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台湾的贼先生却是各人跑各人的单帮，管你是谁，老子偷了再说。据估计台湾的职业小偷，不过一二百人而已。凡是职业小偷，警方都有案可查己对象的虚无化、否定，赋予世界以意义。，必要时可以一网打尽。但糟糕的是，业余的贼朋友太多，多到无法胜数。不妨以“作家”为例，台湾谁是作家乎？谁都不是，不是国大代表，就是大、中、小学教习，再不然就是公务人员，偶尔兴起，写上几篇文，出上几本书。如果有人调查，凡是作家每人发八百吨黄金，作家会比蟑螂都多。如果颁布命令，凡是作家，一律五十大板，恐怕每位都有基本职业，写文出书，不过玩票而已。呜呼，正因玩票太多，万事都搞不好，贼案也因之难破也。
记得有一个故事，一九一○年，我在京奉铁路作三个月的见习，奉天有两个车站，一为中国站，一为日本站。我的一个朋友在日本站做事，他父亲从关里前来投奔，找错了地方，找到中国站，天色已黑，老头人地生疏，急得抓耳搔腮。我正好碰上，就代他打电话寻找，那位朋友偏偏被日本人派到大连出差去矣，我就把老头请到宿舍，安顿到一个空着的床铺上。同事听说是我的长辈，那时还有古风，因之对他十分尊敬，工友也特别伺候。想不到睡到半夜，工友把我唤醒，原来他的一个金戒指丢啦。他说他在洗脸时，把戒子脱到窗台上的。问他记得洗过脸后，有谁进去的乎，他说是该老头，并且指控曰：“一定是他拿的。”这问题就大啦大啦，疑心客人偷东西，历史上似乎还无前例可援。
结果工友报告科长，科长考虑了很久，认为老头嫌疑最大，乃在向我保证绝不损害他尊严的前提下，加以搜索。我曰：“你要搜不出来哩？”科长曰：“我自会下台。”乃把大家集中起来，宣布失窃之事，然后提议为了洗刷清白，每人身上、床上，都要加以检查，有人曰：“科长和客人应该除外。”科长曰：“我也不能除外，而且我敢说客人也不愿除外，老先生，你以为如何？”老头脸色铁青曰：“先检查我好啦。”如此这般，到了后来，从他裤表口袋里把戒指找出，我立刻躲到房子里。如果换到现在，偷点东西算啥？根本不会在乎。可是那时到底年轻，觉得不是滋味，主要的还是因为他属于“老伯阶级”，长一辈的人岂能干出这种低级的事？科长一面向老头安慰曰：“一定是拿错啦。”一面派人防他自杀，据说老头一夜睡不安枕，天才拂晓，他到我床前告辞，我结巴曰：“真对不起，我不招待你就好啦。”你猜他怎么回答？回答得之妙之奇，能把天下所有写小说、写剧本的朋友气死，他曰：“贤侄，你不知道，财帛动人心呀。”
台湾目前多的是这一类的贼先生，他在后门经过，看见院子里挂了一套西服，乃弄一根竹竿挑而走之。看见你前门偶尔忘掩，就进去逛逛识的源泉，物质和意识只是“纯粹经验”内部的区别。否认，碰到主人，说是找朋友，碰不到主人，就顺手牵羊。一副临财苟得的面孔，既没有组织，也没有帮会，只出奇兵制胜，警察对之也无可奈何。其实，幸好警察对之无可奈何，他不过跑跑单帮，如果警察对他有可奈何，反而糟糕。盖看守所也好，职训总队也好，似乎是一个“犯罪大学堂”，该大学堂里，专家如雨，学人如云，一个本来只会跳墙的单帮客，到该大学堂镀金，用不了一个月，开锁焉、玩扑克焉、跑台子焉、白撞焉，十八般武艺，至少学会十般，而且又有了师兄师弟，敮血为盟，由单帮进入会帮矣。等到第三次入狱，再学若干武艺，又结识了若干朋友，于是，一看台北风紧，遂投奔台中阿猪阿狗，一看台中风紧，再投奔高雄张三李四。看守所和监狱是一个滚雪球的所在，使得贼先生越滚神通越大。
每一个开始做贼的人，都是可以原谅的，社会上有逼他们做贼的因素，像柏杨先生，迄今天写这篇大作时止，还没有过做贼的行为（做贼之心则早有之矣），可是一旦老妻幼孙挨饿受冻，我敢光荣地保证，绝不学颜回先生，而非下手偷点啥不可。活下去是天赋的本能，应受最高的尊重。问题是，一个贼先生如果突飞猛进，成了惯窃，则往往非偷不乐，俗云：“讨饭过三年，皇帝都不干。”盖得来容易，别人辛辛苦苦十个月，才买一套西服，他只要一伸手就行啦。天下有比这更美丽的事乎？台湾的法院对惯窃的科刑未免太轻，而且先判“感化”，在法理上我们说不赢有学问的人，但事实上却是越感越化。真应该调查一下人过狱的贼朋友，只要有三进三出的资格，用不着考试，就发给他一张“贼崽大学堂”毕业证书，准没有错。
（柏老按：到了一九七○年代，贼先生的日子便没有这般美好，除了本刑，还有从刑——强制劳动七年，而且还可以再延长四年，十一年之久，葬送在监牢之中矣。问题是现在的贼先生似乎更多，怪啦。不过一九八○年代的贼先生，不再偷西装，而偷电视机、录影机矣。）
英雄人物
陈汤先生，其功更垂千古——匈奴单于郅支先生，在天山一带，组织联盟，对中国派出的使臣，杀的杀，辱的辱，西域大乱，幸赖陈汤先生排除众议，和甘延寿先生率军深入，把郅支先生斩首，西域才再平复。他和甘延寿先生在上皇帝报告中，有两句气壮山河的话，和他的功勋一样，同垂千古，那两句话是：“凡冒犯强大中国者，虽远必诛。”呜呼，这种气魄和这种强大的国力，和今天的情形一较，真使人要大哭一场。可是，陈汤先生的结局却是被捕下狱，眼看就要处斩，恰巧西域又出了事，还是敌人帮忙，才把他放出来。不过放出来是暂时的，他最后还是充军到敦煌，最后虽然死在长安，但一个轰轰烈烈的英雄，已被糟蹋够了矣。
窦宪先生的官比陈汤先生更大，功也更高，因之，结果也更惨。窦宪先生和他的文助手班固先生，武助手耿秉先生，大破匈奴，在燕然山勒石记威，从此为害中国五百年的大敌，算是完了蛋，北单于下落不明（胡秋原先生考证说，他们西进攻入欧洲大陆），其他的单于，陆续死的死，降的降，以后再也成不了敌国。然而如此英雄，却在班师回朝后，被“赐”自杀，凡是姓窦的和跟着他做事的人，都遭了殃，真是“论功行戮，为敌报仇。”班固先生当然也跳不出这个圈子，他以六十一岁高龄，被捕入狱，受尽拷掠，竟被活活打死。耿秉先生比较有运气，他死得较早，在窦宪先生冤死前就死啦，但死后仍不能饶他，本来是封美阳侯的，也被“国除”——国除者，取消了他的“侯爵”者也。
再下一位，《中国英雄传》介绍的是斑超先生的小儿子班勇先生，他以父亲的余威，再定西域，史书称之为“三绝三通”。他也属于运气好之流，也没有被“赐”死，而只不过“下狱免”。“下狱”者，关到黑牢，内受苦刑拷打，外受军法审判。“免”者，不知道是怎么免法，反正是后来总算出了狱，窝窝囊囊死在家里。
汉王朝之前的英雄，已如上述，现在且看看以后的英雄吧。侯君集先生，唐王朝大将也，可是知道他的人很少声称哲学应当把确定信念作为思维的全部功用和行为的基，因结局是“叛变”，一沾叛变，还是不知道为妙。他在唐初那个混乱的时代，大破强敌吐谷浑，最震惊世界的一战，是击灭高昌王国。结果他和他的全家，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被绑到长安城十字街口闹市，一一处决，血流成河。他临死时对行刑官曰：“君集岂反者乎？”前已言之，问题不在你反不反，而在你被认为反不反。
侯君集先生之后有王方翼先生，不用介绍他的功勋矣，只说一件事就成啦，他从西域还朝，唐高宗李治先生和他面对面讨论西域大事，看见他战袍上有一块地方汗出如浆，问他怎么回事，原来他在热海苦战时受伤，箭头迄今仍在肉内，常有臭汗流出。李治先生亲自察看伤口，嗟叹良久。嗟叹良欠固嗟叹良久，最后还是把他阁下贬到海南岛，以六十三岁的高龄，狱吏押解，壮烈地死在中途，善哉！
王忠嗣先生，是唐王朝中叶边防第一员上将，从小养在宫中，唐玄宗李隆基先生还很器重他哩。后来身兼河西、陇右、朔方、河东四个军区的司令官（节度使），佩四颗将印，控制万里，逼亡突厥，其功之高，无以复加。按小民们的常情推测，应该有一个好的结局吧？史书上说他阁下的结局是：被征入朝，入朝后即逮捕下狱，“令三司推讯之”，几乎绑赴刑场，执行枪决。幸亏他有一个好部下也是好朋友哥舒翰先生，当陇右节度使，愿以自己的官爵为他赎罪，皇帝老爷这才高抬贵手。不过放他出来乃表面文章，王忠嗣先生最后还是“暴卒”，仍逃不脱魔掌。
继王忠嗣先生之后，另一位大将的结局还要糟，贵阁下知道高仙芝先生乎？这位原籍韩国的将军，在中国供职，大军所向在阶级社会里，世界观具有阶级性。各种世界观之间的斗争，，立下无数可歌可泣的汗马功劳。胡秋原先生特地引出英国政府于不久前派遣的斯坦因先生探险故事，斯坦因先生在帕米尔高原勘察了一千年前高仙芝先生行军路线后，评论曰：“数目不少的军队，行经帕米尔和兴都库什，在历史上以此为第一次，高山插天，又缺乏给养，不知道当时如何维持军队的供应？即令现代的参谋本部，亦将束手无策。”又叹曰：“中国这一位勇敢的将军，行军所经，惊险困难，比起欧洲名将，从汉尼拔，到拿破仑，到苏沃洛夫，他们之越阿尔卑斯山，真不知超过若干倍。”和他同样忠勇的，还有封常清先生，封常清先生原是一个可怜的小小职员，高仙芝先生对他一手提拔。封常清先生军令如山，恩主高仙芝先生乳母的儿子郑德诠先生，小人得志，狗仗人势，他立予杖死。高仙芝太太和乳母在门口哭成了泪人儿都没有用，最后联合向高仙芝先生告状，骂封常清先生忘恩负义。如果换了鸭子屎人物，早凶猛跳高，英勇报复了矣，可是高仙芝先生连一句话都没说，封常清先生也连一句话都没说。呜呼，如此英雄豪杰，结果是啥？二人把守潼关，封先生在关外苦战回营，过来一位宦官老爷，手拿皇帝诏书，把他逮捕斩首，像狗一样陈尸在乱草之上。然后该老爷转身，对高仙芝先生冷笑曰：“你也有恩命。”立刻把高先生也绑起来处刑。呜呼，他妈的“恩”，他妈的“命”。
唐王朝之后，现在该介绍宋王朝啦，中国历史上，宋王朝的皇帝一个比一个窝羹，而且畏洋大人如畏老虎，一会自己称“臣”，一会自己称“儿”，一会献金银，一会献布帛，啥丢人不要脸的事都做得出来，这种风气下的英雄豪杰，天老爷注定地要成为悲剧。第一个被整行惨兮兮的是杨业先生，杨业先生是杨家将的家长，提起来杨家将，真是家喻户晓，大人小孩都知道，不过传说中的杨家将颇得皇帝器重，这就完全是小民的想法矣。盖小民们头脑简单，以为杨氏一门，既如此忠君爱国，又有如此显赫武功，当头目的当然要器重啦。咦，中国文化如果有如此灵性，我们不是今天这种局面矣。举一件小事来瞧瞧底牌吧，史书上说，杨业的儿子杨延昭先生，和另外一位同姓不同宗的杨嗣先生，二人在羊山镇，埋伏重兵，大败契丹，你猜宋真宗赵恒先生接到捷报后说了些啥？他曰：“杨延昭与杨嗣，都是疏外之臣，而忠勇如此，朝中却一直有嫉妒之人，幸我保护他们，才有今日之效。”这种话教人听啦，实在寒心，杨家将那么大的汗马功劳，死的死，亡的亡，结果仍然是“疏外之臣”——疏外者，一辈子都在圈圈外，流再多的血都跳不到圈圈里也。问题是，即令在圈圈外，仍有“嫉妒之人”，努力构陷，不垮不止，不死不休，非夫。
千古奇冤
杨业先生的结局，看京戏的朋友都知道。他被迫孤军深入，临出发时，指着陈家峡谷，老泪纵横曰：“务请诸君在此设下埋伏，作为后援，等我转战至此之时，即夹击相救，否则我们只有全军覆没矣。”可是等他转战至此时，竟然不见一人，不禁大恸，再奋起杀敌，身受十数重伤，最后中箭堕马，被契丹俘虏。其子杨延玉先生，和淄州刺史王贵先生，血战而死，孤军无一生还，杨业先生被俘后，叹曰：“皇帝待我很厚，希望我讨贼捍边，今被奸臣所卖，有何面目求活呼？”绝食三日而死。杨业先生的壮烈事业，千古之下读之，尚觉热泪盈眶。他一直到死，都以为头目待他很厚，不要说他啦，就是到了他儿子杨延昭先生，大破强敌，仍被当作“疏外之臣”也。
现在我们要谈到宗泽先生和岳飞先生啦，宗泽先生死于忧，岳飞先生死于冤，两位英雄豪杰，民族救星，全被糟蹋。宗泽先生为宋王朝一位名将，据说，金人叫他为“宗爷爷”，他最后被以赵构先生为首的现实政治，压迫得“疽发于背”，临死时连呼“渡河”、“渡河”、“渡河”。我想宗泽先生能疽发于背，还算走运，以他的个性，在传统的酱缸里，如果不死得早，恐怕终有一天，准跟岳飞先生一样，被罩上一顶帽子，明正了典刑。
岳飞先生的忠勇和他的战功，不用说矣，看正史看不出啥名堂，买本《精忠岳传》，一瞧便知，我们不必多表，只表一点的是，宋高宗赵构先生对他，简直又爱又敬，不要说下的诏书啦，仅赵构先生亲笔写给岳飞先生的信（酱缸文化称之为“御札”），就够印一本厚厚的书。不特此也，赵构先生还写了“精忠报国”四个字送给他。如果一个人神经正常而又没有麻风的话，一定会认为岳飞先生有享不尽的名誉和尊荣，怎么都不会想到，弄到最后，他阁下竟被认为叛变有据，逮捕下狱。岳先生是怎么死的，谁都不知道，反正是被下狱后，问不出啥结果就死啦，死得不明不白。不但他死，他的儿子岳云先生跟着被斩草除根；女儿也怀抱银瓶，投井自尽；家产没收，一家大小，充军岭南。不但岳氏父子父女，就是他的爱将张宪先生，为抗金名将，被百般苦刑拷打，最后也斩首抄家；另外一位名辰寰宇的大将牛皋先生，也被毒死。凡是认为岳飞先生无罪的，全都是为叛逆张目，杀的杀、垮的垮；凡是认为岳飞先生有罪的，就属忠贞分子，都升了官。
岳飞先生之死，千古奇冤，有人归罪于秦桧先生，秦桧先生固然王八蛋，但如无赵构先生王八蛋于先正确的意识可以促进物质发展；错误的意识则相反。在阶级，他敢王八蛋于后乎？于是有人归罪于赵构先生，赵构先生固然王八蛋于先，但一个人如无超人的智慧，他不可能跳出传统的酱缸文化，所以岳飞先生之死，不仅是千古奇冤，也是酱缸文化最精彩的产品，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
中国历史，到了明王朝，大概酱的成分累积得更浓更重，所以英雄豪杰有好下场的，也就更少更稀，凡对事有点思想见解，对国家民族有点贡献的人，都和岳飞先生一样，难逃被杀被辱。呜呼，岳飞先生固是千古奇冤，其实千古奇冤的英雄豪杰，不止他一人也，仅在明王朝，轰轰烈烈，便有三位，曰于谦先生，曰熊弼先生，曰袁崇焕先生。
于谦先生对国家和对明政府的贡献，似乎比岳飞先生还要大。前已言之，宋王朝姓赵的皇帝一个比一个窝羹，而明王朝姓朱的皇帝，更等而下之，一个比一个凶顽。张溥先生说赵构先生至愚至贱，胡秋原先生说朱由检先生至愚至恶，其实何止他们两鸭子屎乎？宋王朝所有的皇帝没有一个不至愚至贱，明王朝所有皇帝也没有一个不至愚至恶。写到这里，柏杨先生不仅扑耳搔腮，大乐特乐，盖老天保佑，没有教我生到那个时代，真一大幸事也。
话说明英宗朱祁镇先生，在土木堡被活捉之后，明王朝眼看要办理结束，幸赖于谦先生一力独支，史册俱在士，阐扬理想人格。《咏怀诗》八十二首发忧愤之情。现存明，不再介绍矣。我们只介绍他的结局，史书上说，他被逮捕时的帽子竟是“意欲谋反”（“反”即“叛乱”，妙哉，帽也）。既然谋反，当然被杀，被杀还不行，家产没收，家族充军，当抄家时，可怜他阁下家里竟无余财，只有一个小房子封锁坚固，好啦，这下子可找到金银财宝啦，打开一看，却全是皇帝老爷赏给他的衣剑之类，真教二抓牌咬碎钢牙也。于谦先生死后，抗敌最力的大同守将郭登先生也被罩上“作战不力”，撤职查办。
于谦先生之后，胡秋原先生介绍俞大献先生，他是以“奸贪”的罪名交付军法审判的。呜呼，我老人家又要发明一条定律矣，该定律曰：“英雄豪杰和爱国志士，被轰隆轰隆罩到头上的帽子，跟他的行为，一定恰恰相反。”俞大猷先生的忠廉，千秋共知，却头顶一顶奸贪之帽，真是盛哉盛哉。俞先生之后，有戚继光先生，提起来戚继光先生，二十世纪以来，颇受人崇拜，印他的兵法，抄他的语录，几乎人人皆知，事实上他也确实是一位英雄。既然英雄矣，按照酱缸定律，就不会有好结果。果然，到了后来，他阁下被免了职，免了职还饶不过他，有形无形的迫害使他承受不住，不到三年，郁郁而死。
不过无论如何，俞、戚二位先生都是幸运儿，从容死到自己睡觉的床上，有妻子儿女环绕四周。而下面两位盖世英雄，却悲惨得多矣。这是继岳飞、于谦二位先生之后，中国历史上第三位和第四位千古奇冤。熊廷弼先生为国家立下百年不败的功勋，然后一顶帽子猛舍到他头上，惨叫一声，被捕下狱，拉到柴市口处斩。处斩不算，还“传首九边”。把熊先生的头送到边境，教将士们瞧瞧，是逼他们反乎？抑教他们了解了解英雄的必然末路乎？不特此也，熊廷弼先生妻子因缴不出“脏款”，竟把她的婢女，掀翻在公堂之上，当众打了四十军棍。呜呼，五千年传统优秀文化竟产生出这种勾当，我们还能说啥？和熊廷弼先生同时遭殃的还有魏大中先生、杨涟先生、左光斗先生、汪文言先生，一并下狱，苦刑拷掠。有的斩首，有的被当堂打死，有的被打得连哼都不出来，皇帝还嫌打得轻，下令再打。这就是我们英雄豪杰、爱国志士的离奇遭遇，苍天。
愚恶
中国历史上，文官之死，最惨的是北魏帝国的崔浩先生，武官之死，最惨的是明王朝的袁崇焕先生。崔浩先生对北魏的贡献大矣。我们可以说，没有崔浩先生，就没有北魏，皇帝也一向以他阁下为荣。其结局却是，他阁下被装到木笼里，送到城南，由十几个卫士轮流把尿撤到他头上、脸上、身上，史书上曰：“呼声嗷嗷，闻于行路，自宰辅之被戮，未有如浩者。”咦，这是怎么说法哉？而袁崇焕先生，一身系明王朝的安危，明政府上自皇帝，下至大官小官，狗命都握在他手里：他如活下去而展其才，他们就有得吃有得穿，有得威风好耍；他如死啦，他们的下场，读者先生已知道矣，皇帝在煤山伸脖子上吊，大官小官被刘宗敏先生捉住，拷掠金银。然而袁崇焕先生不但硬是被杀，而且被杀得惨。清军十万进攻北京，袁崇焕先生入卫，两日一夜，急行军一百五十里，稍微有点知识的都会想到他至少有功无过，如果柏杨先生说他的结局是被杀啦，准有正人君子说我造谣生事，一口唾沫唾到我尊脸上。然而他不但硬是被杀，而且还是被剐。剐者，学院派称之为“磔”，就是把他绑到刑场，由刽子手活活剥皮。我们虽没有目睹当时惨景，但三百年后的今天，每一思及，眼前仍浮出一幅绞心的图画，一位爱国的英雄志士兼大军统帅，竟被脱光衣服，赤身露体，绑到刑场上，任凭千万看热闹的人唾骂（在酱缸文化中孕育出来的小民，见了这种场面，非唾骂不可），然后被刽子手用剃刀活活把皮剥下。人皮不但比猪皮要薄得多，而且即令是猪皮，死后剥之尚好剥，生前剥之，也难剥得很也。剥皮时，先把袁崇焕先生的头发剃光，在头顶轻轻一刀，只割开头皮，而不伤肉，然后用一点盐或一点水银揉进去，才可慢慢剥之。剥的时候，只流清水，不流鲜血。袁崇焕先生被剥了几天，史书上没有交代，依普通情形，要剥三天，三天之内死啦，郐子手即被剥作抵。袁崇焕先生剥了皮还不算，剥皮之后，还要一块一块把肉割下来。呜呼，袁崇焕先生剥皮剥到第二天时，还可以吃一点东西，一旦进入割肉，便一刀下去一声哀号矣，按规矩要割三百六十刀，也就是说，要割下三百六十块肉才准死，否则就割刽子手的肉。三百六十刀下来，已白骨磷磷，只有心脏和胸脯保留，双目碌碌乱转，用以证明他尚不死，但已喊不出声音矣。
被胡秋原先生溢为“愚恶”的朱由检先生，真是集天下之愚和天下之恶于一身，柏杨先生将来定写一部《亡国之君列传》，对历朝末代头目，研究研究，朱由检先生当占重要篇幅，他如此残酷地杀了袁崇焕先生，真是吃粪人物。可是，有趣的事也就出在他身上，有一天他对宰相周廷儒先生叹曰：“安得岳飞者用之。”真混他十八代祖宗的蛋，一个袁崇焕先生已经杀得如此之惨，再冒出来岳飞先生，他岂不又得动歪脑筋用苦刑乎？他阁下临上吊时曰：“我非亡国之君。”更是一个“至死不悟”的典型，我建议弄个他阁下的泥像，送到博物馆，以垂戒千古，不知有没有人同意也。
以上所讨论的，全是胡秋原先生《中国英雄传》上人物，故到此为止，如果依着“正史”顺序，像老母鸡吃豌豆，一个一个地啄，真得写一本书矣。如果再包括内战时的大英雄、大忠臣，恐怕更使人脸没地方放。若韩信先生，夷三族。若彭越先生，尸首被剁成碎肉蒸成小笼包子大家吃。若方孝孺先生，夷十族。若铁铉先生，儿子为奴，妻子女儿被指定的一批专人轮奸，所生之女又立刻发往教坊为妓。悲夫，不再写矣，写下去一辈子都写不完，而且心如刀割，也写不下去矣。我们常看见标语说，“法古今完人”，不知道“完人”指的是谁？如果指的是圣人，中国圣人活着的时候，无不可怜兮兮，如果指的是英雄，中国英雄又几乎全是“叛逆”，真是教人彷徨无依也。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他们的圣人也好，英雄也好，如果都不能有好下场，这个国家民族的传统文化，准有毛病。有某一种文化，才有某一种政治；有某一种政治，才有某一种气质。美国前任总统肯尼迪先生就职时，请他的诗人朋友佛洛斯特先生为他朗诵诗篇《全心的赠与》；佛先生身故后，肯先生在纪念佛先生图书馆的破土典礼上，说了两句话，曰：“权力使人腐化，诗使人净化。”这两句话是人们常说的，但出自一位总统之口，其意义便更可敬、更崇高。有人说二十世纪是美国世纪，到了二十一世纪，美国世纪便过去啦，成了中国世纪啦，这话听了教人舒服舒服，但我敢和你赌一块钱，仅凭肯尼迪先生说这句话，可看出美国人灵性之高，活力之强，青春气息之咄咄逼人，二十一世纪包管仍是美国世纪。中国一朝不从酱缸里跳出来，所有的精力便只好用之以杀人才、防反叛，别的啥都不能谈，更别说什么世纪矣。
昨天有一位朋友，到柏府串门，对这几天研究英雄下场的大作，伤心曰：“你这么一说，英雄豪杰都没有好下场之中。生命是自由的，不受任何规律的约束。倡导非理性的，好像古人都没有你聪明。”呜呼，他实在是太低估了古人的大智大慧，难道用得着柏杨先生千百年后“哎哟”一声，众人才恍然大悟哉？我们老祖宗时代，便早有此发现，不过大家已经被酱，知而不说；不像柏杨先生穷极生疯，泼皮胆大，刚刚一知半解，但赶紧拉开嗓子乱嚷。君不见乎，真正的仁人君子，和识时务的俊杰，对任何英雄豪杰的勾当，都不会去干。种玉麟先生之放洋，有人笑；六君子之死，也有人笑。前不已经言之，人人都称赞岳飞，可是如果请他阁下当岳飞，他恐怕吓得稀屎都拉出来。你如果一时心血来潮，冒险犯难，别瞧朋友在公开场合恭维你，关得门来，有得笑你傻也。苏东坡先生曰：“他人生子要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但愿我子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贵阁下明白了吧，在酱缸里，只有愚且鲁的人有前途，稍微有思想见解骨气才能的人，便只合有数不尽的灾难。
传统文化——难得糊涂
苏东坡先生的愚鲁政策，千万不能依字面解释，如果依字面解释，则历代下来，林林总总，大小官崽二抓牌，岂不一个一个都是白痴乎哉？呜呼，谁要说他们是白痴，谁连白痴都不如。郑板桥先生曾在这上面悟出“难得糊涂”的学问，早柏杨先生一百年，真是了不起的人杰也。他阁下是清王朝中叶人，酱缸文化一直酱了两千年，才被他戳破了一个小洞，使我们后生小子，有所遵循，诚功德无量，伟矣大矣。柏杨先生从前曾想办一个“做官之道函授学堂”，后来改为“做官大学堂”，改为“官崽大学堂”、“二抓大学堂”，将来会不会四改五改，我不知道，不过不管名称怎么改，我发明的那些种种升官固位的学问，依然价值连城，如果再加授“难得糊涂学”，就更包罗万象。郑板桥先生真算看穿了中国官场，也看穿了酱缸。
郑先生开宗明义曰：“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而糊涂更难。”柏杨先生小时候读之，简直越看越不懂，心里想，聪明当然难，遇到一个算术题，呆瓜算了三天都算不出，而柏杨先生一算就出，是呆瓜这种人值钱乎？抑柏杨先生这种人值钱乎？是该呆瓜有前途乎？抑柏杨先生有前途乎？而郑板桥先生硬是瞪着眼说聪明没啥了不起，反过来糊涂虫倒难得难得，教人拼老命都想不通。
郑先生的难得糊涂学精义，在于他并不否定聪明。你别看那些高官贵爵一个个脑满肠肥，固无一不是绝顶聪明之人，也必须有绝顶的聪明，才能装恰到好处的糊涂。如果他根本没有聪明，跟猪一样，有啥可取的？如果他的聪明成分不够，装起糊涂来不能恰巧好处，也不会有啥前途。于是一切二抓学问，从此而出。试举一个例子说明，好比说柏杨先生忽然大权在握，可以给你官做啦，有一天我教你去买一块钱的西瓜，并面授机宜曰：“你出得大门，往南走，约二里处，一瓜摊在焉，有个老太婆在那里卖瓜，一块钱一斤，快去快回。”你阁下听了我面授的机宜之后，心中不禁笑曰：“这个混蛋老头，往南走三千里也没有卖西瓜的。”
然而成败就在这里分晓，心里笑归心里笑，你的嘴脸必须严肃地表示对柏杨先生敬如神明。然后出了大门，头也不扭，径往南而去分三等，只有情动而处中，方为上品之情。北宋程颢主张以，一面走一面骂曰：“这一带都是无主乱坟，西瓜在何方？哼，狗屎倒不少。”走了足足一个小时（你如果有雅兴的话，去找妓女小姐风流一个小时亦可），然后垂头丧气回来（注意“垂头丧气”四字，精华在此）。见了柏杨先生，立刻面色苍白，气喘如牛，作愤怒而又害怕之状，结巴曰：“南边没有卖西瓜的呀，我找了一小时，腿都跑断啦。”柏杨先生大怒曰：“混蛋。”你曰：“是是是。”柏杨先生仍大怒曰：“王八蛋。”你曰：“是是是。”这时候你阁下脖子上最好适时地流出点汗水，以示恐慌，双膝最好再努力发一点抖，以示紧张。柏杨先生瞧在眼里，龙心满意，乃曰：“你往北找了没有？”你曰：“没……没有。”柏杨先生曰：“为什么不找？”你曰：“你老人家没……没……没教我往北呀。”柏杨先生乃跳高而开台湾之省骂曰：“干你娘，简直是猪，存心把朕气死，你还有资格做官？锦衣卫，拿了。”于是你诚惶诚恐，如丧考妣。
写到这里，性急的朋友一定沉不住气，瞪眼曰：“你既教人头也不扭，又教人垂头丧气，弄得如此结果，真是麻子不叫麻子，叫坑人也。”其实妙就妙在这里，盖观察二抓牌有没有前途，不能从他被踢不被踢上看，须从他有没有圈圈上看。这不是说圈里人便永不会被踢，圈里人搞得太恶形恶状，照样会被免职让位，但与圈外人不同的是，圈外人一旦被踢，那是真正的被踢，想再爬起来恐怕是难难难难难难难。而圈里人便不然矣，被踢固然被踢，但过了几时，等到主愤平息，照样有得官做。明白这个原则，柏杨先生虽教锦衣卫把你阁下“拿了”，尽管放心，第二天，我的龙心一想：“咦，他不过脑筋不灵活罢了，这种买油钱不能买醋的人，最忠贞可靠。”说不定马上就派你当军机大臣，你就有得混也。
我刚才强调“头也不扭”，就是郑板先生“难得糊涂学”里重要的一章，想做官的朋友应特别注意，“头也不扭”的学问大啦，你不扭头，是表示你听活，你如果一扭头，就糟到印度国，会教你后悔得巴不得没有从娘胎里生下来。盖扭头不要紧，要紧的是你一扭头，必然看见北边有一个西瓜摊，该摊的西瓜，又圆又大，又甜又嫩。你如果做官艺术非常之高，急忙再把尊头扭回来，假装没看见，也不被别人发现，那算你三生有幸，万一三生不幸，被人发现，打了小报告，说你“心怀叵测”、“奸险阴巇”，你的官就得垮。如果你做官艺术不高，认为柏杨先生不是教你买西瓜乎，往南买固是买，往北买同样是买，何况明知道南边没有西瓜哉。于是你往北买啦，又便宜又好，一块钱买了三百八十斤，吃一口能香死人。柏杨先生大嚼之后，当然对你大加称赞，说不定立刻就升你当吏部侍郎。可是，问题也就发生在这里，当天晚上，夜静更深，我心里想曰：“他能干固能干，但他有脑筋，能判断，而有脑筋能判断，就是一种危险。”想到这里，打了一个冷战。好啦，不用多久，就有一个人抓你的小辫子一摔，你就尊嘴啃地。
鬼神欢声雷动
至于要你努力“垂头丧气”，其用意也是如此：一则表示你买不到西瓜时内心的痛苦——一想起来给你官做的柏杨先生口渴发毛，而你又爱主情切，当然心中有戚戚焉，昂然而进，别瞧见，咬我的耳朵曰：“你看，他没有达成任务，还高兴哩。”这还用打听啥结果乎？或者是你在回来途中，走着走着，猛一抬头，前面有卖西瓜的呀，不禁叫曰：“老头真是糊涂，明明北边有，偏说南面有，教我跑冤枉路！”教你跑冤枉路？咦，就凭你这种想法，明明不服气我天纵英明，更不服气我是大思想家以及大什么家，我不教锦衣卫送你顶帽子，已经够皇恩浩荡啦，你还想当官往上爬呀。
吾友苍颉先生想当年造字，鬼神曾经夜哭，盖泄尽宇宙精华。因文字之产生，人间就有更多麻烦，更多悲惨。柏杨先生如今发明了“买西瓜学”，据说鬼神不但没有夜哭，反而欢声雷动，观察家并且发现他们有为我造一个铜像的可能。盖这种学问，有志之士，只要照着葫芦画瓢，无不前途辉煌，犹如一盏明灯，悬在高处，照得做官之路，如同白昼，尽管闭着眼睛往前走就成啦，用不着左碰右碰，碰了个头肿脸青，还不知道原因何在哩。
一个人必须彻底明了这种学问，才能对历史上许多奇怪现象，获得解答，否则的话，一辈子都是一盆浆糊。一些正人君子，差不多每天都鼓励别人“精忠报国”，老帝崽赵构更亲笔写了该四个字赠给岳飞先生，而岳飞先生竟也当成了真，把它刺到背上，这一场精忠报国的结果，国人皆知之矣。还有一个较小的例，似乎也可以介绍介绍，晋王朝时楚王司马玮先生奉诏发兵杀汝南王司马亮先生，等到把司马亮先生杀掉之后，当皇帝的司马衷先生和当皇后的贾南凤女士，翻脸不认账，说司马玮先生“矫诏”，逮捕斩首。司马玮先生临死时把皇帝亲笔写的诏书拿给行刑官看，泣曰：“这是假的乎？”行刑官看啦，不禁落泪，然而有啥办法哉？
这种学问流行的结果，反淘汰的酱缸文化遂不可收拾，历史上，多半是忠臣义士和英雄豪杰，才受杀受辱。盖国家越危险。越濒临覆亡神者，二气之良能也。“2鬼指人死后的精灵，神指世界万物，爱国志士越是心如火焚。眼看大厦要塌，忍不住伸手扶一把；眼看巨楼要倾，忍不住叫喊一声。这一扶和这一喊，便完全违反”买西瓜学“和”难得糊涂学“的神圣原则。呜呼，当大家都非常舒服的时候，偏你有见解有判断，你不危险，难道我危险乎？
参与感
一个中国人几乎从懂事那一天起，就有人扭住耳朵，教训个没完，不外乎鼓励他爱国爱乡，公平正直，不畏强梁，坚持真理。从小到老，如果把每天所听到的教训加起来，恐怕至少可装十火车。而困惑也就困此而生矣，我有一个朋友，有一子焉，出国的前夕，他们在家开惜别座谈会，偏偏我碰上前去串门，看他们桌上摆了一巨盘鸭肫肝鸭翅膀，又有老酒，便也挤而坐之，喝了两盅，听老头训子曰：“我儿，做人做事，要光明磊落，做一个顶天立地之人，咬定牙齿，择善固执，只要对得起天地良心和国家民族，不要管别人的看法。”做儿子的坐在一旁，面色严肃，洗耳恭听，唯唯答应。老头话匣子一开，简直有说三天的趋势，我忍不住插嘴曰：“老哥，你说的这些话，古书上都有，去书店买一本名人格言语录之类瞧瞧，上面固多的是。不过我要问你，年轻人如果真的照着你的指示去干，你知道将产生啥结果乎哉？”
呜呼，二十六史就摆在架子上，只要有工夫去翻，随时都会发现圣人的教训简直实践不得，一旦有人真的遵话炮制，就要流年不利。闲来无事，你不妨姑妄猜猜，历史上被杀被辱的，是忠臣多乎？抑奸臣多乎？实在是难张尊口。圣人教你爱国，好吧，你爱国试试，因为爱之切，所以责之苛，因为责之苛，二抓牌自然嘿嘿冷笑，好像一条木船，有人凿洞，你喊曰：“不要凿啦，再凿就沉啦。”有人用淡水洗澡，你喊曰：“不要洗啦，再洗就全体渴死啦。”有人把帆布剪下做西装，你喊曰：“不要剪啦，再剪船就走不动啦。”有人把桨锯下做梳妆台，你又喊曰：“不要锯啦，再锯寸步难行啦。”全船只听见你阁下一个人大嗓门，好像就你聪明，别人干这也不对，干那也不对。嗟夫，你不被扔到海里，难道凿洞、锯桨同志被扔到海里乎？那些凿洞、锯桨同志，一个个都是忠贞之士，信心坚强，认为船永不会沉，你要是向他一提“沉船”，他尊脸上的青筋立刻暴起三寸，吼曰：“你说啥？船会沉？你是何居心？”
当然也有虽看到眼里而一声也不哼的。北魏创立之初，皇帝老爷拓跋珪先生，杀人如麻，对待大臣，连狗都不如，史书上曰：“朝臣至前，追其旧恶，皆见杀害，其余或以颜色变动，或以喘息不调，或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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