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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根很犹豫地站在门口张望，后来有个保安走过来，操着外地口音对他说：“你这个傻逼在这里看个鬼啊？”六根一听就生气了，六根是电工，虽然长得难看了点，但手艺很好，糖精厂的厂警从来不敢对他这么凶的。六根指着保安说：“你他妈说什么？”话音未落，忽然屁股上挨了一脚，接着当头又挨了一拳，然后他就被十六个拳头包围在中间。八个保安围着他，像打狗一样打他。周围的工人依然静悄悄地走过，没有人围观，也没有人劝架。
六根被打昏了过去，醒来发现自己被扔到了国道边上，衬衫（已经完全是布条了）口袋里塞着一张开除通知单。六根没搞明白，自己还没上班，就莫名其妙挨了一顿打，然后就被开除了。国道上全是风驰电掣的汽车，六根伸出手想拦车，那些车发出巨大的噪音从他身边开过，没有一辆减速的。六根沿着国道往回走，走得很慢，他感觉自己的腰被人打断了。太阳下山的时候，他看见一片波光粼粼的水面，水中央有个岛，岛上有几幢农村的小楼房。他知道自己到家了。
六根被暴打之后，我们都断了去三资企业的念头。无处可去也是一种快乐，还是老老实实拧灯泡吧。叔本华说，一切幸福都是消极的。没事的时候，我们几个青工就坐在花坛边上，看工厂里形形色色的人。比如说，王陶福的老婆追打王陶福，他们从生产区打到办公楼，从澡堂打到食堂，很像一部叫做《猫和老鼠》的美国动画片。王陶福是档案科的，其人精瘦，因为阿芳跳楼跳烟囱的事，我们都叫他诱奸犯。他老婆追打他的时候，手里拎着各种东西，有时候是扫帚，有时候是钢管，凶神恶煞，大呼小叫，锐不可挡。王陶福则是一声不吭，闷头逃命。工人看到这种情景，总是拍手叫好，还给他们加油，干部看了，往往是皱着眉头，嘀咕一声：“不成体统。”
后来王陶福的老婆发展出了另一项技能，扔砖头。她追不上王陶福，就在手里揣着板砖扔他，这就不是夫妻打架了，因为扔砖头会把人砸死。但是，可爱的是，他老婆从来砸不中他，有时候追得非常近，砖头几乎可以直接拍在王陶福的后脑勺上，但她还是会砸偏掉，砖头从王陶福的耳边嗖地飞过。照鸡头的说法，他老婆简直是故意的，这种打杀都快成为一档节目了。由于她乱扔砖头，厂里的玻璃窗碎了好些，大家都在玻璃上贴着透明胶带，防止玻璃碴子崩到脸上。
有一天王陶福被他老婆追到了死胡同里，当时他非常绝望，前面是一堵墙，后面是他老婆，他老婆后面是一群看热闹的工人。我都怀疑他是不是渴望长出一对翅膀，可以飞到天上去。王陶福停住脚步，做了个暂停的手势，走到他老婆面前，劈手扇了她一个耳光，然后就抱头蹲在地上，任由他老婆发泄。那婆娘真不是个省油的灯，挨了耳光之后，大叫一声，一脚踹翻王陶福，坐在他胸口，然后从脑袋上摘下一根钢丝发夹，她就用这根发夹在王陶福的脸上划了一个血淋淋的“井”字。
我小时候种牛痘，胳膊上有个“井”，后来看到有人把牛痘种在自己男人脸上，这个事情叹为观止。“井”字伤疤就留在了王陶福的脸上，过了一些日子，这伤疤褪去了一半，变成一个“牛”字，操，每当看到王陶福，我们就会想起他老婆的牛逼。
除了看夫妻追打，我们还会看到干群对打。有一天，废品仓库的方瞎子把保卫科长推到了茅坑里。方瞎子不是真的瞎子，只是绰号如此，一般的解释是认为他不长眼睛，见谁灭谁。那天保卫科长走过生产区，想要小便，来不及回办公大楼，就在附近找了个厕所，恰好方瞎子在大便。方瞎子是蹲在小便池上拉屎的，这非常恶劣，后面来小便的人必须注视着他的屎。保卫科长见了，非常生气，就骂了一句。身为保卫科长，对这种行为提出抗议，这也很正常，一般工人也只能接受。后来拉屎的人抬起头来，保卫科长倒吸一口凉气：原来是方瞎子！
方瞎子对保卫科长说，你不要走。他擦好屁股，拉上裤子，走到保卫科长面前，然后就把那张用过的草纸按在了保卫科长的脸上。趁着保卫科长惊慌失措之际，他又把他推进了茅坑里。这一切发生得非常快，如电光火石一般，据说这就是高手。等我们跑过去看热闹的时候，一切都结束了，唯有地上一串粘着屎的脚印，无声地诉说着发生过的事情。
我们当时不明白，保卫科长身高一米七五，很壮，而方瞎子身高才一米六，还有点驼背，凭什么方瞎子就把保卫科长按到了屎堆里。鸡头说，你们还不知道方瞎子吧，他当年拉过电闸。因为一件小事扣了他的奖金，他也没闹，也没威胁谁，独自跑到生产区的配电房，一把拉下了全厂四个车间的生产电路，轰的一声，糖精厂忽然鸦雀无声，马达不转了，锅炉不叫了，反应釜不反应了。甲醛车间上百万的原料，在炉子里电加热，就此变成一堆废料。
我以前听老牛逼说过，有人牛逼到敢去拉电闸，没想到就是方瞎子。我说我知道，听说他还扛着炸药包去厂长办公室。鸡头说，不是炸药包啦，是雷管，拉电闸是犯法的，本来保卫科要把他抓进去的，搞破坏至少劳动教养，谁知方瞎子全身绑着二十根雷管冲到了厂长办公室。当时的厂长快退休了，都吓傻了，没有人愿意干一辈子革命工作在退休之前被炸死，这种死法太冤枉。就这样，方瞎子没被抓进去，厂长也没被炸死。方瞎子这么个破坏狂人，最后被调到废品仓库当闲差，那儿全是些破烂玩意，他想砸什么就随便砸吧。
我们几个小青工听得咋舌。鸡头总结说，所以啊，保卫科长不是输在体力上，而是输在气势上。
见识了方瞎子，我们对鸡头说，真是一山还比一山高啊，以前就知道老牛逼不能惹，现在才知道厂里有这么多高人。鸡头冷笑一声，说，你们知道个屁，真正的高人是谁，你们根本不知道。后来，鸡头指给我们看，那个扫地的老头，又瘦又干，皮肤苍白，长得有点像欧洲人。鸡头说，你们知道他是谁吗。我们一起摇头，这扫地的老头是个孤老，住在附近的毛竹棚子里，很少说话，也从来不正眼对我们看的。鸡头说，他是国民党的青年师师长，二十岁就当上了少将，黄维兵团的，淮海大战时候被我军俘虏，关了些年再放出来，就在我们厂扫地。老头伦敦留学，一口标准的英语。他还有好多部下都在香港台湾。据说老部下来探望他，要接他去享福，老头捏着扫帚只说一句话：“要听共产党的话。”
九三年，我在工厂里做电工，每天到厂里的澡堂去洗澡。那个澡堂在工厂宿舍区的正对面，一楼是男澡堂，二楼是女澡堂。男澡堂有一个大浴池，还有淋浴间，女澡堂则没有浴池。我一直以为女人也能蹲在浴池里泡澡，后来去过女浴室才知道，女人只能淋浴。我是去女浴室换灯泡，而不是偷窥。
九三年在宿舍楼抓到一个偷窥狂，这人拿着望远镜对着女浴室观望。我们厂的宿舍楼，是一幢极破的三层楼房子，木结构的，住着很多老鼠，平时根本没什么人愿意进去，一是怕房子倒了砸死在里面，二是怕着火了烧死在里面，三是怕被耗子咬了染上鼠疫。此人就蹲在三楼的走廊里，静悄悄的，看得很开心。后来，夕阳照在他的望远镜上，光线反射到女浴室的窗口，有个女工觉得很晃眼，朝那个方向看了看，心领神会，然后就跑下来喊人，抓流氓。
这个流氓是梁秃子的儿子，在甲醛车间做管理员的。梁秃子造了那么缺德的管道，现在终于有把柄被群众捏在了手里，本来应该把他们父子俩都吊在厂门口，剥光了衣服用新加坡皮鞭抽打的，但这个老东西非常狡猾，他竟然对厂长说，他儿子不是变态偷窥狂，而是对人体解剖感兴趣。他儿子的志向是要考医学院，结果呢，只能为医学院提供福尔马林，这就使他产生了一种医生情结，老想看看人体。厂里看在梁秃子是工程师的份上（也不知道他送掉了多少中华烟），居然不做任何处理，把他儿子放了。
当时我们很想不明白，操他大爷，一个对人体解剖有情结的变态狂，可比一个窥淫癖恐怖一百倍。我看过一个英国电影叫《开膛手杰克》，据说是确有其人，这哥们就是以解剖活生生的女人为乐趣。这种人应该马上关到精神病医院去，但厂里不这么想，我们也没办法。
出事的当天，我们几个人跑到宿舍楼里，那里很安静，夕阳都快落山了，几只耗子吱吱叫唤着从我们眼前走过。我，长脚，小李，我们三个很好奇，我们想从那个位置上尝试一下，是不是真的能看见女澡堂。我们站在窗口，那里离澡堂大概有三百米远，用肉眼几乎什么都看不到。
我们看不到赤膊女人，只能看看赤膊男人。洗澡的时候，我们几个很注意观察各色男性生殖器，从干部的到工人的，从退休的到在职的，黑的白的，有毛无毛，长短粗细。当时我是出于无聊，纯粹当游戏来玩，没想到养成了习惯。我现在在厕所里尿尿，还是会不由自主地朝两旁的生殖器观望，我既不是同性恋也没有解剖癖，我就是习惯了看一眼。有次在宾馆里看到一个黑人，great！我都想对他竖大拇指了。
另一个澡堂游戏仅限于我们几个青工之间，就是用毛巾抽打阴部，当然是抽别人的，抽自己那是抽打派教徒。长脚在这个游戏中成为了受害者，他长得瘦，根据我的经验，瘦子的老二总是显得大，既然它大，那就成为众人抽打的目标。长脚很可怜，有时候在淋浴房洗头，一脸的肥皂沫，眼睛都睁不开，忽然阴部被毛巾抽了好几下，等他冲掉肥皂破口大骂的时候，干坏事的人早就无影无综了。至于我和小李，我们是结拜兄弟，可以公然地抽他。起初长脚还反抗，嘻嘻哈哈地用毛巾抽回来，但他终于发现自己高个子的坏处，鸡巴位置也高，便于我们抽打。我们抽长脚抽上了瘾，恨不得在他的阴部画一个靶子。后来他捂着阴部到处乱蹿，我们狂笑着把毛巾抽到他的屁股上，长脚哭了。我和小李收了手，抱歉地看着他，他说：“你们都是坏蛋！”
我们对长脚一直很抱歉，其实我们都很爱他，他性格像个女人，一米九五的身高脱光了形同蜘蛛，我们爱他所以要欺负他，和工厂里的其他疯子不一样，其他人纯粹就是欺负他，并不爱他。趁着他抹眼泪的工夫，我们看了看他的老二，都他妈被抽红了，下手太狠了，很不应该。那时候我还年轻，不知道如何来表达同性之爱，抽抽鸡巴似乎是唯一的办法。现在我是绝不会这么干了。
那时候洗头，都是用洗头膏，有草莓味道的，菠萝味道的。之后出现了海飞丝，我是工厂里率先使用海飞丝的，因为我头发油腻，白蓝建议我用这种洗发水。那天为了安慰长脚，我就把我的海飞丝借给他用，他接过来，倒了小半瓶在手里，一半涂在头发上，一半涂在阴毛上。他这么浪费我的海飞丝，我也没说他什么。
我们在洗澡的时候终于发现，全厂最大的鸡巴不是长脚，也不是其他瘦子，而是元小伟。元小伟是鸡头的徒弟，前面说过，他每天被鸡头按到电门上，用220伏的电流打一下，这样他就成了个不怕带电操作的电工。他练出这种金钟罩铁布衫的功夫，非常神气，每天揣着个电笔，在厂里昂头挺胸地走来走去。这样的青工我们都不太爱理他，我们自己虽然是青工，但不是所有的青工都爱搭理的。
有关元小伟的鸡巴，已经大出了一般人的想象之外。用对比法来描述，虽然比不上我见过的great，但也远远超出了黄种人应有的比例。据说这跟他每天挨电击有关系，我看过个电影，说李小龙就是用电击的方式锻炼力量的。元小伟电的是手指，长的是鸡巴，这一点也很神奇。
我们跑回电工班，对鸡头说：“我靠！元小伟的家伙太大啦！”鸡头不信，长脚就用手比划出了一个很不现实的尺寸。这时候六根在边上说：“我可以作证，真的很大哎。”鸡头抓了抓头皮，说：“勃起的时候要这么长，也算正常吧。”我们一起说：“软的！软的时候就这么长！”鸡头说：“操，他爸爸是黑人啊？”
六根不停地说：“太大了，太大了。”六根的小鸡鸡我们都见过，我们从来不去抽他，怕伤他的自尊，因为很难认准目标。鸡头安慰地拍了拍六根，说：“六根，不要自卑。大的家伙不一定派得上用场，主要还是看技巧。”六根叹了口气说：“我找谁去练技巧啊？”
自从发现了元小伟之后，长脚就很兴奋，长脚说，以后不用抽他了，改抽元小伟吧。我们瞪了他一眼，说：“长脚，你脑子清楚一点。你以为谁都能抽啊？”长脚非常苦恼地皱起眉头，他终于知道，我们之所以抽打长脚的鸡巴，并不是因为它大，而是因为它长在了长脚的裆部。我们不是疯子，只是比较爱他而已。
元小伟的事情很快传了出去，电工班发现新人类。不久，车间里的阿姨们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以前她们点名要电工，都是点我和小李，现在她们会对鸡头说：“鸡头啊，把元小伟叫过来换灯泡吧。”元小伟去了之后，阿姨们就用目光抽打他的阴部，他自己不知道。有几次六根和他一起搭档出去，六根是个手艺很好的电工，出去换灯泡是很伤自尊的，当然，和元小伟一起站在阿姨们面前，自尊更是成了狗屁。六跟回来以后非常生气，说阿姨们根本不理他，就围着元小伟说话。发生了这种事情，我和小李乐得清闲，鸡巴小就小吧，至少不用干很多活。
有关元小伟的问题，纯粹是出于好奇，当时我没见过什么世面，有一种格物的心情，格到活人身上，纯属幼稚。但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性质就很恶劣了。
我们发现胡得力从来不去澡堂洗澡。工厂里，食堂分为干部餐和工人餐，但澡堂没法分，干部群众都是四点钟下班，下班之后就去澡堂泡着。工人可以吃得差一点，但绝不可能接受干部洗过的洗澡水。由于我们是和干部一起洗澡的，见识过很多科长科员的裸体，这些基层干部和中层干部中，唯独胡得力，从没有出现在澡堂。
假如从推理的角度来说，可能性有很多种，胡得力不爱洗澡，胡得力家里是开澡堂的，胡得力有裸体恐惧症，胡得力喜欢去桑拿房找个小姐给他洗。这都有可能。但我们当时武断地认为，胡得力的情况和元小伟正好相反，他太小，见不得人。后来我和小李去换灯泡，说起这个事，我站在梯子上，用圆珠笔在墙上写道：胡得力，没鸡巴。
小李大惊失色，说：“小路，你找死啊。”
我说：“怕个鸟啊，你也来写。”
他说：“我不写，小噘嘴会骂我的。”他那时候也和我一样，不再喊她杜洁的名字，冠之以绰号。
我说：“你怎么跟长脚一样胆小啊？”
小李说：“我不是胆小嘛，但是会被送去上三班的嘛。”
我说：“你不说，我不说，谁知道？”
后来他在我的强迫下，也爬上去用圆珠笔画了个很袖珍的鸡巴，他没留笔迹，很聪明。我更无所谓，我会用三种不同的笔迹写字，那六个字是我专门用来写情书的笔迹，厂里没人见过。
那串字，以及那个图，被留在了仓库里的某一个电灯泡边上。写的时候，我们觉得很有趣，或者很害怕，写过之后就发现什么都不会发生，不会有人去那里看我们写的东西，仓库里没什么人，而且写的位置很高，接近天花板，站在地上根本看不到。后来仓库粉刷墙壁，油漆工连看都不看，就把我们的作品给刷掉了。我想到厕所里去写，这样就能被很多人看到，后来我蹲在厕所里，发现四周的墙壁上写满了淫词艳赋，根本没地方下笔，于是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九三年厂里评先进，那是冬天了，我站在厂门口的宣传栏前面，我看到玻璃橱窗后面贴着很多照片，全是那一年的先进工作者。其中有白蓝，也有胡得力。第二天清晨，起着大雾，我很早就来到厂里，我揣着一支很粗的水笔，先在白蓝的照片边上画了一朵花，再在胡得力的照片边上画了一个鸡巴，并不袖珍，而是很大的，对着他的嘴。然后我返身逃入了茫茫白雾中。
我离开工厂之后，有很多个夜晚，都在稿纸上描述它。有时候我把它写得非常伤感，有时候则非常快乐。我从来没有写过白蓝，除了这一次。即使是在我三十岁以后，写到她，也只是一些断断续续的故事，我不能一次就把她说完。我做不到。在我有限的生命里，我将一次次地把她放下，又重新拾起。我用这种方式所表达的已经不是爱了，而是怀念。但是这种怀念来自于我身体最深的地方，是我血液中的一部分，不仅是白蓝，还有其他人。
每一个秋天，站在白蓝的医务室里，都能看到工厂外面的野花。那是一种没有名字的花，大多数是黄色的，还有一小部分是橙色的。这些低矮的野花沿着工厂的围墙，一直开到远处的公路两旁，它们非常绚丽，像很炽烈的阳光照射在地面上的颜色。连片的，绵延的，在阴暗的地方似乎要断绝，但在开阔之处又骤然呈现出一片盛景。这种野花的花期很长，从十月开始，一直到霜降大地，它们都出现在我的视线中，用一种骄傲而无所谓的表情。在它们盛开的季节里，有些路人随意地采摘它们，然后又随意地抛弃在路上，车辆碾过，黄色的花瓣被挤压得粉身碎骨。即使如此，也无损于它们本身的美丽。
我喜欢站在医务室的窗口，有时她不在，门没锁，我也擅自跑进去，站在那里。她进来之后发现我在，起初她不说什么，后来次数多了，她说：“小路，没有人的房间，除非是你自己的房间，否则不要随便闯进来。”我说：“你说话这么绕，我一句都听不懂。”她摇了摇头说：“跟你讲不明白。最近又被胡得力抓到了吗？”我说：“没有啊。我最近很老实。”每当说到胡得力，她就会再加一句：“你是个叛逆青年。”
我对她说，我不是叛逆青年。我做工人就是这个样子，迟到早退，翻墙骂人，诸如此类的坏事，每个工人都可以去干。假如我去写诗，那我才是工人之中的叛逆青年。我还说到我堂哥，那个收保护费的，他也不是叛逆，他们黑社会里面的规矩比厂里大多了，谁敢不服？假如他去考大学，那他就是黑社会之中的叛逆青年。这种叛逆很少的，它不会被人扁，只会被人嘲笑。我一直认为，被扁的理想是值得坚持的，被嘲笑的理想就很难说了。
白蓝听了这些，就说：“我没说错，其实你还是个叛逆青年。”我听了这话，无言以对。
九三年春天，我曾经和她一起去参加过化工局的一次先进事迹报告，当时，每个厂派十个代表去参加，工会组织的。我在工会的名声还是不错的，工会的徐大屁眼选了几个优秀职工，后来想到我和白蓝曾经救过德卵，这也勉强算是一件先进事迹。徐大屁眼就把我喊过去，通知我星期六下午不用上班了，去局里听报告。我对报告不感兴趣，但可以不用上班，当然乐意，何况是和白蓝在一起。
那天我和白蓝骑着自行车，来到化工局的礼堂，里面挂着很大的红色横幅，灯光明亮，人头攒动，好像有一种开宴会的气氛。白蓝说，坐到角落里去吧。我不干，我要坐到第一排，她说我脑子有病，第一排都是领导坐的，那就第二排吧。我们坐在一个半秃的脑袋后面，我点起一根香烟，白蓝说这里大概不能抽烟，我返身一看，后面至少有十七八个工人都叼着香烟呢。听报告的时候，前面的领导也抽烟，台上的先进模范也抽烟，那时候没有所谓禁烟的概念，只要不在生产区，只要不会炸死人，香烟是随便抽的。
出乎我的意料，先进事迹报告会很好听。有人掉进污水池，另一个人去救他，那人救上来了，另一个人死了。有人勇斗歹徒，歹徒来厂里偷钢材，英雄拿着一个手电筒对付四个拿刀的，被捅成重伤，当然他的手电筒也砸中了其中某个歹徒。有人一年四季免费给厂里职工疏通下水道，老婆闹着要跟他离婚，因为他干这个有瘾，连家里房顶漏了都不管。有人看见毒气泄漏，非但不往外跑，还冲进去关阀门，群众的生命保住了，他自己被熏成了傻子。
我听了这些故事，对白蓝说，我一直以为自己救德卵很伟大，可以上台做报告，现在才知道这根本算不上个鸟毛。这些先进事迹太厉害了，你看过《圣斗士星矢》吗，他们简直就是圣斗士。白蓝说，闭嘴，什么神斗士的，乱七八糟。
后来上来了一个老头，是个老英雄，他为了修一台进口机器，把左手的四个手指头，连带小半个手掌全都轧掉了。他伸出左手给我们看，那只手上长着肉乎乎的四根东西。老英雄盛赞医生的再生手术，那个手术很神奇，就是在他的肋骨上开一个口子，把他的残手埋到肋部，缝上，这样子就像一个人总是在掏自己的钱包一样。过几个月再拿出来，残手之上就长出了一块肉，但这块肉是不分叉的，看起来就像藤子不二雄的机器猫多啦a梦，医生再用刀子把这块肉切成四条，好像削胡萝卜一样削成手指状，再包扎起来，就成了四根手指。当然，也可以切成八条，有八根手指也挺酷的，跟章鱼一样。
我听到这里，又目睹四根肉棍，很后悔自己坐在第二排。太残忍，胃里不舒服。我扭头瞥了一眼白蓝，她聚精会神地对着老头看，还频频点头，很有兴趣的样子。我忘记了，她是医生，不是变态。
那天我还问白蓝，手指被轧下来到底该怎么办？我有一个女同学，在轴承厂工作，开车床的，他们厂里隔三岔五被轧掉手指，一年下来，能捧出一碗手指，非常吓人。我那个女同学不久前也把手指弄断了，当场疼昏过去，边上的工人把她送到医院，有个小学徒听说现在可以接手指，就把她的断指捡起来，泡在酒精里一起送了过去。医生见了那手指，二话没说，直接送去做标本了。白蓝翻着眼珠摇头，说：“怎么可以泡在酒精里呢？太无知了！”我说酒精不是防腐的吗，还杀菌呢。白蓝说：“泡在酒精里，组织功能全都坏死了。应该找冰块，找不到冰块就用雪糕棒冰。”
听完报告出来，已经五点多钟。我说：“以后这种报告我再也不来听了，本来是四点钟下班的，听个报告搞到五点多，不合算。”
白蓝说：“去吃饭？我请客。”
我们在街上找饭馆，我和白蓝没有固定吃饭的老地方，我说去吃面，她说吃面太寒伧，吃西餐吧。后来我们跑进一家牛扒城，闹哄哄的全是人，这是戴城唯一可以用刀叉吃东西的地方，桌子都是用大木板做的，有点像猪肉店的砧板，凳子也是他妈的条凳，只不过比面馆里的条凳更宽更长。服务员端着呲啦呲啦的铁板牛扒在人群中穿梭。有人不吃饭，对着一个二十九寸的电视机狂唱卡拉ok，唱的是张学友的《吻别》。这根本不是西餐厅，我在电视里见过西餐厅的，那里很安静，还点蜡烛，服务员穿得像新郎。白蓝说：“你说的那是法国西餐厅，这个是美国西部的西餐厅。”
我们坐下来，在一群女中学生之中，大家都坐在一张条凳上。有个女中学生胸部特别大，她图方便，把两个胸就放在了桌子上。铁板牛扒端上来之后，呲啦呲啦的全都溅在她的胸上，她尖叫着跳了起来。我看得好玩，白蓝拧了拧我的胳膊说：“不许朝人家看，小流氓。”
我哈哈大笑，我想起李晓燕奶奶的事情，当时我妈也是这么对我说的。后来我想到李晓燕的奶奶已经死了，心里有点难过，我就不笑了。这件事情我一直希望它没有发生过：我没有看到过麻袋片，或者，她没有跳楼。这样我都能过意得去。
我和白蓝是并排坐着的，这么讲话很不方便，后来我骑在条凳上和她讲话。她没法骑，她那天穿着一步裙，就算不穿裙子，她也未必愿意骑着凳子和我说话吧。
她说：“小路，你自己知道吗？你和别的青工不一样。”
我问她：“不一样在哪里？”
“我说不上来，你以后也许能去做点别的。”
“做什么呢？”
“你不要用这么弱智的方式和我说话，可以吗？”她瞪我一眼。
我说，我来告诉你吧，我和别人有什么不一样。我的数学老师说过，我是一个悲观的人，我以为这个世界上这种人比比皆是，后来发现不是这样。悲观的人很少很少，有些人本来应该悲观的，可是他们打麻将唱卡拉ok，非常快乐。我身边全都是这样的人，我不知道自己应该用什么方式来看这个世界，悲伤的，还是乐观的。我小时候认为，一件事情要么是快乐的，要么是悲伤的，它们之间不具备共通性。可是我终于发现，悲伤和快乐可以在同一件事情上呈现，比如你咬了王陶福的老婆，很多人都认为这是一件好玩的事，都笑死了，但我却感到悲伤。我悲伤得简直希望自己去代替你咬她，这样就不会那么难过了。这就是我和别人的不同，仅仅是微小的不同，不足以让我去做点别的。我和我身边的世界隔着一条河流，彼此都把对方当成是神经分裂。
那天我在吵吵闹闹的牛扒城，用很低的声音说，白蓝，我爱你。但那地方太吵，连我自己都听不清。说完这句话，她没有任何反应，我想放亮嗓子再大声说一次，但我又觉得，这件事情连做两次是很傻逼的，第一次是为了爱她，第二次纯粹只是为了让她听见。我就当自己什么都没说过。
后来，我吃完了一盘黑椒牛排，感觉像什么都没吃，这牛排还不如我们厂里的猪排呢。我也不想吃下去了，没心情。我发给她一根香烟，她摆摆手，说：“我们走吧，闹死了。”这时候，卡拉ok里开始放黑豹的don’t break my heart。这次是原唱，很好听。
出门之后，我们自然而然往新知新村方向去，先是推着自行车走，走累了就骑上自行车。我给她讲些班组里的笑话，长脚，六根，元小伟。她有时笑，有时皱眉头。
在新知新村，她停下自行车，我习惯性地调头回去。她说：“你上去坐一会儿吧，我有个东西要给你看。”我就停好自行车，跟着她往楼上走，楼道里黑乎乎的。那时候我不知道上楼要走在女士前面，我只知道跟着她走，一步裙很性感，我眼睛正对着她的裙子，虽然楼道里很黑，还是看了个一清二楚，躲都没地方躲。
如今让我回忆白蓝的家，我能想起来的是：那是一套两室户的老式公房，房子的质量大概和农药新村差不多，没有客厅，阳台很狭窄。这套房子几乎没有装修过，水泥地坪保持着毛坯房的本色，窗框是木制的，刷了一层绿漆，已呈剥落之状。她就独自住在这套房子里。她拉亮电灯，到厨房去烧水，我独自坐在朝南的房间里。不久之后，她端着一碟瓜子进来，说：“在烧水，等会儿泡茶。吃瓜子？”我说我不吃，但是可以抽烟吗。她说：“你随便，烟缸在书桌上。”
她的家具非常简单，几近于宿舍。唯一有点特色的是靠墙放着个书架，里面有几排医书，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书，烹调，外语，古代诗词。趁她去倒茶的工夫，我抽出一本《妇产科病图鉴》看了看。那本书里面一张照片都没有，全是用素描手法画出来的器官，还打上阴影。等白蓝端着茶进来的时候，我正翻到葡萄胎那一页，以我当时的智力，怎么也想不通好端端的一个孕妇怎么会生出一串葡萄。
她从我手上呼地抽走了那本书，用鄙夷的口气对我说：“你看这种书做什么？”
我说，随便看看而已，又不是黄书。我很同情给这本书画插图的人，我的一个亲戚就是学美术的，要是学了美术最后就是给妇科病图鉴画这种东西，那也没什么好玩的，还不如做电工呢。白蓝说：“贫什么嘴，这是科学！”
后来她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上面密密麻麻印着些字。她对我说：“你看看这个。”我一看，是一份夜大招生函。我说这个东西我知道，长脚就在考夜大，被人像狗一样追来追去，都快跳河自杀了。白蓝说：“你不要吊儿郎当的，我很严肃地和你说，你应该去考夜大。你现在上白班，晚上也没什么事，读个夜大正好。”
我说：“要参加成人高考的，那些语文数学我全忘记光了。”
她从抽屉里拿出另一张纸，说：“这是成人高复班的招生函，还有一个多月就结束了，你现在去上课，还是能赶得上的。”
我说：“我考虑考虑吧。”
白蓝说：“小路，你有没有考虑过别的，比如说，为了给你妈妈争气什么的。”
我不爱听这些，我最烦别人提我妈。我说：“我上班挣工资就是给她争气，我要是考上大学，她还得每个月给我寄生活费，操，养得活我吗？”
她把两张纸往抽屉里一扔，说：“得了，算我白说。你就混吃等死吧。”
我根本不想和她谈这些，她一个小厂医，根本不知道我考上夜大以后会落得什么下场。我肯定会被送到糖精车间去上三班，上三班就不可能读夜大，除非三分之二的课程都跷掉，或者三分之二的中班夜班都旷工，这两件事是矛盾的。厂里专门用这种办法来整治那些读夜大的青工。
后来我在屋子里转了几圈，她住在朝南的房间，北边屋子锁着。我问她：“这房子你一个人住？”
“是的。”
“你爸爸妈妈呢？”
“都去世了。”
我不敢再问下去。后来我喝多了茶，去厕所尿尿，她家的卫生间是最老式的那种，蹲式的马桶，水箱在很高的位置上，有一根绳子，拉过以后水就冲了下来。我伸手去拉，发现绳子断了，就跑出去搬凳子，爬上去修理水箱。
白蓝说：“哦，水箱绳子断了，上个礼拜就断了。”我说：“你不冲水啊？”她说：“拎个水桶冲水呗。”我一边修水箱，一边说：“你知道吗，我以前也有个同学家里是这样的。他大便完以后用水桶冲水，结果水倒得太猛了，屎都漂到自己脚上了。”白蓝皱着眉头说：“你怎么尽记得这种恶心的事情？”
我说，我也没办法，我脑子里记得的都是些恶心事，好事记不住，大概是天生的。一脑壳都是屎的人没前途，读什么鸟夜大啊。等我修好水箱，白蓝就问我：“手洗了吗？饭前便后要洗手你知道吗？”我说我知道，我洗过了，刚才修水箱的时候，我在水箱里洗了一下，比较节省。白蓝说：“我有时候真的很鄙视你。”
后来，她对我说，不早了，可以回去了。我就老老实实往门口走，到了门口，我对她说：我想过了，我去上高复班，我去读夜大，只要她高兴就可以。我想我妈也会高兴的，我这辈子只要她们开心，什么都可以去干，无所谓的，哪怕是去做亡命之徒。她听了这话，就抱住我，在我的嘴上亲了一下。
过了很长日子之后，她说起那天的事，她说自己有点被打动，因为我把她和我妈妈相提并论。她说我很会甜言蜜语，而且这种sweet与别人不一样，为此应该亲我一下。她又说起那次救德卵，我赤着上身在面包车上睡觉，我在迷迷糊糊的时候喊了她一声妈，当时她就很冲动地想亲我一下，因为有干部在前面坐着，她就忍住了。
那时候我对她说，你又说鄙视我，又要亲我，假如我是个知识分子，大概会很恼火，把你当成是个医务室的卡门。但是你看，我一个拧灯泡拧螺丝的，就不会有这么多杂念，这多好。我只会按照那种使我成为亡命之徒的方式往前走。我被这个世界鄙视，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人把我当成一个shit，但这些鄙视绝不会来自于你白蓝。我又不是傻子，鄙视和喜欢会分不清吗？要是分不清这个，那就被汽车撞死算了。
她吻了我。她后来说，她以为我会说爱她，但我没说，而且跑掉了。我说，我已经说过爱你了，在牛扒店里，在医务室里，在三轮车上，甚至是在猪尾巴巷我们初次认识的时候。她说那些都不算，她要我说爱她。我就说：“白蓝，我爱你。”
那天她亲我，她的手捧着我的脸，我觉得自己像个被夹子夹住的老鼠，嘴巴被挤成一朵喇叭花，舌头伸不出来。她也不管我死活，亲完之后，她说：好了，回去吧，路上当心点。我不太甘心，就捧着她的脸也这么亲了一通，让她尝尝被夹住的滋味。然后我松开她，抚了抚她的头发，就走了。我下楼时候速度飞快，她怕我摔死在漆黑的楼梯上，其实我跑惯了这种楼梯，我知道所有公房的楼梯都是十七个台阶，绝不会踩空一脚。她想叫住我，但我走得太快，而且在楼下嗷地喊了一嗓子，新知新村的人都从窗口探出头来看我。她叹了口气，关上门，任由我跑掉了。
我想起她的床。那是一张单人床，很干净，很简单的被褥，有一个蓝色的枕头。看到她的床会联想到她睡觉时的样子，周末早晨的阳光是不是会照到床上，做梦的时候会不会从床上掉下来。我甚至看到，枕头上曲折地卧着几根头发。每当我想起这些，心里就很悲伤。这张床太小，如此单薄仿佛她和我一起经历过的几桩破事。这是为睡眠而准备的床，仅仅为睡眠而准备。假如我们之间再发生一些别的，或许这张床会给我留下更好的印象。
直到我自己想睡去，在无人的地方闭上眼睛，永无梦境地长眠。仅仅是睡眠的床也可以代表着一种幸福，我后来才知道。
九三年长脚考取了夜大，是戴城大学办的，机电专业。他高兴死了，请结拜兄弟吃饭。化工厂附近根本没什么吃的，一个是面馆，飞着几百个苍蝇，还有老鼠与人共餐，服务员是个酷爱翻白眼的中年婆娘；另一个是茶馆，只有水，没有固体食物。这两个地方都不适合开庆功party。长脚把我们带到公路边上一个停车吃饭的地方，那地方不错，几个头发枯黄的小丫头站在路边，对着来来往往的汽车招手，她们是这里的服务员。长脚点了小半桌菜，大多是素菜，荤菜只有炒螺蛳和炒鸡蛋。他又拎了几瓶啤酒，我们三个开始喝着，喝到一半的时候，外面一阵自行车铃声，小噘嘴跑了进来。
小噘嘴终于把那腊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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