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撒之。不过，不管《玉匣记》这本大作存在不存在，只要中国同胞和中国的官老爷一天神经衰弱，《玉匣记》的精神就一天不死。
凡事都要取个吉利，皇帝也不例外。从前宋王朝第十任皇帝赵构先生流亡临安，路上问两位篙工姓啥名啥，一曰：“赵立”一曰“毕胜”，合起来乃是“赵立毕胜”，赵构先生龙心大喜，认为一定可以中兴。（堂堂宋王朝政权竟复兴在两位篙工的名字上，你说要不要打喷嚏吧！）后来跑到萧山，有人在路旁晋见，问是谁，答曰：“宗室赵不衰。”赵构先生一听，心里更是舒服，看情形那两位篙工和这位本家，有钱可拿，有官可做的也。如果赵不衰先生叫的是“赵性王”，念出来成了“赵姓亡”，可能会被认为触了楣头，乱棒打出。赵鼎先生当宰相时，会稽名士钱唐休先生请见，赵鼎先生一看，一肚子不高兴曰：“钱塘真个要休乎？”硬是不见，钱先生可谓无妄之灾。所谓“中兴”的皇帝和宰相，都有《玉匣记》精神，既怕人滑跤，又怕人放屁，整天提心吊胆，苦兮兮得很也。
故吉利祥瑞的事，必须年年有之，和处处有之。上星期柏杨先生一位朋友的小儿子结婚，正在热闹哄哄之时，新娘手里的玻璃杯现存多为批驳时风习俗、社会积弊之论。提出因时变易思想。，不知道怎么搞的，滑到地下，跌个粉碎，当时老派人物甚多，大家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我乃开口曰：“碎碎（岁岁）平安！”众乃大悦。嗟乎，柏老真有资格当宰相矣。从前晋王朝第一任皇帝司马炎先生，前去算卦，算算能传几代，摸出的数字竟是“一”焉，你说扫兴不扫兴吧。司马炎先生脸上像刚挨过鞋底，群臣没有一个敢说话，只待中裴楷先生，有柏杨先生之才，乃曰：“臣闻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司马炎先生这才大乐。裴楷先生之能有得官做而且开府仪同三司，靠的就是这一段非常得体的话。盖这种解释必须迅速，迅速者表示前已有之，是你想起，不是你杜撰也；更必须其词振振，振振者表示理直气壮，明明是马屁，偏偏以忠贞的态度出之，他虽不舒眼不可得也。这门学问，实在是博大精深，有志之士，不可不察。
所谓弱者，具体地说，就是胆怯心虚。有一个笑话颇值得欣赏：有某士子，进京赶考，由长工挑着铺盖，该长工大概是一个懒散之人，没有把铺盖绑牢，走了几步，一下子就掉下来，长工回头一看曰：“怎么搞的，落了地啦。”士子听了，以“落地”和“落第”同音，颇感闷气。走着走着，又掉下来，长工又曰：“怎么，又落地啦。”士子忍无可忍，乃劝之曰：“以后铺盖如果再掉，你不要说‘落地’，说‘及地’（及第）行不行？”长工点头答应，于是又走，走了几步，铺盖又掉，长工果然称之为“及地”，士子以为苗头甚好，及第有望，十分满意。想不到这样“及地”了几次之后，该长工忽然发愤图强，放下担子，用绳子左捆一道，右捆一道，把铺盖结结实实捆住。士子大惑不解，问他干啥，长工曰：“真他妈的烦，我教它越想及地，越不能及地。”
这个故事里的男主角士子先生，当时气昏了没有，书上没有说明，恐怕虽不昏也差不到哪里去。这种《玉匣记》气质不但是弱者的可怜相，也是斲丧民族灵性的一把巨斧。我于一九一○年代在法国时，常坐电车，有几次都遇到奇怪现象，车正走着，乘客们忽然纷纷脱帽，我还以为他们在竞选“美发男人”，故意亮其油头粉脸哩，原来一辆灵车经过，不仅车上的人，就是路上的人，也都脱帽致哀。呜呼，如果换了中国同胞，包管会有人吐一口唾沫，开骂曰：“真叫倒楣，出门碰见死人。”盖洋大人站的是人性立场，中国圣崽则教人站的是《玉匣记》立场也。不了解这种立场的朋友，便似乎要糟。柏杨先生有一位同乡，是保险公司的经纪人，有一天面青眼肿地跑到我府上，我以为他捅了马蜂窝，原来非也，听他说某一家刚办过喜事，乃去兜揽人寿保险，向喜气洋洋的新郎曰：“你如果不幸，你太太可拿到多少多少万。”在他之意，该新郎有责任也有义务为妻子保险，可是新郎一听，你竟来咒我死呀，不饱他以老拳，饱谁以老拳乎？一番正正当当的好意、善意，因当事人崇拜《玉匣记》，便成了恶意、毒意矣。
很多当官的朋友，都来路不正，那就是说，他们差不多都是用不尊严的手段，取得尊严的地位执有外境，也承认内心实有。还提出有关认识论和逻辑（因，故越是大家伙，越像一只狗鼻子，敏感万倍。最恐怖的文字狱，就是因此而兴。秃驴皇帝朱元璋先生，有一天读《孟子》，读到《离娄篇》，孟轲先生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朱凶璋先生勃然大怒，盖他之意，只可我负天下人，天下人却不可负我，孟轲先生说的，乃严重的思想问题，不是鼓励反抗精神乎？还圣人个啥？乃下令把孟轲先生牌位迁出文庙，不准他再吃冷猪肉。后来虽迁了回去，但真是危矣危矣。自此以后，朱元璋先生发现连驿人都不可靠，乃一天比一天紧张，不要说有人在门口跌跤放屁，就是有人在门口蹑手蹑脚经过，他都心胆俱裂。
君子和小人
中国事之所以糟，糟在太多人作圣人状。李耳先生曰：“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幼时不知其含意，曾以鼻嗤之，而今渐渐悟出一点道理。盖“圣人”这种东西，实在稀少。中国拥有五千年历史，人口加起来的总数，准吓你一跳，但出了几个圣人哉？孔丘先生一人而已，连孟轲先生都是“亚圣”——亚者，二流货也。但我们的社会却是鼓励人希圣希贤的，等于赶鸭子上架，五千年只不过赶上了一个鸭子，便大喜若狂，自以为孔丘先生可上，人人可上，把中国人一个个赶得疯疯颠颠，灵性全失，真是一大悲剧。要是当初没有孔丘先生，说不定中国的文化到了今天，更会光芒万丈。现在形势既然成了这个样子，叹气也没有用，只希望别再有圣人出笼啦，也别再教青年人希圣希贤啦，能教他们做一个好好的人——一个有优点也有缺点，有自尊的人，就可以啦。圣人那玩艺，千万搞不得。
我想，教育的目标最好能简化一点，把人培养成一个人，不要培养成一头猪，不要培养成一条狗，也不要培养成一条狼，更不要培养成一个圣人。一旦想当圣人，或是被人希望当圣人，那就非花样百出不可。孔丘先生的若干代孙孔德成先生把女儿嫁给洋人，中国同胞大哗，柏杨先生也是大哗者之一，盖把他看成圣人之故。如果把他看成普通人，他女儿想嫁谁就嫁谁，谁都没有理由乱叫，也不会有人乱叫，这是圣人害了他。不过人间任何一件事都是利弊相连的，孔德成固有嫁女儿受攻击之弊，却也有他的好处，那就是，他可以不愁吃不愁穿地悠哉游哉活下去，且到处坐首席而吃油大，致训词而讲儒学，教人羡慕之至。
用小民纳税的钱，养活孔丘先生的子子孙孙，这就是当圣人的好处。根据现在现象分析，生物学应该重新写过，孟德尔有三个遗传定律，而圣人不与焉，盖后天获得的东西都不遗传。以柏杨先生为例，因看女人看得入迷，一不小心，头上碰了一个大疱，此疱准不遗传。想这道理连三岁小孩子都明白，唯一的例外却是圣人：父圣人焉，儿子亦圣人；孙圣人焉，玄孙亦圣人。你说他不是天生的圣人胚，则他是个啥胚乎？怪不得有很多道貌岸然，要作圣人状也。
问题是，这种圣人的染色体天下只有一家。孟轲先生的学问也很大，道德也很高，而孔丘先生为了做官，坐轮船而乘飞机脱主义，曾长期与托马斯主义相对抗。主要著作有《彼得·，走遍世界，见了权便要钻——如论及国家大义，他更有点差劲。在鲁国被逐以后，不去朝拜周天子，却周游列国，向洋人投效，幸亏没有用他，否则有朝一日，带丘灭鲁，冷猪肉还能吃乎？大概做官的心太急太躁，在陈国被人包围，几乎饿死，险哉。
起码孟轲先生没有闹过桃色新闻，孔丘先生却为了一个漂亮女人吃过瘪。《论语》有“子见南子”。南子，美人也，孔丘先生见了她，不知道搞了名堂没有，归来后身轻如燕，神色有异。被仲由先生看出苗头，问了一句做贼的人，心情都虚，孔子先生当时面红耳赤，赌起咒来曰：“天厌之，天厌之。”天厌之者，译成白话，便是：“教他不得好死。”情急至此，可见事态严重。我们毫不反对圣人谈恋爱，不过照有些人看法，圣人都是一块木头，没有爱，亦没有欲焉。幸亏孔丘先生有后代，否则准有人一口咬定他因过度地正人君子，连性都付阙如。
然而，孟轲先生仍吃不香，孟家的子孙现在跟普通小民没有分别。我们不得不建议，圣人之代代相传，以及强迫纳税人供养圣人的优美传统，应列为中国奇景之一，以便洋大人观光游览。
提起圣人，肝肠寸断，孔丘先生之后，孟轲先生拼命地干，前已言之先验条件和根据。，他虽没有惹起过公愤，被群众包围，几乎饿死，也没有跟漂亮女人纠缠不清，闹得向学生赌咒，但他仍赶不上孔丘先生。盖天下最厉害的是得风气之先，当天下各国都在讲强兵利甲之际，只孔丘先生一人唱反调，虽当时被目为疯子，跑断了腿也没弄到一官半职，但其学生把他的言论记录下来，过了些时，皇帝王爷之类，发现他的那一套对统治阶级有百利而无一害，乃有西汉王朝第七任皇帝刘彻先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举。从此孔丘先生才算上了台盘，子子孙孙，吃着不尽。
孟轲先生混了一辈子，不过二流圣人，其他人更不说矣。孟轲先生以下又数千年，出了一个三流圣人朱熹先生，此公“圣”到什么程度，用不着说，十九世纪之后出生的中国人，恐怕都吃过他的苦头。年轻朋友如果不信，不妨去买一本他阁下注解的《诗经》看看，其奴性和无天良，即令不把你气死，也能把你气疯。
这里有他阁下的一则风流故事——台湾名女人严蕊女士，有才思而通书，凤冠一时，和台洲太守唐先生思恩爱爱。后来唐公调走，圣人朱熹先生和唐公有宿怨罗马晚期杰出的讽刺作家，无神论者、原子唯物主义哲学家。，又气严蕊对自己冷冰冰的，看到眼里，计出心头，乃一个小报告打到中央政府，说唐先生“挟妓狎游”。接着把严女士逮捕，苦刑拷打，教她承认。她知道一承认唐先生便会完蛋，于是“坚不吐实”。圣人嫌衙役打得太轻，还亲自动手，严蕊女士着实有点骨气，仍不肯招供。朱公更气，把她押到会稽，一面坐牢，一面逼她卖淫。
眼看着大狱将兴，幸亏宋王朝皇帝不个个都是混蛋，拿着朱熹先生的奏章，询问大臣，某人（惜忘其名字矣，但可查得出来）对曰：“秀才撚酸耳。”皇帝大笑，派岳商卿先生当巡回法官（提典刑狱），把严女士当堂释放。严蕊女士以词谢之曰：“不是爱风尘，只被前缘误。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
呜呼，我们就这段故事，为的是敲一声锣，让大家看看圣人的嘴脸！中国的圣人似乎比任何一国的圣人的血都凉。五千年历史上，没有不和权势结合的圣人，连孔丘先生都得皇帝封什么文宣王，和什么至圣先师之后，才能闯出了万儿，朱熹先生等而下之，又怎能不靠他的官威，搞一个妓女乎？朱熹先生尚且如此，其他千千万万的道貌岸然，还有啥可说的。
孔丘先生最伟大的贡献似乎在于他发明了“君子”、“小人”的名词，几千年下来，这种分类之法，如火如荼，连诸葛亮先生都受其影响者？》（1894年），批判民粹派的主观社会学，捍卫唯物史观。，在《出师表》上，还要皇帝远小人而亲君子。真不知道孔丘先生当初发明这玩艺时，是何心理状态，这种一刀两断的搞法，不是有点毛病，绝发明不出来也。如果这种分法合理，不妨请几个武功高强的人到市政府帮忙，把中国人的身份证上，加以注明，某也君子，某也小人，然后通知三作牌在大街上检查，看见“小人”字样者，一律干掉，则所剩下来的全是“君子”，岂不天下太平乎哉？
人性是统一的，而人格则不然。有时圣人，有时禽兽；有时君子，有时小人。在某一事上是圣人，在另一事上是禽兽；在某一时刻是君子，在另一时刻则是小人。孔丘先生鼓吹的二分法，被权势利用，把中国糟蹋了两千年。如果不肯多想一想，而且还对肯多想一想的朋友暴跳如雷，我看大家迟早都要唱一出砸锅戏也。
且看苏舆先生
一个新观念的建立是不容易的，有赖于经济本质的改进，社会是非标准的建立，以及思考方法的养成。对节育问题如此，对其他问题也都是如此，对男女问题，更是如此。如果我们不能用新观念来正视这个一日千里在蜕变中的社会，真能把自己气死。呜呼，仅只气死自己，其害还算小焉者也。麻烦的是，该落伍腐烂了的狗屎观念，往往盘据在有识之徒的尊脑里，于是“放欲宣淫，毫无忌惮”，那就不仅坑了自己，也坑了别人，势必成为一块异常可敬的绊脚石，阻碍社会和国家的进步。
一八九五年，吾友樊椎先生，在他的故乡湖南邵阳，组织南学分会，提倡“民权”和“平等”。到了今天，即令是顶尖的有识之徒，恐怕也不会提出反对。可是一个新观念一旦钻入旧的脑壳，该新观念遂成了“邪说异术”兼“大逆者流”，以致闹得邵阳各界，全体哗然。
在当时的众有识之徒中，柏杨先生特别推荐苏舆先生作为代表，并特别介绍他阁下的言论，以便读者老爷，温故而知新，长长见闻，泄泄尊气。盖这玩艺乃是“古已有之”的老模子，“以河洛易经为中心之经典”的老模子矣。
樊椎先生提倡“民权”“平等”，被选为会长，规定凡“伦常乖舛，违背孔教者，不准入会”。有识之待苏舆先生立刻洞烛其奸部分中的第一部分，叙述“绝对精神”在没有外化为自然界，痛责之曰：“若然，则樊椎永宜屏绝不准入会，盖平等邪说，自樊倡之也。无亲是无父也，无疏是无君也。无父无君，尚何兄弟夫妇朋友之有？是故‘等’不‘平’而已平，则一切倒行逆施，更何罪名之可加？岂但所谓‘乖舛’云乎？圣人人伦之至，以乎灭绝伦常，岂格外更有‘违背’者乎苦而入者，在会诸公宜如何处治，以挽伦纪，以扶圣教，岂真‘屏绝’已哉？今诸公反推为会长，其于学会章程，大相刺谬，阅者省览焉。”
有识之徒“阅者省览焉”，柏杨先生顺便在此也劝“阅者省览焉”，读者老爷中如果有患血管硬化的，最好不要继续往下再看，否则的话，看着看着，发现平等原来是邪说，则血压增高，因之脑充了血，就十分抱歉啦。
樊椎发表《开诚篇》一文，曰：“自民之愚也久矣，不复见天日亦已甚矣，其上以是愚之，其下复以是受之，二千年沧肌浸髓，梏梦桎魂。酣嬉怡悦于苦海地狱之中，纵横驰骋于醉生梦死之地，束之缚之，践之踏之，若牛马然，若莓苔然。”
有识之徒驳之曰：“我朝（清王朝）开国以来，教养兼尽，上何尝愚之，下何尝受愚！且二千年自汉迄今，其间圣君贤相三才又作”三材“。中国古代哲学术语。1指天、地、人，，理学名儒，不可殚述；樊椎谓其梏梦桎魂，酣嬉怡悦，束缚践踏，若牛马莓苔，目中固无千古矣。不知其祖宗，亦在二千年内也。樊椎不产于空桑，安得出此丧心病狂之论。”
有识之徒头就是“我朝”，接着就是“圣君贤相”，在那个时代，这些话都是牛魔王的钢鞭，小民很难招架。
樊椎先生建议曰：“是故愿吾皇纵五寸之管，半池之墨，不问于人，不谋于众，下一纸诏书，断断必行曰：”今事已至此，危迫日极，虽有目前，一无所用，与其肢剖节解，寸寸与人，税驾何所，蹑天无能，不如趁其未烂，公之天下，朕其已矣。‘“
这一下有识之徒抓住小辫子，一脸忠贞学出笼，苏舆先生号曰：“天子诏命，岂臣下所敢戏拟，况此等大逆无道之言乎？国典具在国际机会主义的首领之一。19世纪70年代参加民粹主义运，脔割寸磔，处以极刑，似尚未足蔽其辜。”
有识之徒的最大特征是一头栽到酱缸里，然后靠祭“国法”以撒绊马索。所谓“天子”也者，指的是载湉先生，不久就断了尊气，不过现在还有一个未死的活天子博仪先生在当图书馆管理员，大概可以帮一下忙，把泡到酱缸的尊头拉出来。
樊椎先生提倡民主，曰：“四海一心，一心者人人有自主之权，人人以救亡为是，穷极生变，郁极生智。”
有识之徒连民主也受不了，大怒曰：“治天下者，大权不可以旁落，况下移民乎？所直通者，惟上下之怀耳。樊椎贵人人有自主之权明嘉靖刻本、万历刊本、影印宋刻本及新版排印本。，将人人各以其心为心，是使我亿万人民散无统纪也。樊椎谓可以一其心，吾谓实亿万其心也。此则亡且益速，又焉能起而救之。泰西国固多民主，然法国议院朋党蜂起，卒为国祸，在泰西国且不可行矣。樊椎日穷极生变，郁极生智，推其意直欲以我列圣以来乾纲独揽之天下，变为泰西民主之国，其斯以为智欤？真汉奸之尤哉！”
一谈民主，就拉上法国，这是偶尔看见别人跌倒，自己就宁可泡在酱缸里，泡僵泡死，都不肯爬出来的奇异观念。俺泡在里头多舒服呀，你瞧呀，那小子连膝盖都跌破了呀。但最后仍忍耐不住，“汉奸”出口，这和“干你娘”有点差不多，盖非如此拉大嗓门，唾沫四溅，便觉得赢不了也。
樊椎先生曰：“洗旧习，从公道，则一切繁礼细故，猥尊鄙贵，文武名场，恶例劣范，铨选档册，谬条乱章，大政鸿法，普宪均律，四民学校，风情土俗，一革从前，搜索无剩，唯泰西者是效，用孔子纪年。”
有识之徒跳高兼捶胸曰：“尊卑贵贱，有一定之分。法律条例，有不易之经。樊椎公然敢以猥鄙恶劣谬乱字样，诋毁我列圣典章制度，毫无忌惮诡辩派希腊文sophistes（智者派）的另一意译。，其狂悖实千古未有。且明言泰西是效，何必再言用孔子纪年，直曰以耶稣纪年可耳。”
夫有识之徒习惯于尊卑贵贱，习惯于奴才生涯。不要说樊椎先生对他木法度，便是上帝对他也木法度。至由“孔子纪元”推演成“耶稣纪年”，也是有识之徒特有的逻辑，盖“列圣”把他弄得迷迷糊糊，偶尔有人拨开他的眼皮，万物都是新的，他怎能受得了哉，他怎能受得了哉？
只鼓励安分
孙观汉先生在他的《关怀与爱心》（载《菜园怀台杂思》）中，介绍他初到美国时的一件事。那天是一九三七年十月六日，他在日记中写曰：“一对航空系教授夫妇，刚认识我，就领我找房子，请我去吃饭，友善地教我吃饭时的仪貌，并且还驾车十多英里外的火车站和暂住的青年会，亲手搬拿行李。当我感谢他们的时候，他们说这是他们该做的事，他们说如果他们到了中国，大家一定会同样地帮助他们。”
真是运气，这位航空系教授幸亏没有到了中国，否则就会知道他把我们这个文明古国，估计过高。不要说那是三十年前的事，就是三十年后的今天，以台湾大学堂为例吧，试问一声，有哪位教习肯为异乡学生跑去提行李的乎哉？不要说跑来跑去提行李，就是出门给学生叫辆计程车恐怕都没人干，盖那有伤他阁下的尊严身份也。而且，即令他这么做啦，招来的评论也是可怕的：咦，他想走外线，发洋财呀。真是一辈子都洗不清。于是乎，酱缸蛆林立，自己没有灵性，也不允许别人有灵性，对有灵性的人，又急又气，又恨又忌，不仅是看不惯而已，还要恼羞成怒，群起而挤之矣；即令不挤，冷漠以待之总可以吧。众酱缸蛆聚在一起，过着意淫式的快活日子，这个社会就只好关着门窝里烂。
儒家学派似乎是一种势利眼主义，只鼓励安分守己，只鼓励向权势屈膝，只鼓励自私自利，而从不鼓励侠义和其他任何一种属灵的情操。连对人的衡量都是用“官”来作标准的。《礼记·檀弓篇》上曰：“未仕者不敢税人，如税人则以父兄之命。”仕，官也；税，送礼也。那就是说，一个人如果没有当上了官，他在家庭中就没有地位，连给朋友送点礼物都没资格，一定要送的话，必须说是爸爸哥哥教送的（大概说妈妈教送的都不行）。这种势利眼主义，在圣人的大力推销之下，不但获得了理论的根据，更深入了骨肉之间，有钱有权的，就有说不完的理和享不尽的福。侠义和灵性往往弄不到钱和权，怎不被人轻视欤？所以董仲舒先生把他的学生一一介绍出去当官后，大家感恩之余，才一致尊之为“圣人‘——咦，这就是儒家学派眼目中”圣人“的定义。有办法做官抓钱的就是圣人，没办法做官抓钱，只不过不识时务的呆头鹅。帮帮异乡学生拿行李，既帮不出官，也帮不出钱，自然没人肯伸尊手。即令有人肯伸尊手，别人也会认为内情复杂，咬定他有钱和官的好处，绝不咬定他有灵性。
每一个社会，每一个人群，都是有势利眼的，但也只有中国的势利眼被尊为“圣人”。司马迁先生为了救那可怜的李陵先生，就曾经被这种势利眼主义有“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之分，前，害得受到人间最大的痛苦和最大的羞辱。
司马迁先生受的最大痛苦和最大羞辱，是狗娘养发明的“腐刑”。腐刑者，割掉生殖器之刑也。呜呼，中国人的祖先怎么会发明这阴狠刑罚的，真是中华民族万世都洗不掉的污点。割掉生殖器固难以忍受，而更难以忍受的是开割时心灵上的伤害，把手脚像阉猪一样绑起，用绳子捆到木架上；剥光了衣服，然后一顿暴打。司马迁先生所以受这种苦刑，不过是他在刘彻先生向他问及对李陵先生投降匈奴的意见时，他没有昧着良心做顺调分子，反而为李陵先生说几句公道的话而已。刘彻先生这个大淫棍，是个典型的畜生，既已打定了主意，还假兮兮问别人干啥？既问啦，有不同的意见，听也在你，不听也在你，竟然发起这么大的王八气。
当司马迁先生下狱时，依当时的法律，只要缴五斤黄金，就可从轻发落。可怜他阁下，做官做了三十年，却凑不出五斤黄金。而亲戚朋友一听说他坐了牢，一个个躲他像躲瘟疫，不要说帮助他几文啦，恐怕就是探望一下的人情镜头都没有。难道亲友中没有一个知交乎？用常情判断，一定有若干知交，只不过知交虽然知交，却没人敢跟政治气候和社会风俗习惯碰也。记得八年之前，一个朋友曾为这发表过感叹，他曰：“我如果是司马迁的朋友，我就倾家帮助他。”呜呼，他当然肯倾家帮助他，因为那已是两千年之前的事，如果类似的事情发生在今天，他如果不缩脖子，才是真正的侠义情操。这不是说大家全都着成僵尸，而是说一个人必须有最大的灵性和最大的认识，才能跳出势利眼主义的酱缸。
有一种非常奇怪的现象，不知道各位读者老爷留意没有？大家伙一面希望他的臣民侠义千秋，为他死，为他亡，一面却又用暴力驱使臣民势利眼。结果是表面上侠义千秋第二国际的领袖和主要理论家之一。曾任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而骨子里则一股劲势利眼。盖势利眼主义有排他性，和侠义情操不能和平共存也。君不见王允先生乎，此公是一代美女貂蝉女士的干爹，用计把董卓先生杀掉，暴尸三日。蔡邕先生因受过董卓先生的厚恩，前去抱着尸首痛哭。王允先生闻报，怒发冲冠。蔡邕先生那时正在编篡汉史，要求援司马迁先生之例，“黔首刖足”以便完成。你猜王允先生说啥，他曰：“从前刘彻不杀司马迁，遂使谤书传流后世。方今国运衰微，朝政错乱，不可令佞里执笔于幼主左右，使吾等蒙其讪讥。”结果蔡邕先生被活活绞死。
王允先生把蔡邕先生栽赃为“佞臣”，把司马迁先生亘古杰作《史记》栽赃为“谤书”，已够混蛋啦（但也可看出，再受敬仰的人和再有价值的作品，都有酱缸蛆从心眼里不舒服），而更混蛋的是他一听蔡邕先生伏尸痛哭时说的那段话。那段话曰：“董卓伏诛，士民莫不称赞，此何人敢独哭耶？”
可怕的人类渣滓
王允先生这段话，听起来颇有道理，但仔细一想，毛病就出来啦。这段话用到董卓先生身上可能真是如此，董卓先生不过是一个没有头脑而又不懂政治的土豪恶霸。一旦当了大官，掌了大权，就发昏第十一，以为靠他那股西凉兵团的武力，就可以把天都翻过来。他之结怨于士大夫，甚至结怨于小民，在意料之中。把他的尸首摆到大街之上，公开展览，自然大快人心。问题是，我们抛开董卓先生不谈，只谈王允先生这句话，就十分的不太对劲。盖哪一个当权分子在杀了他的对头后，不是“士民莫不称赞”乎？岳飞先生之死，当时固“士民莫不称赞”，袁崇焕先生之死，当时“士民莫不称赞”得恐怕更厉害。道理很简单，任何有权势的朋友再荒唐、再错误的行动，都有人攀缘而上，努力说顺耳朵的话也。如果只愿意听顺耳朵的话，结果一定培养出来势利眼主义。
势利眼主义最大的特征是不讲是非，而只以势利为是非。吾友屠申虹先生告我一件故事，该故事发生在他的故乡浙江：他有一个亲戚，在搞战期间，制造沦陷区能行的伪钞，用以在沦陷区采购枪弹医药打游击。该亲戚不幸在抗战胜利前夕，被日本人捉住，枪决牺牲。当他的死讯传到他村庄的时候，若干正人君子听啦，无不摇头叹曰：“这个孩子，什么都好，就是不肯正干，不肯走正路，如今落得如此下场。”呜呼，这就是中国人对一个抗敌英雄的内心评价，曰“不肯正干”，曰“不走正路”即令充满了怜惜，却并没有丝毫敬意。这正是一种冷漠，一种残忍。在酱缸文化中，只有富贵功名才是“正路”，凡是不能猎取富贵功名的行为，全是“不肯正干”‘，全是“不走正路”。于是乎人间灵性，消失尽矣，是非的标准，颠之倒之矣，人与兽的区别，微乎其微矣。唯一直贯天日的，只剩下势利眼。这几天晚上，我老人家肚胀得睡不着觉时，就看点闲书解闷。有一本《谈梦》，江苏省吴兴县曹家驹先生的大作也，全是明清之交时发生在吴兴的掌故，看了之后，我就更睡不着觉。明政府撤退到江南之后，天兴沦陷，大司马沈犹龙先生闲住在家，不忍亡国之痛，起义兵抗清，结果他失败啦；失败啦免不了家破人亡，男人被杀，妻子发配给满洲人为奴。对这位孤臣孽子，你猜曹家驹先生说啥，他曰：“夫司马（沈犹龙先生）三十年富贵一场春梦……概其生平，不过巧宦，乃横桃大敌，远种祸根，贻累桑梓，不知何年始脱苦海，岂天故意生之，专以磨灭松人哉！”他阁下不痛恨敌人的屠杀，反而痛恨孤臣孽子的起义，反而嘲笑孤臣孽子是“三十年富贵一场春梦”的“巧宦”，婊子养的。
除了沈犹龙先生，还有一批不甘屈辱的血性男儿，日谢尧文先生，曰顾咸正先生，曰刘公旦先生，曰董祐申先生，曰袁国楠先生，曰朱用枚先生，曰张谢石先生，日查刚先生，都是向撤退到江南的明王朝中央政府谋取联系的，结果事不机密，落到汉奸之手，“莫不骈首就戮，其余株连不可胜数”。对这一批爱国烈士，曹家驹先生也有评语，曰：“夫时方多事，觊非分之福，必招无妄之祸，颜氏家训所以有戒兵将也。”把缅怀家国、反抗异族的英雄豪杰，栽赃为“妄求非分之福”，真是血都凉啦。但这也不能怪他，前已言之，势利眼主义的尊脑中，从来没有想到人类中除了势利眼，除了富贵功名，还有纯正圣洁的情操。呜呼，在势利眼主义中，烈士反而成了乱民贼子，而且用尽吃奶的力气，予以侮蔑。其实要他不侮蔑也很简单，只要成了大功，掌了大权，抓了大钱，就自然而然地奴性四溢、五体投地。斯时也，他震天响叫起“天王圣明”、“乃天授也”，恐怕用臭狗屎都堵不住他的嘴。
柏杨先生曾介绍过《康圣人显圣记》，现在再介绍一遍，以加强读者老爷的印象。该书作者用的是一个笔名“伏魔使者”，他阁下对戊戌政变六君子殉难的悲剧，有极使人心魄动摇的评论上的根本转变。断言马克思的著作可分别属于两种截然不同，曰：“只听一排枪炮声，六名犯官的头，早已个个落下。可怜富贵功名，一旦化为乌有。”请注意“富贵功名，一旦化有乌有”。在势利眼看来，啥都可以，卖国可以，祸国可以，当奴才、当狗可以，就是不可以“富贵功名，一旦化为乌有”。六君子唯一的错处是没有得到富贵功名，没有走“正路”。写到这里，忍不住又要叹曰：“血泪流尽反惹笑，常使英雄涕满襟。”嗟夫，每个人都努力势利眼，走富贵功名的“正路”，中国社会成了什么样子的社会？中国人还有什么样的前途？用不着到关帝庙抽签算卦，就可知道啦。可是，迄今为止，仍有成群结队的人在提倡富贵功名的“正路”，你说急死人不急死人哉。
留华学生狄仁华先生曾指责中国人富于人情味而缺少公德心。我想狄先生只看到了事情的表面，而没有看到事情的骨髓，如果看到了骨髓，他就连人情味都看不到，而只看到了势利眼——冷漠、残忍、猜忌、幸灾乐祸，天天盼望别人垮，为了富贵功名而人性泯灭，而如醉如痴，而如癫如狂。
邪说
刚才接到袁晴晕先生大函，说看了敝大作《非人也》，非常感慨，曰：“在这个非人社会，该段可对那些满口讲道德说仁义，而行为盗跖之伪君子，作一当头棒喝。”拜读之后，浑身舒服。不过有一点却提出异议的，那就是当头棒喝问题。袁先生恐怕误矣，一个人在酱缸里酱得久啦，任何属于灵性的当头棒喝，他都不在乎，打他头上就像打到南墙上，虽有响声，却如春风吹驴耳，他不但茫然如故，而且如果爱之心切，用劲过大，恐怕反而会把自己的虎口震裂。必须换一个富贵功名的当头棒，才能其效如神。好比说，他再随地吐痰就教他“富贵功名，一旦化为乌有”，他立刻就会不吐，而且其尊嘴之现代化，用猪八戒先生的五齿耙都掏不出一滴唾沫。
袁先生信上又曰：“常见有些小姐太太，大雨中路滑，撑着伞，穿着高跟鞋，偶不小心，一个两脚朝天，或且弄破衣裤，则路人拍掌，呵呵大笑。我自少年到老年，曾亲眼看见几次，可谓无同情心又无公德心，冷酷之极。一些伪善者在中国数千伟大陈年酱缸中，有酸腐臭酒味，自我陶醉，还发明外国人重公德，中国人重私德之邪说。我认为：”仁‘者，从二人，是讲人与人的关系，如既无同情心，又无公德心，则可谓非人也，无论自己私德如何配合天地，都是社会败类，不配称作人，盖公德私德岂可分乎？“
袁先生此论，我老人家又有异议啦，盖袁先生称有人发明“外国人重公德，中国人重私德”，是一种“邪说”，非也，非也。这不但不是邪说，反而恰恰地是“正路”，一个人必须走此“正路”，才有富贵功名。若只追求灵性，追求侠义情操，那才叫“邪说”哩。可惜袁先生没有介绍出来这位发明家群甚名谁，以便拜识尊颜，不过也用不着介绍，读者老爷中有不怕输一块钱的，敢跟我赌上一赌乎？十拿十一稳，该发明家准是一个酱缸蛆——势利眼主义兼富贵功名之士。
欣赏老奶天天在大街上表演翻筋斗，还是小焉者也，袁先生一定还看见过游街示众，闹市枪决人犯的节目。日俄战争时，日本皇军常把当俄国探子的中国人内篇二十一篇。以道家思想为主干，杂糅阴阳、儒、法诸家，五花大绑，背插白旗，在大街上一路鞭打，打到刑场，用军刀斩首。斯时也，中国观众，人山人海，却一个个呆若木鸡，不但没有愤怒，也没有哀怜，好像被砍的不是自己同胞，而是山坡上的一棵椰子树。这景象曾使鲁迅先生吐血扼腕。其实固老毛病也。柏杨先生曾介绍过，昔黄道周先生于明王朝覆亡后，被逮至南京，途中正逢过年，家家笙歌，处处狮舞，一窝蜂围上来看那个囚犯老头，同样没有表情。有表情的话也是叹惜他“富贵功名，一旦化为乌有”！也是叹息他不走“正路”，不肯“正干”，如果不叛逆异族，“妄图非分之福”，何至落得绑赴刑场。
袁晴晕先生是现任监察委员，按照正常的酱缸传统，一个人不要说当到了监察委员，就是当到了一个五六七八流，甚至根本不入流的官崽，好比说，不过当了一个科长、组长、股长，有的甚至连个“长”还没混上哩，就自以为已走上了“正路”，对于凡无益于富贵功名的事，想都不敢想，更别说有啥感慨啦。要感慨也只是感慨长官不欣赏他，或感慨同一条线的弟兄挤他，绝不敢乱交“富贵功名一旦化为乌有”的朋友。所以我颇为担心，袁先生憋不住三昧真火，写这一封信，会不会影响到他的富贵功名？但愿没有影响，如不幸而有影响，则不妨学学苏雪林女士骂鲁迅先生的绝技，随时再写一文，把柏杨先生蹂躏得一钱不值，我老人家绝不大惊小怪。
“正路学”来自势利眼主义，强烈过度的势利眼主义来自酱缸。《笑笑录》上有一则故事说，宋荔裳先生小的时候，在私塾念书，有一位老科甲莅临参观，问曰：“你看的啥书？‘对曰：”《史记》。“问曰”谁作的？“对曰：”司马迁。“问曰：”他是哪一科进士？“对曰：”老爹，他不是进士，只是汉王朝国史馆的一个小职员罢啦。“老科甲把《史记》拿到手中，翻了半天，不屑曰：”这种书，读它干啥？“据书上说，宋荔裳先生当时就恨不得咬他一口。
问题是，那老科甲为啥司马迁都不知道，连《史记》是啥也不知道？无他，只缘那不是“正路学”而已。把《史记》读熟啦，有啥用处？而必须把八股文读熟啦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旧译《拿破仑第三政变记》。，才有得官做。现在虽然没有老科甲，但却有的是老酱缸蛆，在他脑筋中，廖季衡先生跳海救人，算不得正路，岳飞先生精忠报国，也算不得正路。即令他的尊嘴不得不努力宣传那是可敬的，但关着门训子勉女，恐怕真心话就出来啦。《说梦》上有两句诗，曰：“一个忠臣九族殃，全身远害亦平常。”每个人都全身远害，结果虽然并全不了身，远不了害，（呜呼，全世界哪个国家民族，有中国这么长久的内?
换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