疗。
弗洛伊德认为这位新娘子的症状可能跟心理因素有关。但在用催眠术将她催眠后，却无法获得相关资料。于是他改用另一种集中注意力的方法，要病人闭上眼睛，告诉她，当他将手按在她的额头上时，她将“看”到造成今日这种症状的童年相关经历（其实，这也是一种催眠暗示）。病人显得相当安静而合作，当弗洛伊德将手按住她的额头时，病人即进入一种恍惚迷离的状态中，她说她又看到童年时代所居住的家屋、她的卧室、卧室里所摆的床铺、她的祖母，还有她很喜欢的一位女家庭教师……然后是发生在这些房间及这些人之间的事情，最后女家庭教师离开了她们的家，因为她要回去结婚。
但这些回忆仍只是片断的、看似无关紧要的琐事，弗洛伊德还是无法从中找出与她目前症状直接相关的经历。正当弗洛伊德觉得山穷水尽时，天无绝人之路，他福至心灵地向一位同事a医师提起这个病人，结果无巧不成书，a医师刚好是病人父母以前的家庭医师，他给了弗洛伊德一份相当重要的资料：原来a医师当年也曾治疗过这位病人，当时她正值豆蔻年华，身体发育得很好，宛若一朵含苞待放的花朵。在她第一次发作——也就是家人发现她“僵死”在床上时，其父母曾召请a医师往诊，a医师虽然找不出什么病因，但他发现那位女家庭教师对病人似乎表示出过度的关爱之情。他对此感到怀疑，因而告诉病人的祖母，请她多多留意女家庭教师和孙女之间的关系。不久之后，祖母告诉a医师说，那位女家庭教师经常在夜阑人静时，悄悄爬上她孙女的床铺，做出某种不可告人之事；第二天早上，她孙女就被发现四肢僵直、嘴巴张开、舌头外吐，不省人事地躺在床上。
对于这个发现，家人自然是又惊又怒，但为了顾及颜面，他们决定不加张扬，但也毫不迟疑地要终止年轻人之间的堕落行为，于是他们立刻遣走那位女家庭教师，要她回去结婚。被蒙在鼓里的病人，虽然不再受女家庭教师的性骚扰，但她那晨间僵死的症状仍断断续续地存在着。
在获得这条宝贵的线索后，弗洛伊德的治疗对策是：将这件事原原本本地向病人重述一遍，让她重新体验早年与女家庭教师之间那段暧昧的感情，给予它新的评价，而她的症状也就不药而愈。
解析：
这也是一个“转化型歇斯底里精神官能症”的病例。
希伯克拉底曾说，“结婚”是女歇斯底里患者的最佳处方。但这个个案似乎显示，“结婚”不仅没有让她的症状消失，反而可能造成它的恶化，因为在婚姻生活中，丈夫的性挑逗可能激发埋藏在潜意识深处的往事，而使“晨间僵死”症状以更大的频率出现。因此，最佳的处方不是“默默地做”，而是“坦然地将它说出来”。
患者在未晓人事的少女时代，因女家庭教师的“性骚扰”，而使她在事后的清晨出现形同虚脱的症状。此一创伤性经历显然已被排除在患者的意识层面之外，连开启潜意识心扉的催眠术都无法让她忆起，但它却存在于别人的记忆里。弗洛伊德很幸运地从a医师那里获得此一创伤性经验的资料，他将它转告病人，让她重新面对它，疏导她郁积的情绪，晨间僵死症状即奇迹般地消失。
本档案和前一档案中的女歌唱家的搔背事件，其情感创伤都与“性”有关。不只弗洛伊德的病人有这种现象，连当时与之合作的布鲁尔医师的病人也如此。譬如布鲁尔医师就曾诊疗过一个12岁、害羞而内向的男童，有一天从学校回家后，他就觉得身体不舒服，抱怨头痛而且吞咽困难。家庭医师以为是感冒引起的，开药给他吃，但病情在数天之后仍无起色。病童一直拒绝吃东西，如强迫他吃，他就会呕吐；整天闷闷不乐、无精打采地躺在床上。当布鲁尔医师往诊时，距离病发已有五个礼拜。
在检查而无所发现后，布鲁尔医师觉得他的症状可能有心理因素，但男童的父亲和男童本人都说“不可能有这种事”，询问学校的老师，老师也说他在学校里并未有过什么特别的事情。在不得要领的情况下，布鲁尔准备向他施行催眠术，但后来没有派上用场，因为在病童母亲聪明而温馨的询问下，病童终于流泪说出如下的遭遇：原来病发当天，他在从学校返家途中，因尿急而到路边的厕所方便，在厕所里，一个陌生男人突然走到他身边，掏出生殖器，要男童将它含在嘴里，他极度恐慌地跑开，回家后就觉得浑身不舒服，出现了上述的症状。
在床上昏迷不醒的新娘（2）
病童的吞咽困难，显然是对将陌生男人的性器含在嘴里的象征性抗拒。但当他说出这个创伤性经历，抒发他的惊恐与愤懑，并得到父母和医师的安慰与保证后，他的症状也就消失了（布鲁尔诊疗这位病人时，因为离那次创伤经历的时间甚近，所以病人还记得它，但如果时间拉长，此项记忆可能就会受到潜抑，而只剩下象征性的症状）。
从诊疗经验中，弗洛伊德发现多数转化型的歇斯底里病人，在早年多有过“性创伤”的经历，几乎每个病人在童年时代都有被成年人“性诱惑”或“性骚扰”的历史，这使他们在青春期之后对性的讯息极为敏感，当被潜抑下去的记忆及情感再度受到“拨弄”时，即转化为具有象征意义的身体症状，或原本已存在的症状变得更加明显、益形恶化。于是他大胆地提出“性源说”，认为歇斯底里症主要是来自性的潜抑或压抑（suppression，压抑是意识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但却不能说、不敢说、隐忍不说；而潜抑则是将它驱赶出意识层面，无法忆起）。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这种观点也许失之狭隘（当年，布鲁尔医师就是因为不同意他的性源说而和弗洛伊德分道扬镳；后来，阿德勒和荣格等和他绝裂，多少也是肇因于此），但就像所有的学派宗师，都是在“一以贯之”的信念下，建立起自己独特的理论系统的，这也许是弗洛伊德“宗师的个性”使然。不过他的理论也具有特殊的“时代意义”，因为在弗洛伊德所处的那个维多利亚时代，社会弥漫着保守、伪善、虚矫的性道德，他的理论似乎在告诉世人，因为性本能受到扭曲，而使很多人产生了光怪陆离的心理病痛。
对于这种病人在早年受到性诱惑或性骚扰的说法，后来发生了一些插曲。随着诊疗经验的累积，弗洛伊德慢慢发现，病人所陈述的性诱惑或性骚扰事件，经常是“虚构”的，换句话说，它们可能只是患者的幻想而非事实，为了解决这个窘境，使他转而认为人类的性欲及性幻想并非在青春期之后才出现，在童年时代，性亦是一种强烈而重要的生物本能，结果这又成为他“性心理发展理论”的源头。弗氏指出，“性创伤事件”也许不是童年“真实的经历”，但却是“真实的幻想”、“真实的记忆”，它们仍然会对当事者的心理造成影响，并转而影响其生理。
攻击他的人对此提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论调：“男科学家”认为，病人之所以会“捏造”这些性创伤事件，主要是弗洛伊德有了先入为主的观念，而在催眠或自由联想中，一再“暗示”或“诱导”病人说出这类的告白，病人或者怯于他的权威，或者为了迎合他，才言不由衷地说出“性的谎言”。因此，弗洛伊德不仅在愚弄病人，也在愚弄自己，所谓“潜意识”或“精神分析”，根本就是天方夜谭，而非科学。
“女性主义者”则说，那些病人（以女病人为主）所说的性创伤事件其实都是真的，弗洛伊德后来改口说它们可能是假的，其实是为了“替男人脱罪”。因为诱惑、骚扰这些无辜女孩的都是丑陋的男人，甚至是表面上一本正经的伪君子。为了避免“丑化”男人，所以才说那不是“真”的。
弗洛伊德的辩解及上述两种攻击论调，都涉及到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即我们如何“证明”病人主观陈述之真伪？或者，它们根本就是难以“证明”的？除了极少数的例子外，我们确实难以验证病人说法的真伪。在这个档案里，好像有a医师这个“人证”，但我们又如何验证a医师的“回溯性记忆”有无虚假、扭曲的成分？面对一桩变态心理档案，就像面对一个棘手的案件，在证据不足，甚至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我们只能“自由心证”。但医师不是“法官”，他要做的也不是“法官”该做的事；而对于你我来说，当然更非如此。对于这样的档案，甚至说这样的“故事”，我们要付出的并非“科学的质疑”，而是“同情的了解”。当弗洛伊德将精神医学带离唯物的医学模式时，就已预示了这种后果，但也使我们更接近活生生的人生——“半是真实半是诗”的尘世。
在芸芸众生中，这“确实”是可能发生的事。天下事无奇不有，还有什么比这更“确凿”的事实？
被爱灌溉的仇恨（1）
“如果我必须切断喉咙，我就会切断喉咙——现在我就是如此。但我的家人也必须为此而得到某种教训。”
一位39岁的中年男子，因某次意外事件而使背部受伤，产生严重的下背痛。他虽然强自忍耐，但最后还是不得不住院寻求进一步的治疗，经过详细的检查，医师诊断为第四与第五腰椎间盘突出，于是为他施行了椎间盘手术。
手术完后一段时间，病人背部仍有中等程度的疼痛，医师再度检查，诊断为“脊髓蜘蛛膜炎”，显然是一种手术的并发症。医师建议他再进行另一次手术，但病人拒绝了，而且毅然出院。这种并发症虽然痛苦，但他仍忍痛而如常地工作和从事各种活动。
关心他的家人一直认为他的病还没好，而要他再接受治疗。在家人软硬兼施地一再催逼下，他终于又住院，也同意进行另一次手术。
但这次手术后，情况却反而变得更严重，他竟卧床不起，丧失了行动能力，不过不是因为痛，而是因为整个脊柱和颈部肌肉都变得无力，不仅无法走路，甚至连坐都没有办法。
“越帮越忙”的医师很谨慎地再为他做一次彻底的检查，结果却找不出任何生理病因。医师怀疑他的“丧失行动能力”可能有潜在的心理因素，于是用药物对他进行催眠，结果发现他隐藏了以下的心事：
原来病人极度反对进行第二次手术，对家人不断地唠叨、催逼，他在内心深处深感愤懑；但他也晓得自己最后终须屈服，只能咽下他的愤懑接受手术。在催眠状态中，他激动地说：“所以我决定，如果我必须切断喉咙，我就会切断喉咙——现在我就是如此。但我的家人也必须为此而得到某种教训。”
他的家人果然得到了“教训”——他照他们的意思去做，但却已形同废人。
病人在催眠前及催眠后的意识状态中，完全看不出他对家人有什么不满或愤怒，他的愤懑是深藏在潜意识里的。但这种潜意识里的愤懑却转化为肌肉无力，让他的家人“伤心”，成为他向家人报复的手段。
解析：
弗洛伊德的“性源说”显然无法解释所有的歇斯底里精神官能症，而弗氏后来也不再作这种坚持。与性欲同属生物本能的攻击欲，在歇斯底里精神官能症的成因中亦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在上一章所述案例里，当那位女歌唱家受到坏姨父的无理责骂时，她喉咙的窄缩感可以说就是强忍攻击欲的结果。本案例中的这位中年男子，也是在潜意识里积压了不少对家人的愤怒（攻击欲），就是这种无处发泄的攻击欲转化成肌肉无力的身体症状。
从这个案例也可看出，转化型歇斯底里精神官能症的症状通常有某种“意义性”（meaning），有时候是在“象征”患者的心理冲突（如前述几个个案），有时候则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这个病人在手术后“丧失行动能力”的真正目的是要让他的家人伤心、后悔，可能是一种变相的“消极攻击性”（passive aggression）表现。
强行咽下攻击欲，固然可能产生身体症状，但如果肆无忌惮地发泄愤怒，而对方却是自己在道德意识上觉得不应该施以攻击的人，结果还是可能产生转化型症状。譬如，有一位女士在盛怒之下对父亲作身体攻击，结果右手及右手臂即突然产生剧烈震颤与局部麻痹的症状，因为在事发当时，她用右手撕破了父亲的衬衫。右手的麻痹显然是一种象征含意的症状，由罪恶感及自我惩罚的愿望转化而来，为的是防止她再度发生被禁止的敌意行为。
有时候，当事者只有攻击的意图而未真正付诸行动，也可能因此而产生转化型症状。譬如，有一位不幸的男士，妻子红杏出墙，跟姘夫私奔了，而他也屋漏偏逢连夜雨，双腿竟跟着麻痹，寸步难行。在接受治疗后，医师才发现原来当他获知妻子与人私奔时，一时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心里曾兴起强烈的杀机，想要去追杀他们，手刃奸夫淫妇。这个念头后来虽然被“咽”了下去，但却使他产生了双腿麻痹的症状，它似乎是来自想阻止他将复仇愿望付诸行动（血腥报复）的心理自卫结构。
这几个例子告诉我们，转化型歇斯底里精神官能症固然与当事者的道德观念、应对问题的方式，甚至体质有关，但主要还是遭遇了让他陷入不幸的生命困境，在这样的生命困境中，他不管是潜抑或发泄，都会产生后续效应，只是效应的指向不同而已。
有一个古老的童话故事说：一个理发匠替长了一对驴耳朵的国王理发，事后虽逃过被国王杀之灭口的劫难，但他实在“憋不住”他所目睹的那个大秘密，后来，他在地上挖一个洞，把“国王长了一对驴耳朵”的话“发泄”到洞里，并用土掩埋。虽然他郁积的情绪得到了解消，但问题并未真正消失，只是“转化”成另一个问题而已。因为那堆土里长出了竹子，有人砍下竹子做成笛子，结果笛子吹出来的还是“国王长了一对驴耳朵”的曲子。
童话故事通常是浅显而含意深远的。如果理发匠不看到国王的驴耳朵，什么事都不会发生，但既然看到了，则不管他怎么“处理”、“应对”，问题都不会消失，只是“转到别的地方去”而已。对于心理变态及心理治疗，我们似乎应该有这样的基本认识。
被爱灌溉的仇恨（2）
问题是，天下总有长着驴耳朵而又必须理发的国王，也总会有人要去遇到他，这就是生命的困境。
被坚强摧毁的西点军校学生（1）
重返校园的他，失去了作为一名足球队队员的荣誉和特权，成了名副其实的菜鸟，结果不到两个礼拜……
一个身强力壮而且满怀雄心壮志的有为青年t君，以优异的成绩进入梦寐以求的西点军校，但最后却又因一种离奇的症状而不得不中途退学。
军校讲究的是“磨炼”，在西点军校初期的训练中，新生在身心两方面均需承受相当大的压力与考验，而“荣誉”则被视为第二生命。t君入学不久，即膺选为足球队队员，这是一种无上的荣誉，但不幸的是，在一次足球练习赛中，他因动作过猛而致肩膀脱臼，必须住院动手术。
开刀后复原的情况良好，经过彻底的身体检查后，他又回到校园。但在返校后，他的“地位”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他失去了作为一名足球队队员的荣誉与特权，成了名副其实的菜鸟、大头兵。
结果不到两个礼拜，他在出操时，又因急性眩晕及短暂的意识丧失而住院。但住院后的身体检查却找不出他有什么生理上的异常。住院后不久，他又出现了立行不能（astasia abasia）的症状，在站着的时候，躯干抽搐，如喝醉酒般手舞足蹈不成步履，连站都站不稳，更不用说行走了；不过在坐着或躺卧时，其肌肉的协调及紧张度却又都恢复正常。
随着住院时间的拉长，他的症状不仅未见好转，而且慢慢恶化。当偶尔出现某些改善的迹象时，医师若向他提出“现在好一点了，可以回学校了”的建议，他的症状马上又严重起来。
医师认为他的这些症状显然跟心理因素有密切关系，就为他作心理咨询。心理评估显示，他对自己是否继续留在西点军校有矛盾的情感。在性格上，t君有着情绪不稳、易冲动、神经质的特征，他一方面亟想证明自己的男性气概，但一方面又无法忍受挫折，也难以接受权威，和同学的人际关系也不太好。
心理评估的结论是：“其转化型症状的出现，大部分是出于想反抗权威与逃避西点军校正常要求的一种策略，并因这种反抗与逃避所获得的附带收获而使症状持续存在。”
在住院六十天后，他终于因病假超过期限而“被迫”离开西点军校，回家休养。
但回家不到一个礼拜，他的上述症状就奇迹般地烟消云散了。不久，他找到了一份银行职员的工作，对这份工作似乎也还算满意。在六个月的追踪治疗里，他都没有再出现任何症状。
解析：
这也是一个“转化型歇斯底里精神官能症”的病例。前述的心理评估，已将他的病因说得很清楚。
传统的精神分析认为，转化型歇斯底里精神官能症主要是来自性与攻击本能的潜抑或压抑，这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社会生态而言，也许有相当的真实性。但现在我们知道，心理创伤的种类非常多样，任何能为当事者带来心理冲突或威胁的事件与情境都有可能是一种“创伤”，而表现出转化的身体症状来；而且，将它“说”出来，也不见得就能使症状消失，当具威胁的情境还存在时，如何摆脱它才是患者的“最爱”，此时，“症状”常成为患者摆脱困境的一种心理策略。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不少战场上的士兵突然出现双腿麻痹、驼背或失明等症状，不仅无法上战场，更成为一种累赘，结果就理所当然地被送到野战医院或后方疗养，但检查却又都找不到生理上的病变，而且也不像是在“装病”。其主要病因其实就是当事者想逃避战场上的威胁，他不想再留在危险的战场上，但如果说自己“怕得要命”又有损自尊，于是在奇妙的心理防卫机制作用下，这种冲突和威胁遂转化（不是伪装）成身体的症状，一方面可以让他逃避命丧沙场的危险，一方面又可以免除被视为懦夫的羞耻。
这样的症状通常是有选择性的，也就是以使他无法上战场为“目的”的。譬如有人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军飞行员的歇斯底里症状，发现负责日间飞行勤务的飞行员较常出现“心因性日盲症”，而担任夜间飞行勤务的则较易产生“心因性夜盲症”。
这种有选择性、以逃避不快情境为目的的症状，亦可见于一般的歇斯底里患者，譬如一个讨厌学校课业的学生，右手无法握笔书写，但却又可用这只看似麻痹的手弹钢琴。本档案中的这位西点军校学生，坐着及躺卧时，肌肉的运动协调都正常，但一站起来就“寸步难行”，其“目的”显然是不想再回校操练，而且可能还象征他的进入军校是“错误的人生步伐”，他已无法“再走下去了”。
在第二次住院时，t君症状持续的时间相当长，心理评估说这是症状使他获得“附带收获”（secondary gain）所致。所谓“附带收获”是指症状为病人所带来的“利益”，最常见的利益是他生病了，既可以免除他在健康时期所必须承担的职责，同时大家的关心、同情、帮助等，也都一下子集中在了他身上，这些“附带收获”刚好可以满足某些病人的依赖需求，也因此而强化了歇斯底里症状的持续性。
传统的精神分析学家认为，患者原先的心理冲突与后来的利益动机是互为表里的，但原先的心理冲突有时难以发现，倒是后来的利益动机常明显可见，因此，我们常可由后者而推想出前者。譬如，每当t君症状稍见好转，而医师建议他“可以回校”时，症状即立刻又恶化，从这点我们不难推想出，他的症状其实是为了在不失自尊的情况下离开西点军校。后来的发展果然就是如此，在他“被迫”退学后，所有的症状就在一个礼拜内全部消失。
被坚强摧毁的西点军校学生（2）
在医院里，常可见一些因公受伤、车祸或工业伤害而住院的病人，他们的症状在经过适当的医疗后，却未如医师判断地迅速复原，反而在期待“赔偿”的心理下，加重或延长原有的症状，甚至出现新的症状。但当病人获得他认为合理的赔偿后，那些看似顽固的症状即能迅速消失，这也是“附带收获”的一种显例。
医学之父希伯克拉底认为歇斯底里症是“女人病”，不少人似乎也有这种看法。但从前述几个案例的介绍可知，这种精神官能症男女都有，只是女人较为常见而已，国内的统计资料显示，男女患者的比例约为一比二。有很多人认为，在现代社会里，歇斯底里症似乎比19世纪末20世纪初——也就是弗洛伊德的时代——要来得少，这可能跟教育的普及、心理压抑减少有关，但这并不表示现代人的心理较健康，而是心理疾病的类型发生了转移。
对于人生困境，本案例提供给我们一种吊诡性的思考：当你走到人生的十字路口时，你是要听从自己的“潜意识之声”抑或“意识的召唤”？有不少人——譬如分析心理学家荣格（c。 g。 jumg）——认为，“潜意识之声”是生命的内在之声，能引导我们的生命进入更圆融的境界，本案例中的t君，他的症状显然就是他“潜意识之声”的外显，最后，他听从了这种“潜意识之声”，回到故乡去做一个银行职员。也许这对他而言，是一种较“圆融”的生命境界，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他显然是在规避自己的人生困境，因此是一只挫败的鸵鸟。
抽筋的海伦及其女友们（1）
在早会时，海伦的脚部抽筋，很多同学都看到了；第二节下课后，有人跟着抽筋。消息传开来，立刻有一大堆女生开始出现各式各样的抽筋，学校乱成一团。
海伦是个高中女生，在班上很得人缘。
有一天，她和家人去参加一个聚会，会中有跳舞节目，但海伦却显得闷闷不乐，她推说自己对跳舞没兴趣，而只做个旁观者。在舞会中，看着别人婆娑起舞，海伦突然觉得右脚有短暂的抽筋现象。
海伦的闷闷不乐是有原因的。
原来在不久前，学校的体育老师已开始教跳舞，但海伦却缺了好几次课。在她同父母参加上述聚会的前三天，学校公布了嘉年华会上舞剧演员的名单，在班上相当杰出且得人缘的海伦竟未获选任何角色。更令她难过的是，她心仪的一个男孩子舞跳得很好，在嘉年华会舞剧中将担任重要的角色，而海伦的竞争对手——另一个很会跳舞的活泼女孩，将与那个男孩同台演出。
在与父母参加宴会后几个礼拜，海伦的脚部仍经常抽筋，特别是一紧张就抽筋得更厉害。很多同学都注意到她的症状，对她表示关心。
就在海伦开始抽筋后三个礼拜，她的两个同学朱莉和法兰西丝去参加某个舞会，会后，朱莉到法兰西丝家中，她的脚部和颈部也不由自主地抽起筋来，而且在第二天到学校后，仍然有这些症状。
星期三早会时，海伦的脚部又出现厉害的抽筋，很多同学都看到了。第二节下课后，法兰西丝竟也开始抽筋，同学们见状连忙将她送到保健室。此时，坐在法兰西丝旁边的格拉黛非常紧张，觉得自己的身体有点颤抖，然后在其他同学的注目及尖叫下，她也跟着抽筋了。
消息传开来，立刻有一大堆女生开始出现各式各样的抽筋，学校乱成一团。校方不得不请父母将孩子们带回家，学校还因此而停课了几个礼拜。
解析：
这是一场典型的“集体歇斯底里”（mass hysteria）发作。
转化型的歇斯底里精神官能症有时候具有“传染性”，当一个团体中的某一个人先出现某种症状后，其他人也跟着发生类似的症状，好像一场“心灵的瘟疫”。
本案例中最先出现症状的海伦，以脚部抽筋来排斥跳舞，乃是一种典型的转化症状。但为什么其他同学也会发生类似的症状呢？弗洛伊德曾有一个女病人杜拉，因为在潜意识里认同她的情敌，结果产生与情敌一样的歇斯底里性咳嗽，“仿同作用”在转化型症状的“感染”上，扮演了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海伦在班上表现优异而且很得人缘，是许多同学认同的对象、行为的榜样，她的症状自然较容易受到他人的仿同，就好像很多人常会不自觉地模仿他们崇拜的电影明星摸鼻子一样。
但除了仿同外，恐怕还有别的原因。学校、军队和工厂是最常发生集体歇斯底里症的地方，譬如考试压力下的学生，排队在操场聆听台上老师冗长而令人厌烦的训话，此时若有一个学生因支持不住而倒下去，结果可能会像多米诺骨牌效应一样，在短时间内，有一大群学生也跟着应声而倒。又譬如在电子工厂生产线上的女工，有一个女工突然感到头晕、恶心、呼吸困难，结果几分钟内，数十名女工可能都会出现同样的症状。她们说“好像闻到什么奇怪的气味”，但经过调查检验，往往没有什么“刺激性的气体”存在；即使有，也未到使人感到恶心、呼吸困难的程度。
这样的集体发作主要来自“心理刺激”，因为当事者都面对同样的心理困境——对学生来说是功课压力与冗长的训话，对女工来说则是单调而令人厌烦的工作。另外，“暗示性”在行为的相互感染里也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
其实，集体歇斯底里症乃古已有之。在古时候，人——特别是女人，必须经常压抑她们真实的情感，日积月累，可能会觉得浑身不舒服，当时社会即为此安排了一些“狂欢的祭典”，譬如古希腊的“酒神祭”；在这些祭典里，人们可以纵饮狂欢，以平常不被容许的方式发泄他们久遭压抑的性与攻击的情感，再度获得内心的平静。这些狂欢祭典，实际上就是一种经过安排的集体歇斯底里发作。
基督教在欧洲得势后，曾经禁止类似的狂欢祭典，但在中世纪，欧洲各地却出现了一种奇怪的“舞蹈狂”（dance mania），它像瘟疫一样，蔓延得相当广，且发作者主要是女性。医学史家席格瑞斯特（h。 e。 sigerist）对13世纪发生在意大利的“舞蹈狂”曾有下列描述：
“这种病通常在酷暑时发生……正在睡觉或清醒的人会突然跳起来，像被蜜蜂叮到般感到一阵刺痛，有的人还会看到蜘蛛，有的则否。但他们都知道这一定是一种蜘蛛在作怪，于是大家很快地从屋里跑到大街上或市集里，激烈狂舞。没多久，其他也被‘叮到’或在几年前被‘叮过’的人也都加入了舞蹈。
“病人越聚越多，穿着奇怪的服饰疯狂地舞蹈……有的人撕破衣服，展示她们的裸体，完全失去了羞耻感……有的则拿出剑来，像比斗者般狂舞着剑；有的则拿出鞭子，彼此鞭打……有的人举止更怪异，像被抛上天空般飘飘欲仙；有的在地上猛挖洞；有的则像猪一样在污泥里乱滚。他们都喝了大量的酒，像酒醉的人一样狂歌和高声谈话。”
抽筋的海伦及其女友们（2）
这些症状很像过去“狂欢祭典”里的疯狂表现。古老的祭典虽然没有了，但心理的冲突与压力依然存在，且比以前更有过之。一个人按捺不住，爆发歇斯底里性发作，就好像火种一样，引燃所有的火药库，结果变成类似昔日狂欢祭典的集体歇斯底里发作。
16世纪的一位德国医师，对某女修道院所爆发的另一种集体歇斯底里症亦有很精确而深刻的观察。他发现修女们在发作时“双眼紧闭，仰躺着，腹部弓起，私处凸出，不停地抽搐。发作过后，张开眼睛，脸上露出羞耻与痛苦的明显表情”。他调查这种怪异流行病的来源，才知道不久前，修道院附近的一些少年，在夜里潜进修道院，和修女们幽会，后来东窗事发，修道院严禁这种丑行继续下去。不久，住在修道院里的一位少女开始有了“爱人每晚来找她”的幻觉，而爆发了上述的症状。照顾她的修女们在目睹她的发作后，也跟着产生同样的症状。那位医师明确指出，这种流行病乃是来自“性的压抑”。
当然，从海伦和她同学的集体歇斯底里症，或是常见于工厂里的“生产线歇斯底里症”来看，我们可知任何心理冲突都可能产生此症。
手机小说阅读 m.hrsxb 想看书来华人小说吧
七小时的大脑空白（1）
她一再回忆，但脑中只浮现一个如梦似幻的影像——停车场，而她不觉得“停车场”和自己有什么关系。
m小姐因举止怪异而被警方送到精神病院。
她的问题是她丧失了七小时的记忆——对从当天中午十二点到晚上七点这段时间内，自己到底在哪里、又做了什么事等完全没有印象，脑中一片空白。
在医师的询问下，m小姐说出了她的身世（她对那天中午十二点以前的经历倒是记得一清二楚）：
她来自一个不幸的家庭，因为母亲红杏出墙而导致父母分居。她原先和母亲住在一起，母亲经常招蜂引蝶，m有几次还受到母亲姘夫的性骚扰。
后来m爱上了一位年轻的船员，且怀了身孕，但船员却在婚礼前数天失踪，一去不回。她将孩子生下来，三年后，带着孩子去和父亲及两个弟弟住在一起。
但父亲对她并不友善，在住院前三四个礼拜，父亲一天到晚骂她懒惰、撒谎、不是个好女孩。在与父亲争吵中，她开始有了头痛、倦怠、失眠、焦虑、孤独、忧郁等症状。就在这个时候，她又遇上了一个年纪比她稍大一点的男孩，很快就对他产生依恋。最近两个礼拜中，她经常在晚上去找他，从他那里获得了家里所没有的温暖与平静。
m小姐住院后，很快适应病房的生活，心情也好了许多，但不管怎么回想，就是想不起那七个小时的遭遇。她只记得当天早上做好家事后，在中午前搭上一辆公共汽车，想去看她的医师，然后就是一段七小时的“空白”。而她自己对这段记忆的“空档”似乎也不以为意，在医护人员的鼓励下，m小姐说她一再回忆，脑中只浮现一个“如梦似幻”的影像——停车场，但她不觉得“停车场”和自己有什么关系。
医师认为这个梦幻般的影像一定和被她潜抑到潜意识里的经验有关，要她更详细地描述这个影像。她说：“那是一个停满车子的停车场，有一个男人在停车场的那一边，我不晓得他是谁。有一个女孩子正从这边往他那边跑，我觉得她就是我。这个景象一再出现，那个女孩以她最快的速度在奔跑，但似乎又没有移动。看起来是我在奔跑，但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奔跑……我想我可能是要跑去向那位男子求救。”
医师问她在提到“跑着去求救”时，心里想到的是什么？她说：“是医师，事情发生四天前，我想应该去看精神科医师，我向男友提起这件事，当时他在bsp;事情已逐渐明朗化，因为m小姐就是在bsp;她搭公共汽车想去看p医师，因为最近几天她产生了想杀死父亲、弟弟和儿子的可怕幻想，她必须寻求医疗帮助。在下车后，她去按医师的门铃，但没有反应，到药房打电话给他，也没人接。于是她决定去找她的男友f，她必须去看他，而他也必须帮她的忙，因为她父亲、母亲都不关心她，要好的女友避不见面，医师又不在，f一定要帮助她才行。
于是她又搭车到想f一定会看到她，载她一起走，他应该知道她的处境，她需要他的帮助。但f没有看到她，径自开车离去。于是她急急穿过大街，迎面而来的一辆车子差点将她撞倒，她开始觉得头晕目眩。她需要帮助，然后她看到一个警察局，于是走进去……
在催眠状态中，m小姐讲述至此时，突然变得焦虑不安，语不成声，但慢慢又恢复正常。在从催眠状态中醒来后，她终于恢复了对那七个小时的记忆。
解析：
这是一个“心因性记忆丧失”（psychogenic amnesia）的病例，属于“解离型歇斯底里精神官能症”。所谓“解离”，我们在《父亲病榻边的黑蛇》里已提过，它意指一个人的意识、记忆、情感、智能，甚至运动行为等的正常整合功能发生突然而暂时性的改变，以致这些功能的某些部分丧失的情形。本案例中的m小姐，她所丧失的是“七小时的记忆”。
沙考的得意门生之一冉涅（p。 j）认为，正常人的精神功能及想法等整合构成他的“人格”整体，在正常情况下，他可以依他的意识召来（知晓）这些精神功能及想法，但如果神经系统发生变质，使沟通各种精神内涵的能量降低，则某些精神功能即不再为个人意识所觉知，这是造成“解离状态”的主因。
而沙考的另一得意门生弗洛伊德则认为，在解离状态中，患者所失去的常是他无法接受的精神内涵，他借一种特殊的精神力量——潜抑作用——将它们驱赶到潜意识的领域，而无法为意识心灵所忆起，换句话说，它是一种主动的心灵作用。解离症状对患者形成保护作用，使他免于因回忆起那些无法接受的精神内涵而产生悲痛。患者无法接受的精神内涵有两种，一为外在的恼人事件，一为内在的心理冲突。目前对解离型障碍的解释，大都采用弗洛伊德的这种动力心理学理论，但并非每一个面临外在恼人事件或内在心理冲突的人，都“会”或者“能”产生意识的解离，因此，意识解离可能也含有冉涅所说的“体质”因素。
华人小说吧 m.hrsxb
七小时的大脑空白（2）
“心因性记忆丧失”是最常见的解离型歇斯底里精神官能症。本案例中的m小姐在病发当天亟需他人帮助，但却四处碰壁，男友在她眼前离她而去，更是致命的一击，当时的孤独、无助与绝望，超出她的负荷，于是“潜抑”就发挥了作用，将这些遭遇及其半生的情感一股脑儿扫出意识层面，免得她因想及它而悲痛难当。另一方面，“记忆丧失”也使她得到警察的帮助，并因此而被送到医院，成为医师、护士、家人和朋友关心的对象，这些“附带收获”也使她更不愿再忆起那些痛苦的遭遇。
“心因性记忆丧失”既是心理因素所造成的，它的“记忆丧失”因此也常具有选择性，也就是说，病人只选择遗忘会带来痛苦的经验。m小姐所遗忘的只是那天中午十二点到晚上七点的“七小时记忆”，至于其他经历却都记得一清二楚。某位女士的记忆丧失更妙，她遗忘了自己曾生下一个小孩的经历，但对临盆前后发生的
换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