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文认为，萨特的永恒价值在于他那些没有受到其政治化影响的文学作品，而萨特自己特别重视的却是作为他“几十年政治社会活动主要体现”的《境况种种》文集，其重视的程度让柳先生“感到惊奇”，而“今天已经很少人对他《境况种种》中的政论与社会评论感兴趣了”。
萨特晚年在两个地方谈到他的作品流传后世的问题。一个是在《70岁自画像》中，他在回答“你希望新一代人检起你的著作的哪一部分”问题时，开列了几部著作。排在最前面的是《境况种种》〉，他还有一个说明：“你不妨说《境况种种》集是非哲学部分中最接近哲学的：评论和政治。我很愿意这一部分能留下来，愿意看到人们去读它。”然后是传记《圣热内》、哲学著作〈辩证理性批判〉、戏剧《魔鬼与上帝》、小说《恶心》。
另一个是在他与波伏瓦的那个长篇谈话中，波伏瓦问：“就你所想，你认为是你严格意义上的文学作品还是哲学著作更可能流传下来？或者两者都可能？”萨特回答：“我想是《境况种种》，其中有些文章关系到我的哲学，但风格非常朴素，谈的是人所共知的事情。”波伏瓦：“总而言之，是对这个时代的一切方面的一种批判性的反思？包括政治方面？也包括文学和艺术方面？”萨特：“我很愿意看到伽利玛出版社能把它们汇成一卷出版。”
这两个地方的意思是一致的：如果只能有一部作品流传于世，那就是《境况种种》；这既是萨特的意愿，也是他认为实际上可能出现的情况。
萨特本人的看法正好跟柳文相反。柳文认为，最不应该，而实际上也不可能流传下来的萨特著作就是这个《境况种种》。我们应该认可哪一种说法？
这两种看法的对立是基于一个更为根本的思想对立：柳文认为，那些具有永恒价值的作品是不能政治化的，是不应该有“具体政治限定性、时事性”的；而萨特认为，一个作家应该首先为同时代的人写作，他首先考虑的是必须谈论的主题——与现实社会有关的问题，需要提供的证据，以及使事物便于理解、较能打动同时代人的心的风格等等；如果对这个问题处理得好，能够让人们按照自己的观点去行动和看问题，这就是成功。在这之后，才有后世的观点：这个作家会想到，如果自己的作品完成了被指定要完成的东西，将来它在普遍形式中也会有影响，从而具有一般的价值。也就是说，先有今世，再有后世；先有当下的时效性，再有所谓的永恒性。我赞同萨特自己的说法。
而柳文是将两者对立起来了：要么今世，要么后世；要么具有当下的时效性，要么具有永恒性；非此即彼。实际上，萨特的文学作品可以判然分为这两类吗？例如《魔鬼与上帝》，这是他自认为写得最好的戏剧，也是戏剧界公认的萨特戏剧上乘之作，确实有一种形而上的味道，深入探讨了自由和道德问题；同时它也是萨特对于50年代初世界政治形势的一种反映，与他的政治态度是紧密相连的：剧中的主人公格茨最终选择了相对的善，参加农民起义，而萨特选择了做共产党的同路人。再如《阿尔托纳的隐居者》，这也是戏剧界公认萨特写得最好的戏剧，它直接来自萨特对于阿尔及利亚战争的感受，每一个看演出的观众都能够体会到这一点，但这丝毫不影响它具有一般的美学价值。萨特这些被公认的上乘之作，在写作指导思想方面，与那些相对来说不成功的作品如《涅克拉索夫》并无实质性的不同。
萨特的永恒价值在哪里？我想，他不仅仅是一个文学家，也是一个哲学家、一个政治活动家；这三者不可能截然分开，它们合在一起构成一个总体化的萨特；萨特的价值就在于这种总体化。落实到作品上，它们的价值也在于这种文学性、哲学性、政治性的有机结合而形成的总体化，这种总体化的最好体现是《境况种种》。
柳文似乎喜欢用第几流来评价一个人和他的成就，在它看来，萨特在文学方面也许可以说是第一流的，而哲学只能是二流以下了，那么在政治上似乎根本就不入流，压根是一连串的错误。我当然不同意这种评价。如果一定要按照这一套路来给予评价，我的看法是：萨特无论在文学上，在哲学上，还是在政治活动上，都可以说是第一流的；而他作为一个总体化的人，则不仅是第一流的，而且可以说是超一流，虽然萨特本人是十分讨厌将一个人归为第几流这种做法。在哲学领域，也许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比他更有影响；也许布莱希特的戏剧比萨特更有特点；也许还有不少小说家比萨特更有成就；……但是，从总体上看，萨特要比任何一个作家和思想家更深刻、更突出地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形象。
第四部 继续（1980…2005）萨特的世纪（1）
即将结束本书时，我看到商务印书馆2005年2月出版的一本关于萨特的书——《萨特的世纪》，中文本译者闫素伟。原作者是一个法国人，贝尔纳•；亨利•；列维。要说明的是，这个列维跟我在前面提到的那个化名为皮埃尔•；维克多的贝利•；列维不是一个人。从书的有关内容看，这个列维跟萨特没有什么特别的渊源关系，既不是萨特思想的信奉者，也不是反对者。他对哲学很有研究，是法国著名哲学家阿尔都塞的学生。原书出版于2000年，世纪之末，作者意在给萨特及其思想一个总结。该书篇幅不小，中文字数约56万，资料丰富，内容充实，分析也有独到之处，是一部很有分量的萨特传记。作者的年龄与本人相仿佛，萨特去世时我们都到了“理智之年”。看一个法国同龄人，特别是一个有着较深哲学素养、专门研究萨特的法国同龄人是怎样看待萨特的，对我是一件饶有兴趣的事情。因此，我想借着对该书的评论（也就是同该书作者对话）来结束本书的写作。
在“序”中，贝尔纳•；列维说，他在酝酿写萨特的一个很长时期里，萨特作品是最没有人理睬的，最没有人要的，法国已经没有多少人对他感兴趣了。萨特去世之初，萨特曾在中国“热”过一段时间，但不久就有新的热门人物和话题产生，萨特越来越成为一个过了气的人。到现在，恐怕有不少大学生甚至连萨特这个人的名字都没有听说过。我在上一章中也谈到这样一种对萨特的态度和看法。看来萨特思想的命运在它的诞生地法国和在中国有某种类似的地方。
贝尔纳接着说，萨特的影响实际上仍然是巨大的，甚至是无所不在的，也是十分复杂的。“他死后尸骨未寒，以他为焦点而发生冲突的政治和形而上学的利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矛盾。”（《萨特的世纪》）因此，他愿意深入研究萨特。“萨特就好比是一个展开的时代。透过萨特，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世纪的万花筒：人们如何走过20世纪，如何在这个世纪迷失方向，如何消除这个世纪可悲的趋势——现在又如何进入一个新世纪。”（《萨特的世纪》，第7—8页）我十分认同这段话，我写《百年萨特》的目的也在于此。
该书谈到萨特和波伏瓦之间的爱。（顺便说一下，中译本将“波伏瓦”译成“波夫娃”是不妥的：“波伏瓦”是一个人的姓而不是名字；而“波夫娃”更像是一个女性的名字，而不是姓。）他对于两人之间的爱是充分肯定的，他也辨析了这一对爱侣为什么会受到世人那么多、那么猛烈的污言秽语的攻击：这是因为他俩太透明，向世人、向社会袒露自己所有的秘密和隐私。这特别表现在萨特和波伏瓦书信集的公开出版上。
贝尔纳谈到萨特具有非常高的国际声誉和巨大的国际影响，在国外经常“享受国家元首的待遇”。这是一个事实。他认为，作为这样的角色，“只有一个法国人在世界上享有同样的声誉，那就是戴高乐将军。”（《萨特的世纪》，第34页）我觉得这一估计也是准确的。但他说，萨特之所以“一辈子都奇怪地恨戴高乐将军”，是因为萨特将戴高乐看做惟一的竞争对手，除了“时代的偏见”外，“萨特的心中还有另一种更加暧昧的属于他自己的感情：那就是与戴高乐的竞争。”萨特要用自己精神上的权力与戴高乐手中的世俗权力相对抗。（《萨特的世纪》，第36页）在我看来，贝尔纳的这一解释和分析是不准确的，显得牵强。
萨特采取反对戴高乐的政治态度，并非针对这一个人，更不是考虑到个人在法国和世界的影响或知名度。萨特对于世俗的声誉是毫不在乎的，甚至有些反感，拒绝诺贝尔奖就是一个明证。他也从未将自己的精神活动视为征服世界的一种“权力”。相反地，他反对一切权力，因此他承认自己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一直不与任何官方机构合作，对政府当局始终采取批判态度，不论是戴高乐当政，还是后来的蓬皮杜，以及对他特别表示尊崇的德斯坦。他在后半生积极参加社会政治活动，但从未谋取任何政治上的权力。有记者问萨特，他这样积极投身于政治，是否想竞选议员，萨特感到十分惊诧；这个记者是太不了解萨特了。在这一方面，贝尔纳似乎也有类似的误解。
该书还讨论了这样一个问题：萨特为什么这样遭人恨？贝尔纳说，“人们对萨特的恨是一种完全的恨。不只是在舆论上，而是一直到他死了还不肯罢休的恨。是以粗俗的、恨不能把人打入十八层地狱的言辞表示出来的恨。”（《萨特的世纪》，第54页）他摘引了许多攻击萨特的文字，或是不堪入耳的谩骂，或是刻心铭骨的恶毒诅咒，或是对事实的恶意歪曲和无中生有的捏造。这样招人恨的，历史上只有斯宾诺莎和伏尔泰能与之相比。贝尔纳说：“这几个招人痛恨的人组成了一个封闭的俱乐部。这些真实的伟人，被同类恨之入骨。他们不粉饰现实，并为此付出了代价。能激起人们如此强烈的恨，该是一份多么可怕的荣誉啊。”（《萨特的世纪》，第60页）贝尔纳在讨论萨特被人痛恨的原因时，还作了一种有趣的假设：萨特是主动招惹人们，故意让人们恨他；这样的恨，在萨特的心中本来就有着相应的价值；在他的心目中，一个作家越伟大，人们对他的恨也就越强烈。（《萨特的世纪》，第58—59页）这一分析有一定道理。
该书在谈及萨特同纪德的关系时说，1941年，“纪德想说服萨特参加抵抗运动，他也曾试图说服达尼埃尔•；麦耶，后来他也说服了马尔罗。”（《萨特的世纪》，第65页）这一段话与史实不符。据波伏瓦的回忆录，是萨特试图说服达尼埃尔•；麦耶参加抵抗运动，接着萨特又去找了纪德和马尔罗，但都没有获得积极回应。整个过程波伏瓦与萨特同行。该书出现这一错误有两种可能：或是贝尔纳弄错了事实，原文如此；或是原书是正确的，中译者翻译时造成错误。后一种可能性更大一些；在该书的后面，贝尔纳正确地描述了萨特和波伏瓦去找纪德、达尼埃尔•；麦耶和马尔罗的经过。（《萨特的世纪》，第471页）
为什么恰恰是萨特而不是别的人，成为一个伟大的知识分子、一个“世纪之人”？贝尔纳从多个角度探讨了这一问题。答案之一：萨特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他可以同时从事文学和哲学，两者相互深化，相得益彰，形成特色，合起来的成就是别人所不及的。或者按照萨特自己对波伏瓦所说，他要同时成为斯汤达和斯宾诺莎。20世纪的作家和哲学家中，真正能够同时达到这两者的，恐怕只有萨特一人。贝尔纳列举了20世纪法国许多著名哲学家、作家和萨特对比，来说明这一点，如雷蒙•；阿隆、梅洛…庞蒂、巴塔耶、布朗肖、加缪等。
我大致同意贝尔纳的分析，不过要作一点修正：同时从事文学和哲学写作，对于萨特不见得总是好事。有时候这两者相互串流，彼此干扰，产生的影响也可能是负面的。萨特自己形容这种情况说，就像得了疝气一样难受。
贝尔纳认为，在萨特之前，20世纪，从文学方面而言，应该是纪德的世纪；从哲学方面而言，应该是柏格森的世纪。由此他找到答案之二：萨特既继承了纪德和柏格森的东西，同时又努力克服和超越他们的影响，由此形成自己独特的东西，成为“世纪之人”。贝尔纳在书中花了很多篇幅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列举了许多事例。但给我的印象是，他本人也许特别钟情于这两个人，对他们过于推崇了。不错，纪德是20世纪的重要作家，柏格森是20世纪的重要哲学家，但他们的重要性恐怕都不足以代表整个世纪。
第四部 继续（1980…2005）萨特的世纪（2）
其次，要说萨特受到这两人特别大的影响，也是缺乏根据的。贝尔纳的许多例证在我看来显得有些牵强。萨特在文学上并未从纪德那里得到多少收益。在口述自传中，萨特谈到中学时代他喜欢的作家时，列举了普鲁斯特、保尔•；莫朗、康拉德等人的名字和作品；而他不怎么喜欢的作家倒有纪德。他说，尽管纪德的名气很大，其代表作《地粮》大家都说好，他读了以后却觉得有点乏味。我相信萨特说的是真实情况，因为他没有必要在这里编假话。
至于柏格森，的确是他引起了萨特的哲学兴趣。萨特读文科预备班时，哲学教师布置学生读柏格森的论著，萨特读了柏格森的《论意识的直接材料》。正是这本书使他转向哲学，而以前他对哲学是没有兴趣的。这时他仅仅把哲学看成是对一个人内心状态和心理生活的方法上的描述，但不久他就发现，这一对哲学的界定是不准确的，因此，开始对柏格森的东西失去兴趣。70岁时，萨特与美国的萨特哲学研究者有一个关于哲学的长篇谈话。他说：“在柏格森那里，我发现持续的反思、意识状态这样一些东西，而这确实对我有很大影响。但我很快就从柏格森那里跳了出来。还是在文科预备班二年级，后来我就不再读他的东西了。我从来不是一个柏格森主义者，但初次接触他，使我开始研究意识并作出搞哲学的决定。”我觉得萨特对他与柏格森关系的表述是符合实际情况的。相对于柏格森，在哲学方面，萨特受康德、笛卡尔、胡塞尔等人的影响要大得多。
贝尔纳曾到萨特住处去过。这个房间没有什么摆设，很少家具，一张桌子，几个烟灰缸。最让贝尔纳吃惊的是，房间里几乎没有什么书，没有萨特自己写的书，也没有别人的书，像在穷人家里。贝尔纳的感受是：“他是真正的穷人。他是从逻辑上拒绝接受私产的人，就连精神上的私有财产也不要。萨特的屋里只有一只取暖的炉子。萨特的桌子上干干净净的什么也没有。”（《萨特的世纪》，第376—377页）从本质上说，萨特是一个真正的无产者。
该书用一整节篇幅驳斥了那些萨特的对头们对萨特在德国占领时期行为的污蔑，列举了大量事实说明他是一个坚定的抵抗战士。其实早在战争期间，就有人污蔑萨特是德国人派回的奸细，是披着抵抗外衣对法国人进行纳粹宣传的。战后这些污蔑的语言不过是拾前人的牙慧而已。贝尔纳逐一考察了萨特逃离战俘集中营、在集中营编写和演出《巴利奥纳》、回巴黎后写作和演出《苍蝇》和《禁闭》、在《戏剧杂志》上发表文章和在电影杂志上发表作品、在中学任教时的表现、组织抵抗小组“社会主义与自由”、联络其他它抵抗组织共同对敌等遭人污蔑、歪曲或否定的事实，他得出结论说：萨特和波伏瓦“在那些年写过的东西中，在他们做过的事中，没有一句话，没有一件事能够让人认为他们是赞成法西斯主义的。”（《萨特的世纪》，第458页）这一结论是十分可信的。
贝尔纳谈到导致萨特和加缪关系彻底破裂的那场著名的公开论战。他的态度显然是同情加缪而指责萨特的，但他依据的史实有不准确的地方。按照他的叙述，仿佛是萨特事先开会布置尚松写那篇严厉批评加缪《反叛者》的文章，从而导致加缪的极大反感，造成这场大论战。就我看到的材料，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萨特并不希望尚松写那种文章。加缪看到尚松的文章是在它发表前，《现代》编辑部是来征求他的意见的，并表明如果他不同意就不发表。加缪看后勃然大怒，写了一封措辞极为激烈的致萨特的信，称萨特为“主编先生”。此时萨特正在国外度假，对此事一无所知。回国后萨特写了一封回应的信，措辞也很激烈，连同加缪的信一起发表在《现代》上。他俩的关系从此断绝。
萨特和加缪关系的破裂中还掺杂有个人因素，即与女人有关。贝尔纳说是因为加缪受到萨特情人万达的喜爱，导致萨特对他的嫉妒；他还引了萨特给波伏瓦的信为证。但这一史实也是有问题的。萨特给波伏瓦的信写于1944年初，而萨特与加缪发生大论战和关系破裂是在1952年。很难设想萨特的这一“嫉妒”是被埋藏了8年之后才突然爆发的。萨特晚年谈到这一问题时说，有一个女人同他有恋爱关系，同时她又与加缪有密切来往，后来她与加缪的关系破裂了；加缪为此迁怒于萨特。（由于涉及这个女人的隐私，萨特没有说她的名字。）这一情况大概发生在萨特与加缪关系破裂前不久。我认为萨特自己叙述的情况更为准确一些。
萨特与黑格尔的关系是研究者较难把握的一个课题。贝尔纳以“萨特的失败”为题，花了一整节篇幅论述这一主题。简言之，他认为，萨特早年已经对黑格尔十分了解，并且在《存在与虚无》中有意“把自己装成是黑格尔”，同时又从内部来反对黑格尔，并重新建造自己的哲学体系。但最后萨特失败了。这一失败体现在萨特后期主要哲学著作《辩证理性批判》中；在那里，萨特实际上让自己成为一个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黑格尔主义者。
按照萨特自己所说，他在写《存在与虚无》时并没有读过黑格尔的什么东西，只是在大学时通过讨论和听课对这位哲学家有所了解。《存在与虚无》中确实有一些批判黑格尔哲学的地方，但并不占有重要地位。所谓有意“把自己装成是黑格尔”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他也不是从黑格尔哲学内部来反对黑格尔，更为准确的说法应该是，他是从胡塞尔和笛卡儿出发来批驳黑格尔的某些观点。至于在《辩证理性批判》中，萨特也并未成为黑格尔的信徒，他对于黑格尔哲学某种程度的认可，是站在马克思对其批判的基础之上的。换言之，无论是在早期还是晚期，萨特从来不是一个完全的黑格尔主义者。作者大概也感到自己的说法缺乏充足的根据，他说，这种萨特战败于黑格尔的说法，也许只是一个寓言。我认为这种说法确实只是一种没有根据的寓言。
该书在“尾声”部分讨论了萨特晚年的最后一桩公案。按照波伏瓦所说，萨特去世前不久发表的那个与贝利•；列维的长篇谈话，是贝利•；列维“逼供”的结果，是对老人的“拐骗”，是利用萨特年老体衰、思维跟不上来的弱点，逼迫萨特放弃自己的思想。而贝利•；列维和萨特养女阿莱特则辩解说，他们没有那样做；萨特完全是自主发表自己的思想。
贝尔纳也认为萨特是自主发表自己思想的；这个同贝利•；列维的谈话招致包括波伏瓦在内的萨特主义者的强烈反对是必然的，因为萨特“自毁长城”，在最后一次谈话中完全否定了自己思想的基础，而转向一种全新的思想。令人感到惊诧的是，贝尔纳说，让萨特产生这一转变的是一个叫勒维纳斯的人。20世纪30年代初，萨特开始接触胡塞尔现象学时，曾读过勒维纳斯一本介绍胡塞尔的书。在他去柏林直接研读胡塞尔著作后，勒维纳斯的书对他就没有什么作用了。贝尔纳承认，将近半个世纪，“这两个同时代的人再也没有半点接触，不管是直接的接触还是通过文章，好像他们是生活在两个星球上一样。”（《萨特的世纪》，第798页）
既然如此，萨特是怎样受勒维纳斯的影响呢？贝尔纳说，是由于贝利•；列维。据说贝利•；列维有一段时间经常去勒维纳斯那里，同对方谈萨特；第二天又和萨特谈勒维纳斯，给他读对方的某些书；他成为这两个哲学家之间的桥梁。这样，萨特就成了勒维纳斯的信徒。
第四部 继续（1980…2005）萨特的世纪（3）
在我看来，贝尔纳这一说法简直就是天方夜谭，毫无根据，纯属想当然。他对勒维纳斯可以说是推崇得过头了。他本人也去见过勒维纳斯，并向对方说，萨特成了其信徒。勒维纳斯的反应是，根本不相信贝尔纳的话：“我肯定不会对令人尊敬的、杰出的法国哲学家产生这么大的影响……我不敢……我不会冒这种风险……”（《萨特的世纪》，第797页）我想，勒维纳斯本人的感受更合乎事实一些。
实际上，就萨特最后一次谈话看，尽管他有一些新的提法和观点，其基本内容仍然是萨特本人的，与他过去一贯的思想并无根本区别。萨特的朋友和同事（包括波伏瓦）显然过于强调了这个谈话不同于以往的地方。他们之所以反感和气愤，可能更多的是贝利•；列维在这个谈话中傲慢不逊的态度。
《萨特的世纪》有一个贯穿全书的基本思想：存在着两个萨特，早期萨特和后期萨特；一般地说，早期萨特是好的，强调人的自由，强调人的个性，晚期萨特则变坏了，不断地犯错误，变成了专制的萨特。萨特自己是怎样看的？一方面，他承认，自己一生有一个转折点，这就是二战；在此前后他的思想有一个根本变化， 由孤独的个人转向“介入”社会，由个人主义转向社会主义。另一方面，他又否认这种变化造成前后的对立，他说：“我的思想是发展的，但并没有断裂。”如果一定要用一个萨特还是两个萨特来描述这一变化过程，萨特的意思应该是，既是一个萨特，也是两个萨特；说是一个，因为他的思想是有延续性和承绪性的；说是两个，因为他的思想确实有根本变化；而这种变中有不变、不变中有变的情况，归根结底，是与他生活的时代、世纪紧密相联系的，因此很难说前期和后期，到底哪一个萨特好，哪一个萨特坏。
贝尔纳大约也发现自己这种划分过于武断和绝对，所以他另有一些修正自己观点的说法：“这是不是说，他在斯大林时期和后来的毛派时期，没有干好事，只不过是让他的名字和他的权威蒙受了世纪的耻辱，成了20世纪最大的盲目行为的受害者呢？显然不是的。在这一方面，事情也没有那么简单。就在这同一个时期，我们也可以列举很多情形，说明萨特还是伟大的、宽厚的、清醒的，他是小人物和处在社会底层人们的朋友，热爱正义和权利，热爱自由和友好。”（《萨特的世纪》，第555页）
他还说：“总而言之，各种情况混在一块儿，交织在一起。我们不能说有一条清清楚楚的时间上的线，把萨特分成了两个人，一个是‘好’的，无可指摘；另一个是‘坏’的，迷失了方向，十分可悲，不断地犯错误，并引导着时代和他一块儿犯错误。……这两个时期是有交叉的。前后两个时期紧紧地胶合在一起。好像两个萨特在不停地互相腐蚀、互相传染、互相控制。早期萨特身上的一些特点，预示了后期的萨特会是什么样的人。……年轻的萨特、彻底反叛的萨特、不合群的萨特仍然活着，尽管生命不是很顽强，但他仍然在专制主义的萨特心中活着。”（《萨特的世纪》，第558—559页）
显然，贝尔纳这些修正性的说法要比他那判然分明的“两个萨特说”深刻得多，虽然其中关于后期萨特是专制主义的判断仍然是值得进一步商榷的。
处于新世纪之初，当我们试图把握这个动荡多变的世界时，我们感到了萨特的份量。
相对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取得的辉煌成就，人类在对自身的研究上显得大为不足。这个世界，还有那么多的战争在发生，还有那么多的危机在此起彼伏，还有那么多的社会问题使人束手无策……说到底，这个世界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上还具有那么大的盲目性，还没有获得真正的自由。
战争与和平，暴力与博爱，道德与实践，集体犯罪与承担责任，个体自由与社会发展……每当遇到这些矛盾焦点时，每当需要作出自己的判断和选择时，我们往往会想：“萨特会怎样想呢？他会怎样做呢？”倾注一生心力探求人的生存和自由问题，探求如何解决人在根本上的自由与人在实际境况中的不自由这个永恒的难题，萨特的思索必定继续给我们以深刻启示。人们可以不赞同他的这种或那种观点，但无法忽视他作为一个大思想者的存在。
由于萨特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冲突中的独特立场，当年他不仅遭到右翼的反对，也被他的左翼朋友所不理解，使自己处于十分孤立的状况。他寻求双方和平共存的努力，在当时的形势下就像堂吉诃德同风车的搏斗。萨特去世后许多年，阿拉法特和拉宾终于坐在一起，寻求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永久和平的解决办法，并为此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此后虽然巴以之间的和平再遭重创，但最终的解决仍然只能是双方的和平共处，而不是一方吃掉另一方。当人们回想起萨特一生为此所作的努力，不能不叹服他的坚执和远见卓识。
诸如此类。时间过得越是久长，当年萨特那些不被人理解的判断、选择和行动，就越是显示出它们的生命力和深刻意义。一个孤独的思想者的命运大抵如此。
正如萨特自己所说，一个作家死后，他的生命或作品就一分为二。一个是仍对现在的社会和人们直接起作用的。一个是不再对社会直接起作用，而是化为人类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在21世纪，前一个萨特的成分会越来越少，而后一个萨特，会越来越明显地出现在人们面前。这时，他影响我们的方式，就像伏尔泰和卢梭，就像巴尔扎克和雨果。
对于一个结束于20世纪后期的生命，我们要过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最后判明它的地位和意义。因此，现在就对萨特盖棺论定，时间还早了点。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这个传记还没有结束。
何况萨特那积淀为人类精神文明总体的东西是不会过时的，它作为一种普遍观念将存活于21世纪、22世纪甚至更为长久。一切都远远没有结束。这就像埃菲尔铁塔，即使它不再是一个气象台，不再是一个电视塔，作为法国和巴黎的象征，它永远具有意义。
萨特是20世纪法国思想文化的埃菲尔铁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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