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进一步分析说：“罗素审判战争罪犯法庭产生于一个双重的矛盾的认识中：纽伦堡审判表明创立一个调查战争犯罪机构以及在需要时作出判决的必要性。今天，无论是政府还是人民都还没有创立这样一种审判机构。在这里我们充分认识到，没有一个人委托或授权我们干我们正在干的事。但如果我们采取了主动行动，这是因为我们认识到，没有一个人可以授权给我们。显然，我们的审判法庭不是一个机构，我们也不想取代某个已经存在的机构。相反，我们的审判法庭诞生一个普遍的不可能性，诞生于一个需要充实的空虚，诞生于一个遍及全世界并因此其自身无法听到的控诉。这个审判法庭相信，它的合法性主要是建立在它的完全的无力和它的普遍性之上。”（《萨特自述》）
这一时期萨特还在密切关注着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冲突。他一直对犹太人问题深感兴趣。在战前他就发表了《一个工厂主的童年》，对反犹太主义者作了辛辣的讽刺。他对希特勒和纳粹主义极度厌恶，一个原因是其对犹太人的态度。战后萨特对犹太人问题作了更深入的研究，他的《关于犹太人问题的思考》一书是一部经典之作。甚至在他对阿莱特的特别钟爱中，也不乏他对犹太人深切同情的因素在内。
1967年萨特和波伏瓦出访埃及和以色列。在此之前，他们从这两个国家获悉，它们都同意他们同时访问另一国。2月，萨特和波伏瓦受埃及《金字塔报》主编海卡尔的邀请去埃及访问，海卡尔是埃及总统纳赛尔的朋友和发言人。陪同他们的有郎兹曼和一名埃及新闻记者。在机场上海卡尔迎接他们一行。他们下榻的饭店距尼罗河只有几步之遥。第二天他们参观了开罗博物馆，以后又多次参观，里面收藏着整整一个古埃及文明历史。
由于斯芬克司和金字塔早在照片上见过，他们第一次看到它们并不感到特别惊讶。从近处看它们似乎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而从沙漠处远眺，不禁使人赞叹不已：它们好象是抽象派雕塑和超现实主义绘画。埃及政府拨了一架小型飞机供他们使用。在飞机上他们看到过去一直神往的景色：在一片大沙漠中，一条狭窄的绿洲在其中蜿蜒伸展，那是由尼罗河水灌溉而成的谷地。
然后他们乘船顺尼罗河而下，参观了阿斯旺大坝。阿斯旺大坝向大部分沙漠地区提供灌溉，被称为纳赛尔湖。美国曾拒绝为这项工程提供资金，这导致苏伊士运河在1956年收归国有；而苏联给予了必要的援助。他们参观了农场和农村，人们挥舞着旗帜，上面写着“纳赛尔万岁”、“纳赛尔是农民之友”。他们高呼：“萨特万岁！西蒙娜万岁！”显然这是预先组织好了的，但村民们确实对他们有好感。
最后纳赛尔总统接见他们，同他们坐在一个大客厅里，喝着果汁，谈了3个小时。萨特谈到18个关在监狱里的年轻人，他们被控企图重建共产党。萨特临来时他们在法国的家属请他向纳赛尔提及一下此事，干预一下。纳赛尔表示考虑解决。萨特还没有离开埃及，纳赛尔就把人放了。看来萨特还是很有面子的。
萨特同他谈到巴勒斯坦问题。纳赛尔的态度是，他并不想通过同以色列打仗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萨特还参观了在加沙的巴勒斯坦难民营。萨特同巴勒斯坦领导人作了交谈。萨特希望能找到一个兼顾巴勒斯坦人重返家园的权利和以色列人生存权利的办法。而这些领导人有着一些过激的想法和言辞，因此谈话气氛变得紧张起来。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造反有理（1965…1970）：审判美国（2）
结束在埃及的访问后，由于埃及和以色列之间不通航，萨特他们第二天前往雅典。上午在这个城市转了一下，随后登上一架去特拉维夫的飞机。出面邀请萨特他们的是包括以色列政界、大学和文学界在内的接待委员会。总的来说，右翼对萨特抱有敌意，左翼对萨特较为友好。一路上他们看到，在以色列的阿拉伯人处境是不好的，受到各种歧视，土地被剥夺，在国内被视为第五纵队，阿拉伯国家则认为他们是叛徒。萨特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从没有遇到哪个阿拉伯人对自己在以色列的生活感到满意，从没有哪个阿拉伯人说他目前享受了一个以色列公民应有的权利！”在访问的最后一天，以色列领导人艾希科尔接见了他们。萨特召开了一个记者招待会。正如他一路上所做的那样，在这个最后场合，萨特又谈起了巴勒斯坦问题和居住在以色列的阿拉伯人的处境问题。
在离开以色列飞往雅典时，萨特和波伏瓦的感觉是乐观的。每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要求都不会接受，但埃及和以色列不需要战争，这对它们都没有好处。但在萨特回到巴黎没几天，在以色列和叙利亚之间爆发了一场严重冲突。一个多月后，埃及宣布向以色列作战。萨特、波伏瓦、郎兹曼等人签署了一分呼吁书，要求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不要采取敌对行动，但他们对结果已经不报幻想了。战争最后以以色列的胜利而告终。萨特和波伏瓦对战争感到惋惜，同时又为以色列得以继续生存而感到庆幸。埃及失败，它还能存在；而以色列一旦失败，它的生存就成为问题了。他们并不认为──像许多左翼分子认为的那样──这两方面一定有谁是谁非，一方正义而另一方就是反动；他们始终认为，两方应该避免战争而争取和平共处。
由于苏联开始了文化解冻，一些被称为自由主义者的知识分子能够有一定的活动余地，他们希望同萨特对话。1962年7月，萨特和波伏瓦去了苏联，他们是应苏联作家联盟的邀请参加和平运动会议。6年时间，苏联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见到一位来自格鲁吉亚的女大学生，她在巴黎呆了整整一年，研究的题目是萨特。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一位叫列娜•；佐尼娜的女士充当萨特的翻译，并由她安排各种具体活动。她皮肤较黑，但人很漂亮，也很聪明，受过良好教育。萨特同她有着很好的友谊。他的《词语》一书就是献给她的。这次他没有受到1954年那种高规格的接待，没有那种无休无止的宴会和祝酒辞，报刊上也没有大肆宣扬。这反而让萨特感到自在。他有了许多自由活动时间。苏联朋友请他到家中，他们交谈，有时还因看法不一致争论。萨特喜欢这种气氛。
1963年，在意大利成立了一个名叫欧洲作家共同体的组织，鼓励东西欧作家对话和交流，萨特和波伏瓦参加了。7月，这个组织在列宁格勒召开大会。但由于此前苏联的文化形势急剧恶化，这个大会的气氛很不对劲，无法进行真正的对话和交流。为了在面子上说得过去，这个大会最后总得有点什么。在最后一次会议期间，苏联一方索尔科夫突然找到萨特，请他作一个照顾双方的总结。萨特摘下耳机，也没有换个地方，很快写出一份言简意陔的宣言。他在会上作了精彩的发言，博得全场热烈的掌声。
赫鲁晓夫接见了大会代表。是他请他们到苏联来开会的，但他现在却对他们恶语有加，好象这些西方来的知识分子全是资本主义的奴仆。萨特他们感到有些莫名其妙。到莫斯科后，一位知道内情的朋友告诉萨特，赫鲁晓夫态度的改变是因为，法共总书记多列士就在几里路外度假，那天早上他去见了赫鲁晓夫，要他提防这些人，说他们是危险分子，他们的左派样子是装出来的。一次赫鲁晓夫同爱伦堡私下交谈时，责怪他不该促使萨特离开共产党。爱伦堡辩解说，萨特从来就没有参加过共产党。
1964年5月，萨特和波伏瓦应邀去苏联参加纪念谢甫琴科150周年大会。在莫斯科，他们仍然感到文化专制的压力。卡夫卡《审判》的俄译本没有出版，萨特的《词语》也是经过许多周折才在《新世界》上发表，而且评论者认为它不慎重、好表现、嘲讽自己也是违背乐观主义的、诋毁人类，等等，显然根本不理解这本书。萨特责问大会组织者：“你们到底接不接受东西方文化共存的观念？如果不接受，为什么要邀请我？我到这儿来干什么？”
1965年7月，萨特和波伏瓦再次去了苏联。他们发现，赫鲁晓夫下台似乎给文化领域带来好的变化。《新世界》发表了索尔仁尼琴的小说、阿克玛托娃的诗歌和爱伦堡的回忆录。但许多禁忌仍然存在。萨特在爱伦堡的建议下，写了一封信，通过苏联作家联盟给米高扬，请求赦免布罗茨基。布罗茨基是一个犹太青年，写了一些诗，靠翻译维持生活。然而他以过寄生生活的罪名被审判，再就是他的诗句“灰色的云在街头涌动”被认为时对祖国的诋毁，此外还说他对马克思不恭敬，最后他被判5年强制劳动。萨特的信递去后不久，布罗茨基被允许回到列宁格勒，恢复了自由。
10月，苏联作家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因被指控在国外发表反苏作品而被捕。1966年2月，他们分别被判7年和5年徒刑。爱伦堡等62位作家在一份呼吁书上签名，要求释放这二人。当萨特和波伏瓦在5月2日到达莫斯科时，爱伦堡问：“这个时候你们还来干什么？”《现代》杂志曾发表过索尔仁尼琴的小说，萨特很想同他见见面，并请列娜居中联系。但索尔仁尼琴拒绝了。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当时的恶劣形势。因此在1967年，萨特拒绝了苏联作家联盟大会的邀请。如果去了，看起来好象是赞成对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的判罪，赞成迫使索尔仁尼琴沉默的局势。他用这种方式来表示对苏联当局的抗议。
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局势一直为萨特所关注。年初，捷克党内保守派的头头诺沃提尼被迫辞职，改革派的杜布切克任书记。春天，知识分子利用改革派上台的机会开展活动，新闻检查制度被废除，报刊电台享有完全自由。到后来，工人也参加进来，工人争取言论自由行动委员会纷纷成立，工人同知识分子结成联盟。7月，苏联等5国发表声明反对杜布切克的政策。8月，苏联的坦克驶入布拉格，就像当年对付匈牙利那样对付捷克斯洛伐克人。这时萨特和波伏瓦正在罗马。萨特当即发表谈话，称苏联人为战犯，表示要与苏联彻底断绝关系。
10月，萨特和波伏瓦在巴黎见到捷克斯洛伐克朋友利姆。他向他们介绍了一年来这个国家发生的详细情况，并代表布拉格剧院经理邀请萨特和波伏瓦参加那里《苍蝇》和《肮脏的手》的首场演出。他们接受了邀请。11月28日上午，他们乘机到达布拉格。天气又湿又冷，乌云密布。他们在下榻的饭店稍事休息，就直接去了剧院。这时《苍蝇》的彩排已经接近尾声。他们走进大厅，受到热烈欢迎，观众多为学生。
萨特和波伏瓦走上舞台，一些学生向萨特提了几个问题。萨特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苏联的入侵是一桩战争罪行。自己当初写《苍蝇》是为了鼓励法国人进行抵抗，现在他为这个剧本在被占领的捷克斯洛伐克上演而高兴。他们的谈话进行了两个小时。
第二天晚上，萨特和波伏瓦出席《苍蝇》的首演式。剧院里人挤得满满的。戏演得很不错，导演和演员都很棒。一些台词赢得狂热的喝彩声：众神之父朱庇特对俄瑞斯忒斯和厄勒克特拉说：“我来帮你们一把！”全场哄堂大笑。厄勒克特拉听到朱庇特诱人的承诺后问道：“你要我怎样报答你呢？”他回答道：“不要什么报答……或者说几乎不要什么报答！”全场笑声更响了。朱庇特说：“一旦自由在人类心中爆发，神灵再也没法干什么不利于人的勾当！”这时全场气氛异常活跃。观众在许多地方发现针对捷克斯洛伐克的隐语，于是起劲地鼓掌。演出结束时，他们向萨特和波伏瓦热烈欢呼。
第二天晚上，观众对《肮脏的手》也作出了热烈反响。他们发现剧中有许多台词暗指近来的事态发展。贺德雷说：“无论哪一支占领军都不受欢迎，哪怕它是红军也不例外！”这时全场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
萨特和波伏瓦看了苏军入侵布拉格之夜以及随后一天拍的记录片。布拉格人也让他们同时看了由苏联人拍的记录片。这个苏联版的记录片也在布拉格上映，以便让人们鉴别真假，看到底是谁在歪曲事实和欺骗人民。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几天时间里，萨特还在电视台上讲了话，语气较为缓和，但反对苏联入侵的意思是一样的。萨特知道捷克斯洛伐克人是要用他来帮助他们同敌人作斗争，他也愿意帮助他们。他同许多知识分子见了面，进行交谈。萨特和波伏瓦离开布拉格时心情是沉重的，但他们相信事情不会就这么完结。回巴黎后不久，萨特为利姆的一本书作序，利姆在这本书中汇集了许多著名捷克斯洛伐克知识分子反对苏联干涉的声明。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造反有理（1965…1970）：五月风暴（1）
1968年5月对所有的法国人来说都是无法忘却的，而对于萨特更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经过这场“5月风暴”，萨特在国内重新投入实际政治活动，直到他的生命结束。
事变开始发生在春天。3月，法国南特大学校园发生骚乱，为反抗学校的种种清规戒律，学生们占领了学校行政大楼。他们散发传单，反对越南战争，反对在学校受到的压迫。校长关闭了学校，想以此迫使学生就范。学生们转移地方，占领了巴黎索尔本大学。警察包围了学校，学生们开始撤离，许多学生在撤离时被捕。法国教师联合会号召全体教师罢教来支持学生的行动。
5月8日，学校当局在索尔本大学召开大会，要处分带头“闹事”的学生。而法国学生联合会在这一天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示威。学生和警察在拉丁区多次发生剧烈冲突，许多学生遭到毒打，被带上警车。以后几天，学生不断地举行游行示威，而警察在大街上设置路障，残暴地殴打示威者，甚至祸及无辜的过路人。
萨特刚开始没有注意到这个事件，以为不过是一般学校校园内的骚乱。后来事情闹大了，他十分关注它的发展，一旦认识到事件的政治意义，就毫不犹豫地介入进去。5月9日，萨特与波伏瓦等人发表声明，坚决支持学生的行动，希望他们继续保持反抗的力量，用一切可能的方式脱离这个异化的体制，并呼吁“全体劳动者和知识分子从道义和物质上支持学生和教师的斗争活动”。
12日，萨特向卢森堡电台记者发表谈话。首先，他在与自己这一代人的对比中赞扬了学生的行动：“这些年轻人不愿意有一个同他们父辈一样的未来，因为像我们这些人的未来证明了我们是一些懦夫，由于完全服从而变得软弱、疲乏和精神萎靡，是这个封闭社会制度的牺牲品；只要一到工作的年龄，这个制度就立即压在我们身上。”
接着，他指出，学生与大学体制唯一的关系就是砸烂它；而要砸烂它，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上街游行。在像法国这样的西方国家里，人们普遍精神萎靡，唯一不满现状的左派力量就是学生。他希望这种力量能够很快地由学生扩大到所有的青年人。
最后萨特表示：“现在应该完全由学生自己来决定他们将采取什么样的斗争形式，他们已经充分意识到这一点。我们没有资格向他们说三道四，因为尽管我们也反抗了一辈子，最后仍然难免受到这个社会的某种牵制。”萨特的谈话没有一点学生导师的味道，反而充满了对于学生的理解、尊重、赞扬和支持。他的谈话很快就被学生印在传单上在拉丁区散发。
13日，法国政府为了平息事态的发展，表示同意开放索尔本大学，但还是爆发了有五、六十万人参加的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参加者有学生、教师和工人，他们举着横幅标语，高喊口号：“学生、教师、工人联合起来”、“我们要受欢迎的政府”、……
学生们随即占领了索尔本大学校园，现在它成了人们自由活动的中心：到处都是标语、传单、漫画和大字报，到处都有一群群人在热烈地争论着，任何人都可以表述自己的观点，而别的人也可以表示赞同或反对。萨特进一步关注着事态的发展，他的年轻同事和朋友经常去那里转悠，听听各种讨论甚至激烈的辩论，也参加谈话，可以给萨特反馈许多重要信息。人们讨论得最多的是以色列同阿拉伯的冲突问题、巴勒斯坦问题。
20日晚，萨特应学生运动领导人的邀请来到索尔本大学。他的这一举动本身就在表明，他是完全支持学生占领学校的行动的。萨特即将来校园的消息吸引了无数的学生。组织者预先告诉萨特，会场秩序可能很乱，可以容纳4000人的大厅挤满了7000人，许多人都是站着。萨特坐在大厅正中，周围全是听众，没有麦克风。刚开始的时候，学生的反应不够友好。他讲了几句话后，会场就安静下来了。萨特表示对学生的完全支持。他说，通过学生运动，一种新社会的观念正在形成，这一社会是建立在充分民主的基础上的，是建立在社会主义与自由相结合的基础上的。他还回答了学生提出的各种问题。最后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此前萨特与学生运动领袖科恩…邦迪有一个谈话。他指出，学生的行动令人感兴趣的地方在于它对政权的想象。萨特将学生占领校园的行动同1936年工人占领工厂的行动作了比较，认为学生的想象力更为丰富，索尔本大学墙上的标语就证实了这一点。“你们的出色行动让人吃惊，因为它打乱了现存秩序，否定了我们社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所有因素，我将它称之为对可能性领域的扩大。”
接下来学生来到工厂，向工人发出共同战斗的号召：“工人阶级从学生瘦小的手中接过战斗的旗帜吧！”工人们迅速响应，到24日，罢工人数已接近1000万。工人们占领工厂，升起了红旗。他们的口号是：“工厂属于工人”、“权力属于工人阶级”、……
5月底，右派开始进行反击，戴高乐分子组织队伍游行示威。由于学生这段时间在巴黎大街上有种种暴力行动，如焚毁汽车、砸破商店橱窗等，而且他们内部也混进流氓、恶棍为非作歹，市民们不像以前那样支持他们了。在公民投票中，戴高乐派获胜，这场五月风暴慢慢被平息下去。
在这种情况下，萨特一如既往地支持学生。他认为，学生的暴力是一种回答警方挑衅的反暴力。他还多次批评原先的同学、现在的大学教授雷蒙•；阿隆，因为他站在反对学生的立场上。他说：“我敢担保阿隆从未否定过自己，在我看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他不配当一名教师。”萨特指出，一个人如果没有一种怀疑精神，那他就一文不值；当然他也应该忠实于某种东西。知识分子应该既忠实于政治和社会的总体，又不断地怀疑这个总体。这两者之间也许会产生矛盾，这是一件好事，这种矛盾是有益的。如果只有忠诚而没有怀疑精神，这是不行的，他就不再是一个自由人了。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造反有理（1965…1970）：五月风暴（2）
萨特后来总结5月风暴说，这是第一个暂时实现了某种与自由相近的东西的大规模社会运动。这个运动探求什么是行动中的自由。归根到底，在街垒上造成68年5月事件的那些人什么也不要求，至少不要求政府可以让步给他们的任何明确的东西。这就是说他们要求一切：要求自由。他们不要求政权，他们没有试图夺取政权，因为今天对他们来说，需要消灭的是使行使权力成为可能的那个社会结构本身。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五月运动本身还不是一场革命。在五月运动中法国青年渴望一场文化革命──而要达到它，他们还缺少造成一场真正革命的能力。也就是说，革命在开始时，完全不是文化方面的而是激烈的阶级斗争中的权力争夺。
5月风暴使萨特恢复了自己的实际政治活动。由于匈牙利事件同共产党断绝关系后，他不从事政治活动已有10多年。这是因为，在共产党之外，再也没有其它左派。而现在新的境况又给了他一个机会。不过他觉得这个运动对他来说，来得迟了一点。他已经60多岁了，由于精力不济、身体病衰，他很难像那些年轻人一样活动，这是他深感遗憾的。即使如此，他还是尽心尽意投入政治活动之中。
5月风暴后，萨特继续同左派分子保持联系。1968年秋，他开始从事《斗争关系》的编辑工作，这是一份在各行动委员会中流传的公报。在这以后，“无产阶级左派”或毛主义者办了《人民事业报》，发表了激烈抨击政府的文章。1970年，两名主编接连被捕。一个萨特并不认识的毛主义者请萨特来主编这份报纸。而这个报纸头一天还发表文章攻击他。虽然这些毛主义者对他并不友好，并且说好了这只是一个挂名主编，萨特还是答应出任主编。他们实际上是利用他，利用他的名声和地位来保护这份报纸。萨特同意了。尽管他的政见同这些年轻人不完全相同，但他相信这个组织和这家报纸是革命的，是为普通老百姓说话的，他愿意被利用。
在这两个主编被审判的同时，“无产阶级左派”组织被取缔。萨特出庭为他们作证。萨特说，他站在证人席上，而另两位主编却在被告席上，他感到十分愤慨；他要求释放这两个人。当记者和律师请萨特就“无产阶级左派”在这一天被取缔一事发表看法时，法庭禁止萨特作出回答。最后这两个主编仍然被判有罪，一个监禁1年，一个监禁8个月，但《人民事业报》并没有按起诉人的要求被取缔，仍然保有合法性。
萨特主编的《人民事业报》第一期在1970年5月1日出版。当局没有抓他，但内务部长下令在印刷厂没收每一期报纸。而报纸在此之前大部分已经发出。警察要把厂长带走，工人们把他截了下来。第二天，萨特在波伏瓦的住处举行了一个记者招待会，对这种违法行为提出抗议。
警察没有在印刷厂搜索到报纸，就逮捕了30名卖《人民事业报》的报贩，说他们企图重建非法组织“无产阶级左派”。为了抗议这种专制行为，萨特决定走上街头散发报纸。他们一共去了10个人，还有大批记者随之而来。这时是下午5点半，许多人正在忙着买东西，街上人很多。萨特他们挤进人群，一边散发报纸，一边喊道：“请看《人民事业报》，请支持新闻自由！”
一个年轻警察走到萨特跟前，从他手中夺过报纸，并抓住他的手臂。摄影记者马上抢拍下这个镜头。这警察把萨特带向警察局，波伏瓦他们跟着一起走。这时街上有人向警察喊道：“你抓的是诺贝尔奖获得者！”这个警察连忙松开手，转身走了。但萨特还是跟着他走。萨特的朋友在一旁大叫：“不要让那个家伙跑了！”警察越走越快，最后跑了起来。于是萨特他们继续分发报纸。旁观的人看到这一幕都乐了，觉得很有意思，他们纷纷索要报纸。没过多久，报纸就分发一空。
卢森堡电台播放了记者实地录音，人们从广播里可以听见萨特他们在喊：“请看《人民事业报》。”也能听到萨特一边走一边解释：“《人民事业报》没有被取缔，逮捕它的报贩是非法的。”其它一些新闻媒体也对此作了报道。
6月26日，萨特他们又搞了一次卖报活动。这次人更多，有20人参加。他们在大街上散发报纸。大约一刻钟后，来了四、五个警察，随后离去。过了一会儿，他们开着警车回来了。他们要所有卖报的都上车，并声明：“你们不是被捕；带你们去是为了检查身分。” 到了警察局，所有的人都被叫了进去，只留下萨特。警察对他说：“萨特先生，你是自由的。”但过了不一会儿，萨特也被叫了进来。原来他看到自己一个人被留在外面，又开始散发报纸，于是他们把他也带了进来。
警察开始登记审查，他们问：“除了萨特先生，你们还有谁是知名人士？”被审查者异口同声地回答：“我们都是知名人士！”警察表示怀疑：“你们的名字我一个都没听说过！”被审查者讽刺地说：“那是你太孤陋寡闻了！” 问话的警官气急败坏地喊道：“好吧，那我也算是知名人士了！”然后他把萨特和波伏瓦请到另一个房间，打算把他们放了，留下其他的人，被他们拒绝。
这一下警察全慌了，他们到处打电话，其中一个喊道：“糟了，这事办糟了！”显然他们得到命令，要不惜一切代价释放萨特同时又扣下其他的人，萨特和波伏瓦的态度使他们的如意算盘落了空。一个小时后，来了一位高级警官，把萨特拉在一边说，半小时内将释放所有的人。萨特和波伏瓦明确表示，他们两人要最后离开。当他们离开警察局走到街角时，被记者团团围住。萨特发表讲话说：“我的目的不是希望自己被捕，而是让政府处于自相矛盾的境况！”
法国和欧洲各大电视台、电台，法国各报刊都对这事作了报道，《法兰西晚报》还刊登了萨特去警察局受审时关在警车栅栏里的照片。以后萨特他们同当局还有一些遭遇战，当局仍在没收报纸，萨特他们仍在示威、抗议、散发报纸。最后，当局终于厌倦了这场无意义的争夺战，《人民事业报》终于能够在报亭公开出售。
萨特的行动使他同毛主义者的关系密切起来，他们开始愿意同他对话。他们的头头是一个叫彼埃尔•；维克多的年轻人。维克多同萨特讨论各种情况和看法。以后他们的关系发展为一种友谊。后来，在1973年2月，有另一份左派报纸《解放报》，萨特也担任了它的主编。
1968年以来，萨特参加的各种政治活动不计其数。游行示威、发表声明、出庭作证、签名、抗议、谈话、……这里既是境况使然，也是萨特主观上希望介入的结果。在他看来，到了老年，一个作家创作文学作品的能力减弱了，就应该大大从事一下政治，更多地在这一方面发挥自己的作用。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造反有理（1965…1970）：故人归去（1）
这一时期萨特的一些朋友和亲人陆续故世，这给在激烈紧张的政治活动之中的萨特在精神上、情感上平添了另一种紧张和激动。
首先是贾科米泰去世。战后，萨特同贾科米泰的友谊得到发展。他常去贾科米泰那里吃晚饭，每个星期都去。他们在一起，天南海北高谈阔论，惬意得很。贾科米泰喜欢谈自己的雕塑和绘画。开始萨特不太懂他谈的东西，后来理解他了。他们在一起还谈些别的，比如同其他人的交往啦，恋爱事件啦，他们之间似乎没有什么是不可谈的。贾科米泰可以说是萨特除尼赞之外最好的朋友。
一天晚上，吃完饭后，贾科米泰带着一种赞赏的神情盯着萨特看，就像他通常看他的雕塑作品那样，然后说：“萨特，你很美！”
萨特笑了起来：“你说别的我都信，要说我美，我不相信。”
“你真的很美，”贾科米泰坚持说。
“那好吧，我很美，”萨特无奈地答道。
“你就像哈姆雷特。对！你总以为哈姆雷特一定是高个，瘦高个，等等。而我确信他是一个有着啤酒肚的小个子。不是吗？一个矮胖的小个子，就像你这样的头发和眼睛。非常美。”
贾科米泰是一个大雕塑家，他的眼光想必是不会错的。也许萨特身上真的有一种类似哈姆雷特的体现人类悲剧的味道。
自1960年以来贾科米泰身体状况不好，胃一直剧烈疼痛。他的内科医生也是他的朋友告诉他，这只是一般的胃炎，但他仍然忧心忡忡；为了逃避，就拼命工作，这样身体更加虚弱，有时他会晕倒在画室里。贾科米泰不再关心外部世界，在萨特同他谈话时表现冷淡，他们之间的交往自然减少了。1963年初，贾科米泰动了手术，医生说是胃溃疡。手术很成功。手术后几天，萨特和波伏瓦去医院看他，他有一种解脱感，急于重新工作。
没过多久，贾科米泰的夫人阿内特来见萨特，就一个重大事情请他帮自己拿主意：贾科米泰患了癌症，应不应该让他知道？她请教过医生，医生不同意她告诉病人。她认为萨特同贾科米泰有很多相同之处，想听听他的意见。萨特想了想说：“就我来说，我早就让海狸作了保证，不要向我隐瞒任何情况，”他认为应该告诉贾科米泰实情：“如果一个人决定生活下去，永远不欺骗自己，他就有权知道自己的死亡，以清醒的头脑利用剩下的时间。”
萨特还同阿内特谈起吉尔夫人的死。医生说，她一年后就会死。吉尔希望对她保密，他们都同意了。最后她平静地死去了，什么都不知道。但吉尔后来感受到，他为自己不断地说谎而痛苦；谎言把他同他所爱的人分开了，造成一道永远不能弥合的鸿沟。萨特的话让阿内特拿定了主意，准备在适当的时候告诉贾科米泰真相。
贾科米泰和阿内特去了瑞士。一天夜里，萨特接到一个电话，是贾科米泰打来的。他非常感谢萨特为阿内特出的主意。原来他的外科医生给他寄去一封信，让他转交给在瑞士照护他的医生，是一个意大利人。这人不太懂法语，要贾科米泰为他翻译这封信。信中写道：“这个病人患了癌症，但手术完全成功，病人对自己的病情一无所知。”贾科米泰知道了自己的病情，但他不知道阿内特在此之前是否已经知情；他们彼此小心翼翼地说话，十分不自在。最后阿内特终于向他说出了实情，而贾科米泰似乎正等着这个。他们都敞开心扉，取得了完全的谅解。
现在贾科米泰再也用不着一个人孤独地面对焦虑和死亡了。这样他的心情十分舒畅。如果不是萨特让阿内特下定决心说出真相，他们夫妇之间可能还会长期处在疑虑和相互猜忌之中。他们回到巴黎后，萨特去看贾科米泰，发现他恢复了乐观热情的态度，他们之间的谈话又像从前那样轻松愉快了。
1964年贾科米泰的母亲去世，他的精神一下子垮了下来。7月，萨特从苏联回来，从奥尔加那里得知，贾科米泰对萨特在《词语》中关于他的一段话很不满意，对萨特很是生气。
《词语》的这段话是：
20多年前一个晚上，贾科米泰穿过意大利广场时，被一辆汽车撞倒。他受了伤。在腿被撞伤摔倒在地时，他的头脑还是清醒的，首先感受到一种快乐：“我终于出了点事！”我对他这种极端态度十分了解：他早就作好最坏的准备。他热爱自己的生活，因此不再希望任何别的生活。而这种生活却可能被一次偶发的、荒谬的事故所断送。他心想：“由此可见，我并不是天生要搞雕塑，甚至也不是生来就该活的。我并不为什么就生下了。”让他激动不已的是，那种危险因素突然被揭示出来，遇难时惊恐茫然的目光望着城市灯火、来往的行人和自己落在污泥之中的身体。对于一个雕塑家来说，无生命的矿物质本来就与他时刻相伴。我十分欣赏这种迎接灾难的意愿。如果一个人要喜好出人意外的事情，就应该喜爱到这种程度。甚至欢迎这种突如其来的意外，因为这种事故向他显示，这个世界并不是为他而存在的。
萨特当时写这段话也许是有感于朋友的癌症，把贾科米泰年轻时在一场车祸中对死亡的超然态度写了下来，给予高度赞叹。而贾科米泰似乎认为萨特歪曲了他的意思。10月，萨特见到他，谈起此事。贾科米泰说：“我不是生气，是感到迷惑不解。”他说，当时他正要去苏黎士，要离开他心爱的女人，为此而难受。当汽车撞了他，在救护车上，他想：“这下好了，又可以同她见面了。”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造反有理（1965…1970）：故人归去（2）
萨特十分惊讶：“但你原先不是这样说的呀！”《词语》中这段话确实是萨特根据贾科米泰的谈话而写的；如果时后一种说法，萨特就不会把它当多大回事写进书中了。萨特无法解释贾科米泰怎么会有两种完全不同的说法，而且为什么这样计较这件事。也许是死亡的阴影和压力造成心理负担和变异，现在往往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都可以引起贾科米泰的极度焦虑。在贾科米泰最后几件作品中，给人一种恐怖的气息，他把自己对于死亡的恐惧注入到人物惊恐的大眼睛中。
1966年1月1日，也就是新年第一天，贾科米泰在医院去世。在这之前，他的作品在伦敦、纽约和哥本哈根举行盛大展览，取得成功。临死前，他喃喃自语：“我的创作……我是成功的……”的确，在事业上贾科米泰是成功的，而死神残酷地压倒了这个老朋友，使他不断地沉浸在回忆和固执的念头中，现实的生命早在这之前就不复存在了。萨特和波伏瓦相对无言，久久地感叹无常的人生。
多事之秋的1968年刚过，1969年1月30日，萨特的母亲芒西夫人病逝。弥留之际她紧紧握住儿子的手，似有许多言语要说。
她经历了两次婚姻，但都没有感受到什么乐趣。上了年纪之后，她说：“我结过两次婚，也当了母亲，但我还是处女。” 当年她接受了芒西先生的求婚，以为这样会对儿子有利。后来她才知道，这事对儿子是一个极大的打击。在同芒西结婚后，她十分怀念早年同儿子在一起时亲密无间的关系，常常背着后夫邀请萨特和波伏瓦喝茶。
1945年芒西先生患心脏病去世。母亲希望萨特同她住在一起，萨特同意了。她高兴极了，把最好的房间给儿子住，自己只用一个小房间当卧室。她兴奋地说：“这是我的第三次婚姻。”但芒西夫人并没有完全得到预期的欢乐。已经去世的芒西先生的思想观念仍然深深影响着她，使她在许多方面难以理解儿子，常常同儿子发生争执。萨特并不怎么在意，而她会大发脾气。
芒西夫人还上过骗子的当。一天，来了一个年轻人，自称是美国人，说他妹妹在美国大学读书，十分崇拜萨特，托他来要自己偶像的照片。芒西夫人高兴地拿出了萨特从婴儿到少年时期的各种照片。结果这些照片并没有去美国，而是出现在巴黎一家下流晚报的末版上，还配有一篇恶毒攻击萨特的文章。
发觉这事真相后，芒西夫人为萨特受到的伤害而泪流满面。萨特安慰她，说这没有什么了不起，同时也恳求她不要与新闻界接触。但她往往管不住自己，当她发现自己又说了不该说的话，做了不该做的事，而萨特从不表露出责备的意思，她就更难过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芒西夫人同儿子越来越相互理解，在儿子的帮助下，她逐渐克服了自小就养成同时又被丈夫强化的依赖性和某些偏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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