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欧阳健总是小心翼翼，生怕伤着她，连新婚之夜床上的事情都小心翼翼。林俐受过伤害的事情欧阳健已经听说了，是听林俐自己说的。在深圳，除了林俐自己以外，好像没有其他人知道这件事情，至少在欧阳健认识的人当中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情，所以欧阳健只能听林俐自己说。欧阳健听说她的这些遭遇之后一点没有看不起林俐，相反，他觉得林俐是世界上最纯洁的姑娘。连王思蜀也跟倪和平说：是啊，二十九岁了，有过一次，还不是自愿的，当然纯洁。
欧阳健下决心要好好保护林俐，好好爱护林俐，要让她开心，要让她幸福，要让她心里充满阳光，要让她从此过上再也没有委屈的生活。
新婚之夜，林俐说：“我嫁给你是我的福气。”
欧阳健说：“我能娶到你是上帝对我的关照。”
王思蜀跟倪和平说：这叫善有善报。
第六章 彻底的失败（1）
28
欧阳健是利用学校放寒假的日子来筹备他和林俐的婚礼的。这次结婚对欧阳健来说是第二次，第一次结婚的时候条件有限，非常简单，第二次他不想再简单了。再说这次结婚对林俐是第一次，为了林俐，欧阳健不打算马虎。既然欧阳健不打算委屈林俐，那么这次婚姻他就要好好操办一下。
不管项茹梅怎样装作若无其事，自己的部下和前夫结婚对她来说都是一件难堪的事。难就难在她现在跟牛德望这种不明不白的关系。如果项茹梅跟牛德望已经结婚了，是正式的夫妻了，那么欧阳健跟林俐结婚，项茹梅一点都不难堪，不但不难堪，说不定她还很高兴，没准一高兴送他们一个贵重礼物也不一定。但是现在她跟牛德望没结婚，不但没有结婚，而且好像还根本就结不了婚，这就不能不让项茹梅感到难堪，甚至还感到难看，并且这种难堪和难看还导致她的愤怒。
在欧阳健和林俐筹备结婚的日子里，牛德望也变得小心翼翼，生怕项茹梅借故跟他歇斯底里。最近项茹梅在牛德望面前已经两次歇斯底里了。好在这一次项茹梅还保持了理性，或者说人在大悲的时刻反而异常的冷静。
项茹梅向牛德望建议：我们带着女儿欧阳渝丽回重庆耍一次吧。
“好。”牛德望说。
倪和平也觉得项茹梅这件事情处理的还比较有水平。既可以回避，也可以获得心理上的某些平衡。
牛德望现在对项茹梅好像惟命是从，他这种表现不仅是怕项茹梅歇斯底里，也确实是对项茹梅心存感激。
要说牛德望的迷信也有碰巧的时候。前段时间牛德望跟项茹梅重新和好之后，深圳的房地产果然又有所回升。香港的秦老板说话倒也算数，还是把牛德望关外的那块由生变熟的地买过去。秦老板买过去的目的是做工业区，做工业区的目的不是他自己要在那里开很多的工厂，而是把自己的建设的标准厂房租给他香港的朋友开工厂。秦老板做生意的观点与牛德望一样，只赚属于自己的那一段利润，不要眼睛盯着合作方的利润。在秦老板看来，牛德望赚地皮的钱，他赚出租厂房的钱，他的那些朋友赚加工出口产品的钱。各得其所，有钱大家赚。秦老板以前在蛇口跟鱼工贸合作过，在蛇口南山脚下的沿山路开发了一片标准厂房，并由此引来一批香港客商。这些客商把写字楼放在香港，把工厂建在蛇口，生产同样的产品，成本比在香港低许多。秦老板现在又把眼睛盯在了关外，认为在关外开工厂比蛇口更合算。关外的限制更少，人工费用更低，所以在关外建设工业区更有市场。秦老板的开价比牛德望原来预想的低了许多，如果按这个价成交，刨去银行“协议贷款”利息和平整土地的费用，牛德望基本上没有什么利润了。于是他就有点犹豫，想着不赚钱做什么生意呀？这时候项茹梅苦口婆心，建议他马上出手。基于“迷信”，想着项茹梅是自己的福星，牛德望照办了，谁知刚刚出手，房地产马上进一步回落。牛德望觉得是项茹梅帮着他又躲过一劫，于是就高高兴兴陪着项茹梅和欧阳渝丽回到重庆。
回到重庆之后，欧阳渝丽住到爷爷奶奶家，项茹梅和牛德望则住进重庆大酒店。虽然项茹梅的父母早已搬出了坡坡屋，住进了嘉陵新居，完全有能力安排他们的住宿，但是项茹梅和牛德望还是选择住大酒店。
住大酒店而不住自己父母的家似乎已经成了深圳有钱人回内地的习惯做法，这也是深圳文化的一部分。这种习惯有它的合理性。住酒店方便，随意，可以享受服务，便于接待朋友。如果是住父母那里，一方面不好意思让父母照顾自己，另一方面如果有朋友来探望，是探望他们还是探望父母大人？是带礼物还是空手？但是，这种好习惯这一次并没有给他们带来方便，不但没有带来方便，反而还带来了麻烦。他们没有想到当时的重庆还执行旧的治安管理与处罚条例，住宿登记的时候还问他们是不是夫妻。他们愣了一下，说是夫妻，但是说的不是理直气壮。晚上查房，别的房间没查，直奔他们这个房间来。其实那天牛德望跟项茹梅还真没有睡在一个床上，但是就是这样，也被警察隔开询问。询问他们是做什么的，询问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询问他们知道不知道对方的真实姓名。好在他们当时还没有糊涂，回答还算基本一致，既然基本一致，就证明他们不是卖淫嫖娼，再加上牛德望声称自己是来重庆投资的，于是教育了一番，从轻发落。
虽然从轻发落了，但是这件事情给项茹梅心理上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把他们本来想极力掩盖和回避的事实一下子全部斗落出来，并且斗落得清清楚楚，能不恼火吗？恼火的后果是提前返回深圳。
回到深圳后，项茹梅把满腔的悲愤全部发泄到牛德望身上。发泄的方式不是歇斯底里，而是非常冷静地跟牛德望摊牌：要么跟老婆离婚，我们正式结婚，要么分手。并且项茹梅说到做到，马上就跟牛德望分开，碰都不让牛德望碰了。
牛德望哄了几天，没效果，也烦了，感觉到这样也确实是太委屈项茹梅了，长此以往也不是办法。于是想着长疼不如短疼，再说总不能老是在“对不起”中生活一辈子呀。既对不起项茹梅，也对不起于爱琴，搞的身心憔悴，体力不支，算了，分手算了。
“怎么分？”项茹梅问。
“随便你。”牛德望说。
“什么叫随便我？”项茹梅说，“我说公司给我一半的股份你同意吗？”
“别墅给你，”牛德望说，“另外再给你一百万。”
“一百万？”项茹梅说，“打发叫花子呢。”
“那你说多少？”牛德望问。
“感情上的账就不算了，”项茹梅说，“算也算不清楚，你就把这些年我给你节约和额外赚的钱给我吧。”
“那是多少？”牛德望问。
“多少你自己难道不知道？”项茹梅反问。
“那就再给你加一百万吧。”牛德望说。
“没门！”项茹梅火了，“这些年老娘帮你偷的税也不止这个数！”
牛德望听出项茹梅的话里面带有威胁的成分，他没想到项茹梅说出这样绝情的话，也很气愤，差点想找黑社会把她杀了。但项茹梅早有准备，项茹梅已经写了几份遗嘱分别放在几个朋友那里，而且遗嘱上都附上牛德望这些年违法乱纪的凭据，牛德望没办法，把柄捏在项茹梅手中呢。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后以五百万现金和一套别墅的代价彻底分手。
与牛德望分手之后，项茹梅自然不能再在牛德望的公司里担任财务总监了。事实上，她是什么事情也没有做，一个人在空荡荡的别墅里发呆了一个月，思前想后，非常后悔自己的所作所为，彻底体会到了自己酿的苦酒自己喝的滋味，最后，决定放下架子，主动找欧阳健重归于好。
第六章 彻底的失败（2）
决心是下了，但是做起来并不那么容易，主要是不好意思转弯，于是，借口商量女儿的事，约欧阳健见面。
既然是商量女儿的事，欧阳健当然不能拒绝，只好如期赴约。
见面的地点是咖啡厅，咖啡厅暧昧的灯光和舒缓的背景音乐总能与人的情感发生联系，最能引发旧梦重温。但是，无论是项茹梅如泣的叙述还是灯光音响的烘托，都没有能唤起欧阳健的旧梦。最后，连这样的约会欧阳健都不给予了。欧阳健说：有什么事你电话里说吧。
怎么能电话里面说呢？项茹梅其实就是想见见欧阳健，只要能见面，哪怕是什么话都不说，就是看看欧阳健坐在那里静静地喝咖啡，项茹梅都觉得心里舒服。但是，就是这样的机会欧阳健也不能给她了。欧阳健现在与林俐恩恩爱爱，形影不离，一点机会都不给项茹梅。欧阳健在电话里面明确地对项茹梅说：你可以不对我负责，但是我不能不对林俐负责。
项茹梅只好进一步放下架子，直接找倪和平和王思蜀，电话里面哭，当面哭，对她们说自己当时是一时糊涂，现在已经非常后悔，如果现在欧阳健能够再回到她的身边，哪怕要她放弃自己拥有的一切，哪怕当牛做马，她也愿意，并且反复强调，她现在对欧阳健的感情比当年在大巴山区还要强烈。
倪和平和王思蜀交换了看法，她们相信项茹梅说的是真话。
“也真是她，”倪和平说，“我做不出来。”
她差点就说“只有坡坡屋出来的人才能做的出来”，但是还是忍住了，怕伤及无辜。
“我也是。”王思蜀说。
尽管她们都相信项茹梅情感的真实性，甚至都有点感动，但是在“帮忙”的问题上，实在是无能为力。
“你们怎么了？”项茹梅哭着问，“不是说劝和不劝分吗？”
倪和平和王思蜀互相看看，然后又看看项茹梅。
“是劝和不劝分，”王思蜀说，“当初你跟欧阳健是夫妻，我们劝你不要离婚，现在欧阳健跟林俐是夫妻了，难道你让我们劝他们分开？”
“他们是夫妻？”项茹梅问。问的声音很大，特别是“他们”两个字，做了重音处理，听起来仿佛是指责王思蜀胡说八道。
王思蜀不敢再说了，她担心项茹梅脑子是不是出了问题，怎么连欧阳健跟林俐已经结婚，他们是合法的正式夫妻这个事情都不知道。
三个人这样沉静了一会儿，倪和平说：“我们都是中年人了，也都受过高等教育，每个人都有对自己行为负责任的能力。人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自己酿的酒只能自己喝。”
倪和平说的非常平静，但是说的也非常坚定。她既不想伤害项茹梅，同时也想告诉项茹梅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
倪和平本来还有话要说的，说如果谁都可以不对自己的行为负责，那么这个世界不是乱套了？维持社会平衡的不光是法律和制度，更多地是依靠伦理和道德。但是她只是心里这么想了，而并没有真说出口，她觉得项茹梅自己应该懂得这个道理。
项茹梅当然懂得这个道理，但是她仍然不甘心，于是，打出了手中最后的一张牌，就是女儿牌。
项茹梅希望欧阳健看在女儿的分上，重新考虑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且威胁说：女儿是判给她的，凭她现在的经济实力，完全有可能把女儿带到国外，让欧阳健永远见不到欧阳渝丽，并且说到做到，马上就张罗着给女儿改名字。
这张牌果然威力巨大。项茹梅打出来之后，欧阳健就真的重新考虑了一番，但考虑的结果是仍然不能跟项茹梅重归于好。
“我是要对欧阳渝丽负责，”欧阳健对倪和平说，“但同时也要对林俐肚子里面的孩子负责。手心手背都是肉呀。再说，欧阳渝丽已经大了，而林俐肚子里的孩子还没有出世，我不能让他一出世就没有父亲。”
当倪和平把这段话原原本本地转告给项茹梅的时候，项茹梅感到有点绝望了。她摆出可怜相，求欧阳健看在夫妻一场的份上无论无何再跟她见一面。
欧阳健不想做得太绝，答应了。当项茹梅看见欧阳健是与林俐手挽着手来到咖啡屋来赴约的时候，项茹梅彻底绝望了，她知道再恢复与欧阳健的感情已经不可能，于是当着林俐的面，摆出一副蛮不在乎的样子，说拉倒，把钱还给我。
“什么钱？”欧阳健问。
“我存放在你那里的钱。”项茹梅说。
“你存放在我这里的什么钱？”欧阳健问。
“准备我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留给欧阳渝丽的钱。”项茹梅说。
“你如果有个三长两短，我肯定会对女儿负责的，”欧阳健说，“有钱没钱我都要负责。但是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存了什么钱在我这里。没有。绝对没有。”
“你说什么？！”项茹梅问。这一次项茹梅的声音更大，并且对重音也做了特别加强，但是重音放在了后面，即放在“什么”上，仿佛她根本不相信欧阳健会说出这样的话。
项茹梅确实不相信欧阳健能说出这样的话，但是欧阳健确实说出了这样的话，而且说的非常坚决，非常肯定，非常坦然，以至于有那么一刻，项茹梅甚至都怀疑是不是自己记错了。
项茹梅清醒过来之后，找到倪和平，找到王思蜀，找到顾大尉，甚至把他们在深圳、珠海、广州、香港的那些当年插队的所有知青都找到了，请他们评理。但是欧阳健一口咬定没有这笔钱。王思蜀以及其他朋友当面虽然没有说什么，但是背后都异口同声地说：欧阳健绝对不会是这种人，肯定是项茹梅自己疯了。
项茹梅真的疯了。不是因为那一百多万块钱，而在于她的绝望，彻底的绝望。在于她做人的失败，彻底的失败。在于她失去了朋友和亲人的信任，彻底的不信任，包括自己的女儿对她的不信任。女儿欧阳渝丽承认父亲有怯弱的一面，但是她绝对不相信父亲欧阳健是那种辜负母亲的信任而把委托保管的钱财占为己有的人。女儿虽然没有说，但是她跟其他人的观点差不多，也认为项茹梅疯了。既然女儿都认为项茹梅疯了，项茹梅跟真的疯了有还有多大的区别呢？事实上，当周围的人都认为一个人是疯子的时候，这个人就等于是疯子，管她实际上到底是不是疯子。
第六章 彻底的失败（2）
决心是下了，但是做起来并不那么容易，主要是不好意思转弯，于是，借口商量女儿的事，约欧阳健见面。
既然是商量女儿的事，欧阳健当然不能拒绝，只好如期赴约。
见面的地点是咖啡厅，咖啡厅暧昧的灯光和舒缓的背景音乐总能与人的情感发生联系，最能引发旧梦重温。但是，无论是项茹梅如泣的叙述还是灯光音响的烘托，都没有能唤起欧阳健的旧梦。最后，连这样的约会欧阳健都不给予了。欧阳健说：有什么事你电话里说吧。
怎么能电话里面说呢？项茹梅其实就是想见见欧阳健，只要能见面，哪怕是什么话都不说，就是看看欧阳健坐在那里静静地喝咖啡，项茹梅都觉得心里舒服。但是，就是这样的机会欧阳健也不能给她了。欧阳健现在与林俐恩恩爱爱，形影不离，一点机会都不给项茹梅。欧阳健在电话里面明确地对项茹梅说：你可以不对我负责，但是我不能不对林俐负责。
项茹梅只好进一步放下架子，直接找倪和平和王思蜀，电话里面哭，当面哭，对她们说自己当时是一时糊涂，现在已经非常后悔，如果现在欧阳健能够再回到她的身边，哪怕要她放弃自己拥有的一切，哪怕当牛做马，她也愿意，并且反复强调，她现在对欧阳健的感情比当年在大巴山区还要强烈。
倪和平和王思蜀交换了看法，她们相信项茹梅说的是真话。
“也真是她，”倪和平说，“我做不出来。”
她差点就说“只有坡坡屋出来的人才能做的出来”，但是还是忍住了，怕伤及无辜。
“我也是。”王思蜀说。
尽管她们都相信项茹梅情感的真实性，甚至都有点感动，但是在“帮忙”的问题上，实在是无能为力。
“你们怎么了？”项茹梅哭着问，“不是说劝和不劝分吗？”
倪和平和王思蜀互相看看，然后又看看项茹梅。
“是劝和不劝分，”王思蜀说，“当初你跟欧阳健是夫妻，我们劝你不要离婚，现在欧阳健跟林俐是夫妻了，难道你让我们劝他们分开？”
“他们是夫妻？”项茹梅问。问的声音很大，特别是“他们”两个字，做了重音处理，听起来仿佛是指责王思蜀胡说八道。
王思蜀不敢再说了，她担心项茹梅脑子是不是出了问题，怎么连欧阳健跟林俐已经结婚，他们是合法的正式夫妻这个事情都不知道。
三个人这样沉静了一会儿，倪和平说：“我们都是中年人了，也都受过高等教育，每个人都有对自己行为负责任的能力。人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自己酿的酒只能自己喝。”
倪和平说的非常平静，但是说的也非常坚定。她既不想伤害项茹梅，同时也想告诉项茹梅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
倪和平本来还有话要说的，说如果谁都可以不对自己的行为负责，那么这个世界不是乱套了？维持社会平衡的不光是法律和制度，更多地是依靠伦理和道德。但是她只是心里这么想了，而并没有真说出口，她觉得项茹梅自己应该懂得这个道理。
项茹梅当然懂得这个道理，但是她仍然不甘心，于是，打出了手中最后的一张牌，就是女儿牌。
项茹梅希望欧阳健看在女儿的分上，重新考虑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且威胁说：女儿是判给她的，凭她现在的经济实力，完全有可能把女儿带到国外，让欧阳健永远见不到欧阳渝丽，并且说到做到，马上就张罗着给女儿改名字。
这张牌果然威力巨大。项茹梅打出来之后，欧阳健就真的重新考虑了一番，但考虑的结果是仍然不能跟项茹梅重归于好。
“我是要对欧阳渝丽负责，”欧阳健对倪和平说，“但同时也要对林俐肚子里面的孩子负责。手心手背都是肉呀。再说，欧阳渝丽已经大了，而林俐肚子里的孩子还没有出世，我不能让他一出世就没有父亲。”
当倪和平把这段话原原本本地转告给项茹梅的时候，项茹梅感到有点绝望了。她摆出可怜相，求欧阳健看在夫妻一场的份上无论无何再跟她见一面。
欧阳健不想做得太绝，答应了。当项茹梅看见欧阳健是与林俐手挽着手来到咖啡屋来赴约的时候，项茹梅彻底绝望了，她知道再恢复与欧阳健的感情已经不可能，于是当着林俐的面，摆出一副蛮不在乎的样子，说拉倒，把钱还给我。
“什么钱？”欧阳健问。
“我存放在你那里的钱。”项茹梅说。
“你存放在我这里的什么钱？”欧阳健问。
“准备我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留给欧阳渝丽的钱。”项茹梅说。
“你如果有个三长两短，我肯定会对女儿负责的，”欧阳健说，“有钱没钱我都要负责。但是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存了什么钱在我这里。没有。绝对没有。”
“你说什么？！”项茹梅问。这一次项茹梅的声音更大，并且对重音也做了特别加强，但是重音放在了后面，即放在“什么”上，仿佛她根本不相信欧阳健会说出这样的话。
项茹梅确实不相信欧阳健能说出这样的话，但是欧阳健确实说出了这样的话，而且说的非常坚决，非常肯定，非常坦然，以至于有那么一刻，项茹梅甚至都怀疑是不是自己记错了。
项茹梅清醒过来之后，找到倪和平，找到王思蜀，找到顾大尉，甚至把他们在深圳、珠海、广州、香港的那些当年插队的所有知青都找到了，请他们评理。但是欧阳健一口咬定没有这笔钱。王思蜀以及其他朋友当面虽然没有说什么，但是背后都异口同声地说：欧阳健绝对不会是这种人，肯定是项茹梅自己疯了。
项茹梅真的疯了。不是因为那一百多万块钱，而在于她的绝望，彻底的绝望。在于她做人的失败，彻底的失败。在于她失去了朋友和亲人的信任，彻底的不信任，包括自己的女儿对她的不信任。女儿欧阳渝丽承认父亲有怯弱的一面，但是她绝对不相信父亲欧阳健是那种辜负母亲的信任而把委托保管的钱财占为己有的人。女儿虽然没有说，但是她跟其他人的观点差不多，也认为项茹梅疯了。既然女儿都认为项茹梅疯了，项茹梅跟真的疯了有还有多大的区别呢？事实上，当周围的人都认为一个人是疯子的时候，这个人就等于是疯子，管她实际上到底是不是疯子。
第六章 刻骨铭心（2）
小伙子说的没错，这个项茹梅相信。项茹梅以前在牛德望的公司里当财务总监，充分体验到了政府个部门对企业不厌其烦的“服务精神”，不要说工商税务了，就是劳动仲裁机构、残联和卫生检疫这样的部门，都体现了对企业的热情关注，关注的方式是给企业找麻烦，让企业充分意识到他们每个部门都重要，企业都不能小瞧他们，都要重视他们，至于怎样“重视”，作为财务总监的项茹梅最清楚了。相比较起来，做证券投资可能确实没有这么些麻烦事。项茹梅来证券公司营业部才两次，还没有做任何实际的投资，就已经受到了真正意义上的热情服务。不仅停车有人抢着买单，连中午吃饭都是免费的。关键是态度，有时候态度能给人关爱，能给人尊严。项茹梅现在特别需要这种关爱和尊严。
“这个我知道，”项茹梅说，“为什么说是最安全的呢？”
小伙子说：“安全是第一位的。如果你在这里开户，一定要用你自己的身份证来办理股东代码，您可以自己买卖股票，也可以委托我们替您买卖股票。但不管是您自己买卖股票还是我们帮您买卖股票，钱永远是您自己的，只有您本人拿着身份证来，才能提取和转走现金。事实上，钱放在证券公司相当于放在银行里面，是绝对安全可靠的。”
大约是为了进一步证实自己的说法，小伙子在吃过饭之后还专门把项茹梅引见给了他们的老总。老总是个跟小伙子年纪差不多大的大小伙子，名片上注明的学位是国际金融博士，从气质上看不是博士就是硕士，反正是“士”就行。小伙子很知趣，在项茹梅跟老总谈话的时候，还有意出去了一会儿。
老总告诉项茹梅：“安全是没有问题的，钱放在这里跟存在银行是一样的，连利息都一样。但是真要做投资，我建议您谨慎一点，先看看，不要急于做投资，现在外面骗子太多了，凡是要投资的事情，宁可慢一点。”
听的项茹梅当场就对他们产生了一种信任。
当项茹梅把三百万保证金放入证券公司之后，老总又对项茹梅说：“您是新手，我建议您先看三个月。”
项茹梅说好。
老总又说：“这三个月我可以帮您做短期放贷，就是您跟我们签一个委托理财协议，三个月内我保证按每月千分之八的回报给您，年息就差不多百分之十了，比存银行合算。”
项茹梅是做财务总监的，这个账她当然会算，但是正因为会算，所以她更加不放心。
项茹梅问：“本来我的钱就是存在你们这里的，你们要怎么用就怎么用，干吗还要跟我签什么委托理财协议，不是多此一举吗。”
“碰到行家了，”老总说，“小姐您一定是学财经的吧。”
“不是，”项茹梅说，“但是我做过财务。”
“难怪呢，”老总说，“别的小姐一听能多拿利息，连问都不问。好，我就喜欢跟聪明的人打交道。既然您是内行，我就实话告诉您。这个钱不是我们用的，我们证券公司其实只充当了一个中介作用。您借给我们的钱，我们其实是反过来再借给其他大户的，我们借给其他大户的利息是千分之十，我们还赚两个点呢。”
“借给其他大户？”项茹梅问。
“是的，”老总说，“借给其他大户。这种做法叫透资。”
透资项茹梅懂，项茹梅两年前就帮着牛德望做过信用卡透资。
“那么要是大户到时候不能还呢？”项茹梅问。
“没关系，”老总说，“从您那边讲，你的钱是委托我们证券公司理财的，所以不管大户还还是不还，我们都必须按时还您，不但按时还您，而且还要按时支付利息。从我们这边来说，反正大户的钱是在我们掌握之中的，他不还钱我们就不让他把钱转走，必要的时候可以强行卖掉他的股票，这种情况叫平仓。”
最后，老总还向项茹梅解释：签协议的原因是对双方一个约束，否则你中途就把钱转走或者要拿钱炒股票怎么办？
“那么签了协议我就不能拿这个钱炒股票了？”项茹梅问。
老总愣了一下，说：“原则上在协议期限之内这个钱您是不能动的，否则我们干吗要给您那么高的利息？所以我建议您只存三个月。”
后来，项茹梅还是没有贪图那点利息，没有搞什么协议存款。既然想来炒股票，眼睛就不能盯在千分之八的利息上。项茹梅听从了投资顾问的建议，直接拿这三百万炒股票。当项茹梅拿这三百万炒股票的时候，投资顾问对项茹梅的热情由地面发展到了床上，并且说了那番让项茹梅刻骨铭心的话，于是，项茹梅干脆把交易密码交给了投资顾问，反正股东代码是项茹梅自己拿身份证去办的，并且做了特别说明，任何提取现金和转帐行为都必须她本人持身份证才能办理，如此，即便小伙子有什么不良企图，也绝对动不了她的资金。
大约三个月之后，项茹梅感觉投资顾问对她的热情有所减弱，减弱的标志是小伙子对项茹梅的深度已经彻底了解了，所以不需要再测量了。项茹梅是敏感的，敏感的项茹梅决定提前收回操作权，于是偷偷地更换密码，同时顺便查一下自己的帐户。
一查，吓一跳，才三个月时间，三百万资金就剩下八十万了。怎么回事？项茹梅找到证券公司，证券公司打出对帐单，没错，是只剩八十万了。
“炒赔了？”项茹梅问，“能赔这么多？”
证券公司的工作人员看了一下对帐单，说：“没有赔多少。”
“多少？”项茹梅问。
工作人员计算了一下，答复：“总共大约赔了三十万吧。”
“那还有将近两百万呢？”项茹梅问。项茹梅当过财务经理和财务总监，这个帐她会算。
“全部消耗在交易费和印花税上了。”工作人员说。
“不可能！”项茹梅说，“我知道，这些费用才千分之六。”
“是千分之六，”工作人员说，“但是你每天都来来回回满仓买进卖出，三个月下来就是这么多。对帐单在这里，您自己看嘛。”
项茹梅看了，是这么多，同时她还知道，证券公司将这些费用大部分返还给那个拉来客户的小伙子了。项茹梅再找那个只喜欢成熟女人的小伙子，已经不见踪影，再说就是找到又怎么样？
第六章 清醒
30
一下子损失两百多万之后，项茹梅清醒了，或者说项茹梅不疯了。
项茹梅冷静地思考了自己的所作所为，她不怨任何人，包括不怨牛德望和欧阳健，甚至还不怨她自己。她觉得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至少是自己的性格决定的，而性格是不容易轻易改变的。她甚至觉得性格也没有好坏之分，只存在更适合做什么的问题。项茹梅从这些年自己所走过的路入手，仔细客观地分析了自己的性格，觉得自己的性格可能更适合做独当一面的开拓性工作，或者说做需要不断进取性的工作，具体地说就是更适合做生意，因为做生意不进则退，更容易激励人的奋进精神。
项茹梅把自己手上的资金和资产盘算了一下，决定卖掉别墅，套回现金，然后在国商大厦买了一个可以居住带办公的商住楼，并且叫正好已经下岗的哥哥过来帮忙，自己开一家建筑材料公司，就是当年牛德望要欧阳健开的那种公司。
项茹梅在牛德望的房地产开发公司干了这么多年，知道深圳是个正在建设中的城市，过去建设，现在建设，将来还要继续建设下去。
项茹梅认为自己非常适合做建材生意。项茹梅跟着牛德望这些年，认识了很多做房地产的朋友。项茹梅坚信这些朋友将来都是她的客户。当然，第一客户还是牛德望。
项茹梅在正式开张之前，想找牛德望谈谈自己的想法。她有一种自信，自信牛德望肯定会支持她。果然，牛德望发现项茹梅不“疯”了，非常高兴，又听说项茹梅想跟他做生意，当然是满口答应，不但答应他自己的生意跟她做，还答应帮她介绍做房地产的其他朋友。
项茹梅不但找了牛德望，而且还找了倪和平，找到王思蜀，找到顾大伟，找到当年他们插队的所有的知青，但项茹梅是这次找他们不是诉苦，也不是评理，而是请他们关照生意。大家见项茹梅不“疯”了，当然高兴，能关照处皆关照。特别是倪和平，不但自己是“老处级”了，而且丈夫钱进军在局级的位置上也坐得很稳，顺便关照一下项茹梅不是什么大问题。
倪和平还对王思蜀说：真佩服项茹梅，到底是坡坡屋出来的，拿得起放得下，连牛德望都敢开口求。
大约正是这种拿得起放得下，加上项茹梅不服输的性格和不让朋友吃亏的处世态度，业务发展得果然很快。
钱多了之后，项茹梅就有了一个想法，或者说有了一个理想，这个理想就是有朝一日在回重庆，投资改造她小时候居住的坡坡屋。
项茹梅有了理想之后，做生意就更加尽心，更加努力，人也精神多了，而且一旦精神，仿佛也年轻不少，一个深圳女企业的形象很快就确立了，至少在朋友圈子里是确立了。
项茹梅有了明确的理想之后，胸怀也开阔不少，比如对欧阳渝丽，本来她是想着改名字的，但是现在也主动放弃了。觉得欧阳这个姓蛮好，和上官、司徒、端木一样，有一种贵族血统的感觉。想着名字不过就是一个代号，不换对谁都没有妨碍，换了反而会增加女儿的精神负担，等于是女儿向全校宣布自己的父母离婚了，不如干脆不改了。
这一天，又到了欧阳渝丽的生日，是十八岁的生日。十八岁是个大生日，朋友们自然要操办一下。并且现在项茹梅是大老板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想不操办还不行了。
欧阳渝丽征询项茹梅的意见：能不能请爸爸？
“请，当然请。”项茹梅说，“不要忘了，你还跟他姓着呢。”
欧阳渝丽抱住项茹梅，做了一个十分亲热的动作。
女儿好长时间没有这样跟她亲热了，所以项茹梅竟然被女儿搞得有点不好意思，但是，她心里还是高兴的，是那种其他任何事情都没有把办法替代没有办法比拟的高兴。比做了一笔大买卖赚了一笔大钱还要高兴。
生日晚会在南海大酒店举行。项茹梅并不是故意铺张，也不是因为女儿的那个亲热动作让她忘乎所以，而是想借机会感谢一下客户和在生意上关照她的朋友。结果，说起来是女儿的生日晚会，最后项茹梅自己倒成了那天晚上真正的主角。
项茹梅最大的感触就是：老板跟普通人绝对不是一回事。或许很多人并不稀罕这种做老板的生活，但是她喜欢，或者说她更适合这种生活，这大概也是因为她是从坡坡屋出来的缘故吧。
那天晚上最低调的要属于欧阳健。欧阳健躲在最不显眼的地方。
项茹梅主动过去跟欧阳健打了招呼。
“不好意思。”欧阳健说。
“什么不好意思？”项茹梅问。
这样一问，反而把欧阳健给问住了。
“我对不起你。”欧阳健说。
这下项茹梅没有再问他怎么对不起她了，而是非常大度地笑笑，说：“应该是我对不起你。”
“不是不是。”欧阳健说，“是我对不起你。”
“林俐好吗？”项茹梅把话岔开，“听说欧阳渝丽有小弟弟了？叫什么名字？”
于是，欧阳健就从难堪当中走出来，告诉项茹梅，林俐很好，欧阳渝丽的小弟弟叫欧阳鹏飞。“鹏”是深圳的简称。并且问项茹梅过的怎么样，最近在忙什么等等。
本来欧阳健可能就是出于礼貌随便问问，并不是真的关心项茹梅最近忙什么，或许根本就不要这样问，因为项茹梅最近肯定是在忙着赚钱，并且成果显著，这从今天晚上的气色就应该能看出来。他没有想到，他这样随便问问，还真引起项茹梅一番滔滔不绝。
项茹梅正儿八经地把她准备回重庆开发坡坡屋的想法描述了一番。
“好，”欧阳健说，“这个想法非常好。不过要快，时间长了这个项目就会被其他人抢先了。那个地方靠嘉陵江，而且是层层往上的，视野非常好。”
“那是，”项茹梅说，“可这是个大项目，眼下要是开发，我可能资金跟不上。”
“好办，”欧阳健说，“拉上牛德望一起干呀，他肯定愿意干。如果不嫌弃，我也算一股。”
说完，欧阳健的脸又红了，这次是真的红，一直红到了脖子根，因为他的那些资金正是当年项茹梅托他保管并且最终被他占为己有的钱。
“好主意。”项茹梅说，“我们去找牛德望商量商量。”
说着，就真的拉着欧阳健去找牛德望。
坡坡屋改造工程已经正式启动。
欧阳健的判断没有错，牛德望果然积极参与了。不但积极参与，而且唱起了主角。搞房地产开发跟当年搞宣传队不一样，谁的资金最雄厚谁就是主角。不用说，牛德望的资金肯定比项茹梅雄厚，比欧阳健更雄厚，事实上，在他们注册的大渝房地产开发公司里，欧阳健只有百分之二十的股份，最小，项茹梅有百分之三十五的股份，中间，而牛德望有百分之四十五的股份，最大，所以，他是法定代表人，是理所当然的主角。并且，牛德望也愿意当这个主角。只有当上了这个主角，才能彻底消除当年在重庆和重庆人面前的自卑，才能有一种彻底扬眉吐气的畅快。为了这个畅快，投资再大牛德望也再所不惜。
在去重庆的飞机上，牛德望说：我真佩服你。
“佩服什么？”项茹梅问。
“能受得起委屈。”牛德望说。
“这话怎么讲？”项茹梅问。
“我是听倪和平说的。”
“说什么？”
“说上次他们都冤枉你了，”牛德望说，“说如果当初欧阳健不是讹了你的钱，他这次怎么会有钱投资？所以，上次肯定是真的讹了你的钱。”
“你误会了，你们都误会了，”项茹梅说，“欧阳健比你们想象的高尚。他没有讹我的钱，他那是报复我，是我伤害了他，他才报复我，但不是为了讹钱。”
牛德望笑了笑，说：一样。
“不一样。”项茹梅说。说的很坚决。
“怎么不一样？”牛德望问。
“你知道他今天为什么没有来吗？”项茹梅反问。
牛德望愣了一下，说：“是啊，他也是股东呀，现在是放假，他应该来呀。”
“他不需要来了。”项茹梅说，边说边从包里取出一个文件，递给牛德望。
牛德望疑惑地看着项茹梅，然后接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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