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兹在家闭门不出10多年。他逃避现实，不愿见到德国战后复兴的真相。如果德国战后不是仍然废墟一片，那他的过去就会化为乌有，他就只不过是一个战争罪犯。他的妹妹莱妮帮助他制造假像，让他在梦幻中扮演一个拯救德国的英雄角色。
悲剧总有结束的时候。父亲在弗朗兹隐居13年后终于见到儿子，向他说明真相。他们驾车向易北河开去，一起死在这场人为的车祸中。与此同时，客厅里正播放着弗朗兹留下的录音：“未来久远的世纪啊，这是我的世纪，孤独而畸形，他是被告。……这个世纪本来应该是美好的，如果人类不被自古以来的残暴之敌盯着的话。这敌人发誓要毁灭他；它是无毛、邪恶的食肉野兽，它是人自身。……”
观众看《阿尔托纳的隐居者》，起先是以旁观者的态度谴责剧中人如弗朗兹，因为他是杀人犯和刽子手。看到后来，观众慢慢感到不自在，不舒服，最后他们认识到，这些德国人不是别人，就是他们自己。他们也是杀人犯，他们也是刽子手，在这个充满暴力的社会和时代，他们正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充当帮凶，迫害、拷打和折磨他人，谁都不能自称无罪。
就涉及到酷刑和拷打来说，《阿尔托纳的隐居者》同《死无葬身之地》之间有一种承绪关系。而这个新的戏剧比前者在思想上有更深的挖掘。好与坏、善与恶、高尚与卑鄙、良知与冷酷、神性与兽性，是人性的一体两面。一个人只有不断地自我批判、自我否定、自我扬弃和自我超越，才能避免堕落、沉沦、异化，从而充分实现自身的自由。
1961年，萨特打算重写自传，书名改为“词语”。直接的原因是他这时没有钱用了。他已经欠了伽利玛出版社的一笔钱，这是作为预付款给他的。原先的稿子“无立足之地的让”萨特觉得很不满意。那里面政治色彩太浓，而且在采用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的方法上也太僵硬。这次萨特重写，希望把它写成一部文学性特别强的作品，比他以前所有的作品都更有文学性。因为这时他有一种心态，觉得自己是在向文学告别，而《词语》正是一种向文学说永别的方式。他应该在《词语》中同时实现它、解释它和离开它。
萨特此时的心态较为复杂，而复杂往往是成熟的表现。这一次他十分成功地完成了这部作品。他在改写时十分注意作品的风格。对萨特来说，《词语》中有许多最为讲究的段落。他在这方面花了大量时间，下了很大工夫，仔细推敲。萨特希望对每一件事、每一个人都采用一种独特的描述方式；他还希望这书的每一个段落中都有一些暗示，一些含蓄之处，一些意在言外的东西。萨特特别讲求遣词造句之灵巧，他要用这些精致的东西来打动读者，迷住读者。他的目的达到了。
正像萨特的每一部成功的作品都是别出心裁、不同凡响一样，《词语》也充分体现出一种独特的风格。它不是单纯的回忆录，没有单纯的叙述或议论或分析，甚至没有单纯的过去时或现在时，一切都交织、穿插在一起；一切都看似随意、其实是精心安排的结合在一起，把偶然的人生经历变为超时间的必然，给读者以新奇和立体的感受，以联想和深思。
萨特1953年写这本书的初衷没有变，他仍然想探求导致他投入文学事业的“神经官能症”，正是由于这种症状使他数十年能心安理得地沉溺于文学生活之中，视文学为生命，把文学看作某种绝对的东西。他不想把这个自传写成充满故事性的东西，不想让那些并无多大意义的逸闻趣事充满书中，他应该通过历史的境况来确定自己，特别要说明他为之而写作的是什么，他的神经官能症之源。他不仅仅专注于自己的人生，还要把他这一代人的命运描绘出来。
萨特在这次改写中避免了第一稿中对自己写作生活的极端否定态度。在那一稿中，他几乎为自己选择了文学事业而后悔。他一度完全皈依到政治这个新领域，而近十年的实践让他感受到，正像文学并不能拯救一个人一样，政治也并不比文学更能拯救人。一个人可能由于神经官能症投入文学，他也可以由于这种症状而投入政治。一切都有它的限度。
这样，透过《词语》，我们可以听到一种“复调”：一方面是对这种文学入迷状况的尖刻嘲讽，另一方面又有着缓解和体谅。简言之，萨特对他前半生的文学生涯不是过分否定和完全抛弃，而是扬弃，是否定之否定。事情其实很简单：文学即使不是绝对，也不会完全没有价值。而一个终生从事写作到五、六十岁的人，即使认识到文学的局限性，他能够完全把它抛弃掉吗？
《词语》发表在《现代》杂志1963年10…11月号上，1964年1月伽利玛出版社出单行本。它的出版获得评论界的好评，虽然有种种不同的理解，如有的认为这标志着作者又回到文学上来了，有的认为这是作者自欺的新表现，有的认为这是对其童年的谴责，有的认为这表现了一种彻底的悲观主义等等，但有一点是公认的，即这是一部优秀作品，可以与文学史上的任何经典自传作品相媲美。正是由于《词语》的巨大成功，促使瑞典皇家学院把1964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萨特。
1964年夏，一位意大利朋友来信说，他已获悉瑞典皇家学院把这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萨特；他让萨特准备一份授奖仪式上的演讲稿寄来。萨特面临着选择。他本人想拒绝这个奖；他的朋友中，年纪大一些的要他去领，而年轻的希望他拒领。最后萨特打定主意：拒绝这个奖。当报纸上落实了他获奖的消息后，萨特立即给瑞典皇家学院写了一封措辞委婉但意思明确的信，请对方取消这项决定，否则他会拒绝领取。萨特以为这样一来，对方会取消他的获奖人资格，谁知瑞典皇家学院根本不顾及获奖者本人的意愿，仍然把这项奖给了他。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知命之年（1957…1965）：拒绝诺贝尔奖（2）
得知这个消息后，萨特立即写了一个声明，由他在瑞典的出版商委派一位代表于10月22日在斯德哥尔摩宣读。在声明中，萨特说明了他拒绝的理由。从个人方面说，他的理由是：他一向否弃官方的荣誉，例如战后拒绝了政府授予他的荣誉勋位勋章。一个作家在政治、社会和文学方面的地位，应该仅仅依靠他自己的工具也就是他写的词语来获得。而任何他可能得到的荣誉都会对读者造成压力，这是他不希望有的。签名为“让─保尔•；萨特”，这是一回事；签名为“诺贝尔奖获得者让─保尔•；萨特”，这完全是另一回事。作家应该拒绝让自己转变成一个机构，即使是像现在这样在被给予最高荣誉的情况下。
从客观方面说，他的理由是：当前文化战线上唯一可能的斗争是东方和西方两种文化的和平共存。他完全意识到它们的对抗必然会采取冲突的形式，但这应该是人与人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的会谈，而不应该是机构之间的事情。因此他不能接受来自官方机构的任何荣誉，无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即使他能够很好地理解它们存在的理由。例如，虽然他同情社会主义者，如果人们要授予他列宁奖──当然事实上没有──他也会理所当然地拒绝。
瑞典皇家学院授奖给萨特的理由是：“他那思想丰富、充满自由气息和探求真理精神的作品已对我们时代产生了深远影响。”萨特在声明中就“自由”的问题作了解说。他说，如果是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在他和其他人签署“121人宣言”时给他这项奖，他将会十分感激地接受，因为这就不仅是给他个人，而且还是给他们为之奋斗的自由带来荣誉。
在西方，人们把自由仅仅理解为一种抽象的东西，而在他看来，它意味着一种具体得多的自由──人们应该拥有不止一双鞋的权利，应该拥有肚子饿了就能吃饱的权利。对他来说，接受这项奖比拒绝它更为危险。如果接受了，就会使自己处于他称之为“被客观利用”的境地。
由于拒绝诺贝尔奖，萨特又一次在社会公众和新闻媒体中引起轰动，尽管他自己并不希望有这种轰动。为了躲避记者，他来到波伏瓦的住处。不久，萨特母亲打来电话，她的住处紧靠萨特公寓，她看到一大群记者围在他的门前。
过了一会儿，有人按波伏瓦的门铃，这是有些记者猜出萨特躲到这边来了。一直到凌晨两点，门铃声不绝。为了能得到一点清静，萨特走了出来，让这些记者拍了些照，简单地说了几句话：“我拒绝荣誉称号，因为这会使人受到束缚，而我一心想做一个自由人，一个作家应该真诚地做人！”第二天早上，萨特一出门就被一大群记者和电视摄影师围住了，他们一直跟到萨特的住处。在要进门时，萨特回过头来说：“我不希望自己被埋葬！”
对于拒绝诺贝尔文学奖一事，尽管萨特在声明中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但新闻媒体是不会放过这个“反常”行为的，于是就有了种种荒谬的说法。有的说萨特是因为加缪先于他获奖而拒绝；有的说是因为波伏瓦嫉妒的缘故；还有的说是因为萨特太有钱了，根本不在乎这2600万法郎。实际上萨特正是因为缺钱花才赶着写《词语》这本书的。
还有一种说法是，萨特是为了出风头才安排了这场拒绝的喜剧。这显然是对萨特的恶意贬损。萨特事先写信拒绝就是为了不造成轰动。如果瑞典皇家学院改变主意另授他人，就不会有这种情况；萨特并不知道颁奖者根本不尊重获奖者本人的意愿。事情确实是荒谬的：正因为萨特拒绝了诺贝尔奖，拒绝了名声，他反而获得比得奖更大的名声，更加引起社会公众的注意。但这并非他的初衷，他也对这种荒诞的“无意插柳柳成荫”的局面无能为力。
萨特还收到大量来信，都是向他伸手要钱的。这些人请他先把这笔钱领回来，再给他们。他们当中有要办实业的，买农场的，作航海的，保护动物或树种的，……总之他们奇怪萨特为什么会拒绝这笔钱。如果萨特去领了这笔钱，无论他怎样挥霍，这些人就会视为正常，不来伸手了。
萨特之所以拒绝诺贝尔奖，除了他在声明中所说的两个理由外，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他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等级制度。在将近70岁时，萨特在他的口述自传中专门谈到这个问题。萨特认为，我们周围的多数人对荣誉勋位、诺贝尔奖和类似的东西过于看重了，而事实上这些奖不说明任何东西。它们仅仅符合等级制度给出的区别，但这不是一种真实的存在，是抽象的存在，是我们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存在。他反对诺贝尔奖的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它把作家分成等级，把文学分为等级。
他说：“我的深层实在是超出荣誉的。这些荣誉是一些人给另一些人的，而给这荣誉的人，无论是给荣誉勋位还是诺贝尔奖金，都并没有资格来授予。我无法想象谁有权给康德、笛卡尔或歌德一项奖，这奖意味着现在你属于某一等级。我们把文学变成了一种有等级的实在，在其中你处于这种或那种地位。我拒绝这样做，所以我拒绝一切荣誉。”
“我认为自己超出任何可能提供给我的荣誉，因为它们是抽象的，从没有对准我。我完全反对诺贝尔奖，因为它把作家分成等级。如果15世纪或者16世纪就有诺贝尔奖，我们就会看到，克莱芒•；马罗得了奖，而康德没有得到它──他本应该得到的，但因为混乱或因为评审团的某些成员做了这事那事，这奖没有给他──当然，维克多•；雨果可能得到它，等等。这时，文学好像完全被规定、安排在一种等级制度中。”
萨特还进一步分析说，诺贝尔奖是年奖。这个奖同什么相符合呢？说一位作家在1947年得到它，这是什么意思呢？对那些较早得到它的人，或对那些没有得到它但他们又写了大概是更好的东西的人，它又意味着什么？这个奖有什么意义？真正可以说他们在把它给某一个作家的那一年他就比他的同事、比其他作家更优秀，而在这之后的一年又有某人更优秀吗？人们真正有必要这样来看待文学吗？好像那些在一年或很长时间都是优秀的人们只有在这个特别的一年才能被承认是优秀的，这合理吗？应该说这是荒谬的。显然，一个作家不可能在一个给定的时间里对其余的人来说是最优秀的。他最多只是最好的那些人中的一个——而“最好的人”的说法表达得不好——应该说他是那些真正写了好书的人中的一个，而他跟他们是平等的。他可能是5年前、10年前写了这些书。
最后萨特将话题回到他自己身上：“我发表了《词语》，他们认为它值得一看，一年后就给了我诺贝尔奖。对他们来说，这就给了我的作品一种新的价值。但人们本该在一年前就得出这种结论。在我还没有发表这本书时，我的价值就要小些吗？这真是一种荒谬的看法。按一种等级制度的次序来安排文学的整个观念是一种反对文学的思想。另一方面，它又完全适合于想把一切都变成自己体系一部分的资产阶级社会。等级制度毁灭人们的个人价值。超出或低于这种个人价值都是荒谬的。这是我拒绝诺贝尔奖的原因，因为我一点也不希望──例如──被看成是跟海明威名次相当。我非常喜欢海明威，我个人也认识他，我在古巴同他见过面。但我完全没有想过我跟他名次相当或在对他的关系中应该排在何种名次上。这种想法我认为是幼稚的甚至是愚蠢的。”
萨特反对等级制的思想基础是他对天才与平等的关系的看法。他认为，那种天才超人的思想同平等的思想并不矛盾，因为天才和超人只是充分表现了作为人的实在的存在，而根据地位和等级制度来分划分自己等级的人们只是一种未加工的材料，其中可能找到后来出现自由突变的超人。但这种未加工的材料毕竟不是由超人构成，而是由低能者组成，它是符合于那套不是面向人本身而是面向其属性──面向铁路巡警、出版检查官、教师等等──的等级制度的，总之，是职业、行为、他们用心包装自身的物体，即那些易受等级影响的东西。但如果一个人达到相当深度，等级就不可能了。萨特说，这是他为自己逐渐搞清楚的东西。
关于他自己是不是一个天才，萨特说，“我只是在一闪念的直觉中才感受到我的天才；其余的时间它只是一种毫无内容的形式。在我这里，有一种难以理解的矛盾现象，我从没有把自己的作品看成是天才的作品。虽然它们都是按照我对天才作品的理解和要求去写的。我不轻视自己的作品。它们代表着某个重要的东西。而作为一个天才我有权嘲笑这些作品，拿它们取笑，虽然同时它们具有第一等重要的地位。如果一个天才不被承认，他不应该让自己绝望。”
萨特指出，关于天才思想的难点在于，在不同的智力之中有一种同等的东西。这就是说，一个作品可能被称为佳作，因为它的作者适合于写这类作品，他具有一定的专门技巧，但并不是因为他具有一种别人不具有的性质。最后萨特说：“我想，我可能比另一个人更加有天资一些，智力较发达一点。但从根本上看，我的智力、感受力和别人是相同的。我不认为自己有什么优越性。我的优越性就是我的书，当然这是就它们是好书来说的，但另一个人也有他的优越性──这可能是冬天在咖啡店门口卖的一包热栗子。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优越性。就我而言，我选择了这一个罢了。”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知命之年（1957…1965）：养女阿莱特（1）
在爱情关系方面，这一时期有一个女子进入萨特生活，她开始是萨特的情人，后来成为他的养女。1956年3月，一个叫阿莱特•；艾卡姆的阿尔及利亚籍姑娘给萨特写了一封信。她19岁，是犹太人，在卡涅的凡尔赛公立学校读书。当时她正在准备一篇论文，打算通过巴黎高师的入学考试。她读过萨特的《存在与虚无》。在信中，一方面，她就论文的有关问题向萨特请教，就萨特哲学中的有关问题请萨特解答；另一方面，这时阿尔及利亚战争已经打得火热，她作为一个生活在法国的阿尔及利亚人感到十分苦恼，不知何以自处，于是也在信中抒发自己的苦闷。萨特回了信，让她寄论文来。以后他们不断有书信来往。然后顺理成章地是两人见面。然后阿莱特成了萨特的情人，他的最年轻的情人。
1958年，由于阿尔及利亚战争的刺激，也由于从事哲学巨著《辩证理性批判》写作的过度紧张和疲劳，萨特一度经历了严重的精神危机。在这困难的日子里，除了波伏瓦的照护外，阿莱特也给了他许多抚慰。萨特和阿莱特曾一起去威尼斯度假。在那里，萨特写了《阿尔托纳的隐居者》最后一幕的初稿。萨特将剧本的内容读给阿莱特听，特别是主人公弗朗兹的演讲，让她提意见。阿莱特说，弗朗兹的讲话有些夸张和做作，但萨特的表演倒十分精彩。
要了解萨特与阿莱特的关系，他俩的通信应该是一个重要的资料。但萨特去世后，阿莱特并未出版他俩的通信集。不仅如此，当波伏瓦出版萨特的书信集（主要是萨特给她的信）时，阿莱特还特别要求波伏瓦，将萨特信中有关她的内容悉数删去，以至于波伏瓦在该书序言中特别声明：“为了不让第三者──以及与他们关系密切的人──感到困窘或难堪，我删去了一些段落，改变了一些人的姓名。这些改变全都是由我一人作出的。有些地方是应艾卡姆─萨特女士的要求而改变的。”因此我们对萨特和阿莱特的关系很难有详细具体的了解。但阿莱特的这种要求从另一方面表明，她和萨特的关系一定有不少不希望为外人所知的亲密。
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阿莱特在萨特生活中越来越重要了。除了其他因素外，阿莱特有音乐特长是一个重要原因。音乐在萨特生活中占有特殊的地位。特别是弹钢琴，这一爱好撒特保持到晚年，直到他的胳臂因病不能活动才罢手。
从有关资料看，波伏瓦也能够弹一点钢琴，但水平不高，因此不能经常与萨特一起合奏。她和萨特经常进行的音乐活动是在一起听唱片。而阿莱特能够弹一手好钢琴，还吹得一口好笛子，歌也唱得不错。因此，萨特很喜欢坐在钢琴旁为她伴奏，或者同她进行二重奏和二重唱。在从事这样的活动时，应该是萨特一天最为放松的时候，也是心情最为舒畅的时候。大概其他的女性都不能取代阿莱特在萨特生活中的这种作用。
1965年1月底，萨特正式申请收养阿莱特为自己的养女。这一年3月，这个申请得到批准。此时距萨特和阿莱特认识正好9年。这一年萨特60岁。
萨特收养阿莱特为女儿，直接目的是为了改变她恶劣的精神状态和不利的社会生活状况。阿莱特童年和少年时代生活是悲惨和不幸的，因此她的精神状态一直不佳，长期处于忧郁状态。而作为一个阿尔及利亚籍犹太人，在法国是倍受歧视的。萨特对于自己喜爱的女性，愿意奉献出一切。他很想帮助她改变精神状况，帮助她抹去过去的阴影，希望她能感受到生活的乐趣，希望她有一个光明的未来。最根本的，是希望她有自信心。此前萨特交往的女性，例如月亮女人和万达，最根本的问题是对自己、对生活缺乏自信。萨特也试图帮助她们改变，但她们年纪大了，很难改变。而阿莱特还很年轻，还有较大的可塑性，萨特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使她有一个根本的改变。
据我猜测，为了改变阿莱特的地位和状况，也许萨特曾经想过同她结婚。以前他在帮助波伏瓦和万达时都想到这一招，这也是他能够为喜爱的女性拿出来的最后一份礼物。但他比阿莱特大32岁，再同她结婚显然不适合；而且这还涉及到同其他女性的关系，特别是同波伏瓦的关系。于是他决定收养她为女儿，实际上，就他的年龄来说，显然，作她的父亲是足够了的。这样一来，阿莱特就自然地加入了法国籍，成了一个法国人，在法国生活不会再受歧视。作为萨特的养女，她也有了新的身分，无论在社会地位还是在财产方面都有了安全和保障。而且这里还有一种亲情关系，一种家庭气氛，这些对于改变阿莱特的精神状态都是有好处的。
至于这一行动的内在因素，则较为复杂。萨特去世后，阿莱特在出版他的《奇怪战争日记》和《伦理学笔记》两本书时接受记者采访，谈到萨特收养她的问题。她说，萨特收养她是为了帮助她。她还说，他俩的这层关系中有些游戏的成分，因为她已经不是一个小孩子，而过去也无法抹杀掉。那么，这种“游戏成分”是什么呢？
由于萨特从小没有父亲，又由于母亲再婚的影响、对继父的反感，萨特不喜欢父子关系，认为这是一种带强制性的关系。他既不想被人强制，又不想强制于人，因此他不愿意结婚，当然更不愿意有孩子。但是，他对于这种人伦关系还是感到好奇。他在伦理学笔记中对这种关系作了探讨。而收养一个女儿可以满足他的这种好奇心，作为实际上没有子女的一种补偿，当然，这是象征性的，或者如阿莱特所说，是带有游戏成分。
实际上她是他的情人，而在名分上她是她的女儿。这里似乎有一种乱伦的关系。而萨特确实有一种乱伦意识。在自传《词语》中他直言不讳地说：“大约10岁时，我读了一本名为《横渡大西洋的客轮》的书，十分着迷。书中有一美国小男孩和他的妹妹，两人天真烂漫，彼此无猜。我总是把自己想象为这男孩，由此爱上小女孩贝蒂。很久以来我一直梦想着写一篇小说，写两个因迷路而平静地过着乱伦生活的孩子。在我的一些作品里不难发现这种梦想的痕迹：《苍蝇》中的俄瑞斯忒斯与厄勒克特拉，《自由之路》中的波里斯与伊维什，《阿尔托纳的隐居者》中的弗朗兹与莱妮。只是最后这一对才有实际的行动。这种家庭关系吸引我的，与其说是爱的诱惑，不如说是对做爱的禁忌；火与冰混杂，享乐与受挫并存，我喜欢乱伦，只要它包含着柏拉图式的成分。”萨特所想象的“柏拉图式的乱伦”，在他与养女阿莱特的关系中得到实现。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知命之年（1957…1965）：养女阿莱特（2）
在这一收养行动中，还包含着一种因素，即萨特的“犹太人情结”。多年来萨特一直将犹太人问题当作他最关心的问题之一。特别是在“二战”以后，萨特对于犹太人有一种深深的负罪感。他觉得，“二战”期间，纳粹迫害和灭绝犹太人，他作为一个非犹太的欧洲人，对此负有无可推卸的责任，因为他未能制止这种罪行。那么，将阿莱特收养为女儿，也许就含有这种赎罪意识。
虽然现在还没有什么资料可以证明这一点，在我想来，萨特收养阿莱特之后，他俩之间情人关系的成分可能会逐渐减弱，而他对她的类似父亲对子女的感情可能会逐渐增强。其实萨特对这种感情应该不完全陌生。当年萨特对万达就存有这种感情。实际上萨特对于他所喜爱的女人，不仅仅是性的关系，甚至主要的也不是性的关系，而是一种感情关系。（例如对奥尔加，根本就没有任何性关系，但他仍然喜爱她。）
有论者提到，大约在70年代中后期，阿莱特同维克多有恋爱关系。所以维克多“对老人的拐骗”，阿莱特也起了作用。两人“恋爱”的说法是否确切，尚不能肯定。可以肯定的是，这一时期两人关系是十分密切的。波伏瓦在对萨特最后10年的回忆录中谈到，阿莱特赞同维克多的新的思想倾向（即由毛主义转向犹太教的上帝），而且两人在一起学希伯莱文，在对待萨特的态度上实际上形成了一个联盟。维克多同萨特的谈话都是由阿莱特根据录音整理、打印成文稿，而波伏瓦往往迟迟看不到这些谈话。波伏瓦对阿莱特的评价是，她对于萨特的哲学著作可以说是一窍不通——虽然她是学哲学的。这一评价是否公正暂且不论，大概有一点是确实的：萨特之所以喜欢阿莱特，恐怕主要不是她的哲学思想。
我们可以推断的是，就萨特同阿莱特的关系而言，到了后期，萨特对于她更多的是对女儿的爱，因此不会限制她同别的男性交往甚至谈恋爱，即使不是同维克多。这里，萨特对她的态度，与当年对万达的态度有根本的区别。那时萨特对万达确实有一种独占的心理，容不得她再有别的情人。这种区别的原因，也许是环境的不同（战争环境与和平环境），也许有年龄的不同，也许最根本的，是阿莱特与万达自身的情况的不同。
如果说萨特同阿莱特的关系会对什么人产生影响的话，那么第一个就是波伏瓦。有记者采访时问阿莱特：“关于收养你的事情，西蒙娜•；德•；波伏瓦是不是置身事外？”阿莱特回答：“完全置身事外。”
保罗•；约翰逊在《知识分子》一书中说，萨特收养阿莱特，使她继承了包括文学资产在内的一切，这是对波伏瓦最终的背叛。到底是不是这样？对于这一问题最有资格作出回答的是波伏瓦本人。首先，波伏瓦并不认为这是对她的背叛。如果是，她早就提出来了，而且会影响到她同萨特的关系。她确实是对此“置身事外”。这里波伏瓦有一个基本原则：是否收养阿莱特，这完全是萨特个人的事，这是他的自由，而她不应该有任何干涉。
其次，就实际情况而言，萨特的这个行动，并不会对波伏瓦的权利造成什么损害。在经济方面，萨特收养阿莱特时（1965年），波伏瓦已经是一个十分有名的作家，她靠自己的版税收入过生活应该是绰绰有余，完全不须依靠萨特。而萨特却养活着不少人（包括阿莱特；即使没有养女的名分，他也得养活她），老是在愁钱不够花，《词语》就是在缺钱的动力下得以完成的。恐怕萨特在手头上比波伏瓦还拮据。波伏瓦挣的钱虽然没有萨特多，花销也比他少多了。
在文学遗产继承方面，我想，波伏瓦也不会在意的。虽然人们普遍认为应该由波伏瓦做萨特的遗产继承人，至少是文学遗产方面，但波伏瓦并不认为有这个必要。其原因大概有这样两个：一是波伏瓦并不能肯定自己活在萨特之后，所以这种预先确定继承关系并无意义；二是她知道萨特本人并不很在意他的文学遗产，他常常把自己未完成或不准备发表的文稿、笔记随意给那些索要的朋友，也不要别人归还，因此她尊重他的这种习惯，也不特别催促他办理有关这方面的事宜。
即使阿莱特成了萨特的养女，她在萨特生活中的地位仍然不会超过波伏瓦。波伏瓦仍然是与萨特关系最为密切的女性。波伏瓦的这一地位没有任何动摇，尽管她在萨特那里没有任何名分。实际上，要说名分，她确实相当于萨特的妻子，只是她不要这名分而已。波伏瓦去世以后，他们的朋友很自然地将她和他合葬在一起。大家是不约而同，不谋而合，即使是同萨特有亲密关系的女性包括阿莱特，也无一人持异议。萨特与波伏瓦的关系并非名分可以确定或羁绊的。所以，确实可以说，萨特收养阿莱特的行动，对波伏瓦没有任何影响。
实际上，这一行动对萨特与其他女性的关系倒有一些影响。因为在此之后，就亲密的程度和重要性而言，阿莱特仅次于波伏瓦而居于其他女性之上。除了其他因素外，阿莱特还有一个优势是年龄。在同萨特有着长期持续交往的女性中，阿莱特是最年轻的。1956年，51岁的萨特同她相识时，她才19岁。萨特去世时她也只有40多岁。阿莱特展现在萨特面前的，是她一生最好的年华。
萨特晚年患病严重时，经常守候在他身旁照护的，是波伏瓦和阿莱特。而波伏瓦同萨特在一起的时间更多一些。这时，波伏瓦确实是扮演着妻子的角色，虽然她没有任何名分；而阿莱特也扮演着女儿的角色，虽然她并非萨特的亲生女儿。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造反有理（1965…1970）：审判美国（1）
60年代，美国开始侵略越南。萨特坚决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他在一个讲话中说：“今天越南人民正为我们全体而战斗。这世界上所有的民主和进步力量应该联合在一起，打倒这个傲慢自大、残暴无耻的世界警察，来曲折地呼唤自由。现在在越南，我们的命运正在被决定；正是在那里，我们将发现是否存在着对我们既无剥削又无异化的可能性，是否有任何可能让第三世界国家从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中得到利益，获得自由和尊严。正是在越南，通过今天经受的痛苦和折磨，给我们指示着前进的道路。”（《萨特自述》）
1965年初，美国康乃尔大学邀请萨特去作反对美国干涉越南的讲座。这个大学是反对越南战争的先锋，教授们曾向美国总统约翰逊递交过抗议书，组织了一次和平示威，抗议美国派兵在越南南方消灭游击队。萨特同意去美国。但后来情况有了变化，从2月7日开始，美国以北方参战为借口轰炸越南民主共和国。萨特感到，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应该去美国。他向康乃尔大学说明理由，还向报刊发表谈话回答了有关问题。他认为，在这时去美国会在不发达国家特别是古巴和越南引起愤慨。开始，美国左翼不理解萨特的态度而指责他，后来逐渐认识到，萨特是对的。他拒绝邀请造成的影响比去后发表谈话大得多。
这一年在赫尔辛基召开的世界和平大会上，萨特发言说，不应该屈服于美国的讹诈，而应该真心实意地支持越南，这是防止战争升级的唯一办法。越南人热烈鼓掌，苏联作家爱伦堡则批评萨特支持中国。萨特认为，苏联对越南的支持是不冷不热的，它本来可以猛烈地反击美国，这并不会引起世界大战，因为美国人并不比苏联人更希望有这种战争。
1966年7月，一个叫舍恩曼的年轻人找到波伏瓦。他是美国人，住在英国，是罗素基金会的秘书长。他向波伏瓦介绍了伯兰特•；罗素的计划：仿照纽伦堡审判的先例，成立一个法庭审判美国在越南的战争罪行。他邀请她和萨特作为法庭成员参加。他还特别声明听证会在巴黎举行，他们不必全参加，只是在最后作出裁决时出席两三天。萨特和波伏瓦同意了。 萨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明了这个法庭的性质：“对我们来说，重要的不在于判断美国的政策是否有害，这对我们当中大部分人来说是毫无疑问的，而在于调查它是否在法律的意义上犯了战争罪行。”
11月，在互助大厅举行了反对越战会议。大厅坐满了人，多为年轻人。萨特说：“我们支持越南，不只是从道义上考虑，越南人也是为我们而战！”全场报以暴风雨般的掌声。12月，萨特写了一篇文章，宣布罗素审判战争罪犯法庭的存在，并驳斥了审判没有意义的说法。他说，这个法庭将完全用法律的方法来确定美国是否犯有战争罪。法庭裁决将以纽伦堡应用的法律、布里昂德─凯洛格条约和日内瓦公约为基础。
1967年1月，萨特到伦敦会见舍恩曼和许多法官，规定审判法规。在巴黎还开了其它的会，有时郎兹曼作为萨特的代表参加。法庭原定在巴黎举行，但戴高乐不想得罪美国人，拒绝给予法庭成员签证。于是法庭又同斯德哥尔摩接触，瑞典政府先是拒绝，后来又勉强同意。这样，萨特和波伏瓦就必须去外地来介入此事。
5月，萨特和波伏瓦来到斯德哥尔摩。法庭的名誉主席是罗素，他年事已高，留在英国，不参加具体活动。萨特是执行主席。南斯拉夫人德杰迪将主持开庭。他曾同铁托一起作战，铁托受伤的那天，他的妻子正好被杀。他本人头部也受了伤，有一块弹片至今医生无法取出。 战后德杰迪曾在南斯拉夫担任重要职务，后因抗议铁托对一位作家的迫害而被判刑。在被允许离开南斯拉夫后他到了美国，在大学教书。现在萨特和波伏瓦同他成了朋友。其他法官多为各国著名法律专家或高级知识分子。
开庭前萨特致函美国国务卿腊斯克，要求美国派律师在法庭上辩护，对方没有作直接答复。但腊斯克对新闻记者说：“我不会跟一个94岁的英国老头玩小孩的游戏！”萨特对这种态度作出反应，他发表谈话把罗素同腊斯克作了比较，指出腊斯克只不过是一个平庸的国务院官员而已。
在斯德哥尔摩的日子异常紧张，每一天的日程都被排得满满的。萨特和波伏瓦几乎没有单独说话的机会，也没有时间读书看报。经过无数次的讨论、投票、起草文件、统一意见，最后，萨特宣读了一份文件，陈述了裁决的理由，然后让人们提问并回答问题。最后，第一轮审判终于圆满结束。整个会场爆发出热烈掌声，古巴人放声大哭，越南人眼里充满泪水。
11月19日，萨特和波伏瓦从巴黎飞往哥本哈根，法庭设在离城20英里的一个工会大楼内。这次审判活动不仅又有了许多新的控告材料，还有3个目击证人，一个是特种部队成员，他自己动手打过俘虏，自称战犯；一个是黑人，也在拷打和大屠杀现场，他按照军官的命令，枪杀过一个妇女，原因仅仅是她走向指定集中地点时不够快。还有受害者出庭作证。
12月1日，法庭最后一次开庭。会堂座无虚席。萨特宣读判决书。法庭一致认为，美国人使用了禁用武器，以与战争法相违背的非人道的方式对待俘虏和老百姓，犯了种族灭绝罪。法庭还一致谴责美国对老挝的侵略，谴责泰国和菲律宾作美国的同谋。法庭有3个成员认为日本帮助了美国，但它不是侵略越南的同犯。在对所有问题作了回答后，法庭审判圆满结束，会场响起一片热烈的欢呼声，大家相互拥抱。
多年后，萨特在回顾罗素审判战争罪犯法庭的情况时指出它的意义：“如果人民能够制止政府宣布战争，那就太好了，但那时不是这种情况，至少我们可以同相同的力量一起建立一个审判法庭，听从人民的认可。这是我们想要做的。我们的争辩和讨论对于我们首要的使命来说是第二位的，首要的是给群众一些他们为自己阅读和判断的东西。这样，如果我们能够产生足够的影响，获得足够的支持，我们的判决就是有效的。正像已经发生的那样，我们干得不错，因为我们是在提供的证据的基础上，控诉了进行种族灭绝大屠杀的美国人，并判决他们的这种罪行。”（《萨特自述》）
他进一步分析说：“罗素审判战争罪犯法庭产生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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