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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 抗争（1970…1980）作家最后的辉煌：知识分子（1）
波伏瓦在关于萨特最后10年的回忆录的开头说：“综观萨特的一生，他总是不断地怀疑自己；他不否认自己的‘意识形态兴趣’，但他不想让它给整个地吞没。他常常选择‘在思想上反对自己’。他努力‘脱胎换骨’。他卷入1968年的政治动荡，这一动荡深深影响着他，使他思索知识分子的作用，修正自己过去关于它的概念。”
这一期间萨特深入探究了知识分子问题。他首先澄清了一些关于知识分子的模糊观念。如人们通常认为，知识分子就是指那些脑力劳动者或智力劳动者。萨特认为这一界定是不准确的。没有哪一种工作可以说是纯粹使用脑力或智力的；同样的，也没有哪一种工作是可以完全不用脑力或智力的。例如，我们或许可以说一个外科医生是一个知识分子，但他的工作却是必须花费体力的。
人们通常将知识分子同某种职业联系在一起，如说医生是知识分子，工程师是知识分子，教师是知识分子，作家是知识分子，等等。萨特认为，知识分子这一概念既与人们的职业有关系，但又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某种职业。萨特说，知识分子确实来自那些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人当中；但并非所有从事这种工作的人都是知识分子。
这些专业技术人员在知识问题上会遇到一个不可避免的矛盾：一方面，他们的专业知识具有普遍性，是整个人类社会的财富，应该为所有的人服务；另一方面，在实际上又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它首先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也就是说，这个普遍性的运用决不是普遍的，它是特殊的，只是关涉到有特权的利益集团。他们在自己的专业技术工作中，获得知识的方法之普遍性与运用这种方法的特殊性构成一种深刻的矛盾。如果他们让自己适应这种矛盾，或者设法逃避这种矛盾，那么还不能说他们是知识分子。只有当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变得意识到这一深刻矛盾，并正视这一矛盾，他们才能被称为知识分子。
萨特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在美国，一个科学家由于他具有的专业技术，正在研制美国想在越南试用的新式武器，他为越南战争而制造它们。如果他意识到自己所学得的知识不应该被应用在这样的场合，这种知识的普遍性与它的实际运用是矛盾和冲突的，那么他就是一个知识分子。由于意识到这一根本矛盾，他内心也处于一种矛盾冲突之中：一方面，作为一个专业技术人员，他不可能不继续从事这种新式武器的研制，这是专业的需要；另一方面，当他想到这种新式武器的用途时，他又深感自己这样做是不对的，有过错的，甚至是有罪的。于是他就有了一种被黑格尔称之为“不安的良心”的东西。
在具体行动方面，他可能体现出这种不安的良心，较多的情况是在请愿书上签名，谴责美国对越南的战争，同时仍然从事自己的武器研制工作。也就是说，在普遍知识和它的实际专门利用之间的矛盾并没有解决，而他自身内心的矛盾冲突却借这种谴责行动得到缓解和暂时摆脱。萨特说，这就是古典知识分子。“他完全满足于有一个不安或不幸的良心，那让他可以去谴责。因此，知识分子——古典知识分子——是一种伟大的谴责者。”（《萨特自述》）
萨特指出，自1968年5月以来，出现了另一种情况。学生运动矛头所向，除了别的东西，就是整个教学体制，就是国家对文化的干涉。事实是文化被限制和保留给少数幸运者，而它本应该是为每一个人的。通过这些特殊的挑战，学生运动所攻击的对象，正是古典知识分子。例如作为古典知识分子的教师，在学生们看来，他处于普遍性之中，具有某种知识，而那是资产阶级社会提供给他的，因此这种知识部分是普遍的，部分是特殊的；具有这种知识的教师有一种权力，一种非常特殊的权力，也就是消灭学生的权力。当他这样来行使自己的权力时，就不仅是通过词语来谴责这个资产阶级社会，而且接受这个社会委托的一种权力来为它服务。
结果是，如果这些教师想同他们的学生进行联络，如果他们想继续忠实于其普遍性的倾向，他们就应该学会向自己质疑，这是这个不安的良心必须去做的。换句话说，他们必须寻求一种新的同群众在一起的方式，抛弃他们可能得到的无论什么特殊权力，像群众中的一员那样获得同等程度的主权，而一点也不多。
但这样一来，有人会质疑说，既然他已经与群众结为一体，那是什么使他成为一个知识分子呢？实际上萨特认为，在一个可以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将不再有知识分子，因为原有的矛盾不再存在。因此，对这一点有所理解的知识分子中有些人是同群众在一起的；他们跟其他群众唯一的区别是，在情况需要的时候，他们能够向群众提供这种具体的普遍，那种由于他们的研究而朝向普遍性的倾向。现在的知识分子仍有可能为群众服务，向他们提供需要的东西，因为知识分子具有这样的东西。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他们就成了新知识分子。新知识分子的首要原则是知识分子的一体化：例如他去工厂工作，变成工人中的一员，以便让那种真正的普遍性得以实现。
萨特承认自己是一个古典知识分子，特别在1968年5月以前；而在这之后，他有了较大变化，努力向新知识分子方面转变。在5月风暴期间他对学生运动的支持本身就是迈向新知识分子的一步。自那以来，他尽可能地投身于群众之中，参加各种实际政治活动。1968年秋，他开始从事《斗争关系》的编辑工作，这是一份在各行动委员会之间流传的公报。而后来他出任《人民事业报》主编，这份报纸是面向人民群众的，由工人直接或间接写东西，反映1970年以来法国工人阶级坚持斗争的情况。
在1970年，萨特…还协助一些人成立“红色援助”组织，它是一个为反对政府镇压而斗争的组织，其宣言主要由萨特执笔，说明了它的宗旨：“红色援助是一个民主的、合法公开的和独立的社团，它的根本目的是为被镇压的受害者提供政治和法律的保护。为他们及其亲属提供物质的和道义的援助，这个援助的大门向每一个人敞开。人民如果不组织起来，不团结一致，…他们的正义和自由是得不到保证的。红色援助产生于人民，并帮助他们去进行斗争。”（《永别的仪式》）
他还来到一个工厂，拿着一个传声筒，站在一个桶上，向工人群众讲话：“我想到街上来，因为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因为我认为，在知识分子和人民之间的亲密关系在19世纪就已存在，虽然并非总是如此，但在那一时期产生了非常好的结果。今天我们应该尝试再次创造这种亲密关系。50年前，人民和知识分子分裂开来；现在，我们必须填补这一裂缝，而让他们回到一起来。这并非说，知识分子可以给人民劝告，或告诉他们去干什么，而是相反，去帮助群众呈现出一种新的面貌。因此我对你们说：我们再次彼此发现，就像黑夜追随着白天一样确实。”（《萨特自述》）
第三部 抗争（1970…1980）作家最后的辉煌：知识分子（2）
1970年2月，赫宁…利埃塔尔煤矿有16名矿工因瓦斯爆炸而死，许多人受伤。12月，萨特主持了由“红色援助”组织的一个人民法庭对这一事件的审判。他在控词中说：“我们必须尝试决定的是，这一大灾难是应该归之于‘命运’，就像煤炭公司的报告中用‘事故’一词所暗示的那样，或者它是一次谋杀。如果您喜欢称‘矿井瓦斯’和‘矽肺病’为命运决定的事物，那您当然可以说这是命运，但如果这样，那么一些人成为牺牲品，是因为另一些人剥削他们，为了生产率不仅牺牲他们的健康，而且要牺牲他们的生命，这也就是命运。在安全和利润之间，应该作出一种选择。而在每一个资本主义社会，这个选择早就作出：最大限度的利润，因此没有安全。事故可能在任何地方发生。而它发生的地方都有矿井瓦斯，缺乏安全设备。但这些死亡被计算过。它们被列入年度平衡表之中，这平衡表表明了生产率成功地击败了安全。这些死亡早就是人所共知的了，那些坐在大办公室的人，把工人看作简单的机器，是供使用的，直到他们被耗干。”
最后萨特作出判决：“因此我向你们提议作如下结论：该厂主（即国家）在1970年2月4日犯有谋杀罪。而这一谋杀罪的执行者是六号矿井的工程技术人员。因此我们也判处他们犯有一级谋杀罪。说他们有一级谋杀罪，是因为他们选择了为了生产率而不顾工人的安全；就是说，他们把物质财富的生产放在高于人的生命的位置上。”（《萨特自述》）
1971年6月，萨特和他的一个左派朋友创立了解放通讯社，打算每日出版一份新闻公报。他们在一篇文章中对此作了说明：“为捍卫真理，我们将共同创造一种新工具。仅仅认识真理，这是不够的；我们也应该让别人听到真理。解放通讯社将定期发布它所能收到的一切消息，同时严格地对其进行检验。它将是一个新的讲坛。什么都想说的新闻记者可以对什么都想知道的人说话。它给人民以说话的权利。”（《永别的仪式》）
1972年2月，萨特来到雷诺汽车厂的门前，调查皮埃尔•；奥弗奈伊被杀害一事。奥弗奈伊曾是雷诺汽车厂的一名工人，在一年前被解雇了，这次他来这个工厂门口是参加一个反解雇、反失业、反种族歧视的示威活动，被一个警察开枪打死。下面是萨特在现场调查的情况：
萨特：首先，我想了解私人守卫是否有武装。谁是有武装的？这是我们希望知道的。
一工人：事实上，那就是一个便衣警察。
萨特：一个不穿制服的警察？他们是带武装的吗？
一工人：他们是不穿制服的警察。我不知道厂方是否知道这一点，但我发现，对于一个警察来说，带着武装是不被允许的。
萨特：在这以前，有过类似的事情吗？
一工人：没有，从未有过。在发薪日，有一些警卫守在四周，但他们都穿制服，带着他们的冲锋枪，而这就是一切。
萨特：没有人见过这把左轮手枪吗？（对一个记者）看来好象是不允许一个法国公民保护他的同伴在一个工厂门前不被武装警察杀害，也不允许他尝试找到这一罪恶的根源。如果让这样的事情发生，情况就十分可悲了：一个暴力的浪潮将发展下去，会在某一时刻会爆炸。我们应该找到这个问题的根源，发现真正发生了什么。
一个记者：您认为必须把自己的这一调查进行到底吗？您对当局没有任何信任吗？
萨特：没有，完全没有。
2月28日，萨特参加了抗议奥弗奈伊被害的示威活动。走上巴黎街头参加这一活动的人有20万人之多，这是自1968年5月风暴以来，左派组织的人数最多的一次活动。萨特虽然腿部有病，还是在朋友的陪同下，坚持参加奥弗奈伊的葬礼。
1974年年底，萨特的身体和精神状态都恢复到较好的状态。这时，他干了一件在欧洲造成很大影响的事情，又一次成为公众反对的对象。
德国左派组织赤军派的头头安德列斯•；巴迪尔和其他人因从事绑架、暗杀等恐怖活动被西德当局关进监狱。1974年3月，《现代》杂志发表了几篇与此有关的文章，谈到对巴迪尔和他的同志的刑罚，其中一篇是巴迪尔的律师克劳斯•；克罗桑特写的，题目是《隔离的酷刑》，谈到巴迪尔等人被隔离关押的非人道性。
后来克罗桑特同萨特比较熟悉了，请萨特代他去看一看巴迪尔关押的情况。萨特同意了，于11月初向西德当局提出要求，被拒绝。不久巴迪尔的一个同志豪格尔•；明斯在关押中因绝食而死，这更加增强了萨特去德国的决心。他在《解放报》上发表一封信，抗议西德当局的拒绝。他还接受了西德《明镜》周刊的采访，详细谈了对这事的态度。
萨特谈到，他之所以要访问巴迪尔，是因为巴迪尔属于国际左派；其行动也许不一定是，但其原则是的。他想直接对巴迪尔及其同志的被监禁情况有所了解。
萨特明确表示，他对赤军派杀害柏林法官德伦克曼的行为表示反对，认为这不仅是愚蠢的，而且是犯罪。从原则上说，他不反对武装斗争，但革命行动并不总是等同于武装斗争，它有多种形式。在法国、西德这样的国家，采用所谓“城市游击战”的形式是注定要失败的。
他反对西德当局在赤军派一案中限制被告和辩护律师自由接触的做法，认为这表明了司法界的不公正。他表示要继续利用自己名声的特权来达到他访问巴迪尔的目的。在发表这个谈话两天后，萨特获得西德当局同意，前往斯坦海姆监狱，同巴迪尔交谈了一个半小时，陪同前往有巴迪尔的律师。同一天萨特在德国举行了一个记者招待会，呼吁成立一个保护政治犯的行动委员会。几天后在巴黎他又举行了同样主题的记者招待会。
萨特的行动在德国激起公众的普遍反对。虽然他一再声明，他考虑的不是巴迪尔及其同志的恐怖行动，而仅仅是他在什么条件下被关押，但这话等于白说。舆论界总认为萨特是在支持赤军派的政治活动。因此萨特感到这次访问是一次失败。但他又表示，他并不后悔自己介入了这件事情；如果有必要重来一次的话，他还是会照样去干。
在1968年5月风暴以后，虽然萨特对于古典知识分子的角色和作用有所否定，当人们要求他在宣言、声明、抗议书上签名时，他并没有拒绝。这一方面的活动可以说是不计其数，而且范围十分广泛。看来正如他自己所说，他自身也处于矛盾之中：一方面，他力求克服古典知识分子的局限，以新知识分子的形象来要求自己；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他仍然是一个古典知识分子，无法完全超越这一角色。这一矛盾冲突特别明显地表现他写福搂拜传一书中。
第三部 抗争（1970…1980）作家最后的辉煌：《家庭的白痴》（1）
1968年以来，萨特在积极投身政治活动的同时，没有放弃他的文学写作活动，他一直在改写关于福楼拜的长篇传记。1970年10月8日，他终于把福楼拜传第一、二卷的手稿交给伽利玛出版社，这书定名为《家庭的白痴》。
1971年4月，萨特度完复活节假回巴黎时，收到伽利玛出版社寄来的大包邮件，这是《家庭的白痴》第一、二卷的清样，大约2000个印刷页。这给萨特的快乐就像当年《恶心》的出版一样。他立即急切而欢愉地翻了起来。
这一年暑期在罗马度假时，萨特继续修改《家庭的白痴》第三卷。回巴黎后，《家庭的白痴》前两卷已经出版，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这使他深受感动。萨特把第三卷手稿交给出版社并开始着手写第四卷。
这是萨特最后一项巨大的文学工程，也是一部奇书。
萨特同福楼拜颇有渊源。他很小就在外祖父书房捧着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看，虽然不能真正看懂，还是留下印象。在巴黎高师他又重读了福楼拜的作品。30年代他重读了福楼拜的《情感教育》。在19世纪作家中，萨特不喜欢福楼拜这个人，也不喜欢福楼拜作品里的人物，因为这个作家把自己放进人物中去，而他既是一个虐待狂又是一个受虐狂；他的人物既不幸又让人反感，例如《包法利夫人》中的爱玛，又笨又恶毒。
在德国占领时期，萨特读了福楼拜的《书信集》。虽然他仍然不喜欢这个人，但通过这些书信加深了对福楼拜小说的了解。这时他开始有一种愿望，写一部关于福楼拜的书。他在《存在与虚无》关于存在的精神分析法那一节宣布了这个计划。但后来很长时间里他有许多别的东西要写，这个计划被放到一边。
1954年，萨特已经成为共产党的同路人。他同法共理论家加罗蒂有约，他们各写同一个人物福搂拜，以比较使用的方法之优劣。当时萨特已经写了不少内容，但感觉没有深度，就放了下来。在写了《阿尔托纳的隐居者》之后，虽然萨特还有别的工作，他的主要精力都放在这部巨著上。以后7年时间，他关于福楼拜的书有过三、四个稿本。从1968年到1970年，他又把它从头到尾改写了一遍。这样算来，从他开始写初稿到最后成书，前后凡17年。一个作家为另一个作家花这么多时间和这么大篇幅立传，这在文学史上是很少见的，何况这个作家还是他的对立面。
萨特选择福楼拜作为他的传记文学的主人公，首先因为福楼拜是一个留下了大量有关自己资料的历史人物和文学名流。例如，他留下了10多卷通信集，每卷有600页之多。这种情况是罕见的。此外还有许多关于他的记载和证件材料。这些东西能够保存下来，完全是偶然的。但它们对于一个传记作家非常重要。例如，福楼拜一天要给几个人写信，其中有着微小而很有意思的变化。这些都有助于对他作深入细致的研究。
福楼拜代表了萨特在文学上的对立面，一种他不喜欢的完全解脱的思想类型，而这反倒成了萨特以他为研究对象的动力。萨特常常问自己：“他怎么可能做到这一点？”这是一种反向移情作用，要把自己不喜欢的人的魅力搞清楚，这本身就成了一种特殊的吸引力。
萨特最喜欢的作家是司汤达，但他在小说史上没有重要地位，而福楼拜却有着不可比拟的重要性。萨特只能选择后者。福楼拜描写了自己人物的内心，同时就以某种方式讲述了自己。他以这种方式描写自己所取得的成功是无人可比的。逐渐地，在研究过程中，萨特对他的反感消除了。作为个体他仍然不喜欢福楼拜，但他同情这个生活中的完全失败者和文学中的巨大成功者，因为这个人为此深受苦难。也就是说，最后萨特对福楼拜达到深层次的了解。
“想象”一直是萨特探究的主题之一。早在30年代他就这个问题写了一整本书，现在他仍然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福楼拜的特点是，与其他人相比，他愿意完全成为想象的人，他给予想象以超出一切的地位，他的非现实成分是非常完整的。通过探究福楼拜及其作品，萨特可以更好地发挥他关于想象的思想。自30年代以来，萨特关于想象的思想基本没变，只是现在他觉得要用更实在的观点来修正它。因此可以说，《家庭的白痴》是70年代的《想象》。
另外，萨特对19世纪法国社会生活很感兴趣。他想搞清楚这样一个问题：在1848年，爱幻想的资产阶级想象中的社会生活是怎样的？通过福楼拜在30年代的遭遇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总起来说，萨特写《家庭的白痴》的目的是要证实，一个人只要运用正确的方法和必要的文献，他就完全能够去了解任何人。
同萨特另外两部主要传记作品相比，《家庭的白痴》更具有传记文学的特点。
《圣．热内》应该是萨特的得意之作，它透彻地阐释了萨特的自由观念。但从学术和历史的角度看，他对热内境况的研究是不够充分的。热内是一个孤儿，被送到一个农家，而他一无所有。但在1925年左右发生的这一切仍然是偶然的。他一生的整个来龙去脉仍然没有完全显现出来。热内，一个弃儿，在孤儿院，这都体现了20世纪特定的社会现象，而这一点没有在《圣热内》中充分表达出来。
造成这种不足的原因有两个。热内是一个活人，要对一个正活着的人进行充分的总体化，这是不可能的。辩证法既遵循年代顺序，同时也要采用以未来说明过去的逆溯方法。只有在生命结束的时候，一个人的总体化才得以完成。再就是当时萨特对于辩证法的研究还不是十分成熟，这也影响他对热内的深度把握。
《家庭的白痴》在研究福楼拜这个个体上是极为成功的。萨特把福楼拜完全作为一个个体同时又完全作为他那个时代的表现让读者去感受和理解。他阐明了个人的发展和历史的发展之间的遭遇冲突，说明在一定的时刻，一个个体在他那非常深入和熟悉的境况中，通过家庭，可以完成历史的任务。
萨特的自传《词语》也是一部成功之作。它与《家庭的白痴》之间有着渊源关系。萨特说，如果他不写《家庭的白痴》，他就不可能在《词语》中谈他要谈的东西。他开始写和后来重写这两部作品的时间都是交织在一起的。
第三部 抗争（1970…1980）作家最后的辉煌：《家庭的白痴》（2）
但他写这两部作品所采用的方法和达到的目的不一样。在对福楼拜的研究中，萨特使用了情感同化法，也就是不让自己的好恶态度影响对人物的研究。他做到了这一点。而在《词语》中就不是这么回事。一个人对自己不可能产生情感同化，因为他与自己的关系中总带有一点同情或厌恶，总是不可避免地带有道德和价值判断。所以萨特说，《词语》并不比《自由之路》更真实地反映他自己。《词语》也是小说，是他自以为真的小说。
这两者相同的是，它们的关注中心都是一个作家的神经官能症，或者说，一个人是如何因其神经官能症而成为作家的。不过一个是他人，一个是自己。在研究方法上，两者有共通和相互启发的地方。
《家庭的白痴》在给我们如何研究一个历史人物、再现真实性方面提供了一个出色的范例。萨特在这部作品中抓住的一个中心点就是“总体化”。
我们关于人物的信息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例如“福楼拜生于1821年”。这是一个客观社会事实，只要通过官方文件就可以证实它。另一种是例如福楼拜在给情妇写的许多信中都提到的一句话“艺术使我恐惧”。这也是客观的。但我们不能随意判断它就是真实的从而给这句话一种意义，除非我们能首先确定福楼拜一般来说和在这个例子中特别来说是真诚的。因此，这句话只有放在一个总体中才具有意义，而它又是这个总体的一部分并且创造这个总体。这种总体化的思想也就是萨特人学辩证法的精髓。
萨特在对个体的人的研究中还紧紧抓住了“体验”这个观念，它的重要性就像他的早期著作中的“意识”这个概念。个体的生活体验总是可以理解的，但不一定能够认识。它是一个精神生活辩证过程的总体，这个过程对其自身来说是不分明的，因为它是一个经常不断的总体化，从而必定是一种不能认识到自身是什么的总体化。在多数情况下，对于生活体验的理解是很难得到确切的描述的。
萨特经常说，福楼拜不能认识自己同时又非常好地理解自己。他的意思是，一个人通过生活去体验，也就是说，生命在理解自身中存在，这并不需要任何知识，并不需要任何表述确定的显明意识。
《家庭的白痴》是一部严肃认真的研究著作，同时它又是一部文学作品，一部传记文学，一部真实的小说。萨特希望人们把它当作一部小说来读。因为它确实是讲述了一个人的修业故事，他的学业导致他的终生失败。这是一个富有悬念的故事，直到最后，才使“福楼拜是怎样成为他自己”的答案和谜底完全显现出来。
萨特写这部书时，每时每刻都在发挥想象，因此，也可以说《家庭的白痴》中的福楼拜是萨特想象中的福楼拜。但这种想象不但不与真实相矛盾，反而是其必备的条件。想象的过程也就是不断探求总体化的过程，是使用严谨的辩证法还原福楼拜本来面目的过程。以想象为主体的作品当然是小说，但这是一部真实的小说。
与《词语》的刻意经营不同，《家庭的白痴》的风格朴实自然。作者信笔写来，不多修饰。即使有的地方出现讲究的文体，也是因为这里有着某种“难以言说”的东西，需要用这种方式曲折尽意；而有时是有着50余年写作习惯的萨特在不经意间自然出现的妙笔。他这时认定，从根本上说，最好的作品总是在没有太多苦心经营的情况下写成的。这是一个对文学勘破和洞穿者的心态，也是一个在文学造诣上达到炉火纯青的作家的心态。
萨特那些政治上的左派朋友不太赞成他写福楼拜，他们多次建议他改写一部关于革命或平民的小说。萨特拒绝了，他没有这种愿望。在文学事业上面，他不会听命于任何人。但他又表示，如果他只有四、五十岁，他不会去写福楼拜，而会更多更好地在人民法庭上发言或为《我控诉》写稿。在1970年，他甚至还想写一个剧本。总之，他意识到自身的矛盾，而矛盾又总是伴随着他。
他在一个演讲中对此作了十分透彻的解说：
还有另外一些知识分子，我也是他们当中的一个吧，自1968年以来不再希望同资产阶级进行任何对话。实际上，事情并不那么简单：知识分子通过他的作品──如果他是一个作家的话──包括他最新的作品，都有那种被称作意识形态兴趣的东西。显然我总是向资产阶级提出质问，同他们辩驳，但事实上我的作品仍然是用他们的语言向他们讲话，而且，至少在早期作品中，有着不难发现的高人一等的优越感。
过去17年我一直在研究福楼拜，这里没有对工人阶级的直接兴趣。我投入这个工作的程度是很深的，我的意思是我已经67岁了，50岁以后我就把精力投入到这上面，而且甚至在这之前我就想着这件事。于是福楼拜就把我束缚在我的资产阶级读者之中。通过他，我仍然是一个资产阶级分子，只要我还没有完成这部作品，我就仍然继续是一个资产阶级分子。
但我还有一个完全不同的方面，跟我的意识形态兴趣没有关系，当我从知识分子这个词的古典意义上对自己提出质疑时，我认识到，虽然我不被带回到羊圈，却仍可得到“拯救”。当我对自己质疑时，当我不再把自己看成是多么了不起的高人一等的作家时，我发现自己是同那些为反对资产阶级专政而斗争的人们在一起。我们有相同的兴趣和关注的东西。
因此，我要说的是，我是一个活生生的矛盾：我仍然为资产阶级写书，但我同希望推翻资产阶级的工人有着深切的共鸣。这些工人在1968年同资产阶级搏斗过；而今天他们是更严重压迫的受害者。就我现在是他们之中的一员而言，我也必定会受到惩罚。就我在写关于福楼拜的书而言，我是资产阶级的不肖子孙，虽然我应该因此而得到拯救。这一切都表明，有必要在政治水平上传达我感受到的已深深扎根的矛盾── 一种仅仅来自现实境况的矛盾。（“1972年在布鲁塞尔的演讲”）
萨特在很年轻时就构想过自己作为作家的一生：一个起步的青年时代，一个硕果累累的中年时代，一个投身政治的老年时代。为什么到老年要投身政治？因为这时精力已经不济，在文学事业上难以再攀高峰；而社会地位和影响却达到顶点，他可以运用这一优势干自己想干的事，起自己想起的作用。这正如一轮夕阳，它即将落土，但它仍然显示出一种特有的辉煌。从事政治活动的作家生涯既是他生命的衰落期又是其顶峰。萨特就在这样一种思绪中同时投身政治活动和从事写作。而《家庭的白痴》是他最后一部扛鼎之作。
第三部 抗争（1970…1980）在女人的怀抱里：爱的复兴（1）
萨特最后10来年的生活，是在疾病的折磨中度过的；特别有七、八年时间，他的双眼几乎完全失明，失去了阅读和写作能力，而他的精神状态终于从病魔的打击中恢复过来了，到了晚年，他与人合作写书，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政治活动，在社会公众中的影响反而越来越大。萨特精神的恢复，生命力的焕发，除了他自身的意志以外，他身旁那些女性的悉心照护和安慰，也是重要原因。正如写作是他生命的意义一样，女性也是他生命的意义。在某种意义上说，后者甚至更为根本。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在他长期患病期间，女性对他反而越来越好，越来越感兴趣，特别是那些年轻女性。
一天，萨特向波伏瓦抱怨自己的工作时间太少。波伏瓦笑着说：“这是因为年轻的女士们太多了一点！”萨特的回答是：“但这对我是有益处的。”是的，同女性亲密相处，确实可以激发他对生活的巨大兴趣。萨特对波伏瓦说：“在这以前，我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招女人喜欢！”说这话的时候，他带着一种孩子般的喜悦和满足，唯一感到遗憾的是，他现在视力太坏了，看不清她们的面容。
现在萨特在日常生活上常常要依靠他的女友们。一位年轻女性莉莲•；西格尔曾问萨特：“依赖别人，这不让你恼火吗？” 她是萨特新近结识的女朋友，是一个左派活动分子，多次陪同萨特进行实际政治活动，包括一次险遭毒打的占领圣心教堂的愚蠢行动。莉莲还经常带他看病、帮他搬家，平时常常请萨特同她一些喝咖啡。
萨特微笑着回答：“不，这甚至让我觉得有点愉快！”依赖女性和依赖男性，在萨特看来，这是有根本不同的。
“是因为被人宠爱吗？”
“是的。”
“因为你觉得我们爱你？”
“噢，我早就知道这个了！而这让人高兴！”
在晚年，波伏瓦仍然是萨特最为重要的女性。在他身体状况不断恶化的情况下，很自然地，波伏瓦担当起照料他的饮食起居的工作和责任。照料也要理解，真正理解萨特的女性，应该只有波伏瓦。她在他最痛苦的时候给予鼓励和安慰，时时刻刻为他担惊受怕，常常因为他的病情恶化和精神状态不佳而以泪洗面，夜不能寐。
1974年的一天上午，波伏瓦把萨特要吃的药递过去，萨特对她说：“你真是一个好妻子！”这话让波伏瓦感到十分惊讶：以前萨特是从来不说这类话的，他讨厌结婚，当然不会有妻子，也没有妻子、丈夫这样的概念。实际上这反映了萨特的真实心情：他觉得波伏瓦就像一个妻子对待病中的丈夫那样照料他，虽然他俩没有任何名分。
1975年萨特和波伏瓦接受美国《新闻周刊》采访，记者问萨特：“你如何描述你和波伏瓦45年的关系？”萨特回答：“这不仅仅是一种友谊；这是你在婚后状态中所能有的一种感情。”波伏瓦则对萨特说：“好，谢谢你。不结婚也没什么关系。”在《70岁自画像》中，萨特说，他生活中有好几个女人，而波伏瓦在某种意义上是唯一的。
在波伏瓦之后，在萨特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是养女阿莱特。除了波伏瓦，经常照护萨特的就是阿莱特。虽然波伏瓦对阿莱特的看法不怎么样，她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还是如实记录了阿莱特照料萨特的情况。看来萨特并没有白认这个女儿。
萨特的最后10来年，他同女性在一起的时间已经很有规律了。从他的时间安排上，可以看出她们各自在他生活中的地位和亲密关系的程度。长期同萨特有着亲密关系的女性有4位：波伏瓦、万达、米歇尔和阿莱特。米歇尔和她的丈夫波里斯•；维恩在战后不久同萨特认识，他们都很喜欢萨特的作品。维恩本来是学机械的，后来一边写作一边演奏小号。萨特和米歇尔产生恋情大约在1945年底。那时米歇尔和丈夫的关系虽然不好，两人还没有分手，萨特和她的关系是秘密的。1952年米歇尔离婚，萨特和她开始公开在一起。
米歇尔一头金色长发，脸上总是带着愉快的笑容，性情活泼开朗，同时在行为举止又相当谨慎得体；她很有知识，而且懂音乐，还很喜欢诗歌。实际上萨特同米歇尔的爱情关系，就像同万达一样，自他们结识起一直持续到萨特一生。米歇尔具有较强的独立性和活动能力，同时她对萨特与其他女人的恋爱关系并不嫉妒，这使她和萨特的亲密关系能够持久。相对来说，萨特同她相处的时间要少一些，特别是在后期度假的时候。不过米歇尔似乎并不在意这个。
平时每个星期，大约有5个晚上萨特是同波伏瓦一起度过的；有两个晚上是同阿莱特在一起。对于万达和米歇尔，他只是定期分别去看她们。到了假期，萨特同这些女性相处也很有规律。他先是同阿莱特一起过3个星期，然后有两星期是同万达度过，其余所有的时间（大约一两个月）是在罗马同波伏瓦一起度过。现在他一般不再同米歇尔一起外出度假。这样一种生活规律一直保持到萨特去世。
1973年暑假结束回到巴黎后，萨特搬了家，住的地方比原先大，有一个大书房和两间卧室。萨特睡的那间窗户朝着花园，另一间可供别的人睡。这样，当他病得较重时，晚上就可以留人住另一个房间来照护他。实际上，到这里来住着照护的，常常是波伏瓦和阿莱特，她俩轮流照料他。
1975年有段时间萨特病得很厉害，不能出门吃饭。于是由他的女友们轮流给他送饭。午饭的安排：星期天是波伏瓦的养女西尔薇；星期一和星期五是米歇尔；星期四是莉莲；其余三天是阿莱特。每天的晚饭则由波伏瓦带去，晚上她就在住在那里照护他。从这个安排上也可以看出萨特同他身旁的女友关系的亲密程度。
从有关资料看，万达似乎从来没有给萨特送过饭，也没有到萨特这里来照料他。来倒是来过，但不是照护，而只是来看一看。但这并非说萨特同她的关系不密切，也许是万达的生性如此，习惯于别人照料而不习惯于照料别人。萨特可能也习惯于她的习惯，从来不对她作这样的要求。显然，在同萨特的关系上，万达是一个被照料者而不是一个照料者。
一段时间，由于萨特病得厉害，波伏瓦和阿莱特每天轮流到萨特那里睡，以便照料他。但每到星期六，万达要来萨特这里呆到晚上11点。等她走了以后，波伏瓦或阿莱特再去萨特那里就太晚了，很不方便。于是米歇尔提了一个建议：万达走后由她去萨特那里（大概她那儿离萨特近），晚上由她来照护萨特。这种安排对大家都方便，她的意见被采纳。
一个星期天，波伏瓦同萨特一起吃午饭时，发现他出现反常情况：好象完全睡着了。晚上9点，萨特的病情加重，波伏瓦拨了急救中心的电话。医生检查出萨特的血压很高，经过询问，这才知道他头一天晚上曾大量喝酒，病就是这样引发的。原来米歇尔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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