惺艿叫矶喙丝偷牡幸猓薹ㄍ庑┤俗谝黄稹m砩纤┚驮诓u叩墓16锍苑梗uj浅约钙鹜龋缓罅牧奶欤！
1961年意大利授予萨特奥莫尼亚奖。授奖原因是萨特为反对阿尔及利亚战争所作的贡献。萨特一向是讨厌一切评奖授勋活动的，这次他却去米兰领了奖，因为它具有特殊的政治意义。
秘密军队组织开始用恐怖活动来对付反对阿尔及利亚战争的人。他们在公共场所引爆了几枚可塑炸弹。埃维昂市市长在家中被炸死。这些极端分子还在左翼知名人士家中安放可塑炸弹。《观察家》编辑部在一次袭击中被炸毁。萨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此作了评论，他马上收到恐吓信。信中说他们要立即消灭“121人宣言”中的121人。为了防备他们对萨特的住所下手，萨特让母亲搬出住所，把她安置到一家旅馆，他自己住进波伏瓦的寓所里。1961年7月19日早晨，萨特和波伏瓦正在打点行装准备外出度假，7点半，萨特母亲打来电话：一枚可塑炸弹在波拿巴街42号萨特原来的住所爆炸，但破坏并不太严重。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知命之年（1957…1965）：“国家公敌”（3）
接着萨特和波伏瓦去了罗马。萨特应弗朗兹•；法农的要求，为他的书《全世界受苦的人》作序。法农是一个黑人，一位精神分析医生，他曾取得法国国籍，有一个法国妻子，但他仍然经常感受到种族歧视。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他毅然放弃法国国籍，宣称自己是阿尔及利亚人，为它的独立而战，成为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人物。他关于暴力的文章曾在《现代》上发表。萨特哲学对他有很大影响，《辩证理性批判》中关于恐怖和兄弟般友谊的部分让他着迷。
这时法农也在意大利北部休养，他患了白血病，是不治之症。他要来拜访萨特和波伏瓦。波伏瓦和前一天到达的郎兹曼去机场接他。他们4人相见，一起吃午饭，谈话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凌晨两点。波伏瓦委婉地对法农说，萨特需要睡眠。法农听了大发脾气，他对郎兹曼说：“我不喜欢人们把精力贮藏起来不用。”他俩一直聊到早上8点。法农每天只睡4个小时。他说，他要告诉萨特许许多多事情，还有许许多多事情要问。他笑着对郎兹曼说：“只要萨特能从早到晚同我聊两星期，我愿意每天出2000法郎。”
这人思路清晰，知识渊博，性情活泼，口才出众，富于幽默感。虽然他也有夸大自己过去功绩的毛病，但这与他是一个黑人、又得了白血病的遭遇分不开。他说，他是殖民地民族的一员，因此必须不断地意识到自己的地位和形象。
他同萨特谈起哲学来十分轻松。他突发奇想，责备萨特没有充分赎罪：“你们怎能像往常那样生活和写作呢？”他甚至要求他们去牺牲生命。他想象，如果萨特宣布直到战争结束不再写一个字，就会从根本上动摇舆论。他还建议，萨特应该故意让自己被关押起来，这就会引起全国恐慌。萨特无法说服他事情并不是这样的。看到这样一个充满热情、犹如一团火的人就要被病魔夺去生命，萨特他们有说不出的惋惜和难过。后来法农去世，阿尔及利亚为他举行国葬，郎兹曼还专程去参加他的葬礼。
回到巴黎后，秘密军队的暗杀活动比夏天更加猖獗。萨特打算住进一家旅馆，旅馆经理得知萨特身份后一口回绝。萨特只好让他的秘书克劳德•；福克斯先以自己的名字在圣日耳曼大道租了一间带家具的公寓，萨特和波伏瓦随后搬了进去。
9月5日，戴高乐终于承认撒哈拉属于阿尔及利亚，秘密军队组织试图暗杀他，同时对穆斯林进行更大规模的迫害。10月1日，萨特和其他左翼分子号召知识分子在莫贝尔广场参加静坐。萨特发表了简短的演说，解释人们为什么要举行示威。11月18日，巴黎举行了一场突然发生的游行，为了防止警察事先获得情报阻扰，会合地点保密，各部分人临时才得到通知。当一列高举“阿尔及利亚要和平”标语的队伍突然出现时，一群群的人马上加入其中，人越来越多，队伍越来越大。
萨特和波伏瓦挤到队伍前列，他们手挽着手，紧随标语牌前进。大家高呼口号，走过许多地方。突然，前面出现大批警察，手舞特制警棍驱赶群众。队伍开始溃散，许多人跑向右边一条街，萨特、波伏瓦和郎兹曼跟着往那边跑。然后他们向左一拐，进了一家小饭馆。饭店老板认出萨特，马上关上门，向他苦笑着说：“你也许会以此为题写一篇小说，把我也写进去；请你千万不要这样做，这对我一点好处也没有……我有3个孩子，我不想搅和到政治里去，那是有钱的人干的事！”虽然觉得很滑稽，萨特仍然郑重答应了。
1962年1月7日，萨特在波拿巴街的住所又挨了炸弹。这次炸得很厉害：门被炸开，壁橱被炸得粉碎，楼顶开了天窗，地板上尽是纸片，墙上、天花板上、地板上蒙着一层烟垢：萨特再也不能搬回来了。波伏瓦和博斯特去看了现场。这时，楼里住的一个50多岁的有钱人向他们吼道：“都是因为你们搞政治才弄到这个地步，让我们跟着遭罪！”
但这样的人毕竟是少数。萨特立即收到许多表示慰问的电报和信件，福克斯还代他接了不少慰问电话。他的一些朋友还在被炸现场示威，高喊：“秘密军队组织杀人犯！”在一家饭馆，一个顾客走上来同萨特握手说：“尊敬的萨特先生，您是好样的！”
萨特现在寓所的房东也知道萨特的身份了，他怕引火烧身，想撵他们走。萨特再次搬了家。正好搬家那天，对面一栋楼又被炸，虽然这次目标不是对着萨特的。他和波伏瓦找了一所公寓，离塞纳河很近，环境还不错。公寓坐落在一所大军营的中间，后来他们才知道，有两名秘密军队组织的杀手就在这个军营里，这真是“置之死地而后生”。
1962年春，萨特应邀去布鲁塞尔作一个关于阿尔及利亚和法西斯主义的演讲，博斯特开车送他和波伏瓦去。由于比利时的法西斯分子力量很强大，一路上采取了严密的防范措施。直到临出发的前一刻，对方才以事先约定的暗语通知萨特他们怎样走，中途还换了车，有几辆载着荷枪实弹的士兵的汽车护送。
到达的当天晚上，萨特在一个工厂大楼的6楼作了演讲，听众多达6000人。在大楼附近，每一个角落都布满了警察。萨特就主题作了全面而简洁的阐述，演讲产生极好的效果。一位在现场守卫的警官对波伏瓦说，他也完全被萨特的逻辑力量征服了。
1962年4月8日，法国举行公民投票。结果表明，差不多每一个法国人都赞成结束阿尔及利亚战争，但这可能是在最糟糕的情况下结束的。7月初，萨特在莫斯科，得知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和秘密军队组织之间达成协议，实际上秘密军队已开始投降。7月5日，阿尔及利亚人欢庆独立。7年来，萨特和他的朋友时刻盼望着这一天，它来得太迟了，而且付出了昂贵的代价。萨特此时有一种难以言说的复杂心情。
回顾过去这一段经历，萨特既是在极度痛苦中度过的，同时又充分体验到自己的自由。从十四、五岁起，萨特就有了一种明确的政治态度：把殖民主义看作一种反人类的兽行、一种为了物质利益毁灭人的行为。自由使他成为一个人而殖民主义却毁坏了别的人。因此，要使自己立身为一个人，就意味着要反对殖民主义。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知命之年（1957…1965）：辩证理性批判（1）
1958年，由于阿尔及利亚战争，由于左派在全民投票中的惨败，萨特精神状况极坏，身体也出现危险症候。他开始经历一场危机。这时他正在写新的哲学巨著《辩证理性批判》。沉浸到复杂艰深的哲学世界中，对他或许是一种解脱；但过度紧张的脑力劳动，也许是他的危机状态的重要诱因。
萨特对于辩证法的探讨开始于1945年。在写《圣•；热内》一书时，他已经对辩证法有深入的研究，并把自己的研究成果融于这书中。这本书虽然不是哲学著作，却充满了关于自由思想的辩证意识，萨特对它是很满意的。
从1952年开始，萨特的思想有了一个大的飞跃，一段时期他停止了文学阅读和写作，用大量时间阅读马克思的著作。哲学对他成了一种政治性的东西。1956年因匈牙利事件与共产党决裂，而他又不想向右转，在政治上处于一种被流放的状况。这时他觉得唯一可做的事情就是努力把共产党人拒绝加以思考的东西一直思考到底。正好他的波兰朋友约请他写一篇关于存在主义在1957年的境况的文章，这给他提供了一个机会，使他把数年来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系统地论述出来，实际上是想确定自己哲学的地位，首先是同辩证法的关系。萨特写得很快，他在三、四年的笔记中匆匆记下来的思想得到清理。这篇文章以《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为题发表在波兰《创作》杂志1957年第4期上。后来这个长篇论文在《现代》杂志上重新发表。为了适应法国读者的要求，也因为原来的本子不是很好，萨特改写了它，并改题目为《方法问题》。
正如这篇论文的题目所显示的，它探讨的是方法论，也就是“今天我们是否有方法来创立一种构成的和历史的人学”这个问题。在结束《方法问题》3个月后，他开始写《辩证理性批判》，这是他的哲学或人学辩证法本身。
萨特集中精力写这部哲学巨著，还有一个原因是想结束长期以来文学、哲学串流的状况。自从他花大工夫研究辩证法以来，他一方面进行文学创作，另一方面又坚执地进行着紧张的哲学思考。结果这两个方面老是串流，哲学思考对文学创作有了干扰。不论他在写什么东西，他总是不由自主地把这些思考加于其上。现在他感到这样下去不行了。他得首先把自己的全部哲学思考──用他的新术语说就是人学的政治基础──作一番清理，放进一部专门的著作中，然后才能安下心来从事文学创作。
萨特怀着极大的热情来写这本书，甚至达到疯狂的程度。平时写东西，他总要停下来思考思考，修改修改，有时还把写完的一页撕掉，然后从头开始。这次情况完全不同。他一连几个小时不停地写，写完一页又一页，根本不回过头来读一读，看看自己写了些什么。萨特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思想中，他的笔赶不上思想的速度。
为了保持这种状态，萨特服用兴奋剂科里特拉纳。一天的剂量是常用量的10倍。这样干了一天，到了下午五、六点钟，他终于精疲力尽，神经松弛下来。于是他的表情发呆，说话颠三倒四。晚上他们在波伏瓦的公寓里度过，萨特常常要喝一杯。这时波伏瓦就对他说：“就喝这么多吧！”但他不够，波伏瓦只好为他斟上第二杯，接着他要第三杯。但这样他就会酩酊大醉。长期服用兴奋剂，使萨特的动作表现出一种神经质。他甚至在坐着的时候手肘也在不停地动。他激动起来就喜欢在房间里来回走动，波伏瓦房间的地毯，因为他的走动被磨破了一大块，她不得不去把它补好。
实际上，这种用过量兴奋剂支撑着的长期高强度的脑力劳动，已经对他的身体造成危害。他的舌头糜烂了，听力大大减退，有时处于半聋状态。一次波伏瓦去他那里，足足按了5分钟的门铃没有人答应。她想他是不是出去了，就坐在楼梯口等他或萨特母亲芒西夫人回来。坐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现出来：“会不会是他突发心脏病倒在房里了！”她越想越可怕，赶紧橇门扭锁，闯进他的房间：嗨，他正好好地坐在书桌旁写东西呢！原来他什么都没有听见──波伏瓦虚惊了一场。
《辩证理性批判》是一部奇书。它大气磅礴，行文如长河巨流，一泻千里；时有突发异想和神来之笔；放得开也收得拢，在错综复杂的分析之中显得游刃有余。但它在文字上不够简练，有许多长句子长段落，篇幅也过长，让一般读者难以读下去，这也许跟他当时那种近乎疯狂的写作状态有关，但这不是根本问题之所在；正如萨特自己在几年后所说，即使他当时能够写得更好一些，也不会与现在的书相距太远。他解释了为什么许多句子很长并加了许多引号、括号，这是因为每句话都表现了一个辩证运动的总体。
如果说《存在与虚无》还可以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类比，那么《辩证理性批判》在哲学史上无法找到可比的作品，这就是萨特的独创性。这是哲学，但几乎不含一丝一毫的形而上学气息；这是人学，但同那种以考据为主的人类学毫无共同之处；它不是历史专著，但处处充满了历史意识，积淀了几千年人类历史的深层经验。萨特没写这部书前，没人能写出这样一部书；他写出这部书后，人们又觉得早就应该有这么一部书了。
《辩证理性批判》有一个基本概念是“匮乏”；关于匮乏的思想是萨特人学理论的基石。在萨特看来，人类社会一直处于匮乏之中。“整个人类的发展，至少到目前为止，都是在同匮乏作艰苦的斗争。”“实际情况是，经过几千年历史，世界四分之三的人口仍然是处于营养不良的状况。因此，尽管匮乏具有偶然性，它是一种十分基本的人类关系，对于自然和人来说都是这样。”（《辩证理性批判》英文本，第123、123…124页） 在当代，人类社会的特征仍然是匮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把匮乏理解为人类历史的根本关系。
初看起来，萨特所说的匮乏（scarcity）是一个简单的概念。匮乏就是人所拥有或能够生产的物质生活资料不能满足其需要。但这里须作两点界定。首先，就原初意义讲，这里所指的需要，是人能生存下去的那些最基本的需要，如为了不饿死，必须摄入食物和水分；为了不冻死，必须穿戴保暖衣物；为了不被其它动物侵害，必须居住保证安全的房屋，等等。总之，这里所说的需要，是人为了避免作为一个有机体和生命遭到灭亡而必须满足的那些需要，而不是泛指一切。那么，匮乏也就是满足这些基本需要的那些物资的缺乏。其次，匮乏是对作为一个总体的人类社会而言，就是说，全社会拥有或可能生产的物资不能满足整个社会成员的需要，而不是指个别的或部分的现象。
萨特这一思想显然与通常的观点相悖。通行的看法是：人类在原始时期，由于生产力低下，存在着食物等生存必需品的匮乏；而人类跨出原始状态的第一步，就是以匮乏的消除为前提的：由于生产力提高，社会有了多余产品，于是有了私有财产，原始社会解体，人类开始进入文明时代。就是说，萨特所说的那种匮乏，在人类摆脱原始状态后就不存在了。
由于生产方式的转变，出现社会分工，在此基础上造成阶级对抗和阶级斗争，这是一种通常的看法。但是，生产方式的转变为什么必定不可避免地变成对抗？劳动的社会分工是一种积极的差别，为什么应该转变成阶级斗争，即转变成消极的差别？通常看法认为是由于原始匮乏的消除，由于多余产品而导致私有财产的出现。萨特的看法正好相反：这一问题唯一可能的回答是，由于匮乏，社会必然选择它的死亡者和营养不良者。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知命之年（1957…1965）：辩证理性批判（2）
萨特论证说，如果在一个社会里，劳动产品的数量高于（哪怕是略高于）社会的真正需要，这时由一个不从事劳动的群体来管理社会，在其成员较少的情况下，分享多余产品，并不必然导致群体（阶级）之间的对立和斗争，而且这种状况也没有必要改变。只有假定是另一种情况，即社会产品的数量总是少于（哪怕是略少于）社会成员的需求，那个非生产性的管理群体才是肯定多余的，非必需的。因为它的存在本身就对他人的生存构成威胁；它只有在选择被清除的多余人口，也就是让劳动者营养不良或一部分人死亡的条件下才能存在；而它自身也永远处于被清除的危险之中，因为劳动者同它是一种你死我活的关系。
因此，匮乏是我们理解阶级对立和斗争的必然性之基本框架。匮乏是人和自然之间的原初关系，是人类最基本的事实。萨特不同意说“匮乏是社会的”，认为应该反过来说，社会是在匮乏之后形成的；阶级和国家也一样。
为什么人类生活在一个匮乏的环境里？萨特认为这不是一个可以回答的问题。在他看来，这是一个偶然事件。“匮乏是一种我们同物质单一关系的偶然确定。” （《辩证理性批判》英文本，第125页）然而这一偶然事件一旦发生，便开始成为一种必然性。而且越到后来，偶然性的成分越少，必然性的成分越多。于是匮乏便成了人类的一种命运。或者更确切地说，匮乏成了非人性的人性。
在匮乏的情况下，一个人对所有的他人来说，是一个非人的人；而所有的他人对这个人来说，也都是非人的人。他们彼此之间不可能人性地对待；这意思是：根本就没有另外的人性这回事。如果把人与人之间共通的东西称之为人性的话，所谓的人性就是这种非人性的人性。实际上它是因匮乏而造成的一种物质否定性，一种惰性结构，已经被我们内在化，成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至于消除匮乏的前景，萨特在一般意义上不否认人类有可能生活在一个没有匮乏的世界里，通过技术进步和社会变化可能达到这一点。但他并不认为这是必然的，而只是一种或然性。他对一般意义上的社会进步，即持续不断的累积式的进步持怀疑态度。萨特看不到这样一种前景：人类在不远的将来，劳动产品丰富到足以彻底消除匮乏阴影的程度。他丝毫看不到这样的迹象。他认为目前还找不到一种消除匮乏的可能性。在萨特看来，一旦匮乏消除，我们作为人的特性也就消失了；这种特性既然是历史性的，那么历史的现实特性同样会消失。也就是说，到那时，人已经不复为人，人类历史已经终结或告一段落。至于新的人类（如果还可以称为人的话）和历史是什么，那已经不属于他思考的范围。
萨特强调匮乏，将它视为人类历史的根本关系。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他认为，匮乏只是使人类历史成为可能的基础，而不是实在性的基础。作为历史发展的实在性基础，是处于匮乏状态的个体的实践活动。我们说个体生活在匮乏的环境里，这种说法还是抽象的。在每一个社会中，被压迫、被剥削的人们作为一个阶级来说，必然被社会的统治者或社会制度惯例选择为牺牲者；根据匮乏的总体情况，需要清除的多余人口的规模也可以确定。但在这个阶级内部，对每一个个体而言，他们的命运仍然具有某种非规定性：他们既可能成为幸存者，也可能确定地成为被清除的多余成员。
出于生存的需要，任何一个个体都会力求成为幸存者，这也是他必须以劳动为人生第一要义的根本原因，劳动就是人对匮乏造成的威胁之超越。他所生产的物品在同人的关系中具有双重性质：一方面，它们是匮乏的；另一方面，它们又是一种在场的实在的存在，他生产它们、拥有它们、消费它们，等等。在此过程中，他朝着自己的目标超越它们所代表的匮乏，他的实践是对匮乏的否定，是一种积极的获得。制造一件工具或一种消费对象，就是用否定之否定来消除匮乏。所以个体的劳动（同时是社会的劳动）放松了匮乏造成的紧张。
另一方面，他的这种超越活动同时也让匮乏得以实现或继续起作用，通过社会环境、通过他人转而反对自己。实际上，在匮乏的环境里，即使社会某个成员对其他人的情况毫不知情，甚至意识不到对方的存在，他和其他所有的人仍然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由于匮乏，任何一个人在任何地方消费某个产品都等于在此处剥夺了他获得和消费同类物品的机会。因此，每一个人都对他的生活构成威胁，每一个人都可能从物质上来消灭他的第一需要。他对其他任何一个人的关系也是一样。
人的劳动是在匮乏的情况下，用一种对匮乏的特殊否定来满足人的需要。在这一过程中，匮乏仍然是一个根本关系，正因为个体和群体处于匮乏之中，它们才有资格同匮乏作斗争，为的是摧毁匮乏。从这个意义上说，匮乏既是一种消极的否定的统一，又是人类关系中的某种契机，它经常被超越，部分被摧毁，但总能获得再生。有了匮乏，才有对匮乏的超越；有了对匮乏的超越，匮乏才由可能的紧张变为现实。这两个相对而相依的方面交织在一起，构成了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
萨特采用辩证法对人类社会进行研究，他的辩证法的根本特征或基本概念是总体化。他说：“如果某个作为一种真理的东西应该可能在人学中存在的话，那么，它必须是变化的，它必须成为总体化的。不言而喻，这个双重的要求规定了自黑格尔以来被叫做‘辩证法’的这个存在和认识（或理解）的运动。”（《辩证理性批判》，商务印书馆版，第2页）
辩证法要求真理的变化性，这应该是好理解的，意义自明，无须多言。而辩证法要求真理成为总体化的，则不那么好理解。对此，一种通常的观点是，将总体化理解为一种确定的整体性；真理成了整体性的真理，即关于整个世界的真理，或整个世界普遍存在的真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而不是指在一种总体化的过程或努力中不断形成的真理。如果是这样的话，对于真理“变化”的要求也就落空了。
当萨特说，辩证法是总体化的，他的意思并非像人们通常理解的那样，是指辩证法外在地观察、研究一个统一体或某种总体性。萨特在批判美国社会学方法论时指出：“对于辩证的总体化的运动，人们用一些事实上的总体来取而代之，这自然导致对辩证法和历史的拒斥，其原因在于辩证法首先只是一个形成过程中的统一体的真正运动，而不是对一个已经形成的统一体的研究，即使这种研究是‘功能性的’和‘动态的’。” （《辩证理性批判》，安徽文艺出版社版，第60页，译文有更动）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知命之年（1957…1965）：辩证理性批判（3）
在萨特看来；辩证法的起源是被自己的物质性所支配的人的实践；辩证法是每一个人都可以从自己的实践和异化中获得的体验（实际上每个人都在这样做），又是一种重新构成的人类历史和构成方法，它可以让人们把握正在进行中的总体化过程。 总而言之，辩证法应该是身处总体化过程中的人的思想，而且这思想自身也是总体化的。
有一种观点认为，萨特所说的总体化只是就个人而言，因此是成问题的。实际上，在《辩证理性批判》中，萨特从来没有将个体的人孤立地抽取出来加以研究；当他说到个体时，总是将个人与他人、群体、阶级、社会联系在一起。他明确指出：“我们的批判研究的着眼点完全在于个体生命和人类历史之间的根本一致性（或者从方法论的角度说，是‘它们的相互透视’。”“我们每一个人在人类历史中同时地既是个体又是总体。”（《辩证理性批判》，安徽文艺出版社版，第204、192页，译文有更动）
他认为，那种抽象的人（man）是不存在的，只有通过其所属社会和驱动他们的历史运动来自我确定的人们（people）。辩证法应该来源于这些具体的人，而不是什么超个体的总体。
个人实践的总体化与阶级实践的总体化是否是互不相干、两回事情？萨特并不这样看。首先；个人和阶级是不可能截然分开的。他说：辩证法的对象“就是在社会领域中的个别的人，是处于集体对象的和别的许多个别的人的环境里面的阶级之中的个别的人，就是由于劳动分工和剥削而被异化、物化、神秘化而又用了歪曲的工具手段同异化进行斗争——尽管也慢慢地获得一些进步——的个人。” （《辩证理性批判》，商务印书馆版，第98页）离开了这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哪里有什么阶级？反过来也一样，不具有某种阶级属性的个人也是不存在的。萨特同时承认这两个方面，而不是顾此失彼。
其次，跟上述对萨特总体化思想的指责相反，萨特不但承认在个体总体化和社会总体化之间有着某种矛盾冲突，还承认社会总体化的结果对于个体的支配作用和规律。他说：“我完全同意，有一种社会事实的特定实在。这个实在正好意味着：关涉到这个实在的每一个个体总体化都会归于失败，被它所偏离，或者成为一种否定的总体化。重要的是，这些社会事实毕竟是集体的社会活动的产物。”“社会事实有它自身的结构和支配个体的规律，但在这里我仅仅看到，已活动过的物质对改变它的力量的回答。”（《思想纪游》）
另一方面，他又强调个人不会完全受制于社会事实及其规律。他明确说：“我们反对把异化的人同一个东西混为一谈，也反对把异化同支配着外部环境条件的物质规律混为一谈。我们肯定人的行为特殊性，因为人的行为虽然通过社会环境却同时保留着它自己的种种规定性，而且它在一定的条件基础上改造着世界。” （《辩证理性批判》，商务印书馆版，第69页）
他还说：“这样说是完全正确的：人是他的产物的产物：通过人的劳动而自行创造出来的一个社会的各种结构，对每一个人规定了一开始的客观状况：人的真实性在于他的劳动和他的工资的性质。但是人的真实性又是在他经常以他的实践扬弃这种真实性的情况之下被规定的。” （《辩证理性批判》，商务印书馆版，第70页）
这两方面看似矛盾对立的观点，其实是一致的。上述那种观点指责萨特说，“萨特把社会实践、历史、实践的物质条件等等都归入纯粹惰性的必然性的类别”，而将自由仅仅归之于“个人实践活动”，是只看到了萨特所说的东西矛盾对立之处，而没有看到它们实质上的内在同一。
其实，必然性并不就是必然性，自由也不仅仅是自由。萨特说：“在任何情况下，如果我的生命深化到变成历史，它就必然在它的自由发展的深层上揭示自身为历史进程的严格的必然性，以便在更深的层次上重新发现自身是对这一必然性的自由，并且最后揭示自身是自由的必然。” （《辩证理性批判》，安徽文艺出版社版，第205页）
上述那种观点的一个基本立论是，萨特的总体化、辩证法是从个体出发。到底是从个体的人出发，还是从社会总体出发？我觉得这样提问本身就存在着对萨特思想的误解。萨特的辩证法既是从个体的人出发，又是从社会总体出发。萨特明确谈到他的辩证方法是探索性的，它告诉了人们新的东西，因为它同时既是逆溯的，又是前进的。所谓前进，就是由社会总体状况来解释个体的人，也可以说是从社会总体出发；所谓逆溯，就是由个体的人反过来理解他所在的社会总体，也可以说是从个体的人出发。萨特说，他的方法是在个体对象和时代之间不断丰富的“一往一来”，最终使得两者由死板的并列变成一种生动的矛盾。
实际上，一旦使用总体化这个概念，萨特就在个体的人和非个体的人类现实（如果一定要这样分的话）之间建立起一座不可摧毁的桥梁，因为总体化就是总起来规定某种东西，将总起来规定的东西截然分开并对立起来是毫无意义的。
《辩证理性批判》第一卷出版后。有不少人非难它、批判它，也有不少人称赞它、同意它。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都肯定了这部著作的影响之巨大。萨特被视为马克思主义一个流派的代表人物。在西方思想史和哲学史上，任何一个研究者都无法忽视《辩证理性批判》这样一部重要著作的存在。它创立了一种构成的历史的人学，奠定了人学辩证法的基础。而萨特，这个从来不想成为哲学创造者的人，现在却成了这种辩证人学或人学辩证法的无可争议的创始人和缔造者。
萨特在写《方法问题》和《辩证理性批判》第一卷时，确认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时代不可超越的哲学，而他的哲学只不过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上的一块飞地，即马克思主义自己产生后又抛弃了的地方。经过了一些年的继续探索，他的思想有了一些变化。现在他不再认为《辩证理性批判》是马克思主义的，它在某些领域接近马克思主义，但它不是一部马克思主义著作。
在70岁这一年，萨特总结说：“虽然我曾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我再也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有一种解释人的方法，即认为人是其经济制度的产物──这是不符合我的信念的。我认为个人的自由是存在的，它必须构成真正革命的基础。”由于他的自由观念，他的哲学是一种与马克思主义不同的哲学。它不可能忽略马克思主义，同马克思主义有着联系，但不被它所包含。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没有把人的自由作为出发点。
另一方面，他又说，马克思主义有些主要方面是站得住脚的：阶级斗争、剩余价值，等等。他认为，今天需要的是另一个思想，这个思想应该顾及马克思主义，以便能超越它，扬弃它，重新拿起它，把它包含在自己身上。为了达到社会主义，这是必要条件。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知命之年（1957…1965）：拒绝诺贝尔奖（1）
这一时期萨特在文学创作方面，完成了他的戏剧颠峰之作《阿尔托纳的隐居者》，但是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完成的。阿尔及利亚战争，左派失败，戴高乐上台，……这一切，使萨特沉入写作之中以求得解脱；而他那玩命似的写作活动，反过来又加剧了他的紧张状态。最后，这些东西集中起来，导致了他身上的一场危机──身体的和精神的。
现在萨特在构思一个新剧本，他想用另一种方式表达自己对于当前事件的态度，正像当年写《苍蝇》一样。这时，萨特感到自己在写作中出现反常现象：在构思剧本情节时，头脑中一片空白，几乎没有任何意识；随后出现幻听，不断有“启示录四骑士”几个字在耳旁响起，这是他小时候读过的一部小说的书名。他开始服用镇静剂。
由于同剧院经理订了合同，萨特不得不克服自己的反常状态，勉力支撑着把剧本写下去，但进展十分缓慢。他往往是一坐半天，在纸上写写画画，但几乎写不出一句像样子的话来。他既紧张又疲乏。一天，萨特同剧院经理贝里奥一起吃午饭，他本想把杯子放在桌子上，结果在离桌子还有很远的地方就小心翼翼地松了手，杯子落在地上摔得粉碎──他完全丧失了距离感。
贝里奥见状大惊，马上给专家医生约了个时间，让萨特去检查。医生给他开了药，嘱咐他不要喝酒、抽烟，要休息。萨特听了医生的话，但他不可能不继续工作。现在萨特完全变了一个人：脖子僵硬，脸色呆板，说话行动很不自然；以前那种生气勃勃、坚决果断的态度消失不见了；性情也十分反常，要么傻乎乎地一声不吭，要么突然大发脾气。波伏瓦再次带萨特去看医生。医生说，萨特有可能发作心脏病；他用脑过度，而感情用得更过度；他必须在精神上保持平衡，可以干一点工作，但不能与时间赛跑；如果继续这样干下去，恐怕活不过半年。
波伏瓦接着去找贝里奥，请她延长交剧本的时间。贝里奥同意了。波伏瓦告诉萨特这些事情，而他毫无表情，似乎什么都没有听见。不过以后他工作时间开始缩短，身体状况慢慢变好。1959年暑期，萨特和波伏瓦在罗马过了一个月。现在萨特的身体好多了，他正在给剧本结尾，这个剧本的名字是《阿尔托纳的隐居者》。在波伏瓦看来，这个剧本是萨特戏剧中最好的一个。萨特自己也很满意，不过当他回想到自己的写作过程时，却充满着痛苦意识，所以他没有给《阿尔托纳的隐居者》以特别的评价。
《阿尔托纳的隐居者》彩排时萨特心情十分紧张。由于《涅克拉索夫》演出不太成功，几年来，萨特的对头一再嚷嚷：“萨特才气已尽，再也写不出好东西来了！”他的朋友也告诫说：“赶快再写一出戏！因为上一出戏失败了，你不写，就再也不敢写戏了！”萨特还从来没有像这样在乎自己作品可能产生的反响。
9月23日，这个剧正式公演，萨特心里忐忑不安。开演前，他和波伏瓦在大街上散了一会儿步。附近一幢楼房着火了，他们站着观看消防队员灭火。回到剧场，他们分别在这个那个包厢站着，断断续续地看着戏。演出结束时，后台和化妆室挤满了人，都是来祝贺演出成功的。观众十分喜欢这个戏。几乎每一个评论家都认为《《阿尔托纳的隐居者》是萨特写得最好的戏剧。
萨特写这个戏剧时，曾打算用另一个剧名《输者赢》或《赢者输》。显然，刺激萨特写这个戏剧的最直接的动因是阿尔及利亚战争。他把剧的背景安放在德国，是因为如果正面触及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暴力问题，这剧在当时的情况下不可能上演，剧本会被扼杀。而当年法国同德国对峙的局面正像现在阿尔及利亚同法国相对峙。由于阿尔及利亚战争，萨特在思考这样一个重大问题：在一个充满暴力的社会里，任何人都不能避开折磨别人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将如何度过自己的一生？
剧中主人公弗朗兹是一个大造船主的儿子，从小被作为接班人培养，既十分高傲自负，又具有清教主义的道德。战争期间父亲同纳粹合作，弗朗兹颇不以父亲的行为为然。为了赎罪，他收留了一个被纳粹分子追捕的波兰囚犯。在父亲的干预下，纳粹分子没有追究这件事，但要弗朗兹立即上前线作战，而那个波兰囚犯被纳粹当着弗朗兹的面杀害了。
在前线，弗朗兹本想以一死来赎父亲的罪也就是他自己的罪，哪知拼死作战的结果，不但没有阵亡，反而一连得了十二枚奖章。最后他所在部队被切断联系，他成了掌握生杀大权的长官。这时，他充当了施刑者，参与了他所厌恶的罪行，对当地村民施行了残酷的拷打。他所在部队几乎全部被歼灭，而他一人逃回德国。
弗朗兹在家闭门不出10多年。他逃避现实，不愿见到德国战后复兴的真相。如果德国战后不是仍然废墟一片，那他的过去就会化为乌有，他就只不过是一个战争?
换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