如果你打了一只狗熊，也会把它的皮剥下来，挂在墙壁上展览。对狗熊而言，这纯粹是命运使然。但我愤怒的是另一件事：你不能要求一只狗熊有羞耻心，这他妈太奢侈，狗熊是不能为羞耻心负责的。
我不是傻子，被抓过几次之后，开始向老师傅们学习，上班迟到就往茶馆里一钻。那家茶馆如今已被拆掉了，早先，这里是一间昏暗的平房，没有招牌，走进去先是看见一个老虎灶，灶头上永远烧着一壶水，两盏二十瓦的灯泡悬于头顶，灯下是几张旧得发黑的桌子，一些被屁股磨亮的条凳。郊区的老头就在这里喝茶，老头们看见我钻进来，就会嘲笑道：“嘿，又是个迟到的。”
在茶馆里泡着，看完两局棋，绿茶喝得想尿尿，差不多就是九点钟了，这时候胡得力已经回到炮楼里去了，我就把自行车停在附近的车摊上，让修车师傅替我看着，自己一溜烟蹿进厂里。有时候动作快如闪电，门房的老头只觉得眼前一花，还以为闪过去一只野猫。
当然，茶馆并不是绝对安全，有一次胡得力不知哪里来了股雅兴，居然踱到茶馆里来查岗。他一进门就看见我，正在那里下象棋呢。胡得力冷笑了一声，对我说：“你这个月奖金全没啦。”我心里一寒，下错了一步棋，当场被老头将死，输给了他两毛钱。
茶馆据点被查抄之后，我去更远的游戏房打“街霸”，这比下象棋更好玩，也更安全。唯独麻烦的是，打游戏常常使我忘记了时间，等我想起要上班，跑出昏暗的游戏房，太阳已经悬在了头顶，差不多可以去食堂吃午饭了。
九三年和我一起站在厂门口示众的，还有一个高个子，绰号长脚。长脚是个管工，年纪和我差不多大。胡得力让他举着另一张信笺，上面同样写着：我迟到了。长脚比较有羞耻心，而且有恐惧心，看见胡得力就吓得说不出话，态度极其端正，把那张信笺举得很高。由于他的身高一米九五，信笺就在两米五以上的高空，谁也看不见上面写着什么。胡得力认为长脚是在故意耍宝，比路小路更缺乏羞耻心。
那一次，长脚示众还不到十分钟，管工班的班长就把他喊了回去，因为管子没人修。有关管工，简单的解释，就是负责安装和维修那些化工管道的，这个工种很古怪，既可以很清闲，也可以累得像苦力。具体来说，如果你不干活，任由管子漏掉，那就很清闲，如果你到处去检查管子，全厂的管子加起来大概有几百公里，你就成了苦力。我厂的管工班极其懒散，师傅们都不大爱干活，所有的工作交给一个人包办，这个人就是长脚。
照我的看法，上班不干活其实也挺无聊的，总要稍微动弹动弹。但管工班的师傅们发展出了另一项工作：下围棋。其中有几个师傅已经是业余二段了。这伙师傅手筋大得出奇，都是刘小光和刘昌赫那个流派的，只是格调低下，盘面上落下五个棋子之后，必定开始绞杀，毫无教养，完全是流氓棋，大概和他们的工种也有一点关系吧。管工班的师傅下棋，全是站着的，叼着烟，喝着茶。小小一个班组，摆了四五个棋局，杀得天昏地暗。师傅们一下棋，当然顾不上干活了，凡有管道泄漏，就指着长脚说：“去，长脚，修管子去！”长脚就老老实实地扛着工具出去干活了，很不幸，整个管工班里只有他一个人是棋盲。
有一天，我和小李又跑到锅炉房去换灯泡。我们还惦记着瓦房底下的半裸体，当然，不会每次都这么好的运气。爬到最高那层平台，那里黑漆漆的，头顶上有轰隆隆的声音，并且非常热。我刚把灯泡摘下来，忽然从黑暗的角落里钻出一个瘦骨伶仃的脑袋，这个脑袋在有光的地方瞪着我，乍一看，以为他没有长着身体，光是一个脑袋浮在半空中。我吓了一大跳，手里的灯泡从二十多米高的平台上掉了下去，当的一声，砸得粉碎。
这个脑袋快乐地看着我们，并且喊我们的名字：“李光南，路小路。”仔细一看，原来是长脚，他个子太高，难怪被我误认为是飘在空中的脑袋。我骂道：“操，长脚，你在这里干什么？”
长脚说：“我在修管子。”
小李说：“你出来，你躲这里吓死人。”
长脚从阴暗处走出来，他很高很瘦，工作服穿在身上，横宽竖短，非常好看。管工班的师傅们给他起了很多绰号，长脚、仙鹤、竹竿、火筷、圆规、僵尸、高跷……化工厂的师傅们都是修辞大师，取的绰号无比精准。照我的看法，他们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就因为长脚不会下围棋，所以得干八个人的活，还要忍受所有的嘲笑。
那天长脚说他在修管子，其实是骗人。我和小李都不是傻子，一眼就看出蹊跷。锅炉房的顶层是最偏僻的地方，常年无人，在这种地方通常不会干什么好事。小李在平台上巡了一圈，没发现什么异常。长脚问：“你们找什么？”小李说：“你会不会带个女人在这里嘛？”长脚大惊失色，连声说：“不要乱讲，传出去会害死我的。”
我说：“长脚，你老实交代，在这里干什么？”
长脚说：“修管子。”
我说：“你连个扳手都没带，你修鸟个管子啊？”
长脚皱着眉头，抿着嘴，从侧面看，他的脸呈c型，好像吃多了中药。这个表情是长脚的招牌。小李说：“长脚，你不会在这里手淫吧？”长脚做了个要昏过去的表情，说：“你们真下流。我在这里复习功课。”
“你复习鸟个功课啊？考八级管工？”
长脚说：“我复习语文。”
我搞不懂，长脚一个管工，学什么语文。照我看，他还不如去学学围棋，可以少干点活。后来小李提醒我，长脚是要参加成人高考。长脚点头，从屁兜里掏出一本成人高考复习资料，果然是《语文》。《语文》我最喜欢了，可惜那时候已经忘记得差不多了。
小李说长脚惨了，被他们班组长知道，肯定打断他的腿。我说不至于吧，他又不是奴隶，凭什么不能参加成人高考。长脚对我说：“路小路，你千万不要说出去。你要是说出去，我就到你家门口自杀。”我非常嫌恶地把他推开，说：“长脚，你这个变态！”
事实上，小李没有说错。成人高考是公开的，每个适龄青年都可以参加，但厂里对此非常反感，但凡参加成人高考的青工，都被认为是不务正业，好高骛远，三心二意，朝秦暮楚。对付这样的青工，最好的办法就是送到糖精车间去上三班。那时候我们都安慰长脚，放心，你不会去上三班的，你调走了就没人修管子了。长脚说：“我就烦修管子！”
其实，长脚曾经多次想调到电工班。电工班比较轻松，像他这么个身高，拧灯泡连梯子都不需要，最多找个小板凳就可以了。问题是，修管子同样需要身高，化工厂的管子也都是架在半空中的。
为了调动工种的问题，长脚曾经去找过管工班长，请他吃饭，要求调到电工班。那位业余二段的围棋家不动声色地吃完了饭，等长脚把用意说清，就抹了抹嘴说：“你去找鸡头，他同意的话，我就没意见。”长脚又请鸡头吃饭，鸡头抹了抹嘴说：“你去找车间主任，他同意的话，我就没意见。”长脚又请车间主任吃饭，车间主任比较难请，请了三次才赏脸。车间主任抹了抹嘴说：“你去找胡得力，他要是同意，我就没意见。”一听胡得力的名字，长脚立刻犯病，腿肚子都哆嗦。他跑到办公大楼里，在劳资科门口转了十几个来回，鼓足勇气冲进去。胡得力一见他进来，不等他开口，就厉声呵斥：“长脚，我听你们车间里汇报上来，说你又不安心工作！”长脚听了，一肚子的勇气都成了个屁。
那时候我们都劝长脚，别指望了，你要是调走，管工班的师傅就得去干活，围棋水平肯定下降，这是全厂的损失，是国家的损失。长脚哭笑不得，非常沮丧。后来六根还给长脚出馊主意，教他日本式的励志法，就是每天早上对着镜子说出自己的愿望，大声地喊，还要握紧拳头，这样就能给自己以希望。长脚不知道该喊什么，六根说：“你就对着镜子喊‘我是电工！我是电工！’”
那天在锅炉房，长脚让我们一定要保守秘密。假如管工班知道他在复习功课，就会派他去做最脏最苦的活，累得像条狗一样，根本没精力去读书。他说着说着，居然哭了，脸像茄子一样发紫。我和小李都很怕他哭，这个仙鹤活像个女人，哭起来会发出抽噎的声音，很恶心。我们用手拍着他的头，安慰他，顺便把手上的煤灰也擦了个干净。我们答应他，不说出去。长脚还不放心，忽然说：“我们结拜兄弟吧，这样你们就不能出卖我了。”
我嘲笑地说：“还是结拜兄妹吧。”长脚瞪着我说：“小路，你看不起我！”我当然不想让长脚误会，这样他又要哭死。我说结拜就结拜。长脚说，电工刀呢，歃血为盟，在手心割一刀，把手握在一起，血就融进去了，就是兄弟。小李就掏出一把电工刀，磨得锃亮的，说：“你先割。”长脚拿着刀子，看了半天说：割肉太疼了，而且血融在一起会传染肝炎，还是发誓吧。
那天我们就举手发誓：陈国威，路小路，李光南，维年月日结拜兄弟，皇天在上，煤灰在下，谁要是叛变，就天诛地灭，千刀万剐。发过了誓，我们对长脚说：“这下你满意了吧？”长脚说，还要排座次。算了一下年纪，小李最大，长脚次之，我最小。长脚说他是老二，就是关公。我们就嘲笑他：“管工，关公，你做定了。”长脚很不高兴，说：“还是叫我老二吧。”老二是鸡鸡的意思，不过我没再嘲笑他，怕他又哭。
长脚曾经对我们说他的人生计划：考上夜大，读一个机电一体化专业，毕业以后通过送礼走后门，做一个技术员，然后调到科室里，然后做科长。这是一个美好的计划，每一步都很惊险。
结拜之后，长脚的秘密没能守住，倒不是因为我们泄密，而是管工班开始了大检修，得把全厂的管子都检查一遍。管工班的师傅不得不放下围棋，象征性地干一点活，主要还是依靠长脚。长脚是骨干力量，当然少不了他。不幸的是，偏偏就少了他。
管工班的师傅不见了长脚，比丢了儿子还着急，扯着嗓子满厂乱喊：“长脚！修管子喽！长脚！修管子喽！”喊了半天，还是不见他的踪影。以前他很乖的，好像一条训练有素的狗，喊一声就会出现在眼前。师傅们急疯了，满处乱找，有人要打电话报警，有人要去他家报丧，以为他淹死在某个贮槽里了。后来，有个锅炉房的师傅跑了过来，指了指那根冒黑烟的烟囱。人们心领神会，十分钟后，把长脚从锅炉房里揪了下来，同时也从他屁兜里掏出了那本《语文》。
长脚也快疯了，成人高考迫在眉睫，如果考不上，就意味着他得在管工班多干一年。被揪下来之后，没过五分钟他又消失了，这回是在废品仓库抓住了他。后来分别在食堂、图书馆、男浴室把他擒获。长脚曾经对我说，能不能去求白蓝开放一下妇检室，那里最清净，而且师傅们不敢冲进去。他知道我和白蓝关系不错，但我没答应他。那阵子，管工班又兴起了一项更高雅的运动：猎狐。一群师傅在工厂的森林中围捕长脚，后来发展到全厂的师傅都在围捕他，谁逮住长脚，管工班长就发给他一根红塔山。既然有了彩头，大家就更开心了。最后，管工班派出两个师傅，每天接送长脚上下班，吃饭拉屎都盯着他，把这个一米九五的仙鹤逼得无路可走，只能老老实实去修管子。
有关化工厂的管道，其实也是很有趣的。早在进厂之前，我爸爸就提醒过我，化工厂的管道是不能轻易接近的。这些管道有各种颜色，认准颜色对我的生命财产有好处：绿的是水管，红的是原料管，白的是蒸汽管，蓝的是惰性气体管。这些管道大多架在空中，像肠子一样蜿蜒曲折。没事最好不要在管道下面呆着，水管漏了不要紧，万一是硫酸管子漏了，就很恐怖。我亲眼看见有人在硫酸管道下面站着，忽然之间，他的脑袋上冒出了一缕白烟，好像升仙，然后他就像大熊猫一样在地上打起滚来。
我厂的管道，是一个叫梁秃子的工程师设计的。他非常有创意，把硫酸管道架在水管的正上方，这些水管通往澡堂。假如硫酸管子漏了，硫酸滴在水管上，渗进去，通过水管流到澡堂，洗澡的人就会觉得身上有点疼。被这种低浓度硫酸浇在身上，我们就趴在窗口通知外面：“妈了个逼，硫酸管子又漏啦！”
我必须说，梁秃子还是一个有良心的人，这些洗澡水不但不会伤害身体，而且有杀菌作用，可以治疗阴道炎和包皮炎，但它确实又辣又疼，不是正常人能受得了的。梁秃子对自己的发明非常得意，管道泄漏，浴室报警，可以去申请国际专利。毫无疑问，全厂职工都恨死了他，没有人愿意在洗澡的时候做一个自动报警器。
这种愤怒从梁秃子身上蔓延，并殃及长脚。管工负责管道维修，管工班唯一干活的就是长脚，不恨他恨谁啊？有时候，下班洗澡，洗淋浴的人会忽然大喊：“哎哟，硫酸管子又漏啦！长脚呢？”别人就报告说，长脚在大浴池里泡着呢。这时，就会有三五个师傅，把长脚从水里捞上来，冲着他大骂：“长脚，操你妈，修管子去！”长脚涨红了脸，一声不吭，湿淋淋地套上棉毛裤就往外跑。当他冲出去的时候，楼上女澡堂的窗口伸出几十个湿漉漉的脑袋，冲着他齐声大骂：“长脚，操你妈，修管子去！”
有关长脚，照他自己说，活在一个生不如死的世界里，这个世界里有很多人是疯子，他们平时很正常，看见长脚就会变成疯子。他就是一个令人发疯的key。我建议他去做手术，把腿锯掉二十公分，别人就不会欺负他了。工厂就是这样，如果你长得和别人不一样，就会引起别人虐待的欲望。
长脚东躲西藏，后来终于把管工班的师傅们惹急了，他们一锤子敲开了长脚的工具箱，从里面搜出来一叠复习资料，找了个火炉，一把烧成了灰烬。长脚从外面回来之后，发现工具箱洞开，自己的复习资料不见了，就对师傅们说：“别开玩笑了，把资料还给我。”
师傅们说：“烧了。”
长脚说：“我保证不躲了，你们把资料还给我。”
师傅们说：“烧了。”
长脚拿起一把扳手，说：“去你妈的，还给我！”
师傅们说：“烧了。”
长脚操起扳手，举到空中，那样子好像是要行凶。这个动作要是由我来做，师傅们早就逃了，可惜，长脚太缺乏威慑力。师傅们瞪了他一眼，然后把帽子都摘了下来，把脑袋凑到扳手下面，说：“往这儿敲，你敲一下，我就工伤半年。”长脚看着那七八个脑袋，首先，他不敢敲，其次，他也不知道该敲谁好。扳手最终敲在了师傅们的棋盘上，那些棋盘都是钢板做的，用刮刀在上面画出格子，扳手只能敲出一声巨响，以及一串火星。师傅们哈哈大笑，长脚放声大哭，往河边跑去。
那天我和小李在管工班门口目睹了整个过程，连师傅们烧书也看到了。有个老师傅说，管工班的师傅很厉害，当年造反搞武斗，他们拿着长枪（其实是一根两头削尖的管子）攻打图书馆，把整个图书馆都烧了，长脚那几本破书算个鸟。
长脚虽然窝囊，但还是我们的结拜兄弟，我和小李跟在他身后，一直追到桥上。长脚趴在桥栏杆上，对着河中的货船掉眼泪，喉咙里发出呃呃的声音，好像要噎死过去。我们怕他跳河，就抱着他的腰。我奶奶说过，撞墙抱头，上吊抱脚，跳河抱腰，都是拯救自杀者的办法。长脚却不肯离开，双手抓住桥栏杆，双脚抵住桥沿，好像一张弓一样被我们拉开，这就更不能放手了，因为一松手就会把他弹到河里去。最后小李把手伸到长脚腰眼里，点了一下，他就松了劲，我们把他扛到街上，长脚坐在马路牙子上，像个女人一样啜泣。
我和小李一左一右护住长脚，防他再跳河，长脚脸上哭出了深一道浅一道的泪痕。路过的工人对我们喊：“路小路，李光南，你们俩又欺负长脚！”
长脚哭够了之后，对我们说：“我要辞职！”
“去哪里啊？”
“不管去哪里，我就是要辞职。”
“可是你去哪里呢？”
长脚说不出来，我们也说不出来。九三年，坐在河边，河很宽，河水是黑色的。去哪里这种问题是不能想的，假如我去想，就不免要问再自己，我从哪里来？我是谁？这他妈不是一个电工该想的问题。长脚是不可能辞职的，他只会做管工，我甚至还不如他，我只会拧螺丝拧灯泡。后来厂里跑出来一个车间管理员，指着长脚说：“长脚，修管子去！”长脚已经哭累了，只能站起来，老老实实地跟着他走了。我坐在马路牙子上，点起一根香烟，等烟燃尽了，我拍拍屁股，和小李一起去换灯泡。
我曾经问过小李，你技术不错，又很年轻，为什么不到三资企业去撞撞运气。小李说，三资企业管得很严，动不动就被开除掉，国营企业虽然操蛋，但它不能开除职工，除非你真的去打车间主任。
我那时候对三资企业没什么概念，只知道是香港人、台湾人以及外国人开的厂，至于它们和国营企业有什么区别，大概就是工资比较高吧？小李给我算过一笔账，在糖精厂，我们一天干两个小时的活，其余六小时闲着，在三资企业一天马不停蹄地干八个小时的活，工资却不会高出四倍。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后来我遇到个高中同学，他在一个韩国人的厂里做流水线，他说，一天至少干十个小时，连小便都要登记挂号。
九十年代，戴城开发工业园区，到处都是土方车，在大街上横冲直撞。这些土方车从农田运来泥土，把另外一些农田填平，造厂房。六根说，他们村里来了一些穿西装的人，说是免费给农民挖鱼塘。农民开心死了，养鱼比种地挣钱。于是挖土机就开进了村子，日夜不停地挖鱼塘。六根的爸爸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家的菜地全都变成了四方形的大坑，足有三米深，掉进去根本爬不上来。等到他爸爸回过神来，已经晚了，他们家的房子仿佛耸立在一座山丘上，四周全是深坑。下过雨之后，他家就成了个孤岛，得坐在木桶里游出去。六根爸爸没办法，只好放了鱼苗来养。有一天，村里的小化工厂放污水，鱼全死了。
六根家的菜地，最终变成了工业园区的地基。我们嘲笑他：六根，你家好大的游泳池啊，可惜全是深水区。
那时候，戴城的工业园区，据说是新加坡投资的。全市的干部群众都很紧张，新加坡人就要来了。我以前不知道新加坡，据说是一个国家，据说是一个城市，后来知道这个城市就是这个国家。戴城的报纸上说，新加坡是一个花园一样的城市，又干净又安全，而且很有钱。
九三年的时候，我鬼使神差地听过一场报告。有几个领导跑到新加坡去考察，然后召集了一些青年去听报告。我们坐在一个小会堂里，看了好多幻灯片。领导说，以后戴城会成为一个劳动力奇缺的城市，因为很多外商都会到这里来开厂，以后就再也不用担心找不到工作了。下面的青年听得很受鼓舞。领导忽然又说，但是，戴城群众的素质有待提高，新加坡的法律很严，谁要是随地吐痰，就会被拉进去用皮鞭抽，这皮鞭可不是你们爸爸的皮带，而是特制皮鞭，并且像鞋子一样有尺码，按照各人的体重挨不同规格的鞭子。小孩有小孩的鞭子，女人有女人的鞭子，退休工人有退休工人的鞭子。这一鞭子下去就变成半残废，得在床上躺一个月，养好了伤，再拉进去抽第二鞭子，如此循环直到抽完。最重要的是，新加坡是个法制国家，不可以托关系走后门，你要是犯了事，就算你爸爸是公安局长都没用。领导说完这个就对着我们奸笑，我心想，他妈的难道我们国家就不是法制国家吗？
我当时没什么法律常识，听到这种胡诌，吓得要死，以为那个南洋的花园国家会向戴城派遣行刑队。这些行刑队会站在街上，戴着红袖章，凡是看见不文明的行为，就一鞭子抽过去，连罚款都不需要，因为他们有钱，不稀罕人民币，他们的嗜好就是抽人。由于他们的文明水准特别高，所以看不顺眼的东西也特别多，像我们厂里的人几乎个个都可能挨鞭子。我心想，谁要是敢抽我，我肯定一板砖拍过去。后来领导又说，他们不但敢抽戴城人，连美国人都敢抽。我心里不禁又开始佩服他们。
这场报告听得我一头雾水，假如马上就有鞭子等着我们，为什么大家还那么鼓舞？后来白蓝说我脑子有病，听报告时候断章取义，就听出这种效果来。
我对工业园区和三资企业抱有恐惧感，就是从这场报告开始的。后来，新加坡人来参观戴城，全市发动进行爱国卫生运动，连我们农药新村都在大扫除，还灭鼠。我妈妈问街道主任：“新加坡人会到我们这里来吗？”街道主任说：“我也不知道，但灭鼠很有必要，万一老鼠跑到宾馆去呢？”灭鼠运动之后，老鼠没见少，农药新村的鸡鸭被毒死了一大片，又不能吃，只能任由它们在草丛里发臭。那时候新加坡人已经不干了，工业园区投资到了另外一个城市，死鸡死鸭没人管。
有关三资企业，对一个戴城人而言，始终是奋斗目标之一。另外还有两个普遍的奋斗目标：考上大学，开个杂货店。除此以外就没什么了。坐科室那是梦想，不是目标，奋斗了也没鸟用的。当时，糖精厂里暗流涌动，很多人都想去三资企业碰碰运气。我以为小李会去，或者是长脚，没想到第一个吃螃蟹的竟然是六根。
有一天六根对我们说，他要去一家台资企业做电工。我们都很吃惊，说：“六根，你辞职啦？”六根说：“我没有辞职，我有一大把调休，可以歇三个月。我打算去台资企业干三个月，干得好就辞职，干不好再回来嘛。”我问他：“不调你档案啊？”六根说：“三个月试用期，不要档案的。知道什么是试用期吗？”我还真不知道，糖精厂没有试用期的，进厂就签合同。六根说：“小路，你要多见见世面，三资企业很现代化的，管理也是现代化的。”我们就夸他聪明，六根最喜欢别人夸他聪明。
后来六根就去了。过了一个礼拜，六根又出现在我们面前，他鼻青脸肿，嘴上结着血痂，看这样子是被人打过了。
六根告诉我们，台资企业在很远的镇上，每天早上五点钟，那个厂里有一辆破破烂烂的中巴车，把员工接到镇上去上班。更多的员工是住在厂里的。六根很看不顺眼，三资企业的厂车竟然是一辆中巴车，而且那么破。中巴车也奇怪，不给进厂门，是停在马路上的，工人得在门口打卡，然后才能徒步走进去。
六根第一天上班，下了中巴车，打了卡，趾高气扬往厂里走。他发现台资企业很奇怪，工人走进厂门都是安安静静的，没有人交谈，更没有人说笑。工厂门口站着八个穿武警服的保安。这种武警服在地摊上都能买到，是农民工和小流氓穿的，六根也就没在意。他想不明白的是，为什么上班时候要在门口站八个保安，糖精厂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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