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或以行步乖节，或以言辞失措，帝（拓跋珪先生）皆以为怀恶在心，变见于外，乃手自殴击至死，皆陈天安殿前。”只有宰相高允先生一人，“历事五帝，出入三省，五十余年，初无谴咎”。何哉？据史学家吕思勉先生研究的结果，认为原因在于高允先生对那个政权根本没有爱心。别人爱国心切，骨肉相连，看见不对劲，忍不住要讲。而他阁下对北魏政府，从头到尾都没有感情，没有参与。冷眼旁观，管啥对劲不对劲，你强也好，亡也好，不要说凿洞、锯桨啦，就是弄个原子弹到船头试爆，他都不嚷，倒找一块钱他都不嚷。
爱心越大，痛苦也越大。爱妻子、爱子女，受感情上的折磨，爱国家、爱故乡，受凿船、锯浆同志的折磨。美国五星元帅麦克阿瑟先生于前周病故对以无或道为宇宙本体，主张万物“独化于玄冥之境”。认为，今天安葬，全世界为之哀悼，连最初发了牛劲，免了他职的杜鲁门先生，都天良发现，说了老实话。这种现象，柏杨先生看来，真是奇迹奇迹，如果麦克阿瑟先生是中国历史上人物，他的下场恐怕不见得如此哀荣也。
其实，正人君子聪明齐天，其了解比柏杨先生深刻得多矣，大多数中国人努力的目标只是“当官”，而不是当英雄豪杰。但正人君子比柏杨先生却高明一倍，他们不但不肯把心里想的放到桌面上，反而另外准备了一套专门放到桌面上的话，随时随地，登台演奏。于是，没有一个人的嘴巴不是崇敬爱国志士和英雄豪杰的，但大多数心里并不心甘情愿去当爱国志士和英雄豪杰。如此这般，口心不一，你骗我，我骗你，看起来把别人骗住啦，实际上谁都骗不住谁。不过谁也不肯用手把表面上糊的那层白纸戳破，结果大家靠着那层白纸过日子，都假装着不知道白纸底下有浓血交流的烂肉。在这种局面下活着的人，自然知道怎么选择矣。
夫“官”是啥？有人说是“公仆”，到目前为止，恐怕还不见得。我想对“官”字下定义下得最正确的，蒲松龄先生是其中之一，君看过《聊斋志异》上的“夜叉国”乎？话说徐先生乘船出海做生意，一阵大风，把他阁下吹到夜叉国，娶了一位夜叉太太，生了二子一女。有一天，夜叉太太携一子一女，出去打麻将时，徐先生思家心切，就和大儿子徐彪先生开溜。回家之后，徐彪先生做官做到“副将”。又有一天，一个商人在海上也被大风吹到夜叉国，见了徐彪先生的弟弟，乃告之曰：“你哥哥做了官啦。”弟弟问曰：“官是啥玩意？”现在，请听听该商人的介绍词，他曰：“出则舆马，入则高坐堂上，一呼百诺，见者侧目视，侧足立，此名为官。”如果经柏杨先生翻译成白话，你就更会心跳，曰：“出则汽车飞机，欢呼迎送，宴会训话；入则高坐办公桌后，签字盖章，红包滚滚，权势滔滔。见者咧嘴而笑，半屁而坐，为之拉车门而穿大衣。此名为官。”英雄豪杰的辱戮如彼，二抓牌的光彩如此，还有啥可说的。
官既然如此之妙，要想人不选择它，而去选择下场必糟的道路，恐怕有点违反人性。吾友纪德先生曾曰：“当你在气质、灵性、见解、判断上愈进步的时候，你所获得世俗的荣耀越少。当你在权势、金钱、地位、官职上愈进步的时候社会关系的产物，个人的积极作用只有在他们认识了历史规，你所获得世俗的荣耀越多。”似乎是古今中外一也。于是遂呈现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既倒楣又遭殃的爱国志士和英雄豪杰，另一个极端是既富且贵，又阔而抖之的官崽群。夫“官”是坐汽车，乘飞机，训话签字，去外国落户传种的唯一捷径，教人之不爱之若狂，可乎？
做官与麻人
有一种现象，玄妙异常，读者先生天天看报，不知道注意了没有？每一新官出笼，报上必大为卖劲：官大的，报上所卖之劲大，连祖宗三代都写了上去，至于生而不凡，异禀异样等等，更不在话下。官小的，报上所卖之劲亦小，不过登张照片，吹吹他过去干过啥就行啦。一个人当官也好，升官也好，当然热闹一番，不过如果只在圈里热闹，我们没啥可讲，一旦上了报，便与小民有关了矣。柏杨先生每看见报上这类照片，或看见其庄严的姓名，便不由得看发怔，又敬又羡，眼前遂浮起各种影子——有汽车的影子焉，有洋房的影子焉，有《报刘一丈书》上那种“厚我厚我”的影子焉，有《官场现形记》上那种“黄豆汗珠”的影子焉，有出国考察、视察、开会、存款的影子焉，有端起嘴脸训话、教我们小民忠君爱国努力工作的影子焉——便不由得七魄荡荡，三魂渺渺。
看起来夜叉国对官的介绍，还不够淋漓尽致。只有一点颇为精彩的，那就是官之所以动人心魄，全因为官和物质享受不可分。黄道周先生当初如果不是被清军活捉，而是坐着八抬绿呢大轿，则虽然是他卖了国，当了汉奸，但他的遭遇，你说能相同乎？大汉奸洪承畴先生，史书上只记载他母亲骂他，夏曾佑先生骂他，还有别的几位忠臣烈士骂他，好像人人都在骂他，实际上他那时的官大矣，曰“武英殿大学士”，曰“七省经略”，报上不但登他的照片以及祖宗三代的照片，恐怕连祖宗七代的照片都得往外冒。他阁下驾到之处，所受的荣华富贵，黄道周先生能望其项背哉？
凡享大福的，都是精通“难得糊涂学”的官，以秦桧先生而论，很多人虽然不肯明言，但心里恐怕都有此一念，当秦桧要比当岳飞容易得多，也舒服得多。北伐不北伐，“二圣”还不还，小民水深火热不水深火热，关俺屁事？尤其是所谓“二圣”，当儿子、当弟弟的赵构先生，都巴不得他们被砍头，秦桧先生又何必念念不忘？可惜宋王朝时代，没有报纸，否则找本合订本看看，恐怕岳飞先生准被攻击得狗屁不值，专栏焉、社论焉、特写焉、正人君子的谈话焉、影印出来的通知叛国证据焉、万人唾骂的通信来电焉，包管天天都是满版。呜呼，当岳飞先生被明正典刑之日，报上一定登出秦桧先生出度啥会，向与会人士，呼吁团结救国的消息，你敢和我老人家赌一块钱乎？
好啦，最后说一件故事，以告结束。宋王朝初叶，姑苏太守吴伯举先生，被当时的巨号二抓牌蔡京先生非常欣赏“多”、“同”与“异”、“无限”与“有限”等，不是绝对排斥，一年之中，连升三级，做到“中书舍人。”他如果有柏杨先生这两下子，善于昧天良而猛拍马屁，早不得了啦，可惜他竟没有柏杨先生这两下子，不得不垮了下来。有人为他向蔡京先生讲情，你猜蔡京先生说啥，他曰：“既要做官，又要做好人，两者可得兼那？”咦！
半个月来，颇遇到一些好心肠的朋友，暴跳如雷曰：“你阁下简直发了羊痫风，竟然说历史上的英雄豪杰都没有好下场，竟然说圣人的格言教训和实践有距离，竟然把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说成一盆酱，竟然把朝气蓬勃的社会说成一个酱缸，岂不是专门泄人元气，鼓励人不当英雄豪杰，怀疑圣人格言教训，轻视中国固有文化哉！这种想法，如果没有影响，倒还罢了；如果发生影响，老头老头，你就心怀叵测，动摇国本，罪不容诛矣。”
关于“动摇国本”巨帽，从前很少听说使用，最近却颇为耳熟，立法委员过年时借款丑闻传出后，小民略表意见，就被尊为“动摇国本”，可见这玩意好像殷郊先生的翻天印，漫空乱飞，大小由之，厉害得很矣也。不过我想真正“竟然”的不应是揭揭底牌的人，而应是烂扣底牌的人；不应是被踩得“哎哟哎哟”的人，而应是穿着铁钉鞋横冲直闯的人。中华民族最大的危机在于做坏事的人太多，而说直话的人太少。从前闭关自守时代，窝里烂还可以说祖先大人所见不广，如今海运大开，报纸、广播、电视、电影，应有尽有，所见该够广了吧？可是，中国人的脑筋却似乎仍停滞在铁器时代，不但科学上停滞，文学、舞蹈、电影、话剧、绘画、雕刻，无不停滞，还不允许有人从酱缸里往外探头瞧瞧，一有人探头瞧瞧，义和团同志马上拉下尊容，攒拳怒目，吼曰：“既然洋人好，你怎么不拉高鼻子呀？你怎么不去认洋人当干爹？”如此蛮缠不清，就是被酱的后果。嗟夫，洋大人的优点，当然要学，洋大人的缺点，当然不要学，我们奋斗的目标是“现代化”，并不是洋化，不能神经衰弱到那种程度，一提洋大人就屁尿直流，认为柏杨先生要买铁钳拉鼻子喊干爹啦。义和团同志中间，总也有赞美别人的时候，难道说就要马上下跪认干爹乎？中国社会有两个极端，一端是义和团，另一端则是西崽。好像不归于杨，就属于墨。要不然顽固到底，要不然一头栽到洋大人怀里，折腾撒娇。如果有一个家伙想选择选择，判断判断，就等于掉进夹缝，义和团一口咬定你是西崽，而西崽又指天发誓说你是义和团，左边一耳光，右边一耳光，即令不想变成“竟然”，不可得也。
有一种毛病，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改之？那就是，不管谈啥，准振振有词说中国古代都照有不误。你说“民主”，古时就有“民主”。你说“火箭”的记录。共二十篇，涉及孔子言行、问答，为研究孔子的主，古时也有“火箭”。你说舞蹈、音乐、文学，哎呀，古时更是多得要命，不信的话，古书为证，君不见“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乎？接着解释起来，不是孔丘曰，就是孟轲曰，再不然是诗曰、易曰，以及这个曰、、那个曰，全是古人在“曰”，“曰”了半天，好像真的一样。
吉田石松五十年
台北《联合报》登载了一篇该报驻日本特派员司马桑敦先生的东京通讯，标题是“吉田石松五十年冤狱平雪记”，是一篇最最有意义和最最有价值的报导，中国人不可不仔细拜读。谁要是不仔细拜读，谁就陋得很也。盖吉田石松先生的遭遇，是一种求生意志的的搏斗，也是一种争取自由和自尊的搏斗。一个民族的气质，是不是力争上游，是不是一直在向慕真和善，抑是自甘堕落，择恶固执，死不回头，在对冤狱的处理上，可充分地表达出来。阿比西尼亚焉，沙特阿拉伯焉，以及其他什么什么国焉，他们历史上有没有冤狱，我们不知道，但当一个中国人，对冤狱该是最最内行，最最熟悉——见也见的多，看也看的多，受也受的多矣。文明之国，发生了冤狱，举国震动，初之时有人挺身而出为之辩护，结尾时有人代表政府向他道歉。只有堂堂中华民族，因有五千年传统文化之故，冤狱一起，恐怕所有的亲戚朋友都把头往脖子里缩，不要说没人敢挺身而出，似乎是连逃都恐怕逃得不远。
柏杨先生早就想写一本书，曰“中国冤狱史”，把中国的冤狱，从头到尾，一一记载。一旦此书问世，包管使你心花怒放，盖思一思，想一想，中国冤狱之巨之多，好比驴毛，无妄之灾竟罩到别人头上，而没有罩在自己头上，你能不笑得人仰马翻乎？这当然是以后的话，读者先生如果福气冲天，总有一天可以拜读。现在我们先介绍一下吉田石松先生的奇遇，以开眼界。司马桑敦先生报导得甚为详尽，我们只能摘录，为的是人生以服务为目的，万一阁下是一个懒人，可免乱翻之苦，此亦柏杨先生的德政，不可不知。
话说一九一三年八月十三日，日本名古屋市野轮村一条乡村道路上，一个农夫户田先生，被人打死。第二天，凶手北河芳平（二十六岁）被捕，他供称和另一凶手海田庄太郎（二十二岁）一同向被害人下手。于是第三天，海田庄太郎也被捕，可是他却一推六二五，啥也木宰羊。经过一番审讯，他才承认他确实和北河芳平合伙，但他只不过是一个帮凶，只在很远的地方把风，并没有动刀杀人，杀人的是北河芳平和另外一个叫“老石”的家伙。而老石是何人？海田庄太郎不知也，只知道老石操大阪口音。如此这般，审问了若干次，他终于指供，老石即是冤狱案的男主角吉田石松先生。贼咬一口，入骨三分，吉田石松先生的霉运乃隆重临头。
任何冤狱都有耀眼欲炫的犯罪证据。俗云：“无风不起浪。”既有浪矣，必然有风，即令没有风，也会有别的原因，或许是一场地震。反正一定有点看起来确凿万分的证据的历程，人能通过这种心理体验，直接与上帝对话。，才能埋葬一个表面上万恶不赦而实际上清白无辜的可怜虫。吉田石松先生亦然，他和凶手北河芳平，同在一家玻璃厂做事，而且他一件白衬衫上有几点血迹，经法医检验，其中一点是人血。这还不算，他的一支洞萧上，也有血迹（是不是人血，未加检验）。呜呼，累累的物证和科学的化验，是构成冤狱最有力的两大要件。这时虽有人证明吉田石松先生在犯罪的当时，远在二十公里外的地方看朋友，但抵抗不住物证和科学化验，法官拒绝采信。
“血”是物证，化验来该血是人血，则是科学。这还不算，最后又冒出了个人证，那就是最先被捕的北河芳平先生，也跟着翻了供，他原来说只是他和海田庄太郎先生共同干的，现在他却说事实上吉田松先生是主犯，他们不过受他指使罢啦。吉田石松先生第一审被判死刑，第二审改判无期徒刑，第三审被最高法院驳回上诉，遂以无期徒刑定谳。先被送到小管监狱，再被送到秋田监狱。日本报上称他为日本的基度山，盖他自进监狱的那一天，便开始呼冤，像当初的基度山伯爵一样，他拒绝穿囚衣，拒绝服役，他自信是一个清白无辜的人，不肯接受不合理的和不清白的法律制裁。冤狱的精彩就在于此，中国文字构造，有十分奥妙之处，“冤”字上面为一宝盖，下面为一“兔”字，一个兔朋友被猎狗赶得走投无路，发现前面有一个洞穴，前去投奔，谁知道远看是一个洞穴，近看却忽然不是一个洞穴，而成了一个“宀”，既躲不进去，只好被猎狗抓住，带到主子面前献功。吉田石松先生被“物证”、“人证”以及什么“科学证”，紧紧相逼，方以为法律可以保护他，想不到法律忽然不是洞穴，而成了一个宝盖，不但没有保护他，反而翻过来咬他一口。嗟夫，乌贼人物眼光中，一个人既被判了罪，当然是犯了法，判罪就是犯罪的证据。吉田石松先生判了无期徒刑，不是犯法是啥？而他竟敢乱喊冤枉，不肯服气，想以一手遮天下人的耳目呀，法律岂可饶他。于是狱吏的毒打，难友的虐待，仅有正式记录的就有五十余次，其他零零星星的苦头，更屈指难数。就这样的，他在监牢中度过了二十二年。入狱时他三十四岁，假释出狱时，已是一个五十六岁的老汉。呜呼，二十二年，说起来很轻松，写起来也很容易，但要是在监牢中度过，便是流的眼泪，恐怕都能铸成一个自由人像矣。
吉田石松先生于一九三五年三月，假释出狱，出狱后第一个行动，便是找那两个家伙弄个明白。这行动立刻获得采访刑事新闻的记者们支持，那些记者中有现在《东京新闻》担任主笔的池田辰二先生，有案发时当新闻记者的青山与平先生。他们帮助吉田石松先生于出狱后的第二个月，在神户找到了真凶手之一的北河芳平（他和海田庄大郎，于五年前，即一九三○年假释出狱）。两人一对面，北河芳平天良发现，当场写了一张谢罪书，承认自己无端瞎攀。接着同年（一九三五）的十二月，在琦玉县又找到了另一个真凶手海田庄太郎，海田庄太郎同样天良发现，也写了一张谢罪书，他希望“过去的都过去”，不要再提啦。
但吉田石松先生不甘法律的屈辱，仍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检同两张凶手亲笔的谢罪书，请求名古屋高等法院重审，事到如今价，建立一个在合法范围内活动的“公开的工人党”，故名。，任何人都会以为冤狱可以昭雪矣，却想不到，那请求书在法院的档案中，一摆就是七年，七年后，才答复他——答复他的不是为他昭雪，而是认为谢罪书可能是在威胁下写成，不足为凭，拒绝重新审判，吉田石松先生接到这种决定，曾在法院门口，放声大哭。
然而吉田石松先生仍不气馁，又经过了漫长的四年，他的冤狱虽未得到法院承认，却得到广大人民的承认。一九五二年六月，他的同村村民为他发动了一个呼冤签署运动，向宇都宫法务局请愿，宇都宫法务局把全案转移到东京法务局，一搁又是四年。到了一九五五年六月，才算开第一次调查庭，当堂与真凶手之一北河芳平对质。北河芳平当初固然写了谢罪书，可是事到临头，他却变了卦，不肯承认诬陷，硬说当时确实有一个貌似吉田石松的主凶。这供词对吉田石松先生非常不利，而另一个凶手海田庄太郎又中风不语，不能出庭，吉田石松先生只好败下阵来。
在这次对质后不久，北河芳平竟一病而死，事情更绝望。但吉田石松先生仍奋斗不止。一九五七年、一九五九年、一九六○年，他仍一再向最高法院和名古屋法院提出重审要求，而每一次都被批驳。当他最后一次听到最高法院又批驳了他的请求时，他跑到法务省，打算向法务大臣（司法部长）提出请求。法务省守卫赶他走，他就跪在地上，紧抓住地毯，不肯起来。正当此时，被法务省检察官安信治夫先生看见，问明原因，深感同情，乃予以援助，把他送到日本律师联盟人权拥护委员会。呜呼，吉田石松先生幸亏遇到了安信治夫先生，如果遇到的是怕事的官崽，一听麻烦那么多，早脚底抹油开溜了矣。
于是吉田石松先生渐渐出头有日，日本律师联盟主席团山田先生，根据保障人权基本观念，正式要求重审。又经过两年的曲折，到了一九六三年一月性的唯心辩证法思想。第三卷中，转向反理性的立场，把，终于开重审法庭，检察官坚持原判，但律师联盟提出的反证，足使该地头蛇张口结舌。到了二月二十八日，法庭终于宜判吉田石松先生无罪。首席推事小林俊三先生认为最足凭信的凶手北河芳平在第一次供辞里，并没有提到吉田石松；他之后来翻供，只不过虚拟了一个人物，企图减轻罪责，既然拉出一个实在的，自然顺水推舟了矣。而且那一滴人血并未鉴定出就是被害人的血，而伤口是重器所击，吉田石松先生的洞萧能算重器乎？
小林俊三先生在宣判之后，有一段感人肺腑的话，他曰：“在本庭上，我们对被告，不，勿宁应该称为对吉田老先生，除了替我们的前辈在先生身上所犯的过失表示歉意外，我们更对先生半世纪以来，为了自己的无辜所持有的崇高态度与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表示深厚的敬意。先生的精神力与生命力，确令我们心折。我们在这里仅祝先生余生多福。”
任何冤狱都是一个悲剧，吉田石松先生三十四岁入狱，宣判无罪的那一天已八十三岁。幸亏他的寿命够长，能熬到真相大白。然而，更重要的是，也幸亏有那么一个允许他伸雪的社会环境。不信的话，换个地方试试，便是天下人，包括法官在内，都认为是冤枉的，也没办法也。小林俊三先生所说的那一段话，是高贵灵魂的言语，知道认错，而且敢于表示他的这种知道。
冒出几个主意
柏杨先生这些时好像神灵附体，天天信口开河，连自己都觉得做贼心虚，盖明知道爱国一定要糟，心里却仍然奇痒，硬是要爱，真是天生贱骨，劣性难改。看那些正人君子和道貌岸然，过着难得糊涂、快乐非凡的日子，升官发财，一切照常，便不禁又敬又羡。将来即今天塌下来，大家都完啦，反调分子却多受一层忧心如焚的罪，真是何苦来哉。《老残游记》第一回，读者先生应该仔细再看一遍，爱国的结果反而成了汉奸，被人推到海里，真教人越想越觉得没意思。我建议“中央研究院”最好研究出一种药丸，教人吃了永不会东想西想，或者也像南北朝时那样，挖出一种奇异的泉水，让大家喝了之后，立刻服服贴贴，任凭人在船上凿洞也不管，锯桨也不管，不但不管，反而作建设性的鼓掌曰：“凿得好，锯得妙！”人心自然鼓舞，天下自然太平矣。不过截至目前为止，据说该药丸和该奇泉还没有弄出来，真是遗憾。有些读者先生来信曰：“柏老，你好像很聪明的样子，不妨姑妄试之，说一说挽救之策？”呜呼！我想恐怕是木法度木法度。不过冒出几个主意，以便读者先生闲来无事，开开国骂，也是上天好生之德也。
第一 权利义务观念必须确定最重要的一点，中国人似乎应该把权利义务观念确定，黄天霸式的赏饭学必须从根铲除。从前有些报馆焉，有一种“坐牢编辑”、“坐牢记者”，报馆用高价雇了一些人，平常专门吃饭，啥事不干，一旦新闻出了纰漏，要吃官司，则该人挺身顶缸。该新闻是谁写的呀？俺写的。该新闻是谁刊呀？俺刊的。吃官司后，其家庭一切费用，统由报馆开支。如果属于这一类的职员，到时候自然没啥话讲。而如今却是如何乎哉？不过介绍一个职业，凭本领挣钱，却既要他跳楼，又要她上床。无他，权利义务不清之故也。
若干年前，看到一个报道，美国某编辑邀他朋友来报馆服务，写信曰：“周薪多少钱，津贴多少钱，一条新闻多少钱，可能拿到奖金多少钱，本城开支多少钱，还可以剩多少钱。”讲得一清二白。如果换到中国，准只一句话，曰：“来吧，这是咱们弟兄共同事业。”柏杨先生大概上了点年纪，所以最讨厌听“共同事业”，一听“共同事业”，因权利义务观念不清的缘故，无不变成了一个人的事业，最后把合伙人一脚踢开，社会上遂不得不充满了失败和暴戾之气。
权利义务观念一天不清，中国同胞便一天只知道赏饭和被赏饭，而不知道合作。黄天霸先生应和老头合作才对，但他却硬要赏老头饭。校长应和教习合作才对，他一个人能办起学堂乎？但他却也要赏教习的饭。其他各行各业，大小头目，无不皆然。柏杨先生有一位卖书为生的作家朋友，有时见了书店老板，不免陪笑曰：“都是你老哥帮助。”在该朋友是客气，可是大概说得多啦，老板竟真的以为如果没有他提拔，该朋友就要饿死啦，天下还有比这更荒唐的事乎哉？结果二人之间，弄得朋友不朋友，事业不事业。假如代之而起的是平等合作观念，对每个人都有益处也。
我们最常听见的话是：“某某人做朋友可以，可是不能共事。”或是：“某某人是一个好朋友，但不是一个好长官。”关键似乎就在黄天霸思想，再好的朋友，一旦有隶属关系，友情便滚他妈的蛋，稍微有点自尊的人只好狼狈而逃，剩下来的不是无耻之徒，便是难得糊涂学。呜呼，一个社会必须处处都有可以共事的人，才是兴隆之象。越是老朋友，越不能合作，乃上天赐给中国人的一种严厉惩罚。
我们主要的意思是，必须用合作观念代赏饭观念，以《驯妻记》中男主角风度代黄天霸嘴脸，然后人与人之间才有分际，社会才有是非，才有祥和；否则便公私永远混淆，国家之恩和私人之恩也永远不分。而事实上却又非分不可，于是，到处都是教人跳楼和责人忘恩负义的节目矣，也到处是众叛亲离和砸锅砸碗的镜头矣。君没有听见常有些人高喊“团结”乎？谈起来团结，纵是再混蛋的人，都不会反对，不但不反对，恐怕他叫得比谁都响。问题却出于：该团结往往不是大家立在平等地位的团结，而我团你的结；不是大家都放下棍子的团结，而是你放下棍子，我却不放的团结；不是大家吃大锅菜的团结，而是我赏你吃一碗饭的团结；不是《驯妻记》老家伙式的团结，而是《落马湖》黄天霸式的团结。大家都想把别人的前程包在自己身上，而不肯跟人并肩携手，团来团去，自然无法结在一起。权利义务观念如果弄清楚，大家原来是合作的，便爽利多矣。
不特此也，连带着也可以免去子孙圈那种麻兮兮的忠贞表演，然乎不然乎？
第二 培养人的自尊心小民自尊心的总和，就是民族自尊心。中华民族到了今天，可以说丢人砸家伙，现眼够啦。不要说别的，仅只见了美国人便不由浑身发抖，就够瞧的。官崽们无人格亦无灵性，不必提矣。即以一代思想家，万人尊敬的胡适先生而言，他阁下的遗嘱就是用英文写的，拥胡的朋友可能提着柏杨先生的耳朵曰：“用英文写有啥了不起，学术没有国界。”学术固然没有国界，但遗嘱却是有国界的。且即以学术而言，也有它的民族根性。我们真不能想象英国罗素先生会用中文写遗嘱，也不能想象印度泰戈尔先生会用缅文写遗嘱。
我们并不是说胡适先生用英文写遗嘱就把中国人的尊严丢光，这和丢光不丢光没有关系，即令美国总统临死时用阿比西尼亚文写遗嘱，也并不提高阿比西尼亚的地位。但如果是一种在自尊心崩溃后不自觉的反应，虽不损伤胡适先生的分量，却教我们这些心头彷徨无主的小民，每一思及，就更彷徨无主。呜呼，如果胡适先生当初能用中文写该多么好也。这种气质非一天两天的矣，多少年来传播荡漾，遂形成了社会上一种洋式酱缸，大家同样难以外跳。
民族的自尊建立在个人的自尊上，民族自尊的丧失，基因于个人自尊的丧失。奴才政治之下，知识分子的自尊首先被剥夺，明王朝那种廷杖的干法，不但是中国人的耻辱，也是世界上全人类的耻辱。到了清王朝，廷杖虽然没啦，“奴才”代之而兴。闭着眼睛想一想，如果丘吉尔先生见了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立刻被掀翻在地，打了个皮破血流，而他阁下不但不敢说啥，反而以头碰地，“咚咚”作响，自称“奴才”，我们能不脸红乎？而我们的祖先却公然行之，大家伙聚在一起，恬不知耻，而且以恬不知耻为荣，乃自尊心消失的结果也。
建议三项
一个人如果用不光荣的手段达到光荣的地位，他的自尊便无法保持，而凡是自尊无法保持的人，也无不努力破坏别人的自尊，以求心理上的平衡。好比说吧，二抓牌的官由于他是子孙圈的一分子而得来的，他自己就会也想弄一个子孙圈而当圈长，如果是靠他把妹妹、女儿介绍给老板得来的，他就也希望别人把妹妹、女儿照样介绍给他。所以凡是对老板大人服服贴贴、奴态可掬的朋友，对属下也无不眼睛搬家，不可一世，这不仅是心理上的平衡，也是心理上的补偿。
保持民族自尊心的唯一方法是把别人当人，这要先从根绝苦刑拷打做起。据说干间谍的朋友，最不在乎苦刑拷打，盖一遭遇到苦刑拷打，就说明一件事，那就是对方所知道的不多乎也。可是芸芸众生，既非训练有素的间谍，又非凶顽泼辣的大盗，怎抵抗得住日新月异的修理学乎？一个受过非刑的人，他身上的伤可能痊愈，他心头的伤却愈久愈新，如果不被逼成颓废，一定被逼得有更大的冲击力。而那些锦衣卫，自然更不会相信人类还有尊严。
个人自尊即民族元气，保持一分算一分，一个人的自尊一丧，便啥卑鄙奇怪的事都做得出。民族元气一丧，不亡国灭种，已经算很客气啦。
第一 希望不要过问别人的私生活古圣先贤那种“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套，害人不浅。吾祖柏拉图先生理想国时代，或农业社会中，讲这一套还勉强凑和，到了今天这种高度的工商业社会，实是不能再提倡啦，再提倡不但害人不浅，还要害人至死。盖修身和齐家之间，有大大的一段距离，而齐家和治国，治国和平天下之间，更相隔十万八千里，相互间根本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修了身就能齐了家乎哉？齐了家就能治了国乎哉？仿佛做的是香艳绝伦桃花梦。有人说，这种话不能那么刻板解释，而是说：人人都修了身，家自齐；户户都齐了家，国自治。呜呼！这种“人人”焉，“户户”焉，可能乎哉？如果认为可能，我们除了佩服他嘴硬外，别无他法。
柏杨先生并不是说只要把圣人这一段话反对掉，民族灵性就呱呱复活。而是说，我们必须有新的观念，了解私生活并不那么尖锐地和国家、天下有关。每个人都有保持私生活不受干扰的权利，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安乐窝。如此大家的精力才可以用到正路上，不必努力窥探别人的秘密，这才是消除暴戾之气的重要方法之一，也是把人当人方法之一。盖把人当作禽兽，修理一顿，固为害不浅，便是把人当作圣人，硬赶鸭子上架，硬要勉强他去欲神欲仙，也为害不浅。怕的是弄到后来，不但圣人没当成，反而酱在那里，连正常人味都没有啦。
古人云：“知人隐私者不祥。”意思说将有杀身之祸。我想自己祥不样没有关系，主要的还是国家不祥、民族不祥。
第二 尊重专家在洋大人之国，知识就是权力。在我们中国，则权力就是知识。一个人手里一旦握了点权，他就啥事都懂，尤其是在被他“赏饭吃”的人之前，也就更懂得厉害。不但政治焉、哲学焉、原子弹焉，甚至对性病都成了专家。刚上台的新官崽，最初还有点不好意思，等到日子一久，被赏饭吃的人一多，大家一阵猛捧，他就努力伟大，思一思，想一想，我真有两把刷子呀，遂成了货真价实，不但能拳打脚踢，而且还会呼风唤雨。尤其是忽抬尊头，你说啥呀，气象学教习有啥了不起，他见了我都得鞠躬，他胆敢比我知道得多乎？
不尊敬专家是奴才气质，这气质诚如老太婆的被子，盖有年矣。从前皇帝们最大的特征是“金口玉言”，他阁下坐在金銮殿上，说铁是金的，铁就马上变成金的，说金是铁的，金就马上变成铁的，不要说无生命的东西，就是天上神仙，也得该头目坐在金銮殿上，用他阁下的金口，封上一封，才能正式到差。嗟夫，我想只有被酱十分沉重的脑筋，才会冒出这种奇怪观念，连神仙都仰仗世上的官“封”。大概小民对权势屈服，已成习惯，以人之心，度神之腹也。这种“权力高于一切”的观念，要想国家有救，必须连根铲除，转而承认专家的价值。任何超级二抓牌，可以利用专家的决定，但不能蔑视专家的决定。而小民遇到官崽和专家冲突时，必须选择专家，不能由谁乱“封”。
石门水库，便是一个例子，今年（一九六四）已经隆重宣布曰：大风雨之前一定放水，以安民心，而示“自动自发”。呜呼，该库执行长徐鼐先生去年（一九六三）还跳高曰：“事先放水？放了水天如果不下雨，库中空空，谁负责任？”而今年却事先大放，大概已找到负责任的人矣，不知该负责任的朋友是谁？
不尊重专家的结果是鸭子虽死，嘴却照硬。一个官崽，除了对一圈之长外，上不畏天，下不畏民，中不尊敬专家，小民还有噍类乎？不尊重专家的结果是，造成错误的决策，而我们的敌人也巴不得我们有错误的决策。除了石门水库，又想起来一件事，对日抗战时，政府弄出来一个限价政策，发表之初，老套出笼，那老套是：你也通电拥护，我也写文赞扬，免不了还有人研究它的学问，认为天衣无缝。当时我老人家就听一位经济学者关住门叹曰：“这种权力即知识的玩意如果行得通，全世界经济学者都只有上吊矣。”
悲哉，有权的朋友大喝一声容易，拍案而起也容易，咬定钢牙，说别人是“的”不是“家”也容易，但教他去干建设性的行动却难。中国如果一直只尊重二抓牌而不尊重专家，便一直不能有啥起色。
第三 公教人员，必须提高待遇一提起提高待遇，有些人就叹气，其实不但有些人叹气，连柏杨先生都叹气，盖事到今天，提高待遇，不但解决不了问题，反而使问题更为艰难。有一位朋友，一听到待遇要提高，就脸色大变，我曰：“阁下，我看你有点存心不良，是不是要人饿死？”他曰：“非也非也，要知道未提高待遇之前，我碰到麻烦，一千元就能平安过关，提高待遇之后，恐怕非两千元不能拉倒。”
朋友的话，属切身之痛，千真万真。盖贪污这玩意，一旦成为风气，便产生奢侈。就是前面提到过，那位从美国回来朋友赞叹的“生活水准高啦”现象，一旦大家均恬不知耻，均以一千元的收入，而作八千元的开支为荣，社会风气就开始糜烂。他已有八千元的奇异办法矣，便是再加薪三千元，他能在乎耶？徒提高他的胃口，而使小民负担更重，社会更往根部腐蚀。
不过，话虽这么说，其第一因固仍然是待遇太低之故，不治社会会糜烂则罢，要治的话，总不能不从这方面下手。有些人认为只要道德高，耍耍孔孟学会，讲讲“经”书，就可以根除一切不良。此话乃圣人之话，我们除了表示肃然起敬外，别无他法。但如果依柏杨先生之见，提高公务人员待遇，是重要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啥都别谈，谈得多啦，徒费唾沫。
无论古今中外，公教人员待遇高低，和国势强弱，成正比例。汉王朝的太守，不过类似现在行政区“专员”之官，年收入就两千石。咦，你知道两千石值多少钱？左折右合，吓都吓死你。英国殖民地遍天下，在殖民地当官的家伙，贪污的很少，非英国人比中国人天生高级，而是他们的待遇好，退休后又有保障，中国公教人员所以退休不下来，是生活作怪。洋大人退休之后，可以周游一下世界，中国人退休之后，恐怕周游一下台北，都得思量思量，怎能不在当权的时候，勇猛抓之乎？贺其乐先生是位名经济学家，有一天告柏杨先生曰，一个中国人平均下来，包括衣食住行，一个月至少需要八斗米之数，才能维持。五口之家，至少得有四石。如果待遇只有一石，则只好用别的奇妙之法，去搞三石补充。呜呼，与其各显神通，去自己零搞，何不由政府统筹整搞乎？统筹整搞，小民固然负担大啦，但不由政府整搞，小民的负担反而更大。呜呼，国家也好，王朝也好，政权也好，是建筑在公教人员身上的，却拼命地压之迫之，使其非贪非烂不可，教人一辈子都弄不明白。
依目前购买力，我想，国民学堂教习月薪至少应有六千元，中学堂教习月薪至少应有八千元，大学堂教习月薪至少应有二万元。三作牌月薪至少应有五千元，警察局长月薪至少应有一万元。法官、检察官月薪至少应有一万二千元，记者老爷月薪至少应有七千元，而稿费也至少千字两百元才够（现在是三十元，使人毛骨悚然）。至于柏杨先生，年迈力衰，每月工钱九百六十元，弄得衣不蔽体，穷气冲天，每到月终，老妻还要去拣煤核，至少也得有二千元，才能免于饿死。否则，薪给制烂得久啦，等到把根烂掉，供给制就得惨叫一声，来个倒栽葱——想独坐高楼，看黄河翻船，不可得也。
（柏老按：一九八○年底，我老人家月饷高涨到一万七千元，不过仍是高级西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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