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开始他俩谁也没有考虑这一恋爱事件可能带来的后果，认为不过是一段普通情缘而已。正如对其他任何女性那样，一开始萨特就向多洛丽丝谈到波伏瓦，说明他和波伏瓦是怎样一种关系。而在多洛丽丝这一边，虽然同丈夫的关系不好，处于半分居的状态，也没有确定地要与他分手。所以他俩都以为，随着萨特回法国，这种关系就会自然终结。
回到法国后，萨特将这一切都告诉了波伏瓦，没有什么保留。虽然这是自战争时期以来，萨特重新开始的第一桩风流韵事，波伏瓦并没有当很大回事。她想，这可能只是类似在柏林时同那个“月亮”女人的爱情事件，萨特浪漫狂热一阵子也就过去了。
但实际情况不是如此。这个女性对于萨特的吸引力远非“月亮女人”可比。萨特回到巴黎后继续同她联系，多洛丽丝也情不自禁地给了回应，两人书信往来频繁。于是萨特谋求机会再度去美国看她。正好美国有几所大学邀请萨特讲学，他欣然答应。1945年12月，他登上去纽约的轮船。这次他在美国又呆了4个月。
如果说上一次去还有公务在身，那么这次纯粹是为了多洛丽丝。几个月的时间，除了有数的大学演讲外，他几乎没有干任何事情，全部空余时间都用来陪多洛丽丝，完全是以她为中心生活。他在给波伏瓦的信中叙述了每天的时间安排。大约早上9点起床，然后是洗澡，刮胡子，吃早饭。11点去赴某个预订的约会。午饭是同多洛丽丝或其他想见他的人一起吃。午饭后他一个人围绕纽约散步（大概是多洛丽丝必须上班，不能陪他）。他说，现在他对纽约熟悉得如同巴黎一样。6点在某个地方再同多洛丽丝见面，他俩在她的住处或某个安静的酒吧一直呆到凌晨两点。他向波伏瓦承认，他喝得很多，但以没什么问题为限。星期五的晚上萨特到多洛丽丝的住处，在那里一直待到星期天下午4点。萨特说，这是为了避免引起公寓门卫的注意。多洛丽丝虽然已经同丈夫分居，还没有离婚，所以他俩的交往仍然要慎重行事，以免引起麻烦。因此多洛丽丝开玩笑地将萨特称为“我的囚徒”。而有的星期五他们也到外面去度周末。
像这样长期脱离自己的常规写作活动，是萨特自结识女性以来未曾有过的。此前他总是按照学校的习惯，将一年划分为两个时期，一个是工作时期，一个是休假时期，严格按照这一规律写作和休假。这一生活和工作规律，在同卡米耶、波伏瓦和万达恋爱时都没有打乱，而这次为多洛丽丝破了例，他来美国的时间并非休假期。
萨特最后在信中说：“除了多洛丽丝有些让我惊吓的爱，再没有别的什么可谈的了。此外她绝对是迷人的，而我们彼此从不疯狂。但这整个事情的未来是非常严峻的。我不知道该怎样对你写这些才不至于对她是不诚实的（因为写出来的词语总是冰冷的），而你应该知道这事具有怎样的意义。以后我将详尽地对你谈到它。”
一个月后，萨特在给波伏瓦的另一封信中进一步谈到多洛丽丝：“我也给你谈谈多洛丽丝，她是一个楚楚可人的尤物，真正是在你之后我所知道的最好的一个。现在我们被卷入离别的痛苦之中，而我每天都不快活。由于担心门卫，我们移居到德•；海尔的工作室，在商业区。她对于邻居有一种神经质的恐惧。你简直无法想象她那种特殊的气质：恐惧和坚定、深刻的悲观主义和表面的乐观态度、激情和谨慎、羞怯和毅力的奇妙结合。她的激情实在是惊吓了我，特别是因为那不是我的强烈要求，而她独自承担了它并使自己处于不利地位，这表明她的诚意以及象一个快乐小孩般的天真无邪。” 联系萨特在美国的表现再看他的信，我们大致可以琢磨出这样几层意思来。首先，他完全被多洛丽丝迷住了，在纽约尽管经济方面相当拮据，他的精神状态仍然是“乐不思蜀”。萨特对多洛丽丝的评价高到不可能再高的程度：“绝对迷人”、“尤物”、“波伏瓦之后最好的”，万达显然被排到多洛丽丝的后面。
实际上相当长一个时期，萨特都将自己与异性的生活界定为：与波伏瓦，是首位，这是“永恒的爱情”；与万达，是第二位，这是“偶然爱情”的极品。与其他女性的关系凡是有碍于这两位的，均将遭排除。而现在多洛丽丝被排在万达之前，那么萨特与她的关系到底是“永恒爱情”还是“偶然爱情”，这就是一个问题。
其次，萨特在入迷、兴奋、幸福之余又感到多洛丽丝的爱、她的激情让他受到“惊吓”，对于他俩关系的前景感到“非常严峻”，这看起来殊不可解。对方爱得越深，他应该坦然享受，越发感到幸福才对。这种惊吓和对未来的恐惧恐怕不是针对他俩关系本身，而是针对不在场的另一个人，就是波伏瓦。对方爱得越深，奉献越大，越是“让自己处于不利地位”（我的理解是，可能这时多洛丽丝已经提出，为了他俩的爱，她可以放弃在美国的一切，随他回巴黎），那么她对萨特在情感方面的要求就会越高。如果这种要求涉及到他同波伏瓦的关系，那就是给他出了一道无法解决的难题。因此他对她激烈的感情有所疑惧：害怕导致不希望的后果。这表明萨特同多洛丽丝的关系一开始就有矛盾和微妙的地方。
也许萨特当时的感受还不是这样明晰，也许已经有了明晰的意识但不好怎样对波伏瓦说，总之，萨特在给波伏瓦的信中是欲言又止；说“不知道该怎么说”；表示以后再详细谈。这在以前是少有的。对波伏瓦，萨特应该是没有什么不好说的，但在谈多洛丽丝时却开始有了保留。
回到巴黎后，萨特向波伏瓦详细谈到他和多洛丽丝的关系。萨特最后说，他俩有着心灵的完全沟通。他们一同出门，他想停下时，她也正想停下来；他想再走时，她也正打算动身。他们有一种甚至包括生命节律的深层次的和谐。
萨特的叙述使波伏瓦感受到从未有过的震撼甚至恐慌。尽管萨特在一年多时间里去了美国两次，上次回来和这次在信中也说了他和多洛丽丝的种种情况，波伏瓦并没有怎么在意这种关系，她想那不过是萨特的又一次冒险和浪漫，就像以前的那些追求一样。而以前的任何一种情况，如月亮女人、奥尔加、波登、万达等，对她和萨特的关系都没有构成真正的威胁。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两间余一卒（1945…1957）：爱的考验（2）
而现在完全是另一种情况。听了萨特的叙述后，波伏瓦不仅自问，在萨特心目中，多洛丽丝是不是比自己更重要？她和萨特持续15年之久的关系，现在到底还有多少仍然属于深深的爱恋，有多少只是习惯使然──就像许多已婚夫妇那样？
终于有一天，在他们去一个朋友家吃饭的路上，波伏瓦问萨特：“坦白地说，我和多洛丽丝谁对你更重要？”
萨特沉吟了一会，然后回答：“多洛丽丝对我非常非常重要，但我要跟你相伴在一起。”
猛然一听，这话是说得不好的。在波伏瓦看来，这个回答只是说：“我尊重我们过去的约定，但多洛丽丝……”突然一下子，她觉得自己的全部精神都被抽空了，觉得自己实际上已经不存在。在以后整个聚会过程中，她完全象一个机器人那样握手、微笑、吃饭，但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她觉得这顿饭的时间好象长得永远不会结束。
下午，聚会结束后他们单独在一起，萨特察觉到她内心的苦恼，于是进一步解释了自己的话：“我们一向总是注重行动而不在于言辞。所以我没有向你多说什么。我只是说了最简单也是最真实的事实。尽管她对我十分重要，但我们之间是不可分离的。”这次波伏瓦似乎听明白了他的意思，心里才安定了下来。
但萨特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恐怕他自己一下子也说不清楚。实际上他的话有一种暧昧的成分，难怪波伏瓦听后疑虑顿生。问题在于，波伏瓦和多洛丽丝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女性；这两种女性萨特都需要，如果一定要作出非此即彼的取舍，他还真拿不定主意呢！
波伏瓦这一类型的女性在萨特生活中的意义可用两个字概括：理解。有了波伏瓦，萨特不再需要其他的对话者；这种对话不仅有日常生活的，还有纯粹思想上的甚至哲学上的。雷蒙•；阿隆回忆说，自从萨特结识了波伏瓦，就开始跟他疏远；他怀疑是波伏瓦在其中起了作用，意即她在他们之间挑拨离间。这种怀疑当然是没有根据的。不过波伏瓦取代了其他可能与萨特进行高层次对话的男性，这倒是一个事实。
萨特在《奇怪战争日记》中写道，他宁肯同女士们聊天，也不愿意同阿隆讨论哲学。可见这是萨特的天性；即使没有波伏瓦，萨特也不会同阿隆有十分近乎的关系。但如果这个女性不仅会聊天，谈起哲学来并不比阿隆差，萨特岂不更加满意？这样阿隆之类的男哲学家在萨特心目中就更加没有地位了。
还有另一种类型的女性，她们在萨特生活中的意义也可用两个字概括：感受。萨特有一个基本思想：男性由于社会生活的铸造，越来越失去感受性而只具有较多的抽象性，因此其意识是片面的，他需要多加一些感受性。而女性由于社会地位相对低下，受到的教育较少，抽象性方面或一般智力不如男性，却保留了丰富的感受性。萨特认识到这一点，他很需要从女性们那里获得他所欠缺的东西，这也是他“宁可同女性聊天，也不愿同阿隆谈哲学”的根本原因。
这一类型女性的代表是万达。萨特在给波伏瓦的信中多次描述万达是“迷人的”，接着的一个形容词是“可触摸的”。她也许没有什么知识，根本无法理解萨特的哲学，也许为人做事总是像个小孩子一样，但萨特需要她。这种类型的女性也是他生活中必不可少的。
而现在这种类型的代表成了多洛丽丝。萨特向波伏瓦描述他和多洛丽丝之间的默契就是彼此的感受。当然，作为一个女性，波伏瓦也给了萨特许多感受性方面的东西，但与理解相比，则较为次要。不然的话，萨特也不会那样迫切和坚执地需要另外一个女性万达了。
从多洛丽丝的情况看，不仅在感受性方面比万达更能给萨特许多东西，在理解性方面也要强出万达一头。萨特同多洛丽丝在一起时，没有什么喋喋不休的争吵，更多的是一致与和谐。多洛丽丝的阅历、知识面，显然也比万达丰富得多。因此，她与萨特的关系对波伏瓦的挑战极大，以至于波伏瓦在晚年还回忆说，在所有与萨特有爱情关系的女性中，多洛丽丝是唯一让她感到害怕的。
不过波伏瓦用不着害怕，她应该有一个稳操胜券的地方：多洛丽丝再优异、再杰出、再“尤物”，在女性中不乏与她类似的更佼佼者；而像波伏瓦这样的女性，萨特却难以再觅，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而且感受性相对来说，不太稳定，易变；而理解性一旦建立，可以长期地稳固地存在。像波伏瓦这样真正是学出来了的女性哲学家，大概可以说是凤毛麟角。这恰恰是她具有不可取代性的根本原因。
1947年1月，波伏瓦去了美国，也是应邀讲学。在纽约她见到了萨特赞美不已的多洛丽丝。这个女人的确是富有魅力的。在某种意义上说，她同波伏瓦有相似之处，她们都很聪明，很活跃，当然，也很漂亮。
波伏瓦在给萨特的信描述了她和多洛丽丝见面的情况：“我在荷兰雪利酒吧约会了多洛丽丝，我想，她会向你讲的。我对她的感觉正像我猜测的那样，我很喜欢她，我很愉快，我理解你赢得她之后的感情，我为你有这种感情而骄傲，而我没有一点不舒服的感觉。”
波伏瓦的这种表示是否完全出自内心？也许是也许不是。我们很难确定这些话有多少是属于“外交辞令”。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是理解萨特的，她的这种表态是对对方的尊重，因而是得体的。
按照波伏瓦在信中的描述，多洛丽丝倒显得不太自然。波伏瓦说她一杯接一杯地喝威士忌，表现得神经紧张，不停地说话，表情有些呆板。这种描述应该是当时的实情。按照多洛丽丝以后的作为看，很可能当时她已经将波伏瓦视为应该认真对付的情敌。
波伏瓦还进一步谈了她对多洛丽丝的印象，她知道，萨特喜欢听这个，而且会非常重视。她说：“我觉得她确实很惹人喜爱，给人感觉很好，不过正如博斯特所说，也许女人味太强了一点，反正从我的角度来看是这样的。但如果我是一个男人，而且还充满一种明朗强劲的激情，那就不可能遇到更合适的了。”
这话可以印证我们前面对于她和多洛丽丝的特点的分析。这里“女人味”就是感受性的另外一种说法。萨特喜欢女人的感受性，因此这里透出她对他的深切理解。同时一个“太”字，也委婉地表达了她接触多洛丽丝以后的一种感受：她原先的担心其实并无必要——多洛丽丝在气质上同她差异颇大，不可能取她而代之。“女人味”很强固然是多洛丽丝的优势，也造成她在另一方面的不足。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两间余一卒（1945…1957）：爱的考验（3）
波伏瓦到美国后，多洛丽丝去了巴黎，在那里一直呆到波伏瓦回国。5月初，波伏瓦正准备按照原来的时间安排回巴黎，突然接到萨特来信，要她推迟归期，因为多洛丽丝要在巴黎再呆上10天。这一变故对波伏瓦有很大刺激。即使她是非常理智的，通常能够控制自己的感情，此时仍然不免产生一种深深的失落感。她在回忆录中说，当时的感觉是很累，很疲乏，很软弱，很想靠在一个男人的肩膀上好好地休息一下。
此前她曾在芝加哥结识了一个美国作家，叫纳尔逊•；阿格林。波伏瓦的英语相当好，不似萨特，她的口语水准已经达到可以表达情感的程度。她同阿格林在交往中彼此深有好感，隐约含情，只是由于波伏瓦离开芝加哥时间仓促，他俩的关系才没有进一步发展。于是波伏瓦给阿格林通了电话，约好她去芝加哥会面。他们成了情人，在一起度过了半个月的热恋生活。
这一爱情事件的起因是萨特要求延期从而使波伏瓦产生了一种失落感，而实际相处后阿格林对波伏瓦产生了一种深深的吸引力，这主要是性的力量。波伏瓦后来承认，她跟阿格林经历了她的“第一次完美的性高潮”，同时她也了解到，“男女之间的爱情会有多么的炽热。”阿格林与波伏瓦的性爱，正像多洛丽丝与萨特的“生命节律的一致”；因此，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可以说是双方扯平了。
就纯粹的性关系而言，恐怕萨特并不总是能够给波伏瓦以充分的满足。这跟萨特自身的性特征有关，他常常在与他人的肉体关系上卡了壳。我还猜测，波伏瓦与其他女性有同性恋关系和行为，也可能与这种不满足有关。如果说她同纳塔丽的关系还是在萨特应征入伍以后发生的，纳塔丽算是趁虚而入，那么，她与奥尔加的亲密感情关系、她与另一个女学生比安卡的实际性爱关系，发生时萨特就在她身边。
问题在于，即使有这种情况，波伏瓦并不认为这个很重要。放在第一位的，不是谁更能给她以肉体的满足，而是对于她作为一个总体的人的理解。在这一点上，除了萨特无人能够做到。
待波伏瓦回到巴黎时，多洛丽丝还没有离开法国。她想一直留在法国，而萨特没有同意。因为多洛丽丝一旦定居巴黎，她就得完全舍弃自己以前的一切：自己的工作，自己的朋友，自己所习惯的生活。那么，由此她希望从萨特那儿得到一切，也就是独占萨特，以作为补偿。而这是萨特不可能做到的。尽管在他们结识之初，萨特就向她说明了他与波伏瓦的关系，同时说明他和多洛丽丝之间不可能相互独占，但作为一个女人，多洛丽丝认为，只要他真正爱她，一切障碍都会被冲破，情况会发生变化。当她发现不是这么回事时，就恼怒异常。多洛丽丝终于离开法国，萨特陪她去了勒阿弗尔。分手时她还在抱怨他给她带来的痛苦。后来她来信说，她以后要么不来，要么来了就永远不走了。
这种新的“三重奏”不仅让萨特感到烦恼，也让波伏瓦痛苦。多洛丽丝走后，他们去哥本哈根旅行。在头一天，俩人混杂在人群中，彼此什么话都不想说，都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恐惧：他们之间是否已经形同路人？几天之后，那种正常的亲密和理解的气氛才逐渐得到恢复。萨特和波伏瓦的关系仍在经受着时间和他人的考验。
第二年4月中旬，波伏瓦准备前往美国同阿格林会面。她将在美国呆4个月，因为多洛丽丝已经答应萨特，在波伏瓦去美国时，她来巴黎住4个月。不料就在波伏瓦临出发前几天，多洛丽丝给萨特来了一封信，说在现有条件下她决意不来看他了。这让波伏瓦进退两难。正因为多洛丽丝要来，她才考虑在美国呆那么长时间，并且已经告诉了阿格林。现在多洛丽丝变了卦，不来了。波伏瓦不愿意白白丧失同萨特在一起的时间，否则她会对自己不满意，也可能转化成对阿格林的怨恨。于是她想了个折中的办法：她在美国只呆两个月，而不是原来的4个月。
她在美国同阿格林一起度过的时光是很愉快的。不过在最后，当她告诉他，她在7月14日就得回巴黎时，他们之间起了很大的冲突。阿格林之于波伏瓦，正像多洛丽丝之于萨特，也是要求一种独占权。而波伏瓦明确告诉他，这是不可能的。由于萨特的存在，他们的关系受到巨大影响。
波伏瓦回到巴黎，萨特和她打算在7月底出国旅行，一个美好的暑假就要开始。正当他们准备出发之时，风波又起：原先声明拒绝来法国的多洛丽丝突然从纽约打来电话，说她再也不堪忍受与萨特的分离，想立即来同他呆1个月。她在电话里哭了。萨特只得同意她的要求。他同她在法国南部住了1个月，同时因为她的任性而狠狠地责备了她一顿。
而真正苦的还是波伏瓦。她白白地早回了两个月，还得罪了阿格林。她给阿格林拍了电报，说她可以再来芝加哥一趟。而阿格林的回电是：“别来，太忙。”──他还生着她的气呢！尽管波伏瓦十分痛苦，仍然坚持自己的原则。正如萨特明确向多洛丽丝表达了自己的态度，波伏瓦也毫无隐瞒地表示了她与萨特之间关系的不可动摇性。
后来阿格林的情绪有所缓和，还表示第二年的6月份要来巴黎。他来巴黎时，波伏瓦带他同所有的朋友见了面，包括萨特。由于语言不通，萨特和阿格林交谈有些困难，而波伏瓦又不太耐烦为他们作翻译。不过他们相处还很融洽，在一起谈了一会儿铁托，又对毛泽东议论了很长时间。萨特在男女关系上给了自己最大的自由，同时也给予对方以同样的自由，而且他的情人的情人，几乎个个都是他的好朋友，至少彼此不怀敌意。这也是萨特在处理男女关系时的一个特点。
这一年暑期，波伏瓦同阿格林在意大利、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旅行，而萨特和多洛丽丝在墨西哥和危地马拉度假，还去了古巴、巴拿马、海地和库拉索岛。但这时萨特和多洛丽丝的关系已经不那么和谐了，因为多洛丽丝老是没完没了地说要来巴黎定居，而萨特又总是不肯答应。萨特和多洛丽丝的关系又维持了一年。多洛丽丝不顾萨特的反对，硬要来巴黎定居。他们大吵了一通，最后关系彻底破裂。萨特认为多洛丽丝太过分了，于是断然决定分手。他说：“好了，这没法维持下去，这是在不断地逐步升级。”爱之愈切，怨之愈深。男女之情就是这样的。萨特的本意是希望大家“和平相处”，彼此相安无事；如果一定要逼他作出非此即彼的决定，他只能舍弃第三者而保全他与波伏瓦的关系，这也是莫可如何的事情。
与此同时，波伏瓦在美国同阿格林在一起。他俩的关系也十分恶化。恶化的原因是同样的：阿格林要她在萨特和自己之间作出选择。波伏瓦在信中告诉萨特，她和阿格林甚至不在一起睡了。他俩的性关系也发生危机：在一两次做爱的尝试中，阿格林显得性无能，而波伏瓦感到性冷淡。但她并不怎么沮丧，反而说：“这有助于结束这种性欲占据主要地位的关系。”一年后，波伏瓦和阿格林的关系也彻底结束。
萨特和波伏瓦的“永恒爱情”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他们各自通过努力，通过选择，度过了他们一生中最严重的感情危机阶段，重新达到亲密无间的程度。而在这一时期同他们相处的第三者，结局却是不幸的。此后，无论是萨特还是波伏瓦遇到的“偶然爱情”，都不再足以危及他们的关系了。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知命之年（1957…1965）：“国家公敌”（1）
这一时期有一个重大事件成为萨特关注的中心，在许多年里影响着他的生活，这就是阿尔及利亚独立问题。法国殖民者对阿尔及利亚人进行残酷迫害和严厉镇压。电刑、绞刑、火刑、强奸、拔指甲、断骨、……各种酷刑拷打，无所不用其极。当年纳粹用来对付犹太人的那一套，现在全都被法国殖民者采用了。尤为可怕的是，现在法国公众已经没有是非之分，陷入一种极端的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狂潮之中。他们支持统治者的政策，不认为是暴行，反倒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在法国，只有很少的人反抗这股潮流，反对当局的政策，支持阿尔及利亚独立。他们被看作反法分子、国家公敌，处于极度孤立的状况。萨特的处境就是这样的。他尽自己的可能来支持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斗争。1957年12月，萨特到法庭为本•；萨多克作证。萨多克是阿尔及利亚人，几个月前他打死了阿尔及利亚前议会副议长、穆斯林投降派阿里•；谢卡尔。萨多克的律师请了萨特等几名左翼知识分子作为证人为他辩护。萨特同意了。在去法庭的路上，萨特显得十分紧张和激动，因为今天的发言关系到一个人的生命。只要不判死刑，萨多克就有救了；过了几年遇到大赦，他又能重获自由。
在出庭作证时，萨特竭力控制自己，没有暴露出紧张感，只是在称呼死者时把姓名错念成“阿里•；雅卡尔”。他为萨多克辩护说：“年轻人不可能表现出跟我们年长者一样的耐心，萨多克从小在法国看到的，是一副副杀人的面孔。萨多克的行为是政治性谋杀，而不是恐怖主义行动。”为了不触怒法庭，萨特煞费苦心采用了一些委婉的说法。第二天晚上，萨特得知判决结果，萨多克被判终身监禁。他这才松了一口气。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加缪的态度：这时加缪刚刚获得诺贝尔奖，萨多克的律师曾请他作证，而且只要他把最近写的一篇文章有关谴责死刑内容的部分拿到法庭上读一下。但加缪拒绝了，连写一个书面发言也不肯，虽然他也是一个阿尔及利亚人。
随着右派在大选中获胜，左派惨遭失败，那些想信守自己反殖民主义的诺言、避免做殖民者帮凶的人们，不可能把自己的行动完全局限在合法的范围内。这时萨特的年轻同事和朋友尚松主办了秘密发行的出版物《为了真理》，组织了青年抵抗运动。这个组织号召法国士兵开小差，宣扬支持民族解放阵线，并直接同阿尔及利亚人联系。 萨特一度对自己是否采取这种非法的态度有所疑虑，因为不管怎么说，他是法国人，这样做就是公然与自己国家为敌。对于他这一年龄层次的人来说，在心理上很难承受这一点。最后萨特想通了，要坚持自己的立场，不能排除这种方式。他支持尚松的活动，为其主编的《为了真理》撰写文章。此外，在《现代》、《信使报》等公开刊物上萨特也发表文章反对阿尔及利亚战争，反对仍在进行的拷打。
1959年底，古巴最大的报纸《革命报》的主编邀请萨特和波伏瓦访问古巴。开始他们没有什么兴致：萨特的身体不太好，波伏瓦担心旅行会让他过于疲劳；阿尔及利亚战争也使他们意气消沉，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来。最后，萨特对波伏瓦说：“如果我们老是像这样沉浸在痛苦之中，那就等于是抛弃生活！”于是他们决定振作起来，去古巴一趟。1960年2月下旬，他们来到古巴。
在古巴，萨特受到热情接待。在大约一个月的访问中，萨特亲眼看到革命给人民带来的好处，看到六百万古巴人同压迫、饥饿、流浪、失业和文盲作斗争的情景。他随意参观、同当地人讨论，没有受到任何限制。而且这里的景色也是那么迷人，富有特色。同他的《辩证理性批判》相印证，萨特在这里第一次看到由暴力带给人民的幸福。看着这些获得解放、笑逐颜开的人们，萨特心中的阴霾不觉一扫而空。
卡斯特罗陪同萨特一起作了3天旅行。刚开始两人之间有些拘束，很快这种拘束就融化在亲密无间的气氛之中，他们成了朋友。一路之上都是热情欢迎的人群，每天的报纸都有萨特同卡斯特罗、格瓦拉等在一起的照片。萨特还在电视上讲了一次话。从这以后，古巴的每一个人都认识萨特。无论他走到那里，都有男男女女把他拦住，向他表示敬意。而在他作电视讲话之前，他们谁都没有听说过他的名字！
萨特感叹地说：“这是革命的蜜月。”没有阴谋，没有官僚，有的只是领袖和人民的直接接触，以及对未来的希望。也许这不会永远持续下去，但看到这个情景仍让他感到无比欣慰。萨特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古巴革命有两个特点，一是它的教育性，二是它没有先入为主的思想意识，它不是教条主义的。他认为诞生于古巴革命的政权是一种直接的民主制度。回到巴黎后，萨特写了一系列关于古巴的报道文章，以《糖的风暴》为题发表在《法兰西晚报》上。
从后来萨特的回顾看，萨特对于古巴革命的支持态度并不是毫无保留的。在记录片《萨特自述》中，对话者说：“在古巴，辩证唯物主义反而导致一种革命的不可避免的官僚主义化，其组织不是扎根于人民之中。”萨特表示：“这是一个正确的论断。”
对话者问：“面对那种限制在辩证唯物主义的革命──换句话说，一种开始变味的革命──怎样的态度才是正确的？一个人应该对这种境况作出什么样的反应？”萨特的回答是：“我觉得，你应该尽可能支持它直到它完全变了质，哪怕要冒它后来背叛你的危险，而共产党人正是这样背叛了革命。然后你得看看事情会怎样发展：如果官僚政治真正开始掌权，你就应该像对待任何一种官僚政治那样来对待它，也就是反对它。这里没有另一条路可走。但在古巴，问题还没有那么严重，至少在一开始。”
1960年，萨特在“关于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有权不服从命令的宣言”上签名。签名者共有121人，所以被称为“121人宣言”，它的主要内容是，法国士兵有权不服从命令，拒绝参加阿尔及利亚战争。它先是以传单形式在社会上流传，后来刊登在《现代》杂志8月号上，但这一期《现代》立即被查禁。在紧接着这一期之后的《现代》杂志留有两页被查禁的白纸，上面只印着这个宣言的名称。在空白纸后是这个宣言最初几批签名者的名单。萨特不是这一宣言的发起人，而是最早在上面签名的人之一。
在“121人宣言”发表之前，萨特有一个对采访者的谈话，首次表达了成为这个宣言思想基础的观点：“法国左派应该与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联合起来，两者的命运是连结在一起的。民族解放阵线的胜利就是左派的胜利。”萨特因为这个谈话被当局指控为“煽动士兵不服从命令而有害于国家安全”。结果刊登这个谈话的杂志被查封，杂志主要负责人也遭监视。
8月，萨特和波伏瓦应邀去巴西访问。在里约热内卢大学，萨特举行记者招待会，直接对戴高乐和马尔罗作了抨击，各家报纸作了报道。以后，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的每家报刊在每一期上都刊登有萨特活动的照片和详细报道，许多人赶来听他的演讲。他在大学教育中心作了演讲，是关于殖民体系问题，会场上人挤得满满的，不少人挤在阳台上、花园里听他演讲。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知命之年（1957…1965）：“国家公敌”（2）
有朋友建议把萨特关于古巴的系列报道《糖的风暴》出版成书，他同意了。书印出后，为了表示对古巴的支持，他公开在新书上签名。他和波伏瓦并肩坐在一个大厅，背后摆满了刚刚印成的书。萨特签名，波伏瓦也签了一些名。萨特在演讲、文章、电台和电视上不断阐述自己对于阿尔及利亚和戴高乐的看法，还会见了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在巴西的代表。这一切都激起了当地法国侨民的敌视，而他们毫不掩饰这一点。
接着萨特和波伏瓦去了圣保罗。那里工业化程度比里约热内卢高，知识界更活跃。在机场，一群人举着“支持古巴，反对美国佬’的标语牌，喊着萨特和卡斯特罗的名字，这是萨特社的成员，由一些学生和几位年轻教授组成。参加记者招待会、在电视上露面、出席集会、与年轻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座谈、在书上签名、与作家们吃午饭、与画家一起参观博物馆、……萨特和波伏瓦整天忙个不停。
萨特分别就文学和殖民主义问题作了两次演讲。萨特演讲时人拥挤得满满，许多不能进来的人急得团团转。当萨特的演讲已经开始时，他们在外面失望地叫喊。突然他们突破警察的警戒线，冲了进来。在一片喝彩声中，他们在过道和墙边拥挤着，听萨特的演讲。
离圣保罗有一个小时车的阿拉卡是一个小城市，但有一所大学，邀请萨特为哲学家作一个关于辩证法的讲座和为学生讲讲殖民主义问题。在一个阶梯教室，挂着标语：“古巴万岁！萨特万岁！你讲过古巴了，现在谈谈贫民窟吧！”萨特很受学生欢迎，他们同他讨论巴西有无可能发生类似古巴的革命。这时正巧有一名法国政府代表在里约热内卢，人们为他举办了鸡尾酒会。一位巴西朋友乘着酒意，把这位贵宾拉到一旁，对他说：“你可不能代表法国，代表法国的只能是让─保尔•；萨特！”那位官员笑了笑，圆滑地说：“我们代表法国不同的方面。”里约热内卢授予萨特和波伏瓦荣誉市民的称号，市政府为此举行了一个简短的记者招待会，颁发了证书。
这时在巴黎，当局加剧了对那些反对战争的知识分子的迫害。9月7日，对尚松的审判将要开始。尚松的律师希望萨特出庭作证。但萨特还有一些事情要干，不能马上赶回。他原想写封信寄去自己的证词，但时间来不及了。于是他在电话中向《现代》同事和朋友郎兹曼、佩吉口述了他的证词。电话的声音很糟糕，几乎听不清楚，萨特只能说几个要点，其余的只有靠他们去加工。9月22日，它在法庭上被宣读。萨特回巴黎后读到这个证词，觉得他们写得十分恰当，完全符合自己的意思。
在证词中，萨特明确表示，他同尚松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是一致的，他支持民族解放阵线，支持尚松的地下活动。萨特的证词被认为是向当局的挑战，许多人对他恨之入骨。对萨特的中伤和威胁铺天盖地而来，他被称为叛徒和法国之敌。《巴黎新闻》登出头条消息：“让─保尔•；萨特等100多人可能被判刑5年”。法国大使馆的人在里约热内卢散布消息说，萨特一回到巴黎就会被逮捕。
这期间郎兹曼来信告诉他们巴黎的情况：对尚松的审判已经结束；对“121人宣言”的控告有愈演愈烈之势，在宣言上签名的人不允许在电视和广播上露面，连他们的名字也不许在任何节目里提及；包括《现代》在内的多家杂志被搜查，还有人被捕，《现代》10月号被没收；被右派鼓动的五千名退伍老兵在香榭丽舍大道游行，高呼“杀死萨特”；当局宣布，以后对煽动不服从命令的人判处1到3年徒刑。郎兹曼代表所有的朋友要求他们不要回来；要回的话，先到巴塞罗那，他们会到那里向萨特和波伏瓦通报情况。
在巴塞罗那，博斯特和普隆向他们介绍了这两个月来法国事态的发展。郎兹曼这时已被拘留，他带口信要他们不坐飞机，而坐小汽车回巴黎。如果坐飞机，人们会在机场自发举行壮观的欢迎仪式，争斗不可避免，萨特不得不回答记者的问题，警方也就可以当场拘捕他。
萨特和波伏瓦接受了朋友们的建议。过境时，博斯特拿出4张护照交给警察。他们估计会受到警察的粗暴对待，没想到对方还挺客气。过了一会儿，警官来了，他带着歉意说，他受命在他们过境时报告巴黎。他让部下为他们买来报纸，还送给他们几盒香烟。临走时，这位警官还请萨特在客人留言簿上签名。他劝萨特一到巴黎就与警方联系。
巴黎警方也相当客气，他们主动来到波伏瓦的公寓，对萨特和波伏瓦作口头审查。其中年轻的一位由于紧张，动作僵硬，打印供词时手被拉开了一道口子，鲜血流淌在打字键盘上。负责的警官为他们起草了供词，还作了推敲润色。最后，他安慰萨特和波伏瓦说：“请放心，你们得到的指控会是恰如其分的！”
在受审的那一天，他们得到通知说，主审官病了，审判时间推迟。新的日期到了，时间再次推迟。这次理由更荒谬：他们的档案还在检察官那里。以后干脆通知他们，不再对他们起诉了。大概当局经过权衡，觉得冒险审判一位著名作家，似乎有些得不偿失，对他们不一定有利；另外他们还想用这种手段来分裂“‘121人”。深谙政治谋略的戴高乐说：“那些知识分子，他们爱怎么搞就让他们怎么搞。……我们不要去抓伏尔泰！”在他心目中，萨特此时的影响可以与18世纪的著名作家和思想家伏尔泰相比。
为了揭穿当局的花招，萨特举行了一个记者招待会，大约有30名法国和外国记者聚集在波伏瓦的公寓，萨特向他们说明了自己在“121人宣言”中所起的作用，证实自己曾参加该宣言的起草和收集签名的工作；由于已经有30个签名者受到指控，萨特要求承担与他们相同的责任。
现在萨特和波伏瓦很少出门。许多法国人被狂热的民族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情绪所激动，视萨特为民族的叛徒、国家的公敌。即使在饭馆吃饭，他们也常常感受到许多顾客的敌意，无法同这些人坐在一起。晚上他俩就在波伏瓦的公寓里吃饭，通常是吃几片火腿，然后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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