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时间的推移，芒西夫人同儿子越来越相互理解，在儿子的帮助下，她逐渐克服了自小就养成同时又被丈夫强化的依赖性和某些偏见，变得坚强起来，有了更多的自主意识。尽管她生性胆小，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她坚决同儿子站在一起，承受住了公寓两次被炸的打击，安详地住在旅馆里，直到终年。1962年，她对萨特和波伏瓦说：“只是到了现在，已经80岁了，我才真正脱离我的母亲！”
搬出波拿巴街的公寓以后，芒西夫人住进拉斯帕伊大道一家旅馆。她觉得这没有什么不好：不须再爬楼梯，也不须干家务活。她同旅馆的年轻女侍者们相处得很好，平时看看书消遣消遣。萨特现在虽然没有同她住在一起，但住处离她不远，平时常来看她。
《词语》的出版让她兴奋异常。看了这书后，她笑着说萨特：“他对小时候的事情一点也不了解！”萨特对她和他之间亲情关系的描述让她感动不已。萨特没有写《词语》的续集，但她估计这个续集在她死后会写，而她不喜欢它，因为其中会谈到他的继父。芒西夫人十分清楚，她的再婚粉碎了她和儿子之间的某种东西。因此她常向波伏瓦解释她再婚的原因。虽然波伏瓦一再让她放心，说萨特能够理解这一切，但她仍然深感不安。
这以后她有了一件新的事情可干了。为了弥补《词语》的不足，她要按照自己的体验重写萨特的童年。在写作过程中她有了新的发现。她对萨特和波伏瓦说：“真是不可思议！我原以为我们一家人是一个整体。现在却发现，大家相互之间没有话说，人人都很孤独！”
自1968年以来，她常常头晕，有时会倒在自己的房间。1969年1月，芒西夫人突发严重尿毒症、中风、半身不遂，被送进医院。她处于昏迷之中，各种治疗仪器维持着她的生命。在最后的日子里，有两次，她眼睛微睁，好象认出了萨特，把那只还能动的手从被单下伸出，抓住萨特的手腕，紧紧握住不放，她已经不能说话，千言万语都在这一握之中。她想笑一笑，但脸部肌肉已经不听使唤了。后来她用姿势表示要萨特离开去干自己的事。
她不希望死，儿子就是她活着的充分理由。但死亡来临时，她也没有害怕。望着母亲好似沉睡的面容，萨特知道，自己生活中最宝贵的一部分，已经永远成为过去。
第三部 抗争（1970…1980）战胜病魔：幻觉与失明（1）
大约从1970年开始，也就是65岁时，萨特的身体开始出现一些明显的症状。9月底的一天，萨特在饭后喝了很少一点酒，身体开始摇晃起来。10月，医生对他作了10多次会诊，发现他的左半脑的循环系统功能严重失调，有一部分血管很狭窄。他接受了一系列大剂量的注射。医生嘱咐他少抽烟，注意不能过度疲劳。
到1971年，萨特的症状进一步加重。5月的一天，萨特从阿莱特那里回到波伏瓦住处时，两腿发抖，话说不清楚，嘴有点歪。这是轻度中风的症状。萨特像平时一样固执地要喝威士忌，结果到后半夜，他完全不能说话了，连上床也很困难。波伏瓦一整夜没有睡着，处于极度焦虑之中。
第二天医生作了检查。萨特的根本问题是，他左脑一个部位的血液循环出了很大障碍。这天晚上，萨特嘴上叼的烟老是掉下来。波伏瓦的养女西尔薇也在场，她拾起来给他，他接过后又从手中滑掉到地上。这个拾而复掉的过程不知重复了多少次。
因为萨特不能谈话，波伏瓦放了唱片，其中一张是威尔迪的《安魂曲》。萨特听着听着，嘴里咕咕咙咙地说：“这个对我倒挺合适！”听了这话，波伏瓦感到寒心极了。
一个星期后，萨特渐渐恢复了散步和说话的能力。这天晚上，博斯特来到波伏瓦寓所，他们三人一起过得很愉快，萨特的幽默感又回来了。波伏瓦当着萨特的面对博斯特说，她会因为萨特过量喝酒和使用兴奋剂而被迫同他吵架。博斯特离去后，萨特登楼上床睡觉，波伏瓦听到阳台上传来他轻轻的歌声：“我不愿意让我的海狸痛苦，哪怕是一点点……”这让她深受感动。
6月，萨特的舌疾急性发作，吃东西和说话都很痛苦。波伏瓦对他说：“真的，这一年糟透了，你整年都闹毛病。”
萨特回答““这没事。人老了，这都无所谓。”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不会持续很久了。”
“你是说因为一个人知道自己不久会死吗？”
“是的。所以，人一点一点地去开始死亡也是很自然的。年轻时就不同。”
萨特说这话的语气让波伏瓦十分震惊。他看来好象是站在生命的彼岸了。朋友们都注意到他的这种超然态度，许多事情在他看来是无所谓了，这无疑是因为他对自己的命运不感兴趣。这一年年底，萨特突然对波伏瓦说：“我的健康已经消耗光了，我活不过70岁。”不过萨特的情绪是不断变化的。到第二年2月，他对波伏瓦说，“我想我还可以活10年。”这时他不觉得自己有什么紧迫的危险了。
即使在他想到死亡时，他也不害怕死亡本身，而是想到对波伏瓦这样的亲人的影响。博斯特的哥哥彼埃尔病危时，博斯特问萨特：“你有时是不是害怕死亡？”萨特回答说：“有时是的。每个星期六下午，我去看海狸和西尔薇时，就对自己说，要是出什么意外，那就糟了！”波伏瓦问：“为什么是星期六？”萨特回答：“因为前两次发作都是在星期六。”他为自己的死将破坏一个美好的周末而遗憾。
这一年5月以来，萨特经常喝酒过量，特别是趁波伏瓦不在身边、无人管束的情况下，更是大喝一通；喝得醉了，走路摇摇晃晃，说话结结巴巴，有时摔倒在地上，鼻子都碰出血来了。波伏瓦多次问他为什么要这样过量喝酒，他不肯说，只是敷衍道：“因为这样很快活！”实际上她能够猜出这个原因：他正在写《家庭的白痴》第四卷，他对自己的写作状况很不满意，因此借喝酒来逃避自己遇到的烦恼。
这一年暑期，萨特同波伏瓦在罗马度假，西尔薇同他们在一起。午饭后他们吃美味冰淇淋，萨特时不时突然奔向厕所，他的小便几乎让他来不及了。一天下午，他们由万神殿回旅馆，突然他在她们前面走得很快，一会儿他又停下来说：“猫儿撒尿在我身上了，是我走近栏杆时把我尿湿的。”西尔薇相信了，不禁大笑起来。波伏瓦知道是怎么回事，但她什么都没有说。
10月初，他们回到巴黎。萨特小便失禁的情况已很经常。一次，在波伏瓦的住处，萨特起身上厕所，他的椅子上湿了一片。第二天波伏瓦对西尔薇说，这是萨特泼的一些茶水──为照顾萨特的面子，她想以此为他打掩护。西尔薇其实已经知道是怎么回事，笑着说：“是个孩子在随地小便！”
第二天晚上，又发生了同样的情况，那儿又湿了一块。于是波伏瓦对萨特说：“你失禁了，应该去告诉医生。”萨特十分坦然地回答：“我早已对医生讲了。像这样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我丧失了这方面的细胞。”
他的反应出乎波伏瓦的意外。过去萨特在这方面是非常拘谨的，从不提及他的生理功能，而且一向料理得很好。第二天波伏瓦问他，像这样小便失禁是不是让他十分难堪，萨特微笑着回答：“一个人老了，就不能要求得那么多！”
看到萨特这种随和认命的态度，波伏瓦十分感动；同时她又为萨特感到悲哀：他一向是不服输的，现在在岁月的磨损面前却无可奈何了。
萨特身体的另一个烦恼是牙病。他的牙常有脓肿，非常痛苦，不得不把上牙全部拔去，配一副假牙。但他担心这样一来会影响他口腔的正常活动，使他无法在公众面前讲话。一天上午，他拔去了全部上牙，在回波伏瓦住处时，一路上生怕让人看到。到第二天中午他配了假牙，情况比他想象的好：吃东西和说话都没什么影响，他才松了一口气。
现在萨特的情绪好了起来。11月底，萨特和波伏瓦一起看了关于他的影片的试映。电影上的萨特同波伏瓦和其他朋友一起交谈，仍然显得生气勃勃。看到一个个熟悉的镜头，波伏瓦默默地对自己说：“不，我们的萨特没有被疾病压倒，他还是他，坚强、热情、充满活力。”
由于动脉狭窄、脑部血液循环发生严重障碍，萨特的身体状况越来越不好。现在他的主要问题还不是小便失禁，而是头脑的问题：神智有些不清，常常产生幻觉。
1973年3月初，萨特为他任主编的《解放报》赶写文章，过于劳累，导致病情突然发作。这天他在阿莱特那里，晚上10点，他的脸扭歪了，手中的香烟也掉在地上。更令人担忧的是，他明明坐电视机前，却问电视机在哪里，好象完全糊涂了，而且他的手臂也因麻痹而不能动弹了。
第二天萨特到医院作了检查，医生给他打了一针，他的胳臂能活动了，脸也不那么歪了，但头脑还是不怎么清醒，对自己犯病的情况几乎一无所知。这天晚上他住在波伏瓦这里。
早上，萨特起床来到阳台上，波伏瓦问他：“你还好吗？”
萨特摸摸自己的嘴，回答说：“还好，我的牙不疼了。”
波伏瓦对他的回答深感惊诧：“你的牙并没有疼过呀！”
“哪里，你知道，昨天晚上我们同阿隆在一起，”萨特语无伦次地说，突然起身去卫生间。
当他回来喝水果汁时，波伏瓦向他解释说：“昨晚来的不是阿隆，是博斯特。”
“噢，是的，我说的就是他，”萨特糊里糊涂地答应道。
“你记得吧，昨晚开始是很愉快的。后来你喝了一点威士忌，你累了。”
“不是因为威士忌，是因为我忘记取下我的耳塞了，”他又胡乱答道，整个思维完全是零乱破碎的。
波伏瓦十分惊惶，不知怎么办好。萨特一直是头脑混乱，不断产生幻觉。医生给他检查脑电图，他告诉波伏瓦，说女医生给了他一杯威士忌。这显然不是事实。他和女朋友莉莲•；西格尔一起吃饭时，竟认不出她来了：一会儿把她当成波伏瓦，一会儿当成阿莱特。
第三部 抗争（1970…1980）战胜病魔：幻觉与失明（2）
医生检查的结果，萨特得的是一种脑缺氧症，吸烟是一个诱发因，而根本原因是他的动脉和小动脉狭窄的情况。医生赞同萨特到乡间去住一段时间，而萨特本人对此几乎没有任何表示，仿佛事情与他不相干。这个晚上他在万达那里时，老是没完没了地谈一个坐在他膝上的黑女人。
波伏瓦和萨特去了阿维尼翁。萨特头脑中仍然充满着错觉。他总是认为有一个约会，实际上它并不存在。他只有一些漂浮的印象，并没有具体的人和地点。但有时他又是很清楚的，能够记起一些事情来。
一天上午，他们一起吃早饭，波伏瓦对萨特说：“昨晚我们过得很愉快。”
萨特的回答有些犹豫不定：“是的，……但我想，昨天晚上我们没有必要外出。”
“你没有对我说过这个意思，”波伏瓦感到惊讶。
“来这儿后我就是这样。如果碰到别的人，我会处于危险之中。因此我想我应该避免见人。”
波伏瓦继续问萨特到底是什么意思，他说，他并不特别害怕任何人，但他总觉得自己是一件东西，同其他人没有任何关系。
萨特又抱怨说，在吃饭时，除了葡萄酒，总是波伏瓦在点饭菜。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他的头脑完全混乱了，以前到过的地方现在完全不认识了，常常想起那并不存在的约会，当天发生的事情马上就忘记了或者记错。
临回巴黎时，萨特又产生一个幻觉，以为有一个男人在折磨波伏瓦，采用的方式是不断地记下他的病状，因此他们必须秘密离开这里，以避开这人的纠缠。
回巴黎后，萨特头脑仍然是一片混乱。一次他同阿莱特一起吃午饭，对她说，他的一盒烟在下水道里着火了。看到阿莱特表示怀疑的神情，他又说：“你是不是认为我老糊涂了？但这是真的，大家都知道。”他还说刚才接受了一个英国人采访，这当然也是没有的事。
这天晚上，萨特喝威士忌时，没有注意到西尔薇在其中掺水。波伏瓦很不喜欢这种小小的欺骗行为，但她也找不到更好的办法来减少萨特的饮酒量。这一夜，萨特不停地喊道：“我就要满68岁了！”波伏瓦问他为什么这样激动，他回答说：“因为我原以为我将要满67岁。”
医生认为萨特最大的敌人是酒精和烟草，特别希望他戒酒，酒精会毁掉他的大脑。而萨特对于戒酒难以忍受，他说：“这等于是向我60年的生命告别。”
当萨特不在时，波伏瓦给医生打电话询问病情。医生说，如果萨特的病再次发作，他不一定能恢复健康。“那么，他是处在危险之中吗？”波伏瓦问道。医生的回答是肯定的。尽管波伏瓦对此已有预感，医生的话对她仍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4月他们去圣保罗。现在萨特几乎连侦探小说也不能读了。一天早上，萨特点燃一支烟，对波伏瓦说：“我不可能再工作了……我老糊涂了。”在医生面前，他带着一种天真可爱的神情说：“我不是变笨了，但我的头脑是空的。”
这一时期他的病情时好时坏，有时清醒，有时糊涂。在朋友们眼里，萨特显得神色沉郁，嘴角上总是挂着一个凝固的微笑，这是面部肌肉轻度麻痹的结果。到5月，萨特的神智有所恢复，他参加《现代》的会议，只是有时犹豫着叫不出人的名字来，对自己的病情也记不清楚。
槽糕的情况接踵而来。现在萨特的问题不仅仅在大脑，特别在眼睛。本来他自小只有一只好眼能够工作，现在检查的结果，这只好眼的视力已经丧失了40％。他作了两星期检查，仍不能确诊，视力变得更糟。现在他甚至低头趴在一个放大镜看报，仍然不能看清所有的东西。
一天下午，萨特去看了一位有名的专家。这位医生在他的太阳穴的静脉中发现一个血栓形成，在眼的后面发现三个出血点。医生诊断是一种有头晕发作的脑动脉疾病，他还有高血压和早期糖尿病症状。以后萨特又去看眼科医生，三个出血点有两个止住，20％的视力得到恢复。医生说两、三个星期可望得到总体恢复，但萨特仍感不安。在同几个要好的朋友吃饭时，他一言不发。他们走后，萨特焦虑地问波伏瓦：“我这个样子是不是很古怪？”
萨特的眼睛并没有变好。8月中旬在罗马时，他的视力更差了，既不能阅读也不能写作。医生发现他眼睛中央有一个出血点，并说除了等待，没有别的办法；还发现他有青光眼初期症状，眼内压也太高。10月上旬，萨特去看眼科医生时，医生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他的视网膜受到侵蚀，因此治愈是没有希望的。医生介绍了眼睛商制造的一种特制仪器，运用单侧视力，每天可以阅读一个小时左右。医生的话给了萨特可怕的一击，他好象是完全垮了。晚上博斯特来看他，他一言不发了，只有波伏瓦同博斯特谈话。
萨特和波伏瓦去眼镜商那里借了一台医生说的那种仪器，但它对萨特完全没有用处。看到的字走得那样慢，萨特宁可听别人朗读；何况这样他也没法去修改自己的文章。萨特并不特别失望，因为他对这事本来就没抱什么希望。他们把仪器退了回去。
12月萨特再次去检查眼睛。医生的话使他彻底绝望了：出血点已经愈合，但它在视网膜当中留下不可根除的疤痕，现在已成了死组织。离开医院时，萨特问波伏瓦：“那么，我再也没法阅读了吗？”他卷缩在车里，打着瞌睡。而波伏瓦心中如同刀绞。
虽然已经从医生那里得到关于自己眼睛的判决书，萨特在下意识里仍然不肯承认这个事实。他总是以为自己的阅读能力没有丧失。一次，他对波伏瓦说：“不要把《解放报》拿走，明天上午我要看。”其实他根本不可能看清它。
还有一次，波伏瓦要把灯从他的椅子旁拿开，他让她把灯放得离他近一些。
“你不是说灯碍你的事吗？”
“是的，但我在看书时需要它，”他发现自己说话有误，又更正说：“嗯，我是说，我随便翻翻时需要它。”
虽然已经不能看书了，每次波伏瓦带回书来，他总是把这些小书握在手上──就握那么一会儿。这时他心中有一种难以言说的痛苦。文学是他的生命，他用这种方式向自己60年文字生涯默默告别。
现在萨特常常处于昏睡状态之中。即使在《现代》编辑部讨论以色列同阿拉伯的冲突问题──他最感兴趣的问题──时，他也总是一言不发，听着听着就睡着了。波伏瓦给他朗读时，他也经常睡着，甚至他最喜欢的读物《解放报》，对他也只起一种催眠的作用。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昏睡状态是正常的，对因眼睛问题而处于极度焦虑之中的萨特起了保护作用，使得痛苦不那么难以承受。另一方面，萨特自己也感受到这种无休止的昏睡之反常和令人不快：“像我这样昏睡真有点可笑！”
除了波伏瓦以外，现在萨特见到其他人，哪怕是好朋友，也往往一言不发，没有一句话。一次郎兹曼来访，萨特呆板而沮丧的神情让他大吃一惊。临走时他吻了萨特，而萨特却说：“我不知道你是吻一块墓石还是一个活人！”郎兹曼走后，波伏瓦问萨特这话是什么意思，他说：“噢，没什么意思，只是开个玩笑。”在波伏瓦的追问下，他解释说，感到自己大脑空空，没有工作的欲望。最后，他以一种焦虑和几乎是羞耻的表情问道：“我的眼睛再不能恢复了吗？”波伏瓦回答说恐怕是这样。这一夜，波伏瓦伤心极了，一直在暗自哭泣。
萨特的眼睛已经恢复无望了，而他的整个身体特别是大脑的情况自2月份以来却有所恢复。由于看不见人，在人多的场合他往往沉默不语，但他时时尝试着工作，在《现代》编辑部的会议上他开始像以前那样发表自己的意见。朋友们感到原先的那个萨特又复活了。
慢慢地，他开始适应自己失去阅读能力这个现实。6月底的一个上午，他和波伏瓦在“圆顶”吃午饭，萨特说：“我有一种感觉，我的眼睛怕是好不了了！”接着又说：“说到休息，这也没什么！”然后他以一种不自信的口气问：“我还是像以前那样富于理智吗？”
“当然是！”波伏瓦对他说：“我可怜的人，你心情不好！”
“没有什么事值得心情好！”
由于身体健康状况的原因，萨特在5月下旬辞去了自己在左翼报纸包括《解放报》中的一切职务。
第三部 抗争（1970…1980）战胜病魔：“应该保留笑的能力”（1）
到了1974年6月，萨特的身体有了明显的好转，不再昏昏欲睡，健忘和幻觉症状也很少发生。或许是感受到死亡阴影的迫近，他想写一本自传性质的书，对自己的一生作一个全面的回顾，也算是给世人留下一份遗嘱和交代。但这时他的眼睛近乎完全失明，完全丧失了写作能力。波伏瓦注意到这一情况，而且注意到她同萨特的谈话已经恢复到以前他们经常进行的那种水平。为了实现萨特的愿望，她建议，在假期中用磁带录下他们的谈话，而谈话的内容就是萨特想写的那本自传性质的书。萨特十分赞同这个方法，并用手指着自己的眼睛说，“这样正好弥补这个！”
这年暑假他们仍在罗马，西尔薇教波伏瓦怎样使用磁带录音机。波伏瓦同萨特开始进行预定的对话。萨特全神贯注地从事这一工作，只是有几天他很累，他们的进度就放慢了一些。回到巴黎后，萨特和波伏瓦继续对话，完成了这项工作，整个谈话时间是8…9月。
关于自己，萨特只写过一本自传《词语》，时间到他12岁、母亲再婚前的童年生活为止。萨特对自己的过去毫不留恋，不喜欢过多地回忆，他不像波伏瓦那样留给我们很多自传作品。这对于那些想了解他的人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缺憾。这个谈话在很大程度上使这一缺憾得以弥补。它完全可以看作《词语》的一个续集，是萨特的口述自传。
萨特一生接受的采访和谈话不计其数。他的谈话是很有特点的。生动，活跃、风趣，闻其声如见其人；对人生的深层体验结合着精辟的哲理分析，时时闪现着睿智的光芒。萨特此时年近70岁，到了我们中国人说的“从心所欲”的年龄。他的这个谈话比以前更加坦率、直白，不加任何掩饰，达到“赤条条来去无挂牵”的境界，使我们得以直窥他的内心世界和了解许多甚至属于他个人隐秘的东西。
更难能可贵的是有波伏瓦同他对话。萨特说过，波伏瓦不仅在哲学知识上，而且在对他这个人、对他想做的事情的认识上都达到与他同等的水平，是他最理想的对话者。她对过去经历的准确细致的记忆，恰好可以弥补萨特忽略或遗忘过去事实的不足；她适时地启发、引导和提示，使萨特能够克服疲劳、年老带来的迟钝，很快深入到问题的实质，充分表达自己的思想。他们俩共同创造，言此及彼，心有灵犀，意领神会，这就使得这个长篇谈话不但保持了萨特的一贯风格，而且可以说是一次最高水平的发挥。
这个长篇谈话不仅仅涉及那些大家都知道的重大事件，更多地是谈论和记述了萨特的日常生活，对于那些鲜为人知的甚至只有他们两人知道的事情则有更详细的解说。 这就使得这个口述自传在凸现萨特个性方面大大胜过许多根据间接材料和印象为萨特立传者。它给了我们“这一个”萨特，一个本真的、自然的、未加任何雕琢和修饰的萨特；他当然有其伟大和过人之处，但在许多地方，他跟我们一样，平平常常，普普通通；他的喜怒哀乐都是我们可以理解的。他不再只是一个有着“存在主义者”称号的抽象标签，由于声名太著而罩在他头上的种种神秘光圈也消失殆尽；人们根据一知半解、或毁或誉而加在他身上的种种误会、曲解和相互矛盾的说法也得到澄清和辨正。通过这个谈话，我们可以准确明晰地勾画出萨特的总体形象来。
这个谈话是围绕萨特一生的各个方面，按不同的主题分成若干次进行的。这些主题有：文学与哲学的关系；阅读和写作；音乐和绘画；旅行；月亮；天才和平等；人的骄傲；同男性的关系；同女性的关系；身体；食物；金钱；自由；政治；社会主义；时间；对一生的看法；死亡与上帝等。
现在萨特适应了在几乎完全失明的情况下吃饭、散步等日常活动。他恳切地对波伏瓦说：“我向你保证，一切都很好。你读给我听，我们工作，我的视力作一般的活动足够了。一切都很好！”当然，在这种达观态度的背后，在内心深处，萨特还可能有其它想法；但不管怎么说，他终于战胜了病魔，继续作自己应该作的事情。
这一年年底，法国电视二台表示愿意为萨特提供一组节目时间，让他谈谈自己。电视台这样做，正像当年法国电台的做法一样，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开明，而新任总统德斯坦对萨特是十分敬重的。
开始萨特拒绝了，他不想造成支持某个官方结构的印象。后来他有了一个新的想法：正好可以借此机会谈一谈自他诞生以来本世纪的历史，从根本上更新人们对当代的看法。电视台的头头马塞尔•；朱利昂看来对这个计划也很热心。从年底到1975年上半年，萨特的主要精力都花在这件事情上。按照他的构想。节目一共分10次，每次90分钟；准备用75分钟谈历史，而余下的15分钟联系主题谈一谈今天的现实问题。
为了落实节目制作计划，萨特和他的朋友开展了多方面的工作。这10次节目需要充足翔实的历史材料，他们找来不少年轻的历史学家合作，他们大都来自外省。协调这些历史学家同写作小组的关系，也花费了他们不少的时间。再一个是经费问题。看起来经费的多少同节目的性质有关：如果是戏剧节目，可以得到需要的资金；如果被当作记录片，只能得到这笔经费的三分之一。萨特给朱利昂写了一封长信，详细说明这个节目应该归入戏剧类的理由。电视台同意把它归到戏剧节目中。
接着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孔达和阿斯特律克的电影《萨特自述》已经基本录制完成，如果它在电影院或电视屏幕上映出，就会形成同电视二台的节目唱对台戏的局面。电影制片人塞利曼给朱利昂写了一封信，保证在这10次节目播完前电影不上演。这样，最后一个问题也就解决了
在进行这一活动的过程中，萨特渐渐认识到，电视台头头朱利昂在这个事情上缺乏诚意。6月30日，萨特给他写去一信要求会面，直到萨特和波伏瓦要离开巴黎度假了，对方还没有答复。假期，朱利昂给萨特回了一信，建议先搞一个试点节目：这完全是侮辱性的，荒谬到了极点。9月下旬，萨特和波伏瓦回到巴黎，同朱利昂见了面。萨特情绪激烈地指责朱利昂，说自己早已过了接受考试的年龄；搞试点节目的建议实际上就是一种考试，可以让人打不及格、及格或良好的分数。他唯一可以接受的鉴定人是观众，但这里要求提交的试点节目不是对观众而是对专家的，也就是说，实际上这是一个新闻检查措施。
后来萨特才知道事情的真相：这个节目的提纲被送到总理希拉克那里，这是一个名叫安德烈•；维安的议员干的。他们强烈反对这一计划。而朱利昂禀承他们的旨意，一直在欺骗糊弄萨特，玩弄种种手段，最后逼迫萨特自己说不干了，于是他们的破坏活动就大功告成。9月25日，萨特在波伏瓦的陪同下，召开了一个记者招待会，详细叙述了整个事情的始末，揭示了事情的真相。他给记者招待会加了个题目：“电视审查制度问题”，他说：“有人说萨特正在放弃。不对，是被迫放弃。这是一例事实确凿的非直接审查。”
第三部 抗争（1970…1980）战胜病魔：“应该保留笑的能力”（2）
与此同时，朱利昂等人开始了诽谤萨特的活动，他们暗示萨特想得到一大笔版税，实际上这笔钱原来都是准备交给那些历史学家小组的。朱利昂还说萨特自己不干事，总是让年轻的同事干，这也是谎言：萨特为这个事情几乎耗费了自己的全部精力。更有甚者，电视台这些人还凭空捏造了这样的谣言：“萨特要求得到他1964年拒绝的诺贝尔奖金。”这谣言甚至在斯德哥尔摩都激起了反响：那边发电文到法新社，询问情况。萨特对报界作了一个声明，坚决否认此事。
在电视台上解说自己所在时代历史的计划未能实现，但为萨特拍摄的一部记录影片获得成功。1972年初，两位萨特研究者孔达和阿斯特律克准备为萨特拍一部电影，萨特对此十分感兴趣。场景是这样设计的：主要在萨特的住处，有时在波伏瓦寓所，萨特和他的几位朋友在一起；他回答他们的问题，由此详细回顾了自己的一生。当中插入解说的画外音，以及若干必要的各种背景材料如新闻影片、图片、照片、萨特作品片段等。影片的名字是《萨特自述》。这是一部电影剧本，这部影片大部分拍摄于1972年2、3月间。由于经费问题，拍摄工作停顿了3年，然后影片于1975年秋拍摄完毕，并于1976年冬作了最后的剪辑工作。它于1976年5月27日首次在戛纳电影节放映，是作为正式参赛之外的一个节目放映的。巴黎的首映式在1976年10月27日举行。
在影片拍摄过程中还发生过一些有趣的场面。1972年2月下旬，一位比利时朋友拉莱曼特请萨特到布鲁塞尔作一个演讲。阿斯特律克也随车前往，他准备拍摄一些影片用得着的镜头。萨特演讲的主题是知识分子问题，而听众几乎都是中产阶级，妇女们一个个衣着讲究，头发都是刚刚做好的。他们对萨特讲的东西几乎一点也不理解，或者丝毫不感兴趣。他们甚至还对萨特其人不满和怀有敌意，因为他作演讲时没有穿传统的西服套装，只是随便穿了一件黑色的套头毛衣──自1968年以来，他就不穿传统西服，不打领带。演讲结束时，一个女士盯着萨特说：“听这种演讲真不值得穿这么讲究的衣服！”另一个女人在一旁附和道：“一个人在公众面前讲话时应该注意自己，应该衣着得体！”
萨特不明白拉莱曼特为什么要拉他来作这场演讲。场上气氛十分沉闷乏味，听众的提问也很愚蠢可笑，因此萨特随意作了应答。整个演讲期间，只有一个场面让他感到开心：阿斯特律克带着摄像机，在地上爬来爬去，把机子对着正在说话的萨特，准备拍下一些镜头来。突然，他的裤子掉了下来，露出了屁股，正对着那些一本正经的听众。
这些人突然看到这个不雅观的滑稽场面，本想放声大笑，但他们所受的教养又逼迫他们一个个装出什么也没有看见的样子，依然保持着那种一本正经的姿态。这两种倾向相互冲突，使得这些绅士淑女们分外难受。而在一旁看到这种尴尬场面的萨特却感到乐不可支。
影片大致是按时间顺序展开的：童年，母亲再婚，在拉罗舍尔──孤独与暴力，文学写作神经症，尼赞的友谊，巴黎高师的幸福时光，留学柏林──胡塞尔，成年危机，麦司卡林幻觉症，《恶心》和《墙》的出版，应征与被俘，重返巴黎，《苍蝇》的上演，存在主义流行，名声和敌意，文学介入，革命民主同盟，共产党的同路人，阿尔及利亚战争，《词语》，“五月风暴”，毛主义者，……萨特对自己近70年的生涯作了一个全面的回顾，把他个人历史同人类在20世纪的大部历史紧密地不可分割地结合为一个总体。
萨特是一个知识分子，在影片中，他特别阐释了一个知识分子在这个复杂多变的时代正在和应该扮演的角色和起到的作用。影片以此开头，以此结束，由此发散开去和收拢起来，广泛涉及政治、道德、暴力、战争、自由、文学、哲学等方面的重大问题，启迪我们对20世纪的历史作更深层次的思考。
影片在巴黎开映时，观众成群结队来看这部影片，评论家也都给予萨特热烈的赞扬。7
1975年6月21日是萨特70岁生日。在这前后，他接到难以计数的电话、电报和信件，都是祝贺他70诞辰的。新闻媒介再一次把他作为一个热点人物进行连篇累牍的报道。不少大学生和年轻学者登门拜访，他们以他的著作作为自己论文研究的对象。萨特对波伏瓦说：“看来我又开始出名了！”
生日这一天，萨特的年轻女友莉莲•；西格尔在自己家里为萨特开了一个庆祝宴会，波伏瓦和他的几个左派朋友参加了。萨特十分高兴，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他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这样开心了。几天后，他们又一起去看了专门为萨特放映的电影《萨特自述》，虽然他的视力几乎完全丧失，看不清银幕，但仍然兴致很高。
在生日前，萨特应孔达之请，到朱纳斯呆了3天，同他作了一个长篇谈话；这个谈话以《70岁自画像》为题，分3次发表在《新观察家》上。在谈话中，首先涉及到萨特的身体健康状况，特别是他的眼睛，以及在几乎失明的情况下如何生活和工作。萨特说，由于不能写作，在某种意义上他已经失去了存在的理由。他本应该十分沮丧，但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自我感觉还不坏：他从来没有因为想到自己失去的东西而忧伤和消沉。
他还谈到哲学写作和文学写作的区别；对于他来说，处于失明状态是无法进行文学写作的。孔达说，如果萨特略微注意自己的身体，本来可以做得更多更好，而他在写《辩证理性批判》时把身体搞垮了。萨特对此回答说：“健康时干什么用得？与其有一个很好的身体，不如去写《辩证理性批判》——我这么说没有骄傲的意思——不如去写一部长的、紧凑的、对自己来说时重要的著作。”
萨特还花较多篇幅同孔达谈论了名声问题。名声对于他来说更多的而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是他人的敌意和仇恨。他还解释了在《词语》结尾处说的话——任何一个人都是跟他相当的——而许多人都不理解它。萨特谈到他的生活和写作习惯，他花了不少时间回忆自己对于音乐的爱好；在孔达的提问下，他也谈到自己同文化界名流交往的情况。谈话也涉及到萨特对于金钱的态度，他用钱的习惯，日常的开销情况等。
萨特还对他在“二战”前后思想上的根本变化作了详细的叙述和分析。“你不妨说在战争中，我从战前的个人主义和纯粹个人转向社会，转向社会主义。这时我生活中真正的转折点：战前和战后。以前这使我写出《恶心》那样的作品，在那里与社会的关系是形而上学的，以后这慢慢导致我写出《辩证理性批判》。”
在谈话中，萨特多次谈到他同波伏瓦的关系。他称波伏瓦是他最理想的对话者，人们从未有过的对话者。她不仅在哲学知识上，而且在对他这个人、对他想做的事情的认识上都达到与他同样的水平。这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恩赐。萨特非常赞赏孔达的一种说法，即在他和波伏瓦之间是相互签发“出版许可证”，认为完全适合他俩之间的关系。萨特还说，他生活中有好几个女人，但西蒙娜•；德•；波伏瓦在某种意义上是唯一的。
在这个谈话中，萨特对自己的命运表现出一种达观的态度。总结自己的一生，他觉得没有什么可抱怨的，“生活给了我想要的东西，同时它又让我认识到这没多大意思。不过你又有什么办法呢？”伴随着这句反问，萨特发出一阵哈哈大笑。他最后对孔达说：“应当保留笑的能力。你要加上：‘伴随着笑声。’”整个谈话就在这样一种乐观开朗的气氛中结束。
1976年初，萨特文集《境况种种》第十集出版，伽利玛出版社再版了《存在与虚无》和《境况种种》第一集。《辩证理性批判》出了英文本。《文学杂志》上发表了他同米歇尔•；西卡尔关于《家庭的白痴》的非常有趣的长篇谈话。《政治周刊》安排了两期萨特专号，其中有夏泰莱、豪斯特和维克多写的关于萨特的文章。9月，《肮脏的手》在水手剧院再次上演。此前它在各省巡回演出已达150场。评论界对这剧的反应很好。波伏瓦对萨特说：“一个多么辉煌的复兴！”萨特笑着回答：“一个埋葬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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