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看着办吧。”半晌，我嗒然若失地应了一句。
开庭那天，尹雪梅又在法院门口等我。我问她来干什么。
她还是那副不亢不卑的样子：“你跟梁大哥离了吧。”
“为什么？”
“我要嫁给他。”
“有意思。”我说，而心里觉得一点意思也没有。
如果尹雪梅不跟我说她要嫁给梁作明，说不定我会顺水推舟同意离婚。他们之间，仿佛有一朵灰白色的火焰，时隐时亮，让人琢磨不透他们真正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我因此在法庭上拒绝离婚，一则强调我的自主性，不是别人想把我怎么样就可以随便把我怎么样的人，二则不想在弄清楚事情真相之前，糊里糊涂地结束它。
从法院回到家里，我跟梁作明说：“咱们开诚布公谈谈好不好。你干吗要跟我离婚，我对不住你吗？”
“哪里？恰恰相反，是我对不住你。实话告诉你吧，我迟早会完蛋，不想连累你。”
“那么，你想连累人家尹雪梅是不是？”
“她很爱我。”
“你爱她吗？”
“没仔细想过。也许爱吧。”
“你们是不是……？”我想问他跟尹雪梅是不是早就上过床，却不知下面用一个什么词儿适当，停了停，笑了那么一笑，“我不会介意的。”
他相当严肃地瞧着我，说：“没有。”
我猜他说的是真话，因为他说“没有”这两个字时，尽管嗓音较轻，但他的声带好像承受了较重的发音负荷。一般来说，不诚实的人由于随时准备撒谎，尽管嗓音较大，相应的发音负荷往往较校大约一个星期之后，梁作明又上了法庭。一家国营中型企业起诉他拖欠巨款。他的公司早已资不抵债，第二天即被法院查封。
梁作明走投无路，一推六二五，扔下手头的烂摊子，带着尹雪梅远走高飞了。
债主们开始蝗虫一般来我的住处“狂轰滥炸”，我百口莫辩，难以招架；不少人还常常半夜三更打来恐吓电话，我担惊受怕，彻夜不眠，几乎得了神经官能症。
渐渐地，我的肚子显形了。债主们大概认为跟一个孕妇过不去，实在没劲，对我的骚扰才慢慢变得越来越少。
过了七八个月，我生下了儿子，给他取名钱程，指望小家伙将来能有一个绵绣前程，别像他爸这么混帐。
我出了月子不久的一天凌晨，有人在室外急急敲门。莫非又是债主上门？我蟋缩在被窝里，不敢动弹，屏息凝神，听得一声声低唤：“钱恰，钱冶。”
我才知道是梁作明这鸟人回来了，“啪”地揪亮台灯，跳下床，赤脚跑去开门，刚想挥拳捶打他一阵，发泄一下内心所受的委屈。墓地瞥见他身后的尹雪梅，顿时觉得自己很好笑很没意思，于是虎着脸说：“出去，都给我出去。”
边说边把他们往外推，但由于产后虚弱，哪推得动梁作明？他嬉皮笑脸的挤进门，一下子就看到了床上的小家伙，像窃喜的贼一般低嚷着：“儿子，我的儿子？！”
伸手便要去抱。
我插身阻止他，说：“孩子的父亲已经死了。他姓钱，不姓梁。天一亮，咱们就去领那个蓝皮本儿。”
“要离婚了，我更应该亲亲自己的儿子嘛是不是。”说罢，他先把我抱到沙发上放好，然后折回去，小心翼翼捧起儿子，做出各种各样的鬼脸逗弄着小家伙。
好久，我乜着眼，发现他眼中倏然有泪光闪烁。
早晨8点多，我们到街道办事处去办离婚手续。走在路上，东张西望的尹雪梅不时提醒梁作明多个心眼：“刘胖子和赵‘国太’心狠手辣，都扬言要放你的血，万一给他们看到了怎么办？”
“男子汉大丈夫，怕他个鸟！”仿佛要给我留下这样的印象——他并不是一个逃债的胆小鬼，梁作明昂首挺胸，大步流星。
不料，办完手续刚出门，我们便碰到了梁作明的一位债主。还没等后者走近来，梁作明就一招手，跳上一辆迎面驶来的的士，指着我对债主说：“找她要。她是我老婆。”
我心里骂了一句：梁作明你他妈缺德，欠了人家的钱，还要消遣人家。
债主真的追问我要钱。我没吭声。他一直跟了我200米。
我烦了，扬了扬手中刚领到的小蓝皮本儿，对他说：“他又骗了你。我已经不是他老婆了。你瞧。”
他“呸”地往离婚证上啐了一口。他啐得很有气势，我没有责怪他。
情归何处钱怡结尾的一句话惹得大家都忍不住笑了起来。接着，陆昕讲述了她的故事。
我跟马元亮结婚时，他只是一个乡邮员，整天吭哧吭哧蹬着一架破自行车，甚至还需要推着它在山路上跳舞，平平仄仄的，让人瞧着挺难为情。
他家跟我家是世交，他爷爷跟我爷爷曾是生死与共的游击队员，他爸跟我爸在一块住过牛棚，他妈跟我妈都是居委会的“大妈”，小时候我们常在一块玩，到了青春期，就谁也不理谁了。
我高中毕业后，他又开始到我家来走动。过了3年，他正式托人向我妈提亲。我妈征求我的意见，我想也没想，一口就回绝了。他不仅人长得像个店小二，还有点木呐。跟他走在一块你都觉得没面子，更别说嫁给他了。况且当时我的心完全被另一个人占据了，哪里还有他的位置？
那个人是刚分配到县财政局的大学生，我们偶然认识后，约了3次会，接了6个吻，见面时一个，分别时一个，很严谨，类似现在的上班打卡。
然而，当我们的感情有了几分成色时，他突然调走了。原来他早在大三时就谈了一个女朋友，是地区林业局业的女儿。
他不辞而别，到那边给我写来一封信，一往情深地祝福友谊地久天长，叫人一读就反胃。
3天3夜，我把自己埋在剧团的蜗居里一粒米未进。不知怎么马元亮知道了，他从家里煲了鸡汤送来给我喝。我一点也不领情，喝斥他出去。即使这样，他还一股劲地哄着我吃点东西。我觉得这样的男人贼没劲，撒气把床上桌上的小玩艺儿，一古脑儿全扔在地上，然后蒙头大睡。
等我探出头来，发现他还赖着不走，地上的东西也被他收拾好了，始觉此人有一种你无可奈何的可爱。
你爱的男人，让你无可奈何；爱你的男人，也让你无可奈何。你嫁不了前者，当然就只能嫁给后者了。
新的生活开始了。马元亮知冷加热，如同爱护一幅名画似的爱护我，堪称模范丈夫中的模范丈夫。
“马元亮娶了个如花似玉的老婆，把她像菩萨那般供奉起来了，好没出息……”“怕老婆”的风言风语常常搅得马元亮心烦心躁。他听到更多的是某某打服了老婆，某某是家里的绝对权威……不知不觉，他对我变了，从开始的骂，到后来的打。他骂，我沉默；他打，我也沉默。谁叫你自己选择无可奈何的婚姻呢？
尽管他骂了我打了我，事后都有不同程度的悔意，向我道歉，他越是这样，反而越让我瞧不起他，我越瞧他不起，又越让他心理不平衡，就越想骂我揍我……我怀孕后，他收敛了一段时间。孩子生下来，一看是个女儿，他对我又是老一套，甚至变本加厉。
28岁那年，我认识了县文化馆的画家秦万里。他不但画儿出色，吹拉弹唱，样样拿得起放得下。一次，剧团请他鼓捣一幅布景，我们一块吃了顿饭，多喝了几杯酒，大家怂恿他跟我对唱一个段子。我们就这样熟悉了。
从此，他常来看我的戏；奇怪的是，找一上台，就能从观众席里辨认出他在哪个位置坐着。
在台上我从来没有不自在过，但只要想到他在某处瞧着我，就要出点小错误。觉察到这一点，他便不来剧院了。
他不来看戏，我在台下就更心神不定了。我不得不来点“自我保护意识”：小心，你别像个傻气直冒的女中学生！
可结果，唉，还是像个女中学生似的去拜访他了。开始，他对我不冷不热，让我很有点自作多情的惭愧，回家面对丈夫也不免有点内疚。后来有一晚，大约8点左右，我在紧邻县城的一个乡镇演出，5分钟内，收到两个同样的传呼，回机才知道是秦万里。他说：“我一个人在‘银苑’喝闷酒。你能来陪陪我吗？”
“我不在城关镇。”我说。
“对不起。那就算了。”他搁了电话。
我很纳闷他这是怎么啦，神经兮兮的？犹豫片刻，向领队撒了一谎，说孩子发高烧，我必须赶回去，让b角凑合一常尽管领队不同意，我还是租了一辆面的，风风火火赶去“银苑”酒家。
一路上，我暗暗自嘲：你才是个“发烧友”呢。
见我跑这么远来赴约，秦万里既高兴又不安，把手掌握了又搓，吩咐女侍添酒加菜之后，一时竟不知说什么好。
我的伶牙俐齿也一时钝然。我们都在搜寻对方目光里的“信息”，小心翼翼一对视，又赶紧闪避开去，好像害怕自己的存在似的。
店主放了一支什么曲子，才让我们打破沉默，从谈那支曲子开始，谈到一些彼此都熟知的人与事，再谈到各自的家庭，谈到一种感觉，也许是每一对大妻都要面对的感觉——疲惫。他跟妻子的关系很糟，事实上，他之所以来这里喝酒销愁，是因为两小时前两人大吵一场，且没有任何理由，莫名其妙地，就吵了个乱云飞度。
“所以，”他苦笑一下，“我也莫名其妙地call你了。”
“我电莫名其妙地来了。”我说。
当晚，我们进一步莫名其妙地到一家宾馆开了一间房。
事情就这么直接了当。
他还特意送给了我一幅《梨园学艺图》，图中的女子都有点像我，又都有点不像我。
见我疑惑的样子，他指着自己的胸口，俏皮地说：“我画的是你的魂。你的魂在我这儿寄存，你付给我多少寄存费？”
这样的情话，感觉好爽埃频频幽会，如火如荼。然而痛苦也渐渐蛇一般缠绕着我——无论如何，偷情有一种喘不过气来的贬抑感。
于是，我对秦万里提出：“我要正大光明地爱你。咱们结婚吧。”
秦万里面露难色：“结婚是两个人的事，但离婚是一群人的事。先要折散两个家庭，容易吗？”
我不快地说：“那你根本就没有资格搞婚外恋。”
我的话挫伤了他的自尊心。他拂袖而去。
我的一位女友，在地税局工作，还是个股长，离婚之后，像一只不懂得安静的花蝴蝶，成天在男人之间穿梭。当我跟她谈自己的苦恼时，她当即批评了我迂腐：“喜欢一个男人，有好心情就行。你一旦嫁给他，原来的感觉就全没了。何必呢？天下丈夫一般黑。”
“而且，我告诉你吧，男人都很自私。如果说80年代的男人，有了婚外恋，主观上更希望重组家庭，那么眼下90年代，这个观念发生了变化，主观上不破坏家庭的婚外恋现象逐渐增多，将社会责任与个人情感截然分开。
“他们对情人，土气一点的说法是：开垦情感的‘自留地’，时髦一点的说法是：”只要控股，不要全资‘；而对老婆，绝不提出离婚。“
“为什么，你丈夫离了你？”我问她。
“正因为他没有婚外恋，看不惯我的风花雪月，才离了我的呀；假如他有‘外线’的话，情况就不同了，对吧？”
我把女友的一番话转述给了秦万里，问他是不是那类“只要控股，不要全资”的男人。他当然一口否定了，并信誓旦旦：“你先离吧。你一离我就行动。”
我相信了秦万里，立马将一纸离婚协议交到马元亮手上。
他不屑一顾，将离婚协议撕了个“天女散花”，还三拳两脚把我打翻在地。
第二天，我把第二份离婚协议又递过去。他没接，也没打我，如同一头狂暴的狮子在家里转圈，然后摔门而出，但不到一个小时，又像一只温顺的绵羊似的回来了，一下跪在我面前，可怜巴巴地说：“老婆。以前我有对不起你的地方，请你原谅；以后，我要好好待你，改掉我粗暴的脾气……”我冷冷一笑：“你少来这一套。你肯定已经知道，我跟秦万里早好上了，为什么装聋卖傻？你是个懦夫，不敢面对现实！”
他“霍”地跳将起来，又打算要揍我。我蓦地为他感到悲哀，一丝怜悯之情涌上心头，又是一笑，真诚地说：“不是你对不起我，而是我对不起你。真的。咱俩没缘份，强扭的瓜不甜是不是。”
他有些猝不及防，怔愣一下，瞧着我一脸歉意，彬彬有礼，心里还真没有什么底，反正感到受了极大的伤害，却哭也不得，笑也不得，那就离婚吧——我离了你还能不活啊？
女儿归我，家庭财产归他。我们两讫了。
天高云淡。我静静地等待着秦万里那边的消息。
秦万里请了r县最著名的律师，精心做了准备，要赢得离婚官司。然而，他老婆处之泰然，既没有请律师，也没有做准备，天天打麻将，上法庭那天，只说了一句话：“谁判我们离婚，我就死在这儿！”
法官火了：“被告，请不要威胁法庭。”
秦万里老婆一听，二话不说，一头就往墙壁撞去，幸好秦万里的律师反应迅速，一把攥住了她。法官惊得把眼镜扶了又扶，说了一些不痒不痛的话，匆匆把这个送到他面前来“会诊”的家，量了一下“体温”，认为只有点小毛病，无须“开刀”，即完壁归赵，打发了秦万里。
秦万里把这一切告诉我时，我很失望。尽管因为有了他，我才有了勇气冲出死亡婚姻的牢笼，然而得到自由之后，又恰似一片浮萍，情感还是没有归宿。一如既往地跟他偷情，我的心理负担越来越重，背后指指戳戳的人越来越多，你能满不在乎吗？
去年秋天，跟我一样失望的秦万里，实在无法忍受他那令人窒息的家了，停薪留职，背起画架，去了北京，行前给我打了一个电话。我无话可说，也没去车站送他。
一个玩笑
黑子、钱怡和陆昕之后，蒋金花轻音低诉了一番，张小飞“大鸣大放”了一阵，只有杨斌和郑爱琼三缄其口。大家齐声谴责，定要他们说出个子丑寅卯，否则割袍断义。
杨斌狡辩道：“各位知道，我最喜欢瞧别人的热闹，最讨区别人瞧我的热闹。哥们姐们放杨某一马吧。我那点不尴不尬的事儿，说出来大没面子。”
谁也不肯饶他，黑子跟张小飞扬言要往他的裤裆灌两扎生疲眼看席间就要推搡打闹起来，郑爱琼长叹一声：“恭敬不如从命。我先扯扯吧。”
场面重归安静，良久，只见郑爱琼低眉敛气，调整情绪，以为她即将莺声出谷，孰料“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从眼里竟悄然滑出两行清泪来。
这太感人了，也太糟糕了。郑爱琼的脸上本来浮着一层厚厚的脂粉，风一吹都要扑楞扑楞往下掉，何况被情感浓度极高的泪水一浸泡洗刷，顿时成了一片冲积平原，惨不忍睹。
众人心下恻然，悔不该把她“逼上梁山”。谁知转眼间，郑爱琼又气短干瘪地“嘎哒、嘎哒”笑了两声，类似一辆老爷车，怎么也打不上火的咳嗽，令大家毛骨悚然。
这当儿，她才启朱唇吐圆齿，细诉幽怨。老同学们原以为她的故事非常精彩，听来听去不过是她丈夫如何仕途得意、如何另觅新欢、如何将她扫地出门，比较滥俗，从地摊文学到传媒报道，比比皆是。
末了，她反省自己的一段话，倒是让在座诸位感慨不已。
她说：
“我这种女人也是活该。当我发现他变心时，并没有做到自尊、自强，这边厢咬牙切齿要跟忘恩负义的丈夫一刀两断，重新做人，那边厢却又娇情地以搂着丈夫出人头地为荣。所以，他更瞧不起我，略施小计就‘政变’成功了。”
“各位姐妹，要牢记郑爱琼的教训。日后再婚，千万不要跟官人拍拖呐，”黑子一笑，“最好来找咱们传销界的精英。”
他显然是好了伤疤忘了痛。
没有谁附和，也没有谁反对，大家重又把焦点对准杨斌，想知道他是如何没面子的。
张小飞撩拨了一句：“莫非你小子被前妻扫地出门的时候，还被鸡毛掸子敲了一敲？”
杨斌眼睛一瞪：“她敢？其实，我前妻她一直待我很好，离婚后还给我介绍对象呢！不信？好好听我说吧……”我前妻，哎哟，“前妻”这词儿说起来总是他妈的挺别扭，还是称呼“老婆”好。我老婆叫周青青，在婚介所工作，也就是所谓的红娘。她这人有一副该死的热心肠，乐于助人。
有个离婚男人到婚介所找对象。我老婆给他介绍了半打女人，他都不满意。当她准备要给他介绍第7个时，他说算了，不可能再找得到了。我老婆问他为什么？他大言不惭说他想找个像我老婆这样的女人，什么时候有像我老婆这样的女人，请我老婆打电话通知他。
我老婆就觉得这人蛮好玩，回来跟我说起了他。我开玩笑说：“人家看上你呐，你嫁给人家吧。我没意见。”
我老婆很不高兴，咬牙切齿骂了我一句：“狗东西。”
哪知半年后，我老婆突然对我说她爱上了别人，问我怎么办？我依旧开玩笑说：“你爱上别人是你的事儿，我怎么知道你该怎么办呢？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那咱们离婚吧。”她说。
我压根儿没把她的话当回事儿。她是婚介所的，况且那个婚介所在s巾最有名，她怎么好随便离婚呢是不是？你都离了婚，谁还进婚介所的门？总该讲点职业道德吧？
想不到她说的完全是真话，像二减一等于一那样真。她把一支相当漂亮的钢笔压在协议离婚书上，轻轻松松从桌子那头推到我眼前，仿佛请我签名领工资：“杨斌，帮个忙吧。我爱他爱得不行了。咱们好合好散，将来还是好朋友。”
“咱们暂时把将来放到一边吧。”我说，“眼下，我建议你到精神病医院去看个门诊什么的。”
“如果你还油嘴滑舌的话，”她说，“我建议你到法院去学会一点严肃。”
她这么一说，我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有点胆怯地咕噜了一句：“他是谁？”
“什么他是谁？”她反问一句。我请她是故意要把我引人某种尴尬的境地。我因此非常恼火，一恼火，就更容易上她的圈套，结结巴巴地说：“就是你的那个……那个……是不是埃……他是谁，我认识吗？”
“你不认识。但听我说起过他。”她说。
“我听你说起过的光棍，在s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能碰上。”
我说的基本上是事实。
“就是上次我跟你讲的那个人，还记得吗，他让我替他物色一个像我这样的对象？”
“于是，你就把自己推荐给了他？”我恍然大悟，眼里几乎要冒出火星，一把揪住她，“你是怎么上当受骗的？”
“要文斗，不要武斗。”她倔强地伸直美丽的脖子，那样子好像随时准备让我把她的脑袋拧转180度。
我松开她，我的肺快要气炸了，不得不用哈哈大笑来缓解自己，冷不了抓起那支漂亮的钢笔，在协议离婚书上签字画押，随即就他妈的昏倒在桌子上。
就这样，我的婚离得不明不白。我他妈的心有不甘，也厚着脸皮到前妻周青青她那家婚介所去征婚，而且也横挑鼻子竖挑眼，让她给我介绍了半打女人，都不满意。当她准备要给我介绍第7个时，我也要求她替我物色一个像她那样的女人，什么时候有像她那样的女人，劳驾她打电话通知我。
听了杨斌这段疯疯癫癫的独白，大家都止不住开怀大笑，特别是女士们，一个个笑得姹紫嫣红。杨斌一副很迷惘的样子，他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得不到别人的同情。
众人还没笑够，忽然闯进来一位二十七八岁的少妇，急急地问：“你们是老同学聚会吗？”
张小飞说：“是的。你找谁？”
来人答道：“我找杨斌。”
“请问你是谁？”众人异口同声。
“我是他老婆，叫周青青。”
所有的人都瞠目结舌，都恨不得拿眼珠子去唾杨斌，唾得他眼屎巴巴。可他一下子不见了。
“这小子消遣咱们。必须揍他。”黑子把拳头攥得虎虎生风。
“原来他也没离婚，难怪他这么虚伪。”张小飞愤愤不平。
“你们到底怎么了？杨斌他哪去了？”周青青气喘喘吁吁地说，“他母亲突然中了风。我刚从s市赶过来，好不容易才找到这儿。”
这时，杨斌哭丧着脸，掀开桌布，从桌底下钻出来，拉起他老婆的手，吼了一声：“还不快走！”
说罢，两人如飞而去。
星光依旧
这场老同学聚会，真诚倾诉，让无聊的杨斌一揽和，大家意兴索然。
聚会召集人黑子，又坦言其初衷是想在老同学们中间发展下线，并即席发表滔滔不绝的传销演讲。大家更是厌倦不已，纷纷表示不愿意“入党”。
张小飞取笑他：“你小子把老婆都给‘传销’出去了。谁还敢上你的贼船？”
蒋金花提议老同学们到母校看看：“今夜月光如水，星光灿烂。咱们大老远回来，总该找点感觉才对。”
除了张小飞，竟无人响应。
钱怡说她要去某亲戚家拜访，明天大清早得赴乡下去探望儿子（小家伙满周岁后，一直由外婆带着）；接着郑爱琼也走了，娘家有一桌麻将在等着她，三缺一，不去不行的。
剩下黑子和陆昕，聊景地主“之谊吧，陪同蒋金花和张小飞前往。刚到校门口，黑子的bp机又响了，几个下线正等着他商量什么事儿，黑子抱歉一声，跨上一辆出租摩托车的后座，绝尘而去。
学校面目全非，老操场也荡然无存，挤满了一幢幢宿舍楼。张小飞和蒋金花怅然若失，逝去的好年华永不复返。这里瞧瞧，那里走走，他们大声说笑，以填补怀旧的空虚，还可以向臆想中宿舍楼里的怀疑者证明，他们绝不是小偷。
没滋没味离开学校，三人在街上漫步。路过文化馆，蒋会花问陆昕：“你和秦万里，后来没一点戏了？”
“爱总是一段残缺的体验。他去北京一年后，从那里带了一个女人回来，把他老婆气得半死，住了几天院。出院后，那女人好像也想通了，带着孩子跟他离了婚。”
第二天上午，张小飞和蒋金花各自回了老家，第三天傍晚又在县城会合，赶上了r县开往s市的最后一班公共汽车。
买了翌日北归的火车票，回头又住进翠华旅社。
跟上回一样，夜很深很深了，张小飞睡不着，下楼到院子里踱步。月光还是那样沁人心脾。他就想蒋金花是否察觉了他的动静，是否会下楼？如果她来到他身边，这次，他一定要吻她。上回是一个侯海涛给他挤眉弄眼，这次是无数的星星在给他挤眉弄眼。
遗憾的是，他徘徊了半个小时，却不见蒋金花的倩影闪现。
悻悻回房，和衣而卧，胡思乱想一阵，朦朦胧胧听见有人敲门。
“谁？”他猜是蒋金花，但顺口问了一句。
“除了我，还能是谁呢？”
“噢。”他的口气故作随便，内心却“咋嚓”了一声，好像一个男人在黑暗中点烟，用了一下他的打火机。
一打开门，一个温软如玉的身体伴随一缕清风，扑进他的怀抱。
（附记：张小飞回到苏州不久，跟杨欣和平分手，之后赴上海，跟蒋金花在六国饭店举行了婚礼。本故事素材由张小飞先生提供。笔者在此谨表谢意。）
第七章 找不回的世界
曾经沧海难为水。如果说结婚时你是一张完整的大额钞票，那么离婚后你已变成一把找回来的零钱。情感的避难所总是人满为患，在精神上永不到达的流浪之旅，你又如何边走边唱？
再婚或不再婚？复婚或不复婚？离了又结，结了又离？
有人自我矫治，有人一错再错。
家庭破碎，废墟几何？废墟上的呐喊，往往是孩子的声音……“《太太你可好》”也许是《泰坦尼克号》这名字“酷”，影儿还没见，大家都被这阵来自太平洋彼岸的热风吹着了。1998年4月某日，童杰在街头买烟时，摊主一边做生意，一边操着电话直唤老伴晚上去看“《太太你可好》”。童杰就琢磨这老头跟他老伴肯定十分恩爱，敢把不幸的《泰坦尼克号》说成幸福的《太太你可好》，不简单，让人发愣，让人感动，于是也想请前妻温丽娟一块去瞧瞧“《太太你可好》”。
其实，一星期前在北京出差，他已看过这部片子，还真的让它“撞了一下腰”。一场爱情盛大的蓝色祭典，在绝境中凸现的高贵和完美，让现代爱情——被情夫情妇、婚变占据了头条位置的现代爱情——显得过于苍白，了无意义，所以，他对自己未来的爱情和婚姻，更没了信心。
他感到惭愧。
一对没有感情的夫妇尽管已经离异，依然会想着对方。这是一种惯性作用，并非真的还爱着对方。也许，他也想让前妻被《泰坦尼克号》很“酷”地“撞一下腰”，跟他一样感到惭愧吧。
离婚3年，他仍然非常渴望家庭的温暖和幸福，但一提及再婚或复婚，在他的内心深处就像有某些东西在顽强地阻止着他。他甚至害怕听到“结婚”这两个字。对一个男人来说，事业上的拼搏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后院起火，是妻子的猜忌和不信任，是妻子对丈夫的那种无孔不入的纠缠。
他跟温丽娟的分手，即源于她的捕风捉影，无理取闹。
曾几何时，童杰在办公室做一份朝九晚五的文字工作，清闲得整天读书看报，温丽娟就老讥讽他没出息；1992年，他到一家公司应聘部门主管一职成功，从此“下海”，越干越顺溜，很快得到董事会的赏识，被提拔做了总经理，一天到晚，忙得不可开交，外出进行商务活动，一连几天、十几天不回家也是常事。
温丽娟又不满意了，常抱怨自己成了“窗口前的人”，过起了既富足又贫瘠的生活，说富足是因为有钱了，说贫瘠是由于除了钱，她什么也没有：有钱能买到房子，却没有家庭；能买到娱乐，却没有快乐；能买到贵重的药品，却没有健康。
童杰两难，除了向她表示一点歉意，还能怎么样呢？
而妻子近乎偏执的思维定势，更让他烦恼不堪：她既看不惯知识分子的两袖清风，又看不惯时下生意人流行的拈花惹草，总希望丈夫比自己强，同时自己又逞强得很，在她眼里，只有两类男人——有本事的男人花心，不花心的男人没本事。
于是，她每天用电话跟踪童杰，恨不得用一根绳子拴住他的脖子。一次，他正跟一家韩国公司进行一场十分重要又相当棘手的谈判，温丽娟打电话唤他立即回家。童杰的女秘书很客气地问童太有什么事，后者便很不客气地把女秘书训斥若干。女秘书很难堪地进来跟童杰耳语，他不得不暂时中断会谈，去接那个霸道的电话。
“我做了一桌好菜，等着你呢。”她说。
“谢谢。我恐怕走不开。”他说。
“你赖在办公室不回家，恐怕是想多听听女秘书那银铃般悦耳的声音吧？”她冷笑道。
他没时间也没心思跟她废话，挂了电话。
谈判至深夜，终于与韩方草签了合同，他心境舒畅地回家去，不料一进门，就见满地的破碗残碟，妻子和女儿不知哪儿去了，猛想起下午温丽娟的那句冷言冷语，不由得心头火起，顺手把桌上被她摔剩的一只碗，也砸了个魂飞魄散。
坐在沙发上默默地抽烟，冷不丁，童杰依稀记起在哪本书上读过一段很精辟的话：“婚姻是一件瓷器，做好它很费事、很艰难，打碎它却很简单、很容易，而收拾那些碎片又很麻烦。因此我们应该时刻牢记包装箱上常见的那种提示：轻拿轻放，请匆倒置。”
想到这里，他摇摇头，轻叹一口气，摁灭烟蒂，起身把一地破碎之物仔细收拾好，然后打了个电话到岳母家，询问妻女的消息。岳母不问青红皂白，劈面一顿数落，言辞像吉列刀片一般锋利，仿佛他童杰跟那女秘书上床被温丽娟当场捉了奸似的。
尽管心里十二分不情愿，他还是硬着头皮上岳母家去接温丽娟。
温家人严阵以待，你一言，我一语，斗争童杰。他们越是把他说得一无是处，他在骨子里就越鄙视他们，保持沉默的尊严。
从此，他跟温丽娟陷入失语状态，因隔膜而失语，因失语而隔膜，家庭就因失语和隔膜而趋向荒芜。
家庭荒芜，无情可言，维持“荒芜”的只是一点时间（无法准确预知）和一点空间（他们的套间100平米），当然罗，还有一个4岁的女儿。
所谓情理，情在理中，夫妻之间的关系如果没情还勉强说得通，家庭还勉强能够维持，你总不能太无理吧。
然而，已经习惯于无理取闹的温丽娟，竟有意给丈夫抹黑，制造一件“桃色”丑闻。
温丽娟有一女友婉，美艳惊人，刚离婚，一时无处栖身，寄宿童杰夫妇家。三天两头，温跟婉感叹自己与童杰情已绝、缘已尽，不厌其烦地说什么：“只要他找到自己所爱的，我就离开他。”并以实际行动，为婉与童杰单独在一起提供一切便利。
慢慢地，急于求助于情感救赎的婉，暗恋上了风度盖人的童杰。某夜，小雨淅沥，温丽娟带女儿早在下午去了娘家，打来电话说母亲有病，今夜不归。婉信以为真，待童杰回来，百般挑逗，切入的话题是：如今，女性身上哪怕最隐秘的地方，都受到了商业上无孔不入的利用，搞得童杰莫名其妙，不知所措。
他正寻思是不是离开家里换个住处，让自己未来的8～10个小时一清二白时，婉伸手套住了他的脖子，“咋嚓”一声，他来不及挣脱婉的怀抱，就被不知什么时候回来的妻子定格在照相机的底片上。条件反射的童杰惊惶地问了一句：“你要干什么？”
温丽娟一闪身，消失在门外。
呆若木鸡的婉，这才明白自己真的遭到了“无孔不入的利用”，只不过这回利用她的不是“商业”，而是自己最要好的女友，羞愤难当，二话不说，即提了自己的箱子，逃向不可知的雨夜。
他跟着跑出去，叫唤婉的名字。然而声音是那样微弱，如同梦呓。
温丽娟把那张该死的照片——分发给童杰所属公司的董事会成员。结果可想而知，童杰立即被免除总经理职务。
童杰不好争辩，这样的事又最无法争辩，那只能把自己的脸越抹越黑。哭笑不得的童杰提出离婚。温丽娟不肯，她说她仍然有点爱他，只是不想让他在总经理的位置上“信手拈来”而已，也许她有点自欺欺人，那多半是出于一种不可留驻的恐惧感，还说了一声：“对不起。”
“踩人一脚道声‘对不起’，是为人起码的道德修养。”童杰一边写离婚诉状，一边心平气和地指出，“而你，这时给我道声‘对不起’，你不觉得太荒唐可笑了吗？”
半个月后，法庭判决他们离婚。孩子、房子和票子，都归了温丽娟。
重新加入单身汉行列的童杰，重新回到原单位做那份朝九晚五的文字工作，他不是不能继续在商海搏击并获得成功，而是懒得再去折腾。同事们纷纷问他吃香喝辣之后，粗茶淡饭是否寡味？他坦然回答说：“有钱时我没感到快乐，没钱我绝不感到痛苦。”
人家又笑他得不偿失，3年总经理做下来，把老婆给“做”没了。他笑而不答。办公室两位热心的大姐，紧锣密鼓要给他介绍对象，弄得童杰心烦心躁，忍无可忍，大声嚷嚷：“一次婚姻就够人累了，你哪有力气从头再过啊！”
那样子就像是一个人扯起嗓门要告诉另一个耳朵很背的人，说房子已经着火了。
“哎哟。好像你离婚是我们的过错似的。真是不识好歹。”
两位热心人丢给他两个乏味的白眼，就让他一辈子也不想见到她们，就像他不想见到前妻一样。
但他特别想念女儿。熬不住了，竟不知不觉来到了从前的家门口。
他对前妻说：“我想带带孩子。”
“只能一天。否则下次休想。”温丽娟回答得很爽快。
他给女儿买了很多东西，女儿心里并不高兴。他看得出。
晚上躺在床上，他给女儿讲故事。听着听着，孩子一下子抱住他：“爸爸，你回家吧。你不回家，妈妈老骂我……”他的心怦然一动，眼中闪烁着晶莹的光泽，轻轻拍着孩子的背：“你要听妈妈的话，妈妈不骂乖孩子……”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打那以后，温丽娟总是找这样那样的借口，不再让女儿接近童杰。他知道，她想以此来惩罚他。
女儿5岁生日那天，童杰跟温丽娟约定，下午2点，他带孩子去“儿童乐园”。可他如约而至时，才发现她们并不在家。
他下定决心，一直等到晚上io点，远远才出现前妻和女儿的身影，还有，还有一位陌生的男人。一种莫名其妙的情感——类似于自卑——使童杰悄然溜走。半路上，这类似于自卑的情感，又使他心中郁积的怒火油然而生：她有权利寻找新伴侣，可我也有权利探望自己的孩子啊！你怕什么怕！
童杰再次出现在温丽娟面前。
“孩子睡了。”她堵在门口，懒洋洋地说。
他拨拉开她，进到屋里。陌生男人已经离去。只见女儿坐在床上，眼睛直瞪瞪望着他，惊讶、不安、畏缩，兼而有之。
“我在楼下整整等了8个小时。你为什么失约？”他质问前妻。
“孩子病了。”她不动声色地说。
“是吗？”他把目光转向女儿。女儿的头埋得很低，竟点头默认了。
很明显，孩子在撒谎，而且是在一种无形的压力下被逼撒谎的。那一刻，他的心揪紧了。
“你撒谎！我明明看见一个男人送你们回家的！”他大声对前妻说。
温丽娟毫不示弱：“你既然看见了就应该自觉，今后别到我家晃来晃去，这样会影响我跟他的关系。”
“我到这儿来是为了看女儿！”他气得咆哮起来。
女儿吓得躲在床角抽泣。他去搂抱她，没想到，孩子竟拼命推开他，哭嚷道：“我不要你！你欺负妈妈！你坏！”
童杰的心都碎了，鞋跟仿佛一下子拖满了落叶，步子踉跄而去。
恍恍惚惚回到单身公寓，等到掏出钥匙打不开房门，才发现多上了两层楼。
过了几个月，某周日傍晚，童杰看过一场疲软的甲a球赛、或一场愚蠢的电影之后，在街上溜达，不期然碰到温丽娟和女儿。他有点尴尬，甚至想转身避开。
“爸爸。”女儿脆脆地叫了一声。
“你们好。”他趋上前，蓦地觉出这样的问候很不妥当，又特别向前妻说了声：“你好。”
还亲了亲孩子的小脸蛋。
温丽娟笑了那么一笑：“你瘦多了，头发也太长了，好像戴着一顶便帽似的。”
“我正要理发呢。”他顺着她的话，掩饰着自己的疏懒。
“我也想做个发型。咱们一块去吧。”她牵着女儿的手，女儿拉了他的手，进了一家发廊。
理发的过程，两人都没有说话，从镜子里偶然瞅瞅对方，也没有什么不自在。只有理发工具的响声，似乎在彼此之间传达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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