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检查出萨特的血压很高，经过询问，这才知道他头一天晚上曾大量喝酒，病就是这样引发的。原来米歇尔星期六晚上来萨特这里时，给他带了一瓶威士忌，他一次就喝了半瓶。波伏瓦得知这个情况十分生气，打电话给米歇尔，叫她以后星期六晚上不要再来萨特这里了。
过了几天，米歇尔见到萨特时，解释了自己让他大量喝酒的原因：“我是想帮助你愉快地死去，我以为这是你所希望的！”这真是一个古怪的想法。但这到底是不是萨特所希望的呢？在丧失阅读和写作能力以后，萨特确实一度十分绝望，想到要自行了断，结束自己的生命；同时他也在对自己的这种绝望情绪作抗争，要继续生存下去。这两种倾向互相冲突。米歇尔的想法虽然显得十分荒诞，也是出于一种爱心。她以这种特殊的方式表示着她对萨特的爱。
第三部 抗争（1970…1980）在女人的怀抱里：爱的复兴（2）
在生命的最后一些年，萨特有了一些新的女朋友。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莉莲，还有一个希腊姑娘梅琳娜。萨特是1973年在巴黎同她认识的。她也是学哲学的，写了一篇关于萨特的文章。梅琳娜具有那种希腊女性的美，萨特很喜欢她，常常去看她。这是萨特遭受病痛折磨最厉害的一年，同梅琳娜的交往想必给病痛之中的萨特带来莫大的安慰。
梅琳娜年轻美丽，精神上却有些毛病。大约在他们交往一年后，她出现精神失常症状，一次在大街上大闹了一通，被送进精神病院。医生检查说，梅琳娜的症状是一种妄想狂。萨特和波伏瓦到精神病院去看她，波伏瓦在大厅等着，萨特去了房间。这时梅琳娜仍然处于病态的妄想之中，她头发散乱，脸庞消瘦，穿着医院发的白大褂，跟我们在电影里看见的疯女人的形象一模一样。
在她的妄想中，是萨特把她关进精神病院的，因此嚷嚷着要萨特放她出去。萨特为自己作了辩解。梅琳娜根本不相信，反而说：“你一定也把阿尔都塞关起来了！”阿尔都塞也是一位有名的哲学家，她曾在索尔本听过他的演讲，不久前这位哲学家因为精神失常而被送进医院。梅琳娜由此引起联想。不久梅琳娜被她父亲接回希腊，萨特心中十分难过，他对波伏瓦说：“我想我再也见不到她了！”
1975年8月，萨特和波伏瓦前往雅典度假。而此前他俩每年都是去罗马。这次为梅琳娜破了例，萨特要去看她。现在她的病已经好了，在雅典大学当助教。他们发现她比过去胖了一些，这是长期吃药的结果。她的性情也有些改变，表现得比较沉默，而以前她是十分喜欢说话的。但她仍然很美，萨特仍然深深喜爱她。
1976年夏天，萨特和波伏瓦在罗马度假后，接着飞往雅典，在那里呆了一星期，为的是再次见到梅琳娜。白天萨特同波伏瓦在一起，晚上他同梅琳娜一起度过。这一年年底，梅琳娜来巴黎住了一星期，萨特常常去看她。这时萨特见到她的快乐比在雅典时少了一些。，他觉得她有些“空”，但仍然对她充满感情。
梅琳娜工作的雅典大学，通过她向萨特发出作演讲的邀请，萨特同意了，这完全是看在梅琳娜的面子上。1977年2月，萨特在雅典大学作了一个题为“什么是哲学”的演讲。原定为800人参加的学校会堂坐了1500人。萨特讲了大约一个小时，激起一阵阵雷鸣般的掌声，听众反应热烈。他在雅典呆了一个星期。
萨特度完复活节后回到巴黎，这时梅琳娜也来到巴黎，他又开始较多地同她见面。他对波伏瓦说：“同她在一起时，我觉得自己好象才35岁。”波伏瓦相信这一点，相信同年轻女性交往有助于恢复他生命的活力，因此衷心希望他继续与年轻女性交往。这时波伏瓦的心态早已超出了男女性爱的限度，只是一心一意为了萨特能过得好。
这一年在罗马度假时，萨特对梅琳娜的态度有了改变：他不再希望她来罗马看他，也不想如原先打算的那样去雅典看她。他将给她这一年在巴黎的生活费，因为他答应过这事，但他不想再见到她。他对波伏瓦说：“她太追求自己的利益了，没有意思。她对我不再意味着什么。”
度完假萨特回到巴黎，不久梅琳娜也来到巴黎。萨特对她说：“我对你仍然有一些感情，但我现在不爱你了。”梅琳娜哭了起来。不过以后每隔一段时间他还去看她一次。有关资料没有详细说明他俩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萨特为什么会有对方“太追求自己利益”的印象。也许梅琳娜有点像30年前的多洛丽丝，提出了什么萨特无法接受的要求；也许是由于现在他的头脑中往往容易冒出一些奇思怪想（正如波伏瓦在回忆录中所说），因此作出这种评价并没有什么理由。
在萨特生命的最后几年，同他交往的女性中，最值得一提的应该是弗朗索瓦兹•；萨冈。萨冈生于1935年6月21日，与萨特是同月同日生，比他整整小30岁，而且也是一个颇有名气的作家。1978年，萨冈在报刊上发表了《给让－保尔•；萨特的情书》。
大约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萨冈同萨特有过几次交往，并不是他俩单独在一起，而是有波伏瓦和萨冈的丈夫在场，大家一起吃顿饭，大概属于一般性的社会交际活动。萨冈对这些场合的评价是“有些拘束的会餐”。可能对萨特来说，没有留下什么特别的印象。波伏瓦在她的回忆录中谈到他们同萨冈的会面，也很简略。她的印象是，同萨冈总是说不到一块去，好象萨冈故意不让彼此可以理解似的。
萨冈还记得，有几次她和萨特偶然遇见了，两人都装着没看见对方。从萨特这边说，大概是对萨冈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不想搭讪；而从萨冈这边说，是怯于主动接触。还有一次，萨冈和萨特同一个企业家一起吃了顿饭，这个企业家有些迷恋萨冈，表示愿意资助萨特办一个左派杂志，萨冈起着一个居中介绍的作用。但这个企业家是个说大话使小钱的角色，这事无果而终。萨特后来也就一笑了之。
此后大约有20年，萨冈没有见到萨特。她的心中，是一直对萨特充满着崇敬甚至是爱的感情。按照她信中所说，她在15岁时就想写这封信了，而实际上写出来，是在将近30年后。这时她听说萨特双目失明，不能写作，于是就写了这封信，表达自己的感情以及对他的安慰。萨冈的信中说：
如果说作为作家有不少人令我崇拜，那么作为人而让我崇拜的，只有您一个。15岁，这是智慧而认真的年龄，也是既无明确野心而又不肯退让的年龄，我15岁时您作出的一切承诺，现在都兑现了：您写出了同时代人中最有智慧和正气的书，您甚至还写了法国文学中最有灿烂才华的书——《词语》。与此同时，您一直俯首援救弱者和受欺侮的人；您相信过一些人、一些事业、一些普遍原则，有时您跟众人一样会弄错；但是，与众人不同的是，每一次您都能坦率承认自己弄错了。您坚决拒绝荣誉带给您的一切精神光环和物质收入，当您手头十分匮乏时却拒绝了所谓荣耀的诺贝尔奖。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您三次遭到塑性炸弹袭击，被抛到街上，连眉头也没皱一皱。您曾迫使剧院经理接受一些您喜欢的女人担任戏剧角色，虽然这些角色对她们并不一定适合，以此很有气魄地表明，对您来说，爱情可以成为“荣耀的辉煌丧服”。
总之，您爱过，写作过，分担过别人的不幸，给了他们您可能给予的一切，而那都是些十分重要的东西；同时，对于别人奉献给您的那些有份量的东西，你却拒绝接受。您既是一个作家又是一个男子汉，您从不认为一个作家有才华就可以容许他作为一个男子汉的弱点存在；也从不认为一个人有了创作的幸福就可以小视或忽视他周围的人、别的人、所有其他的人。您甚至从不认为，一个人由于有才华，由于好心而办了错事，错误就变成合理的事情。
事实上您从没有拿作家这块易碎的名招牌和作家才华这柄双刃剑来保护自己，您从没有象那喀索斯那样自我陶醉；而自我陶醉、好为人师和甘做当权者奴仆是我们时代作家仅有的三个角色。您没有象许多人那样，怡然自得，无端鼓噪，让这柄双刃剑刺伤；恰恰相反，您说过，这柄剑在您手中并不太沉，非常有用，十分灵便，您很喜爱它并挥舞着它，把它交给那些受迫害的人、您心目中真正的受害者，他们既不会写，也不会自我辩护，又不会自我防卫，有时甚至连抱怨也不会。
第三部 抗争（1970…1980）在女人的怀抱里：爱的复兴（3）
您不要求公正，因为您不想审判别人。您不侈谈荣誉，因为您不想得到荣誉。您甚至根本不提慷慨，因为您不知道自己就是慷慨的化身，您是我们时代唯一公正的人，唯一有资格获得慷慨荣誉的人：毫不停息地工作；把一切给予他人；生活既不奢华也不清苦；无所顾忌但也不要任何娱乐性聚会，而招人非议的写作聚会除外。您享受爱情也奉献爱情；诱惑别人同时准备受人诱惑；您超越了自己的各位朋友，以速度、智慧和光芒超越他们，但您不断回头转向他们，不让他们看出您胜过他们一头。您往往宁可受人利用和捉弄，也不愿意对人冷漠；宁可失望而不愿没有希望。您从来都不愿做他人的榜样，然而您的生活是那样地堪为他人楷模！
听说您现在双眼失明，不能写作，想必有时也会非常痛苦。20年来我到过许多地方，不论是日本、美国还是挪威，不论是外省还是巴黎，所到之处，我遇到的各种年龄的男人和女人，在谈论您时无不流露出跟我现在一样的钦佩、信任和感激之情。获悉这些情况，您或许会感到高兴，或许还不只是高兴吧！
这个世纪充满疯狂，毫无人道，而且腐朽透顶。而您不仅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富有智慧、温柔体贴和廉洁纯净的。祝愿您永远得到人们的感激！
萨特收到这信时已经无法亲自读它，不得不让别人读给他听，听后当然是很感动的。他并不知道有这么一个从15岁起就暗恋自己的女性。于是他托人带话，要求与萨冈见面，而公开发表这封情书，大概是在同一时间。
他们的第一次见面约定在埃德加•；基内大街，他俩去了丁香小园圃餐馆。一路上由于萨特视力不佳，平衡感也很差，萨冈一直牵着他的手以防他摔倒。第一次同萨特单独接触，她心情有些紧张，说话也结结巴巴的。到了餐馆后，萨冈形容餐馆的老板“像受惊的鸟儿一样在他俩面前跑来跑去”，原因是他俩在一起的形象太稀奇古怪了。我的分析可能是他们认出萨特来，对这位名人的光临感到荣幸同时也有一点不安。
萨冈原以为，萨特是出于客气而邀请她吃这顿饭，不曾料想萨特愿意经常同她交往。以后差不多每隔10天他俩就在一起单独吃顿饭。每次都是萨冈先去找萨特，而萨特已经穿好衣服——一件带帽粗呢大衣——在门口等着。现在他俩去巴黎14区的一些较为隐蔽的饭店，以免被别人认出来，干扰他俩单独在一起。
萨冈说，她和萨特在一起吃饭时，从来没有对他的进食方式感到吃惊或难以忍受。萨特用叉子取食物时是有些摸摸索素的，但这并不是一个痴呆者的动作，而只是一个盲人的动作。因此她对有些人以难过或轻蔑的口气谈论萨特这一时期的进食方式感到气愤。而萨冈在同萨特相处时从未感到这些外在的东西，因为她被他那欢快、坚强而雄浑的声音和自由的谈吐所吸引。萨冈后来回忆这一时期的生活说：“我想念他，我喜欢牵着他的手而让他牵着我的思想。我爱做他叫我做的事情而毫不在乎他那盲人的笨拙，我佩服他在失去热爱的文学之后能继续活下去。我喜欢登上他住所的电梯，帮他乘车兜风，为他切肉，尽力使我们在一起的两三个小时过得快活，我喜欢给他沏茶，偷偷带给他苏格兰威士忌，同他一起听音乐。然而，我最喜欢的还是听他讲话。”看来萨特最能打动女性的，还是他的谈话；已经到了暮年的萨特，这种语言的诱惑力依然不减当年。
而萨特也很高兴他们的会面，他们在一起谈天说地，海阔天空，什么都谈，但不涉及他俩都认识的人。萨特说，这种聊天的方式就像两个在火车站偶然相遇的旅客，他觉得这样很好。萨特十分珍视萨冈对他的感情。一天他对她说，他本来想让人再读一遍她的“情书”，以便回味她对他的所有称赞，又怕别人笑话。于是萨冈花了整整3个小时，反复朗读录制了这个“情书”，把自己对他的感情全部放进一盘磁带里。她还在磁带上贴了块胶布作记号，以便萨特摸索着能够找到它。萨特把这盘磁带珍藏起来。后来他对萨冈说，在自己情绪消沉的时候，在夜晚，他会独自一人听听这段录音。萨冈说，也许他是真的听了，也许只是这样说说；不管怎样，她都是高兴的。
萨特晚年仍然保持着他的幽默，当萨冈不停地忙活着，往他的碟子里放吃的东西时，他说：“你给我切的牛排开始变大了，是不是对我没有敬意了？”说着笑了起来。他还对萨冈说：“你是个好心肠的人，不是吗？这很好，聪明的人总是很善良的。我只遇到过一个聪明却很恶毒的人，但那是个鸡奸者，生活在孤独之中。”
萨特还向萨冈坦率承认：“你知道，当我失明并且意识到不能再写作时（我50年来每天写作10个小时，那是我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光），当我明白一切对我来说都已完结的时候，我受到很大打击，我甚至想到过自杀。”好象又怕这话吓着了萨冈，他接着说：“后来我根本没试过。你看，我的一生都是那么幸福；我过去是，一直到失明以前仍然是一个因幸福而生活的男子，我不会突然改变我的角色。我像以往一样继续感到幸福。”在萨特讲述这些时，萨冈觉得自己听到了他没有说出来的声音，隐藏在这些话后面的话，那就是：有些想法是必须埋藏在心中的，以免他的女朋友伤心。
萨特去世后，萨冈写了回忆文章，情深意切；在结尾处她说：“对于他的死，我永远不会平静。因为有的时候，面对着‘该怎么做’、‘该怎么想’的问题，只有这个突然离去的人能够告诉我，我相信的只有他一个人。萨特生于1905年6月21日，我生于1935年6月21日，但我根本不想在这个星球上没有他再活30年。”
也许这不仅仅是萨冈的声音，而是所有爱萨特也为他所爱的女人的声音。
第三部 抗争（1970…1980）在女人的怀抱里：最后的日子（1）
这一时期，萨特不断地同女性形成亲密关系，而他新结识并建立起亲密关系的男性却屈指可数，实际上，大概只有一个人，他就是皮埃尔•；维克多。维克多是化名，他的真名叫贝利•；列维，是一个犹太人，国籍在埃及。维克多曾在巴黎高师攻读哲学。1968年5五月风暴后，维克多建立了一个名为“无产阶级左派”的组织，《人民事业报》就是这个组织创办的。他就是那个找萨特出任挂名主编的人。
6年以后，萨特在同维克多的一次谈话中回忆了他俩首次见面的情景以及他对维克多的印象。
萨特：1970年春，我同你一起吃过一次午饭。
维克多：你当时想，你将要会面的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萨特：我猜想，你可能是像有钱的阿飞那一类希奇古怪的角色。要同你见面的那个上午，我充满了好奇心，因为人们对我说，你是一个神秘的人物。
维克多：你看到我时，觉得我是……
萨特：我见到你，你立即讨得我的喜欢；在我看来，你显得比我以前遇到的大多数政治人物特别是共产党人都要聪明得多、自由得多。我非常看重这一点：你不反对谈谈政治色彩较少的话题。简而言之，你愿意超越谈话的主题，这是我同女性谈话时特别喜欢的地方——谈谈在什么地方发生了什么事情——这在男人之间时很少有的。
维克多：你一点也不把我当成一个组织的头头，也一点不把我当成一个男人。
萨特：你毕竟还是一个男人；但你有些女性特征。我喜欢的正是这一点。
维克多：从什么时候起你对我们之间进行理论上的重大讨论有了兴趣？
萨特：这种兴趣是逐渐产生的。我同你的关系有一个逐渐的变化。我们之间有真正的自由——把一个人的立场置于危险之境的自由。
在他俩见面之初，萨特就不是把他看成通常的那种男性，而是将他看作与女性相似的人。有论者据此推断萨特和维克多之间有一种同性恋关系。我的看法是，这要看对“同性恋”作何种理解。如果理解成在性的方面特别是肉体方面有要求或欲望的同性恋，那么不能说他俩有这种关系。如果是指萨特对维克多在感情方面有一种类似对待女性的态度，那么确实可以说，萨特对这个年轻男性的态度有一种同性恋倾向。
对一般的男性，萨特通常是不会这样认真对待的，即使是进行正二八经的理论探讨。他说，他是非常厌烦男性之间所谓的思想交流，而且根本不记得有什么谈论对于他是有用的。所以他对那些不得不进行的讨论只是敷衍了事，而对维克多则完全是另一回事。萨特和维克多的交往是频繁的。大约每个星期维克多来看他一两次，他也去看维克多一两次，而且他们单独在一起。“无产阶级左派”被取缔后，维克多不再是什么头头，而是单独的一个人。这样他俩的交往更多一些个人的因素。
到了1973年底，萨特的眼睛几乎完全失明，不能看书写字，平时由波伏瓦读书给他听，但这样一来她自己就几乎什么事情都不能做了。为了让她解脱出来，也为了让维克多有一份工作，萨特决定让维克多当他的秘书。原先的秘书还是他的日常事务秘书，维克多只是给他读书和协助他工作。这样一来，维克多同萨特相处的时间就更多了。
1974年9月，萨特给法国总统德斯坦写信，要求给予贝利•；列维（也就是皮埃尔•；维克多）法国国籍。德斯坦一向对萨特十分尊重，这次也亲自于9月30日回信，答应很快解决。不久维克多的国籍问题解决了，萨特给德斯坦写了一封短信表示感谢。有关材料虽然没有说这件事的起因是怎样的，据我的推测，恐怕应该是维克多提出这一要求或至少是向萨特暗示这一问题。就萨特的本性来说，不愿意同官方打任何交道，更不用说去求对方什么了，但为自己喜爱的人，他却愿意做任何事，包括自己平素不喜欢做的事。
维克多现在已经成了萨特的亲密朋友。可以说，自尼赞以来，还没有哪个男性能像维克多这样获得萨特如此的喜爱、信任和推重。一般地说，萨特对于成年男性是厌恶的，包括对于成年的自己──由此曾引发他在1935年开始的那场精神危机。他在与几乎所有的男性同事和朋友交往时，都保持着相当的心理距离，现在对维克多可以说是一个例外。萨特接触他时不但没有这种厌恶感，反而在他身上看到自己所喜欢的女性特征，这也许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缘分吧！
从1975年夏天开始，萨特同维克多合写一本书，书名为《权力与自由》。萨特说：“这是我生命将要终结之时想要完成的伦理学和政治学，这是我搞的最后一部作品。”这部书是在萨特和维克多讨论的基础上，通过录音和整理，最后成书。在萨特看来，采用这种新的形式，不仅是要适应他的眼睛失明、不能动笔写作的新情况，更含有一种意义：产生出一种复数思想来，即不是他们两个中的任何一个人的，而是两人共同创造、同时形成的思想。这种思想上的合作进一步密切了两人之间的关系，特别时精神上的联系。
波伏瓦对于萨特和维克多的关系，并没有什么不好的看法；她对萨特同女性的关系都不在意，当然更不会在意他同一个年轻的男性的亲密友谊了。对于萨特要对方当秘书一事也是支持的，因为这可以减轻她的一些工作负担。后来维克多参加《现代》编辑部的工作，他跟萨特的其他同事和朋友也有了较多接触。
维克多原先是一个小组织的头头，喜欢揽事，有较强烈的领袖欲。具有这种性格和气质的人，时间长了，即使不与萨特发生冲突，也会同其他人产生矛盾。而第一次严重冲突发生在1978年。这一年2月，萨特在维克多的陪同下访问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回来后维克多就此写了一篇文章，他读给萨特听后，征得萨特同意，署上两个人的名，送给《新观察家》杂志发表。 文章发表前，博斯特读到它，觉得写得差极了，立即打电话给波伏瓦。他十分激动地说：“这篇东西写得太糟了，大家都为它感到吃惊，得说服萨特把它收回来！”波伏瓦将这篇文章找来看，发现确实写得很差劲，一点也不像萨特平时写的东西。于是她向萨特转达了博斯特的建议。
萨特同意将文章撤回，他对这种事情一向是不很在乎的，发表不发表都无所谓，因此也没有对维克多讲。过了几天，波伏瓦向维克多谈到这事。维克多的反应是勃然大怒，指责她没有事先跟他打招呼。他认为自己受到极大的冒犯。波伏瓦没有再说什么。
不久《现代》编辑部在波伏瓦房间开会，萨特没有参加。维克多就这篇文章的事情又同编辑部的人大吵了一通。编辑部的几个同事都认为它糟透了，本来就不应该拿去发表。而维克多则怒不可遏，对他们出言不逊，最后达到谩骂的地步，甚至连波伏瓦一起骂上了，说他们都是死尸，并宣称他从此再也不参加编辑部的会议了。
在这以后，维克多不再跟波伏瓦说话，而波伏瓦也避免在萨特的寓所里见到他。萨特后来也知道维克多同波伏瓦以及《现代》同事的矛盾，但他无力改变这种局面。虽然对于出现这种情况十分惋惜，但他不可能为了一方而牺牲同另一方的关系。
以波伏瓦为代表的长期亲密关系是萨特不可能放弃或疏远的，他们是他生命的见证。而维克多同他的密切关系也是他必不可少的，特别在他失去阅读和写作能力之后。在萨特看来，维克多甚至可以说是他生命的延续。他在《70岁自画像》中说：“我希望的一切就是我的工作有人接着搞。例如，我愿意皮埃尔•；维克多去完成这项作为知识分子和战士的工作，他也想完成它。从这个角度看，他是所有我认识的人中唯一使我完全满意的人。”
萨特想做的只是，让这两股矛盾冲突的力量相安无事。然而结果却是，他不仅自己也卷了进去，最后竟因此而加速自己的死亡。这恐怕是任何人都没有想到、也不愿意出现的情况。
萨特仍在同维克多进行他们的合作写书的工作。由于同维克多的关系已经破裂，波伏瓦无法具体了解这一工作进展情况和双方谈话的内容。直到1980年3月，波伏瓦发现萨特情绪有些反常，常常饮酒过量，醉得一塌糊涂。她猜测他在同维克多的工作中碰到麻烦了，因此借酒浇愁。
第三部 抗争（1970…1980）在女人的怀抱里：最后的日子（2）
不久发现的情况使波伏瓦觉得自己的猜测是正确的。萨特同维克多最近的一次谈话即将发表在《新观察家》上，而其内容波伏瓦是在它发表前一个多星期才读到。这个谈话署名为萨特和贝利•；列维。波伏瓦读后震惊异常：她觉得这跟萨特以前说的“复数思想”完全不相干；它根本不是两个人平等交流合作的产物，而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逼供”。在这个对话中，维克多居高临下，口气傲慢不逊。他不直接表达自己的见解，而是一连许多天不停地同萨特争辩；到最后，萨特对争论厌倦了，终于放弃自己的思想，作出让步；这样，他是借萨特之口来说出自己的思想。
《现代》编辑部所有读到这个谈话的同事和朋友都跟波伏瓦一样感到震惊和厌恶。于是波伏瓦向萨特表达了自己看法，并转达了《现代》全体成员的意见，不同意他发表这篇谈话。这个情况几乎是1978年投稿事件的重演，但萨特的态度却完全不一样。他不但没有听取波伏瓦和大家的意见，反而更加坚持要发表这个谈话，而且要尽快发。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萨特一向是不受任何人影响的，特别是不受任何男性的影响。为什么这次出现了例外？波伏瓦后来对此作了分析。
首先，萨特在生活中是着眼于未来，要不然他就活不下去。现在因自己的身体状况受限于目前，他认为自己实际上已经死了。他的老衰、疾病、近乎失明使他无法看到未来。于是，他就求助于一个替身──维克多，一个左派战士和哲学家，一个萨特梦想实现的和竭力去帮助其存在的新知识分子。对他来说，怀疑维克多就意味着放弃自己生命的延续，而这种延续比相信未来一代人对他的赞扬更为重要。这样，尽管有种种保留，他还是让自己相信维克多，他不得不相信维克多。
实际上萨特在内心深处对维克多到底有多大程度的保留看法，我们不得而知。据萨冈回忆，萨特曾在她面前表达了对于男性的厌恶，而且是一些比他年轻的男性。他们曾经年轻，曾是一些男孩，而他们称他为父亲。但萨特不愿意同他们多接触。萨特抱怨说：“唉，他们真让人感到厌倦！广岛是我的错……斯大林是我的错，他们的野心是我的错，他们干的蠢事也是我的错……”那么在他所说的年轻男性中，是否也包括维克多呢？
其次，萨特现在已经不能进行十分健全的思想。他还在思想，但不再具有什么创造性，而且思考得很慢。而维克多口舌如簧，他让萨特不知所对。当萨特需要静下心来仔细想一想时，他并不给萨特这样的机会。最关键的是萨特再不能阅读了。由于不能静下心来独自阅读，就无法深入思考问题。仅仅凭借浮光掠影地听人朗读，是无法对听到的东西作出中肯评价的。这一点其实萨特自己在70岁时的谈话中已经讲到了；他还说，只有在一边听朗读一边同波伏瓦商榷的情况下才能对所读的东西提出批判性的意见。而现在他只能通过耳朵来判断作品，能够让他仍然具有批判能力的波伏瓦又不在现场，这就使他的思考能力大打折扣，而维克多可以乘虚而入了。
波伏瓦的分析是有道理的。她将这一现象称为“对一个老人的拐骗”。在我看来，她所分析的情况得以发生，还应建立在一个更为基本的情况上：萨特对维克多的特殊喜爱。维克多作为唯一的例外，作为女性化的男性，一旦获得萨特的喜爱和信任，他在萨特心目中的地位不会低于波伏瓦。波伏瓦可以说是唯一男性化的女性。这里所谓男性化，是指她在智力和思想上具有堪与萨特匹敌的水平，这在女性中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但与维克多相比，波伏瓦有一个劣势：年龄。所以萨特说，从能够继续他的思想和事业的角度看，维克多是唯一让他满意的人。波伏瓦曾经说，多洛丽丝是唯一让她害怕的女人。她没有想到，这里还藏着一个唯一让她害怕的男人。
萨特决定尽快发表这个谈话后，心情十分不好。因为这是他第一次违背波伏瓦的意见而发表自己的东西。自两人结识以来，萨特和波伏瓦总是“相互签发出版许可证”；没有对方的同意，不发表自己的作品。这次却破了例，在她反对的情况下发表了自己的东西；这对波伏瓦可能没什么，她能够原谅他，而萨特自己恐怕是耿耿于怀，作出这个决定后又有些后悔。
3月10日和17日，《新观察家》先后发表了这个谈话的前两部分。19日晚，临睡前萨特问波伏瓦：“今天上午《现代》的会上，有谁提到这个谈话吗？”波伏瓦说没有。这是实际情况。萨特露出一丝失望的表情：他本来希望有人会表态支持他的做法，这样他心里会舒服一些。
第二天早晨5点，萨特的病开始大发作，喘不过气来，他连摸到隔壁敲波伏瓦房门的力气都没有了。直到9点，波伏瓦去他房间喊他起床，才看到他气喘吁吁、几乎不能说话的样子。她大惊失色，马上打电话请来附近的医生。医生看了一下就立即打电话给急救服务站，过了5分钟急救站的人来了，为萨特放了血，打了一针，治疗持续了近一个小时。然后他被安放在一个带轮子的担架上，推过长长的走廊，一个医生在他的头上方举着氧气袋为他输氧。他们把他带进电梯，送进一辆等候在门口的救护车上。谁都没有想到，萨特这一去，就再也不会回来了。
下午波伏瓦去看萨特，她心里有些紧张和害怕，就叫了普隆一起去。萨特住在特别护理病房，现在他的呼吸已经正常了，只是有些昏昏欲睡。第二天波伏瓦再去医院，医生告诉她，萨特有肺水肿，并发高烧。他不停地说胡话。
以后几天，萨特的烧慢慢退了，不再说胡话，但身体十分虚弱。不过他的精神看来还好。萨特似乎并不以为自己的病有多严重，盼望着能尽快出院。他还想着复活节去贝尔伊莱度假的事情。他说：“是的，我很想去那儿。这样我们就可以忘掉所有这一切！”──“所有这一切”指的是同维克多的这次谈话以及由此产生的反应。这说明萨特对谈话事件仍然耿耿于怀。这个事情的刺激，显然是他发病的一个原因。
不久萨特又住进了特别护理病房，他的病情仍然十分严重。但萨特自己并不觉得。他说：“我不喜欢这个地方。幸好我们很快就要离开了。我很想去一个小岛。”
一天，波伏瓦照常去看望萨特，当中她离开了一会儿，为的是让别的探望者可以进来──医院规定，一次萨特只能见一人──她在候诊室坐下。突然，她听到两位医生在谈萨特的病，用了“尿毒症”这样的字眼。于是她明白萨特是没有希望了。她控制不住自己，猛地一下哭了起来，扑到医生身上：“请你答应我，不要让他知道自己就要死了，不要让他精神不安，不要让他有任何痛苦！”
“夫人，我答应你，”医生沉重地说。当波伏瓦要回萨特病房时，他又喊住她，在走廊里郑重地对她说：“我想让你知道，我答应的事情不只是说说，我会做到的。”
这时萨特已经开始长褥疮，膀胱功能很差，他很少下床，下床时后面拖着一个装满尿的小袋子。他的肾因为没有血液循环，已经不再起作用了。要挽救肾就得动一次手术，但他的身体已经无力承受；即使可以动手术，这种血液循环的缺乏会转移到大脑，使它老衰。于是医生认为只有一种可能：让他安宁地死去。
以后这些天萨特没有遭受很大的痛苦，除了每天早上敷裹褥疮时让他感到有些不舒服外。他睡的时间很长，但对波伏瓦说话时，神智还是清楚的。一天普隆来看他，他请普隆为自己倒一杯水，还高兴地说：“下次我们一起喝一杯，在我的住处喝威士忌！”看来他对自己的痊愈仍然抱着某种希望。
但最后那两天，他似乎知道自己的大限已到。波伏瓦去看他时，他闭着眼，握着她的手腕说：“我非常爱你，我亲爱的海狸！”4月14日，波伏瓦去时他还睡着，醒来时他说了些不连贯的话语，没有睁开眼，而做了一个把嘴唇给波伏瓦的动作，波伏瓦吻了他的嘴和脸。萨特又睡过去了。这些言语和举动对萨特来说都是异乎寻常的，是他以前很少有过的。他在用这种方式向波伏瓦告别。
第二天上午，波伏瓦像往常那样打电话问萨特的情况，护士的回答有些犹疑，波伏瓦立即赶去医院。萨特好象是睡着了，但直出粗气，显然是处于昏迷之中。护士说他头一天晚上就一直是这样。波伏瓦在他身边守到下午6点，阿莱特来接替她。她嘱咐阿莱特有事打电话。 晚上9点，电话铃响了。阿莱特说：“完了！”波伏瓦急忙赶去，萨特已经停止了呼吸。
第四部 继续（1980…2005）永别的仪式（1）
萨特就这样去世了。他永远停止了呼吸，也永远停止了思考。虽然从外表看，他好象只是睡着了，跟以前没有什么两样。西尔薇代波伏瓦通知了萨特最亲密的几个朋友，《现代》编辑部的同事：郎兹曼、博斯特、普隆和豪斯特。他们立即赶了来。医生允许他们在萨特的房间呆到第二天早晨5点。波伏瓦让西尔薇拿些威士忌来，他们一边喝着，一边谈着萨特最后的日子、他早年的生活、他们该做些什么。
早在1971年底萨特就谈到他的丧葬问题。他希望仪式从简，他要求火化。更重要的是，他不愿意葬在拉雪兹神父公墓里他母亲和继父中间，而希望另葬一地。最后，他希望有许多人特别是青年为他送葬。他们应该按萨特的遗愿来安排他的丧葬，决定先暂时把他葬在蒙巴拉斯公墓，葬礼完毕后再把他送到拉雷兹神父公墓火化，然后把他的骨灰带回蒙巴拉斯公墓安放在一个永久性的墓中。
正当他们商讨这些事情时，记者们已经获得消息，拥到这栋楼房的周围。博斯特和郎兹曼出去要求他们离开，他们藏了起来，但没有设法再溜进来。最后波伏瓦要求留下同萨特单独呆一会儿。她想挨着他躺在被单下面，但一个护士阻止了她：“不行。注意……坏疽！”原来萨特背上的褥疮，实际上是因为缺乏血液循环而生的坏疽。波伏瓦在被单上躺了一会儿。恍惚之间，她觉得萨特并没有真正死去，他只是睡着了。5点到了，护士们走了进来，她们又铺了一条被单和一块罩布在萨特身上，把他带走了。
以后几天，波伏瓦先是在郎兹曼家，然后在西尔薇那里度过，一来是分散因萨特去世而感受的孤单和痛苦，二来是躲避电话和记者的骚扰。波伏瓦的妹妹波佩蒂也专程由阿尔萨斯赶来陪伴姐姐。波伏瓦翻阅着报纸，那上面有对萨特逝世的报道。此外还有大量的电报。
郎兹曼、博斯特和西尔薇操办了萨特的丧葬事宜。葬礼原定于4月18日，后来推迟到19日，以便有更多的人参加。德斯坦总统表示，他知道萨特不希望为自己举行国葬，但他可以提供萨特的安葬费用。波伏瓦他们拒绝了这个好意，而德斯坦坚持要向萨特的遗体告别。
4月18日，波伏瓦来到医院的前厅，想在萨特安葬前最后看一看他。萨特被放进棺材，穿的是他去歌剧院时常穿的那套衣服，这是波伏瓦房间唯一的一套萨特的衣服，西尔薇不愿到萨特房间去找别的衣服，就拿了这一套。萨特面部表情安详，就像在熟睡一般。
出殡的那天，一大早，波伏瓦和一些朋友又来到这里。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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