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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殡的那天，一大早，波伏瓦和一些朋友又来到这里。人们已经给萨特作了殡葬准备。他的脸没有遮盖。在波伏瓦的要求下，一位带相机的朋友给萨特拍了几张照片。又过了很长时间，工作人员翻过床单盖住了萨特的脸，关上灵柩，把它带走了。
波伏瓦、她的妹妹波佩蒂和阿莱特上了灵柩车。前面有一辆小汽车满载着各式各样的花束和花圈，还有一辆巴士载着那些老年的和不能走远路的朋友。灵柩车后面是巨大的人流，大约有5万多人，多数是青年，他们是自发地为萨特送葬的。这正是萨特所希望的浩大场面！
路上波伏瓦听到敲击车窗玻璃的声音，这是一些偷拍照者把镜头对着窗户想拍照。《现代》编辑部的同事和许多不认识的朋友立即手挽着手，在灵柩车后形成一道屏障，来保护波伏瓦她们。在送葬过程中，人们群情激昂，但是秩序井然。郎兹曼感叹地说：“这是1968年5月运动以来最后一次游行了！”
波伏瓦默默对自己说：“这确实是萨特所希望的葬礼，但他不可能知道它了！”年轻时萨特写过一个幽默讽刺剧，剧名就是“我有一个好葬礼”，说的是一个人死了后，在街角处看到给自己送葬的队伍。也许在冥冥之中，萨特也看到了自己壮观的葬礼？
蒙巴拉斯公墓到了。当波伏瓦走出灵柩车时，灵柩已经安放在墓底。波伏瓦有些站立不住，要了一把椅子坐在这个打开的墓旁。这时她的心中一片空白，只是模模糊糊看到人们登上围墙，登上坟墓，密密麻麻，一望无边。
当波伏瓦站起来要回到车上去时，人群是这样拥挤，虽然只有10米远，她几乎无法走过去。她感到十分虚弱，恐怕自己支持不住，心中不断地告诫自己：“不要倒下去，不要倒下去！”安葬了萨特后，波伏瓦和几个朋友又来到郎兹曼家，他们不想马上分开，就找了个餐馆要了单间吃晚饭。往后的事情波伏瓦记不起来了。她喝得大醉，最后几乎是被人抬下楼梯，送回她家中的。
以后3天，波伏瓦住在西尔薇家。当23日上午送萨特的遗体去拉雪兹神父公墓火化时，波伏瓦已经是心力交瘁，无法前往。波伏瓦昏睡着，从床上掉了下来，在地毯上仍然保持着一种坐的姿势。郎兹曼和西尔薇从火葬场回来时，看到波伏瓦已经是神智不清，口说胡话。他们立即把她送进医院，医生诊断为肺炎。她病了很长时间。
在某种意义上说，萨特的去世使波伏瓦的生命也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她的身体十分衰弱，在很长一段时间，她都是处于痛不欲生的精神状况之中。但波伏瓦终于慢慢地恢复过来了，她还有许多事情要做，而这首先是关于萨特的。
波伏瓦开始整理1974年8…9月萨特同她在罗马和巴黎的谈话。这是萨特的口述自传。他在《70岁自画像》中介绍说：“我和波伏瓦开始写这本书，这是《词语》的续集。”他俩围绕着萨特一生的各个方面，按照不同的主题分为若干次进行这个谈话。现在波伏瓦根据录音材料对这个谈话作了一些修订，使它有一个适于阅读的形式，同时又尽可能地保留它的自然色彩。
与此同时，波伏瓦开始写萨特最后10年生活的回忆录，其素材是她的日记和可能搜集到的其它许多材料。本来在1972年完成《归根到底》后，她已经决定不再写回忆录了，这书名本身就有了结的意思；但萨特的逝世使她改变了主意：她对萨特那一缕深切的的怀念之情终不能自已，于是饱蘸着不尽的情思写下这最后一部传世之作。
以前的回忆录都是自传性质的，虽然每一部都含有反映萨特生活的内容，还是以叙述波伏瓦自己的生活经历为主。而这一部回忆录，正如她在书的开头所说，全都是关于萨特的，她在书中尽可能地少谈自己。波伏瓦说，这是她的第一本、无疑也是最后一本在付印前没有让萨特读到的书；它是整个地献给萨特的，但他再也不能看到它了。在这个题名为“向萨特告别”的回忆录中，波伏瓦逐年逐月记述了萨特最后10年的生活情况：他经历的各种重大事件，他的日常生活起居，他的写作，他的度假，他同女人的交往，特别是他的病情以及他对病魔和命运的抗争。
第四部 继续（1980…2005）永别的仪式（2）
这个回忆录保持了波伏瓦的一贯风格，记载事件准确明晰，详略得当；勾勒人物简洁有致，生动传神；描绘景色明丽如画，使人如临其境。而她对萨特的深厚感情流动贯穿于全部文字之中，悱恻缠绵，体贴入微，感人的力量更甚于以前的作品。波伏瓦对萨特熟悉和了解的程度再无第二人可比，她对各种事件的记述尽可能做到真实客观，哪怕是对于她不喜欢的人，如彼埃尔•；维克多和萨特的养女阿莱特•；艾卡姆，她也如实记下他们同萨特的密切交往和萨特对他们的重视，这样，她的这个回忆录作为史料具有无可争议的权威性。
波伏瓦把这个回忆录和这个长篇谈话放在一起，作为一本书出版。起一个什么书名呢？思前想后，10年前的一个场景浮现在波伏瓦的脑海里：1971年暑期，按照惯例，萨特要先同阿莱特在一起呆3星期，然后同万达呆2星期，与此同时，波伏瓦同西尔薇一起旅行。然后他俩在罗马会合。然而这时萨特的身体状况很不好，波伏瓦很是为他担心。他们分别时波伏瓦十分伤感，而萨特给了她一个无法形容的微笑，并说：“那么，这是永别的仪式了！”波伏瓦摸了摸他的肩膀没有回答。从此，这个微笑和这句话作为定格永远留存在她的脑海中。时过10年，波伏瓦决定它来做书名，就叫《永别的仪式》。
在这个回忆录中，波伏瓦表达了作为萨特最亲密的人那无法言说的两难处境。萨特曾要求波伏瓦，不论他得的是癌还是其它不治之症，都要告诉他。然而波伏瓦未能这样做，而是向他隐瞒了病情的严重性。她这样做是对的吗？一直到萨特死后好久她都在质问自己。不告诉他真相吧，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违背了他的意愿；告诉他真相吧，又怕在他最后的日子给他的精神蒙上一层阴影。一方面，她觉得自己做得对；另一方面，她又感到内咎，有一种为自己的抉择辩解的欲望。实际上，她是把这样的事情看得很重，也许是过于重了；想过来想过去，似乎怎么着都不能令人满意。
萨特在疾病的打击下发生的变化让波伏瓦既感动又难过。他能够一改常态随遇而安，这使她感动；而他那一向叱咤风云的劲头消失了，又让她难过不已。同样的，她当然不愿意萨特早死，但她从医生那里获悉，萨特如果晚死两年，大脑会受到严重损伤，萨特也就不再是萨特，她又感到萨特是死得其时。这种处于两难的心态在回忆录中随处可见。
《永别的仪式》1981年由伽利玛出版社出版。评论界普遍认为，这是萨特逝世后出版的关于萨特的最有价值的一部书。
《永别的仪式》发表后，波伏瓦又在准备出版萨特的另一本书。这是萨特的书信集。时间是从20年代起，几十年间，萨特给波伏瓦（海狸）和其他女性的信，厚厚的两卷本，书名就叫《致海狸和其他人》。
萨特的信写得很漂亮，他称得上是书信体大师，特别是在年轻的时候，常常写篇幅很长的信。在他服兵役期间和波伏瓦单独旅行时，他都给她写很长很长的信，有的长达十几页。有时他连续两星期每天都给她写。萨特应征入伍期间也给波伏瓦写了大量的信。
波伏瓦对萨特的信件珍视得如同自己的生命。巴黎沦陷时她逃难在外，除了极少数必要物品，什么都没有带，但带上了萨特的全部信件。就是这样，在逃难期间，她仍然丢失200多封信。
萨特另一些大量丢失的信件是给卡米耶的。这是他在大学期间同她恋爱时写的，也是篇幅很长的信。那时他很年轻，充满理想，热情洋溢，他把这些都放进了信中；这些信具有极高的传记史料价值。本来这些信卡米耶一直保存着，但到她临死前不久，不知是出于什么想法，把它们付之一炬。卡米耶病死后，波伏瓦在清理她的遗物时，发现萨特给她的信件只剩下屈指可数的几封，绝大多数信件没了踪影。这是非常可惜的。
但是，波伏瓦手中仍然持有萨特给她的大量信件，它们是反映萨特思想和生活的重要资料。萨特生前曾数次谈到他的书信。70岁时，他对孔达说：“我写信的时候从未想到发表，我从不讲究文体，写信的时候怎么想就怎么写。我写给海狸的信如果还找得到，倒是可以发表的。我不反对人家有一天发表我的书信──我的信都是写给女性的，不过我确实不在乎人们发表或者不发表这些信。”
1974年在同波伏瓦的长篇谈话中萨特说：“这些信是对眼前生活的速写。私下地说，我认为这些信是适于发表的。在我心中有一个隐隐约约的想法，这些信件在我死后可能发表。我的信就是我生活的证据。”
波伏瓦的回答是：“以后它们一定会发表的，因为它们是那样有趣和充满生气。”恐怕这时波伏瓦就已经下定决心，如果萨特先她而去，她一定要把他的书信搜集整理发表，作为她最后一个重要工作。
从萨特对自己书信的说法可以看出，他在写这些书信，从来没有想到过要发表，它们仅仅对那些接收书信的人才有意义。正因为如此，它们同萨特那些为公众写作、发表给公众看的作品相比，具有不可取代的价值。这个价值就是使萨特更加透明。这个书信集的书信全都是写给女人的，涉及到萨特的隐私。但他没有像许多社会名流那样，在功成名就之时，竭力掩盖自己的隐私，想方设法把自己包装起来，给公众一副崇高、伟大、道貌岸然的假像。
萨特不这样，他愿意尽可能地给公众一个透明的形象。因此他觉得自己的书信有发表的价值。萨特在同孔达的谈话中特别谈到“透明”问题。他认为任何时候都应该用透明性来代替秘密。人们相互间把身体交给对方，通过目光，通过接触──这是在广义上说的，而不仅仅是指性关系；但人们却相互掩盖着自己的思想。这是不应该的，不应该有这种秘密状态或秘密性。由于来源于一种不信任、无知和恐惧的矜持心理，人们不愿意向对方敞开自己的心扉。而萨特想做到尽可能透明。他认为自己身上那些阴暗的地方对自己和对他人都是阴暗的，因此只有在对他人做到襟怀坦白时才能为自己照亮这个阴暗的区域。
波伏瓦编辑出版这个书信集，发表这些信件，不仅是让萨特处于透明之中，而且也是让她自己处于透明之中。因为其中有很大一部分书信是写给她的，关涉到他俩的私生活。其实波伏瓦已经是够透明的了。在她的4卷本回忆录中，她几乎毫无掩饰地谈到她同几个情人的恋情，她在同萨特接触之初无法控制的性欲，等等。当然，她也有许多掩饰，主要还不是关于自己，而是关于萨特的。萨特同许多“偶然情人”的关系她没有一个不是十分清楚的，萨特在给她的信中都作了详细“汇报”，但这在她的回忆录中没有表现出来。因为这涉及到其他人，波伏瓦不能不考虑为对方保守秘密。现在《致海狸和其他人》的发表，使我们对萨特同其他女性的关系有了更为明晰的了解，对萨特的个性也有了更加深刻的印象。在示人以透明性面前，这一对情侣的勇敢程度是无人可比的。
波伏瓦出版这个书信集或许还有个用意：他俩作为一对被公众长期包围的人物，在私生活方面已经遭到数不清的歪曲和污蔑，她的几大本回忆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拂去这种种泼在他们身上的脏水，还事情一个本来面貌。而这个书信集的出版，对于澄清事情的真相、让一个本真的萨特呈现在人们面前，更能起到特别重要的作用。
并非所有的人都欢迎或者愿意承受这种透明性。萨特和波伏瓦的老朋友奥尔加就对《致海狸和其他人》的出版很不满意，她不希望把这些信件公之于中。特别是30年代的许多信件，都与她和她的妹妹万达有关的──那时萨特正狂热地爱恋着她，然后是万达。为此，她对波伏瓦很有意见，她们之间第一次闹翻了。这也是莫可如何的事情。奥尔加在1985年初因病去世。
第四部 继续（1980…2005）永别的仪式（3）
萨特逝世几年来，由于波伏瓦一直忙于萨特遗著的出版，基本上没有写自己的东西，一些读者和公众对此表示不满意和不理解。而波伏瓦的答复是：“你们问我为什么忙于萨特的著作而放弃写作，对此，我想说的是，这大概是对于艺术作品的不同偏爱吧。如果把艺术作品比作一个个相邻的小花园，你们问话的意思实际上是，我为什么在这个花园而不是在那个花园耕耘栽种。”
其实早在1972年《归根到底》出版后她就已经决定封笔，不再接着写什么大东西了。那时她已经65岁了。到了这个年龄，一般来说，作为作家已经度过了他人生的最高峰，很难再超越自己创造出新的辉煌。波伏瓦在这时“金盆洗手”，可以说是有自知之明。萨特逝世后，她又写了《向萨特告别》，这是特例。正如她在这书前言所说，这是她的第一本同时也是最后一本在付印前没有让萨特读到的书，也就是说，她不打算再写任何新的东西了。
波伏瓦也不是完全不再从事写作活动，但那是有限度的，多半是对以前作品的延伸或补充。1983年，她参加了由女导演约瑟•；戴扬拍摄的4集电视连续剧《第二性》的工作。这是由法国文化部、总理府负责妇女权利部、法国电视电影摄制公司和法国电视一台合拍的。电视剧的内容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关于波伏瓦，关于她的书《第二性》，同她的谈话，有关她的一些活动等等；另一个是记者们在世界各地对于妇女境况的调查。这两个方面又是相互联系和结合在一起的。这4集电视剧在1984年与观众见面，激起强烈反响。1985年，波伏瓦致力于把自己的小说《女客》改编成电影的工作，这也许是她要干的最后一件事情了。
除了写作活动，波伏瓦仍然参加那些她觉得应该介入其中的社会活动。首先是《现代》编辑部的工作，虽然她年事已高，编辑部每星期的碰头会仍然在她的寓所进行。萨特去世后，波伏瓦就成了《现代》杂志唯一的主心骨和旗帜。
除此之外，她还参加了其它许多社会活动。1983年，丹麦政府因波伏瓦的文学活动而授予她索宁奖；索宁奖被人称为小诺贝尔奖，奖金2。3万美元。波伏瓦用这笔奖金作了她最后一次美国旅行，去见了老朋友斯特芬，然后来到美国女权主义者凯特•；米里特的农庄，同她作了交谈。
1984年，波伏瓦同其他人联名写信给密特朗总统，要求他关注那些父母离异的儿童的命运，他们的母亲是法国人，而父亲是阿尔及利亚人，在父母关系破裂后他们在国籍的归属上被划归到父亲这一边。密特朗总统在爱丽舍宫接见了波伏瓦。当他提出要授予她荣誉勋位勋章时，波伏瓦拒绝了，其态度正像萨特当年一样。
1985年，受总理府负责妇女权利部部长伊韦特•；卢迪委托，波伏瓦为妇女和文化委员会作报告。这个委员会不久就被称为西蒙娜•；德•；波伏瓦委员会。每到星期六，部长卢迪就要邀请波伏瓦和其他一些妇女界名流同她一起讨论妇女事务。
虽然萨特已经不在了，波伏瓦仍然像萨特在世那样为人行事，以作家的身分介入社会和政治事务，勉力去做那些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情。40年前，人们就称呼她为“女萨特”，她的确无愧于这个称号。
早在1963年，在回忆录《势所必然》的结尾处，波伏瓦就写道：“从今往后，将要发生的重大变故只会是灾难性的：要么我看着萨特先我而去，要么我死在萨特的前头。一个人由于你的离去而痛不欲生，你又无法抚慰他，这是件多么可怕的事啊！而他先弃你而去，再也无法同你说话，这是同样的可怕。除非我碰上几乎绝对不可能的好运气，上述两种命运中总有一种会落到我的头上。有时，我真想尽快结束这一切，以减少等待的痛苦！”这一年波伏瓦才55岁，她已经想到了死亡。她所害怕的不是死亡本身，而是由此造成的她与萨特的永远分离。从那以来，波伏瓦又等待了17年。特别是在最后10年，由于萨特的身体状况一直不好，随时可能发生危机，波伏瓦一直为他提心吊胆，害怕他先自己而去。结果最后这还是成为现实。
波伏瓦经历着这种永远分离的痛苦，其感受甚于自身的死亡。但是，她仍然要活下去。这正如萨特一样，虽然失去阅读和写作能力对于他来说已经丧失了生存的理由，他仍然不得不活下去。为了什么？──不为什么！这并不是贪恋生命，它既是对命运的顺从，也是对命运的抗争。其实人的整个一生不都是这样的吗？她还活着，还在干一些事情，还在发挥自己的作用，就像当年她和萨特在一起时那样。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她也在等待死亡，希望同萨特在另一个世界见面，虽然她根本不相信来世；或者不如说，她希望尽早摆脱因萨特离她而去造成的痛苦。
1986年1月，波伏瓦度过了她78岁生日。也许是一种感应，也许是身体状况的巧合，在接近萨特6年前患病的时日，波伏瓦的身体也变得更加坏了起来，而且患的病也跟萨特一样──因肺部炎症而导致的肺水肿。最后终于不治，波伏瓦于4月14日逝世。
萨特是死于4月15日。两者相差一天。我们无法了解临终时波伏瓦的内心感受，但我总以为，她一定是迫切地希望同自己的爱人相会；而这提前的一天，也许正反映了波伏瓦那迫不急待的心情。这是怎样的一对情侣啊！
在《势所必然》的结尾处，波伏瓦总结说：“我一生中最成功的事情，是同萨特保持了这种关系。30多年来，我们只有一个晚上是在不和中分手的。朝夕相处了这么多年，我们从对方的言谈之中得到的乐趣丝毫未减。”
萨特去世后，这一切都成了过去。波伏瓦在《向萨特告别》的前言中动情地对“萨特”说：“年轻时，我们有过激烈的辩论，辩赢了的人总是说：‘你在自己的小盒子里！’你在自己的小盒子里；你再不会走出来了，而我也不会在那里与你重逢。即使我将来挨着你葬在那里，你的骨灰和我的骨灰之间也不能够交流了。”
现在波伏瓦终于也躺在“自己的小盒子”里了，她和萨特合葬在一起──这个位置当然是她的，虽然她和萨特什么名分也没有，虽然萨特有过许多女人，但对于萨特来说她仍然是唯一的。
第四部 继续（1980…2005）萨特的永恒价值（1）
1998年第二期《书屋》杂志有柳鸣九先生的一篇文章《萨特的永恒价值何在》（下称柳文）。我正好也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看了柳文后，觉得可以商榷的地方还不少，愿意结合该文，谈谈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作为本书的一个结束。
柳先生是外国文学研究专家，对萨特的评价主要从文学角度出发，这是可以理解的。他认为，“从萨特所留下的精神遗产来说，他对我们的价值今天看来还在于，他主要是作为一个文学家，而不是哲学家，更不是政治家。”
在将萨特的文学与哲学作这种比较时，柳先生的论据是：“与他在20世纪文学史上所占有的第一流大师的地位相比，他哲学上的成就不免黯然失色，在当代不止一部重要哲学史论著中，他都未能获得专章入论，至于在中国，他的哲学论著至今仍只有很少专业工作者去研读。”
柳先生的这一论据是缺乏说服力的。我不知道柳先生看到的是哪些“重要哲学史论著”。某些哲学史论著不为萨特设立专章，这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如果一定要说它表明了什么，我只能说，表明这些书的作者缺乏应有的眼光。在我看来，任何一部够分量的论述20世纪西方哲学史的著作，都不可能无视《存在与虚无》和《辩证理性批判》的存在，都不可能否认它们是第一流的哲学著作。一个人只要拥有这两部著作之中的任何一部，他就当得起20世纪哲学史上第一流大师的称号，何况萨特一人就有了两部。
至于说萨特的哲学论著在中国“至今仍只有很少专业工作者去研读”，这难道就能说明萨特不是第一流大师吗？换言之，第一流哲学大师必须在中国拥有广大的非专业工作者即社会公众为读者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像胡塞尔、维特根斯坦这样的人，除了专门搞哲学的，中国人中有谁听说过他们？但谁能否认他们是20世纪哲学史上第一流的大师？
我发现，柳先生在论及萨特哲学时，有不少常识性的错误，试辨析如下：
柳文说，雷蒙•；阿隆是“先入存在主义现象学之门”，萨特当时“还未入存在主义哲学之道”，1933年，在同阿隆谈话后，萨特“赴柏林专攻存在主义”。这里柳先生显然是将存在主义与现象学混为一谈了。事实是，阿隆去柏林攻读的是胡塞尔的现象学，并不是什么存在主义现象学，当时压根就没有什么存在主义。1933年萨特去柏林，也是攻读胡塞尔的现象学，而不是“专攻存在主义”。实际上，存在主义是“二战”后人们加给萨特哲学的一个称号。刚开始萨特曾拒绝这一称号，后来这种叫法在社会上流行开来，萨特也就接受了。他作的那个著名演讲就叫“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萨特怎么可能在他自己的哲学还没有形成的时候，跑到柏林去专攻自己的哲学呢？这样说岂不是一个大笑话！
柳文认为，萨特哲学的“主旋律”，也是他“最成功之处”，“就是选中了‘存在’、‘自我’这一个人人都要面对、都要自觉或不自觉加以思索的‘事物’，的的确确‘从中弄了出哲学来’。”首先指出这句话中一个小毛病：存在、自我，不是一个事物，而是两个事物。其次，萨特哲学的根本概念是存在和自我吗？不是的。在《存在与虚无》中，萨特并不笼统地谈什么存在，他的整个哲学就是为了解决意识与存在的二元论无法解决的难题，为此他提出自在的存在和自为的存在作为其哲学的基本概念。
也许柳文这样说的根据是“存在主义”这个名称本身：既然是存在主义，显然是把存在放在第一位，强调存在的重要性。殊不知这是一种望文生义的误解，这种误解来源于翻译。我国学术界把萨特哲学说成是存在主义，这其实是一种误译；更确切的译法应该是生存主义。存在主义的“存在”是existence 而不是 etre ，存在主义的法文是 existentialisme ，它强调的不是那个无所不包的存在（etre），而是人的生存状态（existence）。由于这两个词都可以译成“存在”，在没有阅读原文而又粗疏地对待译文的情况下，很容易把两者混为一谈。实际上，那个存在主义的第一原理“存在先于本质”，更准确的译法应该是“（人的）生存先于（人的）本质。”
总之，萨特强调的或者作为“主旋律”的并非什么笼统的存在，而是人的生存，或者是自由。在他看来，人的生存和自由是一回事。对于自由的论述是萨特哲学的核心。在《存在与虚无》中，他通过自在与自为的关系，给予自由以本体的地位，他的哲学也可称为自由本体论。
柳文说“自我”也是萨特哲学的主旋律，不知有何根据？实际上在萨特哲学中这个概念相对来说不很重要，与以上所说的概念无法相比。在《存在与虚无》中论及自我的只有两三小节。
柳文认为，由于文学家萨特身上具有的哲人化倾向，使得他“与那些第一流的艺术大师比肩而立，虽然他在艺术形式上并无什么特别惊人的开创。”哲学与文学的结合确实让萨特在文学创作中获益非浅，使得他的文学作品可以达到相当的思想深度，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他也常常为文学和哲学的相互串流而苦恼，这时他的文学创作会受到他不希望有的干扰，他必须首先将全部哲学思考放进一部著作之中，才可能静下心来进行文学写作，《辩证理性批判》就是这样一种状态的产物。也就是说，哲学和文学在萨特那里并非总是相得益彰的，有时两者的分离反而更有利于他的文学创作。
按照柳文所说，萨特在文学上能够达到第一流的水平，似乎主要是由于这种哲学化倾向，而“他在艺术形式上并无什么特别惊人的开创”。可以这样下断言吗？例如他的小说《恶心》，难道不具有一种完全属于萨特艺术个性的东西吗？这样的作品是无法模仿的，它具有一种萨特独有的艺术风格，我们可以很轻易地将它从其他作家哪怕是很相似的作品中区别开来。又如萨特的戏剧，他用“境况剧”来说明其特点，这一名称也获得戏剧界的公认，相对于以前的性格剧来说，难道不是在艺术形式上的一种“惊人的开创”吗？再如萨特的传记《圣热内》和《词语》，也都具有“惊人的开创性”。从形式上讲，《圣热内》本是为热内作品写的一个序，最后写了578页，成了一本书。这恐怕是人类自有书籍以来最长的一个序言。而且它变成了一个关于热内的传记作品。它对传主热内的影响就是，使他整整6年几乎什么事情也不能做。一部传记作品会对传主（他本人也是一个作家）在精神上产生这么巨大的影响，这在传记史上也可以说是仅见的。《词语》是萨特的自传，或者是他关于童年的回忆录，但我们从中看不到丝毫传统的自传或回忆录的痕迹，它采用一种立体、交叉、复调的写法，将形象、体验、分析、心理、历史、理念……看似随意，其实是精心安排、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使一个人的偶然的人生经历变成一种超时空的世界真理。这样的自传虽然不一定是后无来者，但我想，应该当得起“前无古人”这四个字。
总而言之，萨特在写作文学作品时是特别讲求形式的。他写哲学论著时差不多不打草稿，有时候几乎是一气呵成。而写文学作品他要连打七、八遍草稿。例如他在一张纸上写下三行字，然后第四行是写在另一张纸上，为的是留下大量空白处好作反复修改。这种反复修改的过程就是在艺术形式上不断推敲的过程。另一方面，萨特在文学写作中往往不受既定艺术形式的束缚，敢于不断创新，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殚精竭虑，“语不惊人誓不休”。他有不少文学作品都是未完成的，也没有发表。那是他认为写得还不够好，没有超越过去的自己，不能令他满意，宁可弃而不用。这两个方面结合在一起，应该说，萨特文学作品“在艺术形式上”是不断有所“开创”的，有的还“特别惊人”。
第四部 继续（1980…2005）萨特的永恒价值（2）
关于文学家萨特的政治化倾向，柳文有一个基本估计：“60年代以后的萨特应该说是斗士兼作家，以他的政治社会活动在他生活中所占的比重之大，以及他尚存的一部分写作生活实际上也大都围绕他的社会政治活动而言，他在某种意义上要算是一定程度的专业社会政治活动家了。”这里“斗士兼作家”是修正柳先生自己以前所说，那时他称萨特为“作家兼斗士”；柳文的意思是，“二战”以后，60年代以前，萨特的身份是以作家为主，兼搞政治；60年代以来，则成为“专业社会政治活动家”，而文学创作不是主要的了。
柳文这一概括说得过于笼统，而且在时间的划分上是不准确的。为什么以60年代为限？这样划分有什么根据？实际上，“二战”以后，萨特提出“介入”的思想，认为作家必须通过他的作品，对当代各种重大社会、政治事件明确表态，从而保卫具体的日常生活中的自由。他说，我们必须为我们的时代而写作。自那以来这一根本立场和态度就没有改变过，一直坚持到他去世。如果一定要用作家、斗士这样的字眼来形容萨特，那么，我可以说的是，他始终是一个“作家兼斗士”，即使在他从事政治活动比较多的时候。关于此点，萨特和波伏瓦在1974年8…9月间的长篇谈话中曾有论及：
波伏瓦：在你看来，文学总是保有同样的价值，还是在你积极参加政治活动时它就变得有点失去价值了？
萨特：不，政治不会使它丧失价值。
波伏瓦：你怎样看待这两者的关系呢？
萨特：我的观点是，政治活动应该努力建立这样一个世界，其中文学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与苏联的想法正好相反。但我从没有政治化地看待文学问题。我总是把它看成自由的一种形式。
波伏瓦：有没有过这样的时期，与政治问题相比，文学如果不说是无意义的，那么至少也是只有次要的意义？
萨特：没有，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我不是说文学应该放在首位，我只是说我注定要去搞文学。政治也搞，像一般人那样，但特别要去搞文学。
我觉得萨特已经讲得十分清楚了。他也是这样做的。60年代以来，萨特仍然主要从事文学创作，他的重要文学作品《词语》、《家庭的白痴》前三卷完成于这一时期。《家庭的白痴》第四卷的写作因萨特双眼几乎完全失明、无法继续进行文学写作才被迫放弃，时间大约是在1973年8月。所以我认为，在萨特那里，根本就没有什么“作家兼斗士”和“斗士兼作家”之分。
柳文在谈萨特的政治化倾向时说：“正是他长达三十年的社会政治活动的色彩与性质，使他获得了法国共产党与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同路人这样的名声。”这一概括也是不准确的。“二战”以来30多年，萨特的政治立场和态度随着国际、国内形势以及他本人对问题的认识而不断变化，不同时期也有不同重点，并非一个“法国共产党与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同路人”所能涵盖的。大致说来，在40年代末、50年代初，他的政治态度是，在美苏两大政治军事集团的对立中，不站在任何一方，反对冷战，反对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论，希望两者和平共处。大约从1952年开始，到1956年匈牙利事件发生为止，他有保留地支持法国共产党和苏联，成为共产党的同路人。从阿尔及利亚战争开始，到1962年阿尔及利亚获得独立，他的主要政治关注点是阿尔及利亚人民反抗法国殖民者的民族解放运动，他坚决站在阿尔及利亚人民这一边，为他们的解放事业而贡献自己的力量。在这之后，大约从1965年开始，萨特积极参加反对美国侵略越南的斗争，特别是主持罗素审判国际战争罪犯法庭。在1968年5月风暴中，萨特坚决支持学生反对政府和旧教育体制的运动。在这之后，他同年轻的左派分子建立联系，同他们一起做了大量工作，直到去世。此外，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关系也一直是他深为关注的问题。他希望两者能够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存在的问题，并尽自己的努力来促成双方的和谈。
柳文对萨特作的“盖棺论定”是，萨特的政治化倾向“没有在他文学价值的天平上加上什么有份量的砝码”；“他在具体的政治社会事件与极左思潮中，投入得太无所顾忌了，丝毫没有给自己留下一个作家最好应该保持的适当距离”；“他所倚赖的政派与阵营，他所全力介入的政治社会事件与社会思潮，在历史发展中成为过眼烟云”，“暴露出严重历史局限性而黯然失色”，“他所站立于其上的那块基石悲剧性的坍塌下去了”，“他在那里所投入的激情、岁月、精力、思考、文笔几乎大部份都付诸东流。”总而言之，是完全否定的。
果真是这样吗？就上面列举的萨特各个时期的主要政治态度来看，我无法认同柳文的结论。首先要说明一点的是，萨特在介入任何社会政治事件时，并不依赖哪一个“政派”或“阵营”，而是像他自己所说，他不由任何人决定，只是根据自己的理论和政治信仰行动，完全是自由介入的。
萨特采取反对冷战的立场，支持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反对美国侵略越南，即使从今天的眼光看，我也看不出有什么“历史局限性”。当法国国内右翼势力和其它左翼力量都采取反对法共的立场、法共处于困难境地之时，萨特有保留地支持法国共产党，说了它的好话；在国际上，苏联相对处于弱势，萨特也采取支持态度，从而当了4年同路人；这一政治选择也很难说就是错误的。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冲突中，右翼采取支持以色列的立场，左翼采取支持巴勒斯坦的立场，而萨特的立场是，不特别站在哪一方，希望两者和平共存；由于这一独特立场，他不仅遭到右翼的反对，也被他的左翼朋友所不理解，使自己处于十分孤立的状况；他寻求双方和平共存的努力，在当时的形势下就像堂吉诃德同风车的搏斗；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萨特的立场，看他为此所作的不懈努力，不能不叹服他的坚执和远见卓识。
第四部 继续（1980…2005）萨特的永恒价值（3）
柳文中提到“极左思潮”，大概是指萨特支持的1968年5月学生运动以及其后与之一起活动的“毛主义者”，而这一指称也是不准确的。这里有几个层次的问题都须得弄清楚。首先，应该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与法国1968年5月学生运动区别开来。两者最根本的区别是，前者并非是自发的，它在形式上是群众运动，实质上是自上而下的，是在上层号召和或明或暗的操纵下进行的；而后者完全是一场自发的学生运动，并由此引发法国广大人民群众的造反运动。其次，应该将中国的毛泽东思想与法国的毛主义区别开来。1975年萨特同几位萨特研究者有一个关于他的哲学的谈话，其中谈到法国的毛主义者。访谈者说：“法国的毛主义者有10％的成分是毛，而其余90％的成分是很不容易确定的。”萨特表示认同这一说法。最后，应该将法国的毛主义者同萨特区别开来。在同一个谈话中，当访谈者说“有些评论者试图发现您是一个毛主义哲学家”时，萨特回答：“这是很荒谬的。我不是一个毛主义者。这样做是毫无意义的。”（《哲学访谈录》）萨特只是愿意同这些年轻人探讨一些问题，同他们一起做一些他认为应该做的事情，但并没有将自己与他们等同起来。他仍然保有自己思想上的独立。
柳文认为，萨特的永恒价值在于他那些没有受到其政治化影响的文学作品，而萨特自己特别重视的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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